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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与古籍善本流通（2015年第40期）

台北故宫的善本中心，是清代藏书家杨守敬（1839-1915）的收藏观海堂本。其收藏的最大特色是，既有宋元古椠（qiàn，刻本）本的旧藏，也有通过森立之等人购入的日本室町时代及其以前的古钞古刻本。杨氏藏书在量和质上都非同一般，即使说其带走了日本汉籍接受文化的大半也不为过。杨守敬这样藏书家的出现，并不单是“嗜好”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明末至清初藏书文化的发展，同日本书籍文化及书志学、校勘学的勃兴和衰退等要素相重合，在极其特殊的时代出现的现象。杨守敬的藏书钤有“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宜都杨氏藏书记”的藏书印，每书之首附有他七十岁的肖像照。杨守敬在金石、目录、地理三门学问中成绩突出，尤其以翻刻日本流传而中国已佚的古写古刊本《古逸丛书》为最。他1880年（清光绪六年、日本明治十三年）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来日，并与日本的汉学者来往，为日本流传的中国古籍的深奥而叹服，继而与翌年来日的公使黎庶昌共议，在东京的公使署中开版刷印《古逸丛书》。另外，当时杨守敬向经历了日本古书研究风气由盛而衰、硕果仅存的书志学者森立之学习日本的书志学，并致力于古书的搜集。当时，森立之把江户后期狩谷棭斋、小屿宝素、多纪苣庭、涩江抽斋等主持的古书研究会的成果汇总，纂成善本解题书《经籍访古志》，并准备编纂增补和图录。这对于杨守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知遇。他在1884年归国时，将《经籍访古志》着录的大量古写本和古刊本捆载而归。
据1932年编纂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的袁同礼序，1915年杨氏去世，其藏书被民国政府以三万五千银元买去，一部分藏于松坡图书馆（1916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倡建），主要的书籍移往故宫西侧的寿安宫，并设立专用的书库保存和公开。之后故宫的文物随政治的变动而辗转，因为预见到日军的进攻，1933年决定从北平迁往上海。数月间经过了五次转移，用火车搬运到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其余用水路移送上海的法租界。1667部15906册的杨氏观海堂本就这样从北平运往上海。随即战况告急，1936年又运回南京，保管在道观朝天宫。之后，伴随南京陷落，观海堂本被运往重庆、成都，分别保存于巴县、乐山、峨嵋三地避难。日本投降后，于1947年终于被运回南京。但书籍的转运并未止于此，翌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后故宫文物又被运往台湾。1948年至次年，2972箱的文物在基隆港卸货，由铁路运往台中，1966年迁往建于台北外双溪的新馆。这样，杨氏没后经过了约半个世纪，观海堂本终于得到了安住地。在理解观海堂藏书意义的基础上，下面对近代图书善本在中国和日本收藏的概况作一简述。
17世纪前期，也就是明代末叶，中国的图书史迎来了大变革期。有明一代以宫廷为中心的大型出版事业已近尾声，书籍普及则通过民间书肆达到极盛。在学者方面，追求贵重典籍的风气开始增强，由各种各样的文人、藏书家珍藏保留下来的宋元善本，开始向一部分学者集中。当时，钱谦益(1582-1664)的绛云楼是江南以宋元善本宝库而着称的代表。绛云楼的藏书被其族孙述古堂钱曾(1629-1701)所继承。钱曾是江苏虞山（今常熟）人，当时的虞山是藏书家的天地。时代稍早的毛晋汲古阁藏书楼也在虞山，藏书为其子毛扆继承，与钱氏藏书为双璧。虞山同时还有陆贻典、叶树廉、冯舒、冯班等活跃的藏书家。附近的藏书家有江苏太仓吴伟业、顾湄、苏州金俊明、叶奕、浙江秀水曹溶等，他们互相交流并借阅钞校各自的藏书。稍后，清初称为“北王南朱”的秀水朱彝尊的曝书亭、山东新城王士祯的池北书库，亦十分着名。但以钱氏为中心的江南藏书家群体，因珍藏了最多的宋元善本，而形成一大沙龙。钱曾在其中亦为突出的藏家，着录其精华藏书目录的《读书敏求记》收入很多宋元善本，作为版本学（书志学）的典范而得到很高评价。传说朱彝尊为得到未刊的《读书敏求记》而贿赂钱氏僮仆，使其将原稿带出以后钞写。
之后，钱氏、毛氏的书散出，被同时代的泰兴季振宜、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所收藏。季、徐二氏的书之后除流向民间外，经学者何焯的介绍，多数被清朝的内府、怡府（康熙帝第13子允祥，藏书楼为乐善堂）收入。清朝从乾隆时代中期开始，经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推想起来民间善本的移动较为平稳，但宋元善本却被最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廛，1763-1825)所罗致。黄氏收集了二百种宋刻本，是因为他打算把钱曾《读书敏求记》中着录的全部书籍一网打尽。
