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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董福祥与荣禄析论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甘肃固原（今宁夏固原）人，清末着名将领，官至甘肃提督。他由一个农民起义首领蜕变并被擢升为清军武将大员，结局又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近代历史人物。一生前后经历较为复杂，既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罪过，也有收复新疆失地，抗击外敌入侵的功绩；既参与了戊戌政变，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他以“首凶”被革职。这期间，他与清政府上层官僚多有往来，荣禄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文仅他们二人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甲午战争后，在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分歧等问题作以析论。
一、董福祥与荣禄结交的背景
董福祥与荣禄结交时间并不太长，约在董福祥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前后（即1890年前后）。1878年（光绪四年），荣禄因纳贿被参免职；1891年出任西安将军。董福祥与荣禄的结识就在这个时期。《拳匪记事》载：“荣中堂与提督董福祥最称善，任西安将军时深结之”（《拳匪记事》卷六，第22页。）。历史为他们提供了结交往来的条件和背景。从各自地位说，董福祥署喀什噶尔提督，荣禄署西安将军；从地域说，都在大西北。但他们之间更深一层的关系和往来，当始于慈禧六十庆辰，戊戌变法时趋于热潮，直到董福祥革职以后仍有往来。
《清代野史》载，董福祥入都（指参与慈禧六十庆辰），会荣禄以西安将军亦祝嘏还朝。荣禄久蓄非常之志，“得福祥则大喜，罗尔致之门下，折节与为昆季交”（《清代野史》第一辑，《悔逸斋笔乘·纪董福祥轶事》，巴蜀书社1988年版。）。二人以兄弟关系相待，从此开始了他们近十年的频繁往来。这期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时人以为，自荣、董结合之后，“掀天揭地之风涛，遂滥觞于此行矣”（《清代野史》第一辑，《悔逸斋笔乘·纪董福祥轶事》，巴蜀书社1988年版。）。这里的“掀天揭地”，即指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等。
1894年（光绪二十年）正月，恰逢慈禧六旬庆典，清廷奉西太后懿旨颁诏朝野、命各省文武大员届时进京祝寿。第一，要求各省在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内选派二至三员；第二，清廷点名参加者四十余人，这里面既有荣禄，也有董福祥。后来的“戊戌政变”及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些清廷大员基本都在这次所列名单之内（《光绪朝东华录》第3320页。）。慈禧的这次庆典活动，实质上为清政府网罗同党，结成联盟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从个人仕途来讲，也是一次邀宠钻营的时机。因此，荣禄得以东山再起，月迁岁擢。董福祥不仅得到了慈禧的召见，而且借机力陈西北边备防务之策，深得慈禧的赞许，这是董福祥能够继续跻身于清政府上层的关键所在。正由于此，祝嘏活动结束之后，董福祥再未返回他的喀什噶尔提督本任，被留在京几。当然，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他得以留京的因素，但不是他去就北京的直接原因。同时，西安将军荣禄也调离西安，留北京受以步军统领之职，会办军务。从此，董福祥与荣禄，甚至同慈禧的往来日渐增多，关系日趋密切。由此往后，中国近代史上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两宫西幸等都介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配合得很默契的时候，也有相互矛盾不可调和阶段。尽管最终的结局不是一个大团圆——董福祥以悲剧告终，但他与荣禄在这期间的关系是深而且复杂的。
二、董福祥与荣禄的经历及其关系
（一）董、荣二人的各自经历
