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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致靖与戊戌变法——读《戊戌变法侧记》

一
戊戌变法时期，徐致靖曾上疏“请定国是”，举荐康、谭，是和维新运动很有关连的人物。但他的生平仕履，《清史稿》语焉不详，时人记载也感阙如，以致史料零星，钩稽维艰。许姬传先生《戊戌变法侧记》的出版(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8月出版，该书包括《戊戌变法侧记》、《谭鑫培的艺术道路》和《梅边琐记》三种内容，以下简称《见闻录》，括号内页数，即指此书。)，不仅刊录了从未发表过的手迹，而且对徐致靖家世及其与变法的关系，提供了不少重要口碑资料，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徐致靖的仕履，《清史稿》只有“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寥寥数语。《见闻录》记载得却很详细。原来徐致靖的“宛平籍”，是因其父亲徐家杰（伟侯）“应试通籍为始”（第5页）。徐家杰，“道光甲辰顺天举人，丁未会魁，山东即用知县（进士外放，称为老虎班，规定一百天必须署缺），历任临淄、商河、阳信、益都等县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第7页）。徐致靖则是“同治癸酉科举人，光绪丙子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七品），京察记名道府（系三年考绩一等），历左右春坊、左中允（六品），左右庶子（詹事府五品官），日讲起居注官（为皇帝讲书并记录他的生活行动），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侍读学士（正四品），署礼部右侍郎（二品）。充丙戌会试同考官（四人中之一），己丑河南乡试正考官，甲午武会试副考官（二人中之一），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戊戌政变获谴下狱，庚子乱后，赦诏下，寓钱唐十余年，民国六年（应为七年）逝世，寿七十有五，子二，长仁铸，次仁镜”（第9页）。这就比《清史稿》具体得多了。
二
《见闻录》对徐致靖和戊戌变法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
据称，徐致靖父亲徐家杰和李鸿章“同榜中进士，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第16页）。徐致靖少受“庭训，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同上）。甲午战后，“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第17页）。曾于光绪二十四年上疏请“明定国是”，“以一众心而维时局”(徐致靖：《请定国是疏》，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上疏保荐人才，谓，“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然后旧习可得而革，新谟可得而成”，荐举的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徐致靖：《密保人才折》。)。使康、谭等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政变发生，徐仁铸请代父囚，具折陈情，说：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徐仁铸：《泣陈下情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总署收电档，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版第406页。)。似乎康有为与徐致靖“素不相知”，而是徐仁铸“妄听轻举”，以致徐致靖“不及博访，遂以上陈”的。其实，徐致靖和康有为是早有所知的，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得很清楚：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4页。)就是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也疑是康有为草拟，而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记录其事外，梁启超《致夏曾佑书》也言其事，《见闻录》又多次谈到徐、康相知之深。可见，徐仁铸的折稿，是“代父请罪”的饰词。当然，徐仁铸在家信中推举康有为也会有的，但不是单纯徐仁铸的“附具节略”，也不是徐致靖和康有为本不相知。
至于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的保荐，则是徐仁铸的推介，《见闻录》在这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查徐仁铸于光绪二十三年继江标视学湖南，这时，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徐仁铸对之甚为器重，如以梁撰《幼学通议》为“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梁书当于《湘学报》分期刊出”(徐仁铸：《□轩今语》，见《翼教丛编》卷4。>%。黄遵宪、谭嗣同则与徐仁铸在湘共同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他们经由徐仁铸引举，应该是可信的。
徐致靖《保荐人才折》中提到张元济，似与徐仁铸无关，《见闻录》也没有提到徐仁铸和张元济的关系(《见闻录》虽说，徐仁铸禀请徐致靖疏荐康、梁、谭等五人（第39页），亦属泛举。他记徐仁铸幕僚周善培回忆，也说徐仁铸“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第40页）。)。我以为张元济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具呈总署，奏请办学，十二月初三日奉旨依议，称通艺学堂。他的被保荐，主要因他在京办学。徐致靖的奏折也称：张元济“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及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多所裨益”。称颂他“留心学校”，“创设通艺学堂”。胡思敬也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提到康、谭、黄、梁四人，而不及张元济。
由上可知，《见闻录》所载，是有一定根据的。
三
《见闻录》可贵之处，还在于对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记述。
戊戌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直接关系。但也有人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荣禄和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见闻录》的出版，对袁世凯的“告密”，提供了有益旁证。
查《戊戌日记》称，
“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进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这里，值得怀疑之处很多：例如《日记》说是戊戌“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但至一九二六年始露布，为何时隔如此之久？又如袁世凯既承认“请训”后即赴天津，赴津后即往谒见荣禄，又是“语未竟”？偏偏把“重要情况”次日“备述”？商谈机密时，又怎会有叶祖□等“入座”，使“告密”中断？