从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间，江南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栲（五研楼）、顾之逵（小读书堆）与黄氏一起，活跃在善本的收集活动中，清初藏书的盛况得以复活。他们的藏书在道光年间被汪士钟（艺芸书舍）、韩应陛(读有用书斋)收藏，汪氏的书又被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山东杨绍和（海源阁）所继承。继而宜稼堂的善本被丁日昌（持静斋）和陆心源（皕宋楼）购得。这样，晚清形成了以宋元版为中心的瞿镛、杨绍和及陆心源三大藏书家，加上杭州的丁丙（八千卷楼），成为四大藏书家。
依靠收得怡府藏书的朱学勤(结一庐)，以及湖南湘潭的袁芳瑛（卧雪庐）等致力于收藏的清朝后期着名藏书家，咸同年间善本再度聚集起来。经过暂时的安定，光绪以后，在清末的变革时期中，这些藏书家的书又全部散出，再度开始了书籍的移动。在陆心源的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时，藏书的公共保存观念出现了。通过张之洞、端方、缪荃孙的努力，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端氏参与了南京江南图书馆的设立(1907)，张氏参与了北京京师图书馆的设立(1909)，缪氏主管两馆。于是，丁丙之书入藏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民国至今，其脉未断，丁日昌之书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袁氏之书经藏书家李盛铎入北京大学，海源阁经藏书家周叔弢等入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铁琴铜剑楼之书由其后人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朱学勤之书经张佩纶而入上海图书馆等等，重要的藏书被各机关保存。在此期间，民国初年至二十世纪中叶，张钧衡(适园)、蒋汝藻（传书堂）、刘承干（嘉业堂）、傅增湘、张元济、邓邦述(群碧楼)、袁克文、周叔弢、陈澄中、潘宗周（宝礼堂）、潘承厚、景郑兄弟等以宋元善本为主致力收藏。现在除刘氏书一部分散出，张钧衡、邓氏书藏于台北以外，其他几乎全部藏于北京和上海。以宋元善本为中心的流动是中国图书史的主流，而据此要认识日本所藏汉籍古刻古钞本的交流，应当说十分困难。日本的汉籍善本，是指17世纪初室町时代末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左右以前出版和钞写的文献，包括博士家的古本及根据更早输入并流传的宋元版翻刻钞写的具有文本价值的书。但是，其价值为中国学者所理解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藏书家最早在目录中着录日本古刊本的，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此书目所载何晏《论语集解》也就是正平版《论语》。钱氏的评价是其价值优于现行的文本，且惊异其面貌与《史记》《汉书》所引古《论语》相近。实际上，该本随前述的善本流动而辗转多处，现在为静嘉堂文库所藏。见到此书的话就知道，钱氏旧物是“正平版论语”的传抄本，但钱氏根据此书从朝鲜购入而误认“正平甲辰”（正平十九年，1364）为朝鲜年号。尽管尚未意识到这是日本古刻本，但此着录影响了黄丕烈、陆心源等藏书家，并使其开始重视日本的古刻本古写本。不过，有清一代的藏书家所关心的始终是中国的古刻本，极甚者号为“佞宋”，恐怕意识中大半还是拘泥于宋本。从日本传入的宽延三年(1750)出版的《论语义疏》(根本逊志编），及延享元年(1744)出版的《古文孝经》(太宰春台编），因为是中国亡逸之书而收入乾隆敕撰的《四库全书》，并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中国学者对根本本和太宰本所依据的日本古写本却没有研究。实际上杨守敬以前，日本古写古刻本汉籍的身影在中国的出现仅此而己。
作者简介
高桥智，1957年生于日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汉籍版本学者。文学博士。1986-1988年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进修，导师为顾廷龙、章培恒教授。着有《日本室町时代古抄本论语集解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