董福祥是由反抗清朝统治起家的，曾是名震一时的农民起义领袖，这是他本质的一面。后来，特定的环境和处境迫使其投降清军，并经历了几十年生与死的奋战，才逐渐跻身于清末武将大员之列。在甘肃、新疆数十年，既镇压过西北回民起义，又抵御过阿古柏及沙俄入侵，收复新疆失地，他“无役不从，所向皆捷”（《刘襄勤公奏稿》卷三，第15页。）。在新疆期间（包括戍边），深得刘锦棠的信赖。董福祥之所以能够进京参加慈禧庆典，刘锦棠屡屡上折给他请功嘉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甘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其军事生涯的一大半是在新疆度过的，戌边的二十年练就了一身硬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心智的聪颖与边塞军事生活的实践，使他成长为能打硬仗的好手。
董福祥进京参加庆典，成为他得以进驻京畿的契机。自董、荣在北京相晤，并结成“昆季”之交后，董福祥曾感慨激昂，愿为知已者用。庆典未尽，甲午战争已爆发，荣禄遂借机向慈禧保荐，“福祥可大用，乃留京弗令去”（《清代野史》第一辑，《悔逸斋笔乘·纪董福祥轶事》，巴蜀书社1988年版。）。这是董福祥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转折。
在京畿地区，董福祥曾焚毁保定法国教堂，还发生过芦沟桥事件，处处与西人为难，一时间惹下过弥天大祸，经胡燏棻等人多方疏通，方得以脱身。戊戌政变，积极支持后党。充当政变的工具。义和团运动与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他的所作所为与荣禄泾渭分明，特别在抗击外敌入侵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围攻使馆问题上，虽说盲目排外的思想较浓，但终究是受制于人的。“董反抗外来侵略始终如一，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因素。这同他长期在西北喀什噶尔任内筹备边防，对当时英俄备战的感受分不开的”（马振举：《武卫军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他从二十年前收复新疆失地、抗击英俄入侵，到二十年后在京津地区抗击八国联军，在反侵略这一点上，思想认识仍旧是一致的。正因为董福祥反侵略思想的坚决性和一贯性，帝国主义认为他是“最恶劣的罪犯之一”（《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68页。）。其实，早在董福祥进入北京之后，他已跌进了政治斗争的游涡，并深深地埋下了他最终成为悲剧的伏线。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被革职之后，他仍在固执多年来已形成的思维定势，“福祥一介武夫，仅奉命而已，何罪之有？”由此可见，作为军人的董福祥，深知以服从为天职，同时，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这就是董福祥的经历和思想个性。
荣禄（1836—1903），满洲人。他沉浮宦海数十年，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窥时度势，倾轧攀附，逐渐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从1861年以捐输军饷奖为候选道，并充任京几巡防处总办。1862年起，在神机营供职九年。这期间，荣禄得以接近醇亲王，并与亲王周围的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有过密切的往来。1871年起，连任工部、户部侍郎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与慈禧关系密切，可谓宠臣。1875年又兼署步军统领，军政事务集于一身。1878年又擢工部尚书，因纳贿被参免职。1891年出任西安将军。中日甲午战起，调回北京。1895年授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戊戌变法开始不久，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聂、董、袁），慈禧“尽以兵权委之”。连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也认为，“荣禄现在是中国政府中掌权的人物”（《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05页。）。遂后，他曾策划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镇压维新派。1900年，又策划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储），屡屡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使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逃往西安。1902年还京后，加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
