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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章太炎与《訄书》

章太炎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他身兼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但是要说什么着作最能作为章氏之“国学”“代表作”，可能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
而在我看来《訄书》应不遑多让。
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着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着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他有着严格限定的“着作”之数，使之与享有盛名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而其中所提到的《检论》则是《訄书》的再改本。
章氏弟子钱玄同曾对《訄书》的演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訄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更具体的说，从1898年开始写作，1900年出了一个由梁启超题签的木刻本，许多人称这个版本为原刊本，同年还有一个未曾出版的“手校本”。1904年，经删改之后，在日本出版了铅字排印的“重印本”，封面的题签改成与他在《苏报》案中共患难的邹容。
当然，《訄书》中最受人关注的还是《订孔》，是篇引用日本人的话，说孔子出于中国，是中国之祸，并将孔子定名为“古之良史”，而非“圣贤”或“素王”，从一定程度开启了近代批评孔子的潮流。许之衡说，《訄书》一出，“孔子遂大出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反正后来的吴虞、顾颉刚等批孔、疑古人士将章氏视为精神源头。
章太炎本人也因《訄书》的反满言论而遭到牢狱之灾，苏报案的审判罪状中赫然所列的便有《訄书》。
对于《訄书》，有一点必须得说，很显然章是希望借用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来解读中国的古典，这也许是近代所有“国学”着作所概莫能外的，首先是因为“国学”之成立，本为外来刺激所造成，因此，以西解中来报存“国学”乃当时之共同追求，章算是先驱。其次，章作为古文经学的传人，面对继承今文经学之论敌康有为，难免会被论敌所牵制。正如朱维铮所说：“《訄书》自《订孔》以下论学术史诸篇，取舍褒贬，时见奇怪之论，原因即在章‘论学的箭垛始终在订康’”（朱着《〈訄书〉发微》）而台湾学者王汎森说：“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
《訄书》或许因其难读而使其并未如章氏其他着作般的拥有真正的读者，曲高和寡的结果也是章自己所预见到的。对于《訄书》的整理注释，有朱维铮、徐复、向世陵、梁涛等不同版本可资参考。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