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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运动中的实科教学

实科教学，是指在学校课程结构中以设置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分科教学形式。它的出现，是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孕育和发展同步而行的。１９世纪末叶，在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西学亦随之东渐，在国人面前展现了一片新的思想天地。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西方思潮如巨浪般冲击着古老中华的各个角落，导致以办洋务谋“自救”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运动被动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从而步入了一场以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引进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近代化运动。从此以后，西方实科教学思想自觉不自觉地被洋务派官僚所接受，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逐渐地相互渗透、融和。本文拟对实科教学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历史原因、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疏漏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
众所周知，作为近代中国实科教学实践基础的洋务运动，本身是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掀起的一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相标榜，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清王朝在天朝神威败落之后做出的一种波动反应，而实际上却也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首次尝试。所以，实科教学得以在洋务运动时期付诸应用，既有历史的文化背景，也有现实的时代要求，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可能。
首先，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实科教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理论依据。所谓“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儒家“重义轻利”、“重义利轻艺事”思想虽然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儒家早期的经典之一《易经》中，就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变通者，趣时者也”的变易观，这种变易观，成为儒家学者服膺的真理。以后，历代有所作为的儒生都把“经世致用”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如宋代着名思想家王安石，鉴于当时学者研习的学问“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的状况，主张改变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学校教学内容，教之以有用的“实学”，培养学用一致、能为国家所用的人才［1］。到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那种空谈“心性”之学的风气更加受到人们的批判。顾炎武主张要“引古筹今”，以为“经世致用”。黄宗羲提出：“受业者必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2］
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被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运用于救亡图存的实践之中。魏源按照“经世致用”思想，替贺长龄编选了《皇朝经世文编》，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他还将“经世致用”思想落实到培养雪耻御侮的人才上，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才。……官无不才，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皇然以等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3］魏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与他深受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魏源的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被洋务派人物付诸实施。而作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之所以敢在顽固派强大的压力下举办洋务，把学习西方的理论引向实践，也是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为依据的。他们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同内而“剿发捻”、“平贼氛”，外而“勤远略”、“敌外国”联系起来［4］，从而既宽慰了顽固派所维护和遵循的儒家“治平”传统，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同时又使“经世致用”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得以贯彻，从而达到了效法西方而“自强”、“求富”的目的。正是基于洋务派的这种思想基础，才使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契机，最终导致了一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变革。实科教学理论正是在这场变革中应运而生的。
其次，从现实要求来看，洋务运动时期对应用性人才的渴求，是近代实科教学理论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应用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主要目标，因此，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等作为主要手段。然而，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输入中国，掌握和运用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人才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困扰洋务派官僚的难题。在洋务运动伊始，他们主要的办法是聘用洋顾问、洋技师、洋工匠和洋教官。但如此借重洋人，一方面耗资巨大，给财政上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洋人垄断技术，窃据要位，处处掣肘，使急于学习西方科技的中国人一直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李鸿章对此深有体察，不止一次说过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或请洋师、洋匠，只能是“目前计”，而非“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否则“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方制出新奇，中国人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5］。况且，随着洋务企业的迅速增加和西方机器设备的大量引进，对掌握西方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言：“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6］。洋务企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了遏制洋务企业发展的瓶颈，故一些洋务大员惊呼：“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于是，原本想通过“师夷长技”之途径，效仿西方“坚船利炮”，并据以“自强”、“求富”挽救危亡的洋务运动，却因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严重的人才匮乏，而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了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培养实用人才的轨道。
二