由以上对比可见，董、荣二人的经历纯属是两股道上的车；出身、经历、仕途和思想模式有天壤之别。董福祥出身农人，荣禄出身于满洲亲族；董福祥是一介武夫，荣禄却精于权术。同是参加义和团运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董福祥以革职论处，荣禄却加官晋爵。但是，他们之间何以能有近十年的交往，并以“结义兄弟”相称呢？特定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他们之间的利用关系，包括西太后在内。他们看中了董福祥忠勇善战的一面，并非生死患难的朋友，关键时即可牺牲董福祥以保全自身利益。
（二）董福祥与荣禄的关系
涉及董、荣二人关系的史料较少，且散见各种集子，董福祥仅留下给荣禄的两封长信。因此，谈他们二人的关系，仅凭手头尽可能搜集到的史料，进行轮廓式论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荣禄传》记载，“提督董福祥，老成宿将，智勇兼全”。早在光绪二十年，既由荣禄“保举将才，奏请饬募万人，驻防京畿”（《荣禄存札》第418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可见荣禄在用人方面还能量材录用，不避门第，这在他的“遗折”（《荣禄存札》第40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里也得到了反映；他希望西太后、皇上能“简任贤能”（《荣禄存札》第40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所以，荣禄是看准了董福祥智谋双全的善战才能的。
董福祥与荣禄的关系为世人所注目，大约是在戊戌政变刚刚结束的1898年10月。时董福祥部部分驻扎卢沟桥，曾与外国铁路工程师发生冲突，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处理，并将董福祥调出京畿，“荣（禄）袒护之”（《拳匪记事》卷五，第65页。）。当时的卢津铁路督办胡燏棻也起了一定作用。但中外人士都认为荣禄在袒护董福祥，“荣禄与董福祥有旧，结为兄弟”（《拳匪记事》卷五，第65页。）的说法也公诸于世。董福祥革职后，也有史料作如此同样记载（《义和团》第四册，第221页。）。在当时人看来，荣、董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董福祥于戊戌政变前再度进京，就是荣禄密奏太后才成行的，实则体现了荣、董关系的一个方面（《拳匪记事》卷六，第23页。）。而另一面，荣禄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中，尽管他不赞成慈禧及后党官僚集团对外作战，但为保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却左右逢源，依违于帝、后两党之间。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变相地违背慈禧及端、刚重臣的意旨，对后党进攻使馆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明攻暗保，但却为慈禧向侵略者乞和留下了余地。正是荣禄这一手，将董福祥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荣禄狡诈的一面，董福祥唯命是从的武夫形象给人留下了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武卫军组建时，荣禄与董福祥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1899年2月，荣禄奏准刊刻颁发了武卫军前、后、左、右四军的关防及“钦命节制北洋各军武卫全军翼长关防”（《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荣禄折。）。武卫全军翼长关防已颁发，由谁出任？举荐策划者自然不少，如袁世凯、陈夔龙等；董福祥也是举荐者之一，他推荐多年的老搭档张俊。从最后结果看，荣禄没有接受袁、陈等人的意见，而采纳董福祥之荐举，调喀什噶尔提督张俊充任武卫军翼长；同时将张俊遵旨在甘肃新募的四营步队、一营骑兵，调京城编入中军（《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荣禄折。）。武卫全军翼长人选并非等闲之事，荣禄唯独接受董福祥之举，说明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密切的。