其实，《日记》中还是留有蛛丝马迹的，如“以详细情况备述”，所谓“情况备述”，应即“告密”，也就是把谭嗣同夜访“劝袁兵谏”的“情况备述”，不过他故意把它置于“次日”，亦即初六日而已。至于荣禄是否“枉顾”，且置不论，即以常理推之，袁世凯“请训”后赶赴天津，也是为了“告密”，《日记》也说“即诣院谒荣相”，“荣相失色”。不是事关“告密”，荣禄又为何“失色”？《日记》这样记载，其用意无非表白“保全光绪”、表示“训政之电已自内先发”，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而已。
前年我去日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见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着〈诡谋直记〉送达□件》(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位，袁世凯の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诡谋直记》为毕永年的日记，起于戊戌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同年八月初六日，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政变史料。根据《诡谋直记》的记载，康有为于七月二十九日“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语，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八月初一日记，康有为谓“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并嘱毕永年在“袁统兵围颐和园时”，“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初二日，康有为接到赴沪督办官报的明谕。初三日，林旭传出密诏，当晚，谭嗣同即至“袁处相商”。初四日记：谭嗣同告知毕永年，“尽以密谋告袁”。初五日，康有为“已急出京矣”。可知维新派“劝袁兵谏”，是确有其事的。袁世凯赶赴天津，专谒荣禄，也无非为了事态紧迫，“备述情况”。
且看《见闻录》是怎样记述袁世凯的：
徐致靖曾上疏密保袁世凯为“练兵大员”，且嘱侄儿徐仁录（艺甫）到小站与袁世凯计议，徐家对袁世凯和政变的关系当然是一清二楚的。《见闻录》专门列了《徐致靖密保袁世凯的悔恨》一节，记录了徐仁镜（莹甫）“谈袁世凯的事”，中云：
“当维新派知道慈禧决定废立光绪的阴谋时，康南海、谭浏阳想倚靠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就委托艺舅（徐仁录）到小站看操。以后，请外祖（徐致靖）上《密保练兵大员疏》。……我对借用袁的兵力，曾劝他们慎重，认为交浅言深，是一种轻率举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可惜研舅（徐仁铸）远在湖南，如果在京，则不会铸成大错的。研舅与袁是口盟兄弟，深知袁之为人，曾推荐亲戚言敦源（仲远）入袁幕。艺舅因这种关系，到天津谒袁看操。……艺舅回京后，盛称袁的治军才能，康南海、谭浏阳主张由外祖密折保袁，得到外祖同意，折稿是大家商量起草的”（第27页）。
徐仁录到天津去看操，后来曾说：
“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第29页）。
其中讲到《密保练兵大员疏》经过康有为等商议，是可信的。康有为自编年谱称：“先是，为徐学士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那么，此折系由康氏代草(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0—161页。)，《戊戌奏稿》中也有存目。又说：“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是“孤注一掷”。许姬传也听到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第27页）。以及1916年6月徐致靖听到袁世凯死去消息后“对大家谈了戊戌政变的看法”，说：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第114—115页）。说是“劝袁兵谏”，是想借用他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是“病急乱投医”。次年，徐致靖在《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诗：“鼎湖龙去攀莫及，十九年来悲且忧。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责骂袁世凯为“贼臣”，以为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有直接关系，无疑这是一份极有参考价值的政变史料。
四
《见闻录》还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对谭嗣同、林旭的描述，说是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徐仁录和谭嗣同、梁启超同乘骡车到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表示“我义不应避死”。当时“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徐仁录“与谭最投契”，认为谭“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29页）。谭嗣同“被捕的第一天，谭嗣同先到皮库营看林旭”，林也表示不走。徐致靖、谭嗣同吃饭、饮酒，“谭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临危时，也“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第29—30页）。都是可贵的“见闻”，生动的记载。
又如：《见闻录》刊录了一些徐氏父子的遗墨、遗诗、遗札，徐致靖《致慕云函》、徐仁铸《致菊如函》，都是首次披露的。又如徐仁铸最后一首五古述怀：
“颇志万方略，而抱千古悲。凝情叩丹府，俯仰将安为。江湖摇落处，跌荡高莫窥。堕地得此生，追怀涕如縻。欲从世尊法，解释诸苦危。一发钧所系，片云雨之基。悠悠尘世名，耿耿罔极思。歌成孰告哀，终夜三□欷”（第44页）。也可看出徐仁铸志趣情操。
又如：政变发生，徐致靖被逮，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是经过李鸿章的“重托荣禄”，“才保住了徐子靖的性命”（第49—51页），以及徐、李两家的渊源，《见闻录》也补充了新的说法。再如：徐致靖后以“耳朵重听”、梁启超则因“粤音太重”而光绪没有召见等，所闻亦近情理。
许姬传先生经过多年搜集、整理，并向徐氏家属、亲戚广泛征询、稽考，写成此书，留下了一份可贵记录，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尽管其中也有可商之处，但它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低估的。
由此想到，研究中国近代史，除文献资料外，口碑传闻、家世访问，也是必要的。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讳言家世”，有的人“弟弗深考”，以致资料散佚，见闻无存。戊戌变法虽然离开现在已经八、九十年了，和运动有关人物的后裔，也是孙、曾辈了，但是如果尽心发掘，博谘周访，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家藏或传闻的。许姬传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榜样。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见闻录》问世，使近代史的研究更加活跃，更加繁荣。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