实科教学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的发展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６６年）可以称作实科教学的萌芽阶段。此期以创办西文学校、培养翻译人才为主。鸦片战争后，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满汉官吏们开始直接同洋人接触，然而不懂西文的中国人却常常被洋人愚弄和欺骗，加之中美天津条约中规定，以后凡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３年内可以附用汉文。这使洋务官僚们深深地感到“语言不通”的难堪和不便。于是，从１８６１年开始，就有人提议挑选一批天资聪颖的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１８６２年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洋务派官僚奕訢再次上奏，陈述培养外语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洋务派的努力下，是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或称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之下，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为适应外交的急需，先开设了英文班，选出１０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延请英籍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１８６３年又在馆内开设俄文班和法文班。之后，还陆续开设了德文班和日文班。起初，只限招收１３—１４岁的八旗子弟，以后又扩招１５岁以上２５岁以下的满汉学生。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后，各地洋务官僚纷纷效仿，仅短短几年，各地创办的语言学堂就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外国语言学校。一时创办外国语言学堂竟成了一种时尚。
第二阶段（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９４年）是实科教学在实践应用中的发展阶段。此期以创办各类实业学堂、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培养技术人才为主。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洋务官僚奕訢、李鸿章率先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录满汉举人等正途出身的科举人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他们认为：“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好，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7］奕、李的奏折虽然招致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第一轮大论争——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大论战。但创办实业学堂、开设应用学科毕竟是大势所趋。在洋务派的据理力争下，这场论争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并通过论争，洋务派大力阐发了其洋务教育思想。１８６７年，同文馆内正式添设天文算学馆（又称科学馆），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内容也被正式写进其教学计划。这样，同文馆便由一所单一的外语学堂变成了综合性的专科实业学校。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后，洋务派又在各地相继设立了各类实业学堂。截止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这类学堂较为着名的有：福建船政学堂（１８６６年）、广东实学馆（１８８１年）、福州电报学堂（１８７６年）、天津电报学堂（１８８０年）、上海电报学堂（１８８２年）、天津医学堂（亦称北洋医学堂，１８９４年）、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０年）、广东水陆师学堂（１８８７年）、江南水师学堂（１８９０年）、天津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年）等。
随着各类实业学堂的创立，对学校课程设置的内容也提出了要求。率先采用较完整西学课程的仍是前面提到的天文算学馆，该馆于１８６９年聘任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丁氏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拟定了两份课程表，一份是“由洋文而及诸学”的八年制课程表，其课程设置如下：
首年：认字写文、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本。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8］另一份为：“仅借译本而求诸学”的五年制课程表，其课程设置如下：
首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9］丁韪良的两份课程设置计划于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得到总理衙门批准并付诸实施。它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开端。
第三阶段（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８年），这是实科教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张之洞《劝学篇》的诞生。
同文馆新的课程设置问世之后，给其他各类实业学堂提供了成例。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重，使洋务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科技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加强了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在课程设置上也渐趋成熟化，如中国近代实科教学理论的正式问世。１８９８年，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写成了《劝学篇》。该书以“中体西用”为其指导思想，将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共分９篇：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着重阐述中学问题，宣传他的“务本以正人心”的观点，即所谓“求仁之事”；外篇共分１５篇，为：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政教，着重阐述西学问题，宣传他的“务通以开风气”的观点，即所谓“求智、求勇之事”。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意图在于“辟邪说”，“绝康梁以谢天下”，矛头主要针对维新运动。但该书却极力主张新旧兼学，认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应该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里的“新学”、“旧学”，指的就是中学和西学。该书还专门对“中学”与“西学”作了教材方面的限定。张之洞“中体西用”教学思想以及从《劝学篇》中反映出来的课程思想，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科教学理论已经诞生，它标志着实科教学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
三
实科教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这个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切合中国自身实际的特征。从其实践情况来看，显着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的实科教学从办学形式看，集封建性、买办性、功利性于一体。所谓封建性，是指洋务运动时期采用实科教学的各类学堂，几乎都是依附于某个洋务企业或机构之下。表现在管理方面，完全以洋务派官僚的意志为转移，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往往使这些学堂很少有什么制度的保障，从而使其发展失去活力；表现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完全是培养专供洋务派官僚任意驱使的御用性工具；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则将封建的伦理纲常作为信守不渝的教条。所谓买办性，则是指这些学堂除大量任用外国人进行管理外，还把目标主要放在培养买办、翻译和外交人员方面。这在实科教学的起步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当时开办的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外国语言学堂，后期虽然有所改变，但学习外国语言、培养买办人员仍是各类学堂的一项重要任务，况且外国人在学堂管理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功利性是洋务派办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洋务派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举办洋务企业，鉴于人才的缺乏，不得不把体现西方实科教学课程思想的西学内容引入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以培养能为洋务企业服务的人才。这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自然深深地陷入功利主义的困惑之中，使实科教学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行为，缺乏总体和长远的规划。这种状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坎坷历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
