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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

一些论者往往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其实，这种作法并不科学，因为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层次各异的历史事件。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一个是地主阶级改革和低层次近代化，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和高层次近代化，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
是否由先进阶级充当主角
研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首先应该揭示引起各自变革的经济前提以及决定各自变革内容和方向的阶级力量。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处于幕藩领主制的统治之下。封建制度开始趋向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并在某些先进地区的主要工业生产部门——棉纺业中跃居统治地位，从而表明日本业已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初期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也在逐渐的形成，其中包括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和基于资本主义家庭劳动而产生的“前贷资本家”或“批发行资本家”，有些资本家既经营工商业，又不断投资兼并土地，雇工自营或招佃收租，成为新兴地主。不过，同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相适应，当时日本资产阶级尚处于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还没有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尽管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幕藩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日本资产阶级却无力承担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但是由于幕藩体制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武士等级的急剧分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向资产阶级转化，并同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结成联盟，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参阅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634——638、646——648页。)。
中国社会情况有所不同。洋务运动前夕，中国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而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尚未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中国社会中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却迫使“不想灭亡”的中国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国还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来肩负这个任务，于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便不自觉地进来填缺补空，反串一出他们所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洋务派包括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其中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则是那些满汉军政要员，如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满汉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是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主张借用“西法”，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自立”。
是否“武装夺取政权”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武装夺取政权”。
列宁说：“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列宁：《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页。)。革命和改革概念的分界线，首先就在于对旧政权的态度。“武装夺取政权”，使“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13页)。明治维新把矛头对准幕藩体制。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幕藩体制之下，天皇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整个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但是政权却始终掌握在由德川家族世袭的历代将军之手，将军的政厅——幕府成为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幕府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二百几十个“藩国”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幕府是日本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对内压抑资本主义的成长，对外屈从于西方侵略者的压力而卖国苟安。因此，摧毁幕府的统治，就成为消灭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进而争取民族独立、避免沦为半殖民地命运的必由之路。顺应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依靠同城乡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的联盟，通过“王政复古”政变和戊辰战争，凭藉暴力，摧毁了幕府的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政权在政体上起初实行君主制，后来相继设立内阁、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改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国体上将幕藩封建领主阶级专政改变成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
改革则不同。改革排除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依靠原有的统治阶级，凭藉原有的政权作为杠杆来实行的；改革并不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洋务运动正是这样的一种改革。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政体上是君主专制，在国体上则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满汉军政要员，如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出身于满州贵族或汉族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们的头脑里，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臣下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们有的凭藉皇族出身、有的通过科举或军功等门径登上仕途，跻身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行列。他们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当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时，他们便挺身而出，殚思竭虑，或支持慈禧发动祺祥政变，或编练湘淮军“剿内匪”、“御外侮”，或充当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或折冲樽俎于外交领域。清朝皇权也需要依靠他们“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因而频频给予他们“异数殊恩”。如奕䜣，诏授议政王称号，主持中枢，管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位尊势极”，曾一度成为与慈禧联合专政的最高统治者。如李鸿章，1870年命为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5年诏授相当于首席阁揆向为满人专利品的文华殿大学士；1894年赏戴前此汉臣从未获得过的三眼花翎，可谓在仕途上一路扶遥。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钜”(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4页。)。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翁文恭公日记》，卷33，第58页。)。其他如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也无不身受“异数殊思”，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因此，可以说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与清廷是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他们是大清王朝的忠臣，从无叛逆思想和行动。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例。1864年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前后，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的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34页。)，同清廷矛盾骤然激化，从而在政治上面临着重要抉择：裁兵自敛或起兵造反。他毅然采取了“远权避谤”的策略，裁兵自敛藉以消除清廷疑忌，“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而没有萌动举兵称帝之念。李鸿章也象乃师一样，他虽然“在汉臣中权势为最钜”，并且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蔽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李鸿章，《致何子永中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页。)，但是对清廷却至死忠贞不二。1876年8月《字林西报》载文说：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字林西报》，1876年8月19日。)。1882年夏正当中俄关系因伊犁交涉而骤然紧张之际，前常胜军统领戈登来华，曾劝李鸿章以武力夺取政权，李鸿章断然拒绝(雷禄庆：《李鸿章年谱》，第280页。)。戈登在日记中写道：“彼愿牺牲其性命为鸿章服务，然为鸿章占北京，使鸿章为皇帝，则鸿章绝无此心，彼亦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转引自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29页。)。曾国藩、李鸿章们所以抱着“圣之时”的自信力举办洋务，绝非有意削弱乃至推翻爱新觉罗氏王朝，而恰恰是为了振兴大清王朝。