荣禄曾请其部下诸将饮酒，“福祥上坐”，酒酣，福祥已不拘小节，用秦语（陕甘口音）称呼荣禄字“仲华”。因当众人之面，荣禄觉得有失他总帅的身份，便“默然不乐”（《义和团》第一册，第23页。）。从这个场面可见，董福祥还是得到了荣禄及同僚的抬举。按中国传统礼仪，“上坐”应该是有地位、有身份或年长者所得，而福祥却竟然“上坐”。至于直呼荣禄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董福祥可能酒已过量，确已到“酒酣”的程度；二则说明董福祥与荣禄的“义弟”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已超越了他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场合的问题。其实、当时的董福祥是无所顾忌的。余虎恩与董福祥都曾征战于新疆，先前关系也较融洽。但进京后余虎恩受贿于荣禄，且当着荣禄的面讽刺董福祥攻使馆“五日未克”。董福祥大怒，当着荣禄的面要杀掉余虎恩，荣禄“以身翼之”，余才得以幸免（《义和团》第一册，第19页。）。由此可见董福祥的刚愎性格。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董福祥与荣禄的关系，无论在表面还是内心，基本是一致的，“与提督董福祥最称善”（《拳匪杂记》，《义和团》第一册，第263页。）。因为在这以前，他们之间还没有直接冲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成为他们之间思想和行动分歧的开端，从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御前会议上已发出了信号。光绪帝曾对荣禄说：“董福祥恐非尔所能节制。荣禄遂对曰：‘董若不遵调度，可请旨杀之’”（《拳匪杂记》，《义和团》第一册，第263页。）。当董福祥召对后，即统全军驻永定门，将士摩拳擦掌，准备待命与洋兵开战。荣禄闻知，即令福祥调驻南苑，董不受节制，说已受西太后面谕。荣禄无奈，再请太后朱谕，董始撤兵（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义和团》第二册，第443页。）。这里并非董福祥不受节制，而是西太后与荣禄的意图在福祥身上的双重体现，具体落到荣禄与董福祥身上，必然出现思想分歧，甚至深层的分野亦初露端倪。董、荣二人分歧的焦点，除各自经历外，都有受制于人的一面。端王载漪要攻使馆，荣禄慑于淫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董福祥既属荣禄部下，又面受于西太后和端王，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和前提。所以，即是在围攻使馆的关键时刻，二人思想的分歧似乎还没有到绝情的程度，在当时人看来也是如此。当时主和派袁昶、许景澄在写给樊云的信中说：“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荣禄）通筹”（《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就能说明问题。到最后，荣、董之间也没有做出太过头的事来。至于董福祥革职，乃是当时大势，荣禄自身难保，已无暇顾及，更无法左右局势，但荣禄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庇护工作。据董福祥致荣禄信，荣禄致其叔父奎俊札，董福祥还是怀念他们之间的那段旧情；荣禄也能对董福祥的过去有一个基本公正的看法。
董福祥革职后，含愤不平，曾给西安清政府掌握一定权力的荣禄上第一封书（《义和团》第一册，第327页。）。这封长信分别收入李杕《拳祸记》（上集）及柴蕚的《庚辛纪事》，是荣禄复信于董福祥之后的产物。此信已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经历和缘由交待得十分清楚在攻取使馆问题上，荣禄施展了两面派手法。一面令董福祥进攻使馆，一面又尽力保护。荣禄在给其叔父奎俊的信里说：“端王进攻西什库教堂，董军攻使馆，旬余日均未下，现在他们都知道不容易，已晚矣。侄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好在各使已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侄信，感激万分，……昨天又活捉一鬼（洋人），侄赶紧送回，以全和好”（《荣禄存札》第405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荣禄是官场上精于权术的老手，玩董福祥如同掌上鸿沟。但面对董福祥信里咄咄逼人的质问，荣禄岂能无动于衷，他心里有愧。所以，荣禄得董福祥书信后，一面急送金五十万两（《义和团》第一册，第328页。），以示慰问；一面在中外议和问题上，就董福祥革职尽了一些昔日的情意。对于董福祥的惩治，牵扯中外，包括清政府的地方大员，是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期间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对此已有专文论及。这里仅谈荣禄对董福祥的看法和态度。
1900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荣禄在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里写了一些情况。时中外议和已近尾声，荣禄信中所谈的内容，既涉及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些问题，也涉及到中外议和的问题。荣禄承认，围攻使馆并非董福祥本意，“至星五（董福祥字）原系武将，专任战事者，驱之使战，他能不战乎”（《荣禄存札》第407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裕禄、刚毅、毓贤实为天下第一罪人；端、庄、浐（澜）、滢等亦系为祸之尤者”（《荣禄存札》第407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虽寥寥数语，却解开了不少令人费解的迷。董福祥所为，荣禄态度明矣。