其二，中国实科教学体系是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课程体系。洋务实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变器不变道”的思想指导下，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实践。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洋务派官僚在洋务事业中对西学的引进，是在“无损于圣教”、“而有益于中国”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他们在处理中西学关系中，力主“中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此前提下，进而渲染西学的实用价值。洋务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从张之洞的一段话中就可体会出其中深刻的寓意，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西学必先由中学”［10］。由此得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名世事”的结论。洋务派的这种体用观，反映在实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上，便是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课程，如《朱子小学》、《养正遗规》等在各类学堂课程设置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反映西方科技的各类课程则成了最终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辅助性工具。这一特点，我们从前面讲到的课程设置中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科教学思想，毕竟是继承并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物，它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阶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洋务教育中“变器不变道”的思想作了拓宽。如果说，历史上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儒学中“重义轻利”观念进行了冲击的话，那么，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而来的“中体西用”的实科教学思想则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裂变，从而为中西教育的融会和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
四
洋务运动时期的实科教学实践，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性、买办性和功利性等缺陷，但是，主导其课程设置主体的西学却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为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创造了机遇，从而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首先，洋务实科教学的课程模式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先河。它不仅初步形成了近代普通教育分科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近代普通中学教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述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和五年课程设置计划，以及其后各类洋务学堂对这一课程计划的效仿和改造，都给此后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提供了范例，以后各个时期虽然都在课程方面有所改革，但它们几乎无一不受洋务实科教学课程模式的影响。
其次，洋务实科教学体制，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２０世纪初，清政府曾对教育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作为清末新政成果之一的“癸卯学制”（１９０４年）。该学制虽然是步张之洞《劝学篇》之后尘，旨在遏制清末以来开始出现的体现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思潮的新学风，但它的核心仍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试图使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及其实科教学模式制度化，从而使分科教学的教育模式趋于稳定。而且癸卯学制除继承洋务实科教学的模式外，还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学制的经验，按初等、中等和高等三段，实施通人、师范和实业三类学校教育的宝塔式结构，从而使洋务运动以来的实科教学更加完善。
再次，洋务实科教学的实践，刺激了我国近代官方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倍感西学人才的奇缺，除自设学堂培养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向外选派留学生。从１８７２年开始，先后派出了赴美留学生达１２０余名；从１８７７年起，又先后派出１０８名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11］。在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了许多着名的军事、外交和实业人才，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留学生教育的实施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彻底摆脱封建束缚、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式人才，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积蓄了力量，使封建统治者在为自己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
最后，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我国教育体制由普通实科教育向实业教育方向的转化。根据实科教学的原则，学校教学中不仅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例不断加大，而且在教学手段上也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开始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式授课方法，从而将学生从被动接受引向了主动学习的方向，使学生不仅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素养，而且也增强了具体的实践技能。这种教学形式，初步具备了实业教育的特征，从而为我国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实科教学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传播和应用，虽然因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之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以洋务运动为实践基础，并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实科教学，毕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它的传播、发展和实践，不仅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正是这种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新生力量的产生，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准备了条件。
注释：
［1］《王临川全集》卷３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2］转引自《中国百科大辞典》第１０页“经世致用”条，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版。
［3］《圣武记叙》，《魏源集》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4］转引自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第２１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版。
［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８第２０页。
［6］《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１，奏议，第１７页。
［7］《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二，第２２—２３页。
［8］［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１辑上册第７１—７３页。
［10］转引自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４４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11］参阅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７８—８２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资料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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