求得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自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骎骎内向”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大清王朝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厝火积薪，可危实甚，“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他们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在他们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他们举办洋务，既立意“振起”大清“国势”，又企望依赖清朝皇权。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奉行“政令统于一尊”的信条。他们虽然掌握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但是每当遇到大事却从来不敢“独断专行”，必先奏陈请旨，秉承上命而行。作为清朝皇权代表的慈禧太后，以最高决策者身分，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一面有选择地支持洋务派举办的某些新政，以期求得大清王朝的“中兴”；一面假手顽固派裁抑洋务派，藉以防止“内轻外重”，加强中央集权。由于“人君”“以守法为心传”，“人臣”“以守法取容悦”，朝野上下，“以守法为兢兢”(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43页。)，因而使以军事和经济为轴心的洋务新政，或“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运动》（一），第26页。)。有鉴于此，个别深受西方影响、“洞悉洋务”的军政要员，就渐渐地萌生了以政治改革带动军事和经济改革的念头，李鸿章认识到中国要“治”就须“变法”，而“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李鸿章：《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莼斋》，《李文忠公尺牍》，第7册。)。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而其“体”则是“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等等。他批评洋务新政“遗其体而求其用”(《郑观应集》，上册，第234页。)，怎么能使清朝以贫交富、转弱为强呢！江苏布政使邓华熙亦抱有相似看法。然而，这类思想既未形成激流，又仅限于议论，因而绝无可能触动清朝君主专制制度。
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选集》，第2卷，第865页。)，也是革命和改革概念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由于各自的主角及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不同，所以对旧政权的经济基础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列宁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掌握明治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基于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顺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利用国家的强力，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基础，温室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它们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亚洲落后，欧洲先进，主张摒弃亚洲的陈旧制度，效法欧洲的新兴制度，变革封建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方式，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洋务运动有所不同。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均为清朝政权及其封建经济基础的捍卫者，他们从中国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他们把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视为“郅治保邦”之本，而把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看作“末”。他们采用西学，举办洋务，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仅排除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变革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容，而且“师彼所长”仅仅属于治标性质，目的还恰恰在于固本。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采用西学，举办洋务，固然给西学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和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只想借用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而就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明治政府为了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然而，洋务运动却既没有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明确目标，又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政策以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而只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从事于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建设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建设。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这种差异，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德川幕藩领主制国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日本资产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明治政府通过推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革除封禄制度和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自由农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把全国农业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开拓了市场和提供了大量资金。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既是封建官僚，又是封建地主，而他们所赖以举办洋务的清朝政权更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因此他们举办洋务新政，绝不是要触动而恰恰是维护这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全国农业继续停留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而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是绝不可能支撑起资本主义工业化大厦的。
二、扶植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在改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诱导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初，明治政府利用国家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官营企业，企图为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并“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至1880年11月以颁布处理官营企业条例为标志，明治政府把“殖产兴业”政策的重心转向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的阶段，以廉价、无息分期付款的办法向私人资本出售官营企业，并给私人资本发放巨额贷款和“公司补助金”、补贴股息和减免税款等。因而“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开始出现早期产业革命的热潮。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化的大工业便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使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668页。)。在对待私人资本的态度方面，洋务派和明治政府有着天壤之别。洋务运动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破土而出的时期。洋务派举办洋务，始终把制器练兵作为“身心性命之学”，放在首要地位。他们在“求强”的旗号下，依靠清朝政权的力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他们担心所谓“不肖之徒，潜师洋法”，危害清朝统治，因而坚决主张军工，企业应由政府垄断，严禁商人染指。他们控制下的军工企业只着意仿造西式轮船和军火，“不闻某局自制一机器，能创垂民用”，装备商办企业。他们还在“求富”的旗号下，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三种方式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其共同之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建官府的控制之下，其不同之处在于官办民用企业是用官资以谋官利，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则是用商资以谋官利。洋务派所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建官府的控制之下，是因为他们既害怕“富商大贾”“仿造洋机器制作”同自己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侵蚀封建主义的肌体。洋务派对于这些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可以说是扶植和摧残二者兼而有之。所谓扶植云云，是指他们采取了诸如调拨官款、减免税厘、给予专利特权等等促进其发展的措施。所谓摧残也者，是指他们坚持“官操其权”、“以商力助官”的方针，实行封建式的管理制度，以“报效”、“赈济”等各类名目进行财政勒索，并通过浮支冒领、贪污盗窃、揶用资金联锁投资、廉价收购股票等各种方式侵吞国家或私人资本，从而压抑了这些民用企业的生机。他们对于纯属私人资本创设的民用企业，既拒绝在法律上承认其合法性，又利用官府控制的民用企业的专利特权加以排斥，当时享有专利特权的企业部门，如纺织、航运等，许多私人资本渴望投资但因阻于专利而不可得。凡此种种，就使“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它只是个别的事例，而不是普遍的工业化”(参阅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634——638、646——648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性质和层次上各不相同，因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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