荣禄对其叔父所言，应该说是真情。作为武将的董福祥，既参战，还要战出个名堂来，这是军人的天职所决定的。这一点，荣禄理解。所以，当中外势力联合攻向董福祥时，荣禄从中起了一些作用。具体仍反映在荣禄给其叔父的家书里。“至于董之为人，血诚为国。忠勇无匹……最重者，特陕甘回汉百姓及妇孺等，无不以董宫保为神明”v。荣禄一面陈述董福祥的忠勇善战，一面说明董福祥在西北的影响，“实非侄故欲保全也”（《荣禄存札》第407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看来奎俊也是地方大员中极力要求惩处董福祥者。所以，荣禄想以此说服其叔父，达到保护董福祥的目的。中外议和的结局，以“围攻使馆，系由该革（按：指端王）等指使”，董福祥只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格外从宽”（李炽《拳祸记》上集，第429页。）。在帝国主义要求处死董福祥的前提下，这样做，显然是给董福祥一个台阶。这里不仅荣禄起了作用，恐怕西太后的态度也呈爱昧状态。因为，“西太后本人也从未怀疑董福祥对她的忠顺。当北京陷落，西太后西逃时，主要靠董福祥军保驾”（林国华：《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特别是北京地区陷落前，“只剩下董福祥的甘军。而甘军是西太后留作护驾之用的最后一张王牌，不能轻易动用”（林国华：《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当经历了动荡和折腾之后的西太后，对董福祥的昔日也能表现出几分婉惜和情分来。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董福祥又给荣禄复信，收入《荣禄存札》一书（董福祥光绪二十八年冬上荣禄札，《荣禄存札》第296—298页。）。董福祥革职回甘的第一封信，表露了他的苦闷和不理解；倾吐了他的怨气和愤懑。时过境迁，沧桑世事使董福祥的恩恩怨怨渐趋付之东流，官场的倾轧和得失使他对荣禄的前嫌弃置不问，每日“杜门谢客，祗领钧谕”。所以，1902年10月再给荣禄的这封信，除对当时流传在甘肃、宁夏的各种谣言作了辨白和解释外，对“上不报两宫曲予矜全之恩，下弗克饬百姓指背贻笑之羞”表示留恋和遗憾；唯一的期望就是“两宫宽宥保全，恩加格外，赏给福祥原职”，以了却他的最大心愿，“使人民得知福祥罪赦，明正归屯。在生可以对家人，九泉可以告祖宗”（董福祥光绪二十八年冬上荣禄札，《荣禄存札》第296—298页。）。
董福祥希图“赦罪”的心愿终究实现了，遗憾的是在他过世之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董福祥遗嘱报效藏金四十万两，洋枪一千六百枝（《光绪朝东华灵》第四册，第5871页。），换得了开复生前的处分，其孙董恭交军机处存记的恩典。1908年4月30日，清廷决定，“以报效银两钜万，开复已革故提督董福祥处分，予分省补用道董恭军机处存记”（《清实录》卷589，第789页。）。董福祥的心愿在九泉之下得以了却。
1902年以后，再未见董福祥与荣禄的往来信函。1903年3月，荣禄已先董福祥而去。从此，荣、董二人的恩怨成了历史；董福祥期盼荣禄能给他赦罪平反的愿望也成了泡影。据有关资料载，如董福祥迟过世半年，清廷就重新予以起用（王伯祥：《董福祥史料》，《宁夏文史》第一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实，这不可能。董福祥离世前后，朝政已基本掌握在袁世凯等人手中，而袁世凯是极力致董福祥死罪的人，他们不会给董带来什么好处。倒是荣禄，毕竟恩怨一场，或许能给董福祥些转机，憾在他先董福祥而去。1908年正月，董福祥溘然长逝，遗嘱报效藏金和枪枝，清政府以“报效钜银”为由开复其生前处分。笔者以为，董福祥得以开复生前处分，报效“钜银”和枪枝并非真正缘由，而是董福样的死从客观上消除了一种不安定因素，同时，也是西太后在临死前了却的一场君臣心愿（两人数月之隔）。
综观荣、董二人，在清朝统治行将崩溃的时期，恰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人物。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等历史事件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董福祥是荣禄拉上战车，紧接着又绑在一起，同唱一台戏。但由于特定的中外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原因，致使董福祥以悲剧而告终。他的悲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资料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