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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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尤以晚清国粹派与清末今文经学的“双峰并峙”最是蔚为壮观。而二者之间的相互激荡,恰恰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前的最近学术背景。
一、晚清国粹派的引导
正如胡汉民所评价,“整理国故,章所优长”。[1]对于胡适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说,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诚可谓发凡起例,导其先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一,从“整理国故运动”的口号来看,章太炎显然是其最初的倡始者。他不仅早在1903年即曾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而且还在1910年出版了《国故论衡》一书,由是最先发明了近代“国故”一词;[3]至1915年,他还说:“所未忘者,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4]从而表明了自己“整理国故”的职志。而这在提出时间上,无疑比傅斯年、胡适等人都要早。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1920年10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曾经十分肯定地指出章氏“明白标出‘整理国故’的旗帜”。[5]此后,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更是公开承认“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6]
第二,从“整理国故运动”所标榜的“文艺复兴论”来看,它与国粹派的“古学复兴论”也不无渊源。1905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呼吁:“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7]1906年,章太炎也指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8]1907年,刘师培亦倡言:“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9]由此可见,晚清国粹派对“古学复兴论”的宣扬,始终抱有相当自觉的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促进了“文艺复兴论”在清末民初的广泛传播,并进而影响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方向。例如,《新潮》便将其英文名译为“The Renaissance”,胡适则更直接诠释说:“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10]
第三,从“整理国故运动”所富有的批判精神来看,它也明显是继承了章太炎的强烈批评意识。对此,钱穆曾经一语道破:“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如是而已。”[11]他还说:“太炎此书特称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效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12]确实,章太炎对王充所撰《论衡》一书评价甚高,称赞该着“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13]而正是在此激励下,章氏本人也对孔子发起了猛烈抨击,复由此造成了世人竞相“订孔”、“诋孔”的风气。以至于当时即有论者感言:“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14]后来,傅斯年也承认:“章先生现在虽然尊崇孔子,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15]而柳诒徵则更直言:“章氏以此诬孔子,胡氏更为推波助澜。……胡氏之好诋孔子与章同”。[16]
第四,从“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对象来看,晚清国粹派不啻是开创了其先河。众所周知,所谓“整理国故”,指的主要即是整理研究中国学术史。而章太炎的《訄书》、《检论》、《国故论衡》,以及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经学教科书》等着,正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初步整理,其中尤以章太炎为先驱。[17]关于这一点,章门弟子马裕藻便说:“海内学校之稍稍知重国故,实自先生始之。”[18]毛子水亦明言:“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19]而顾颉刚也说:“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老师,我佩服极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20]他甚至还因此自署名“上炎”,意在要超过章太炎。[21]至于梁启超所撰述的一系列清代学术史论着,其实也“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22]
关于国粹派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的贡献,钱玄同在1937年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时,曾做过专门的阐述。在该序中,他不仅将国粹派的学术研究列入“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第一期,而且还深入分析说:“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他同时还十分生动地描述:“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23]
第五,从“整理国故运动”的具体内容与研究方法来看,晚清国粹派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首先,在经学史研究方面,顾颉刚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章太炎的熏染。章氏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力持“六经皆史”说,认为孔子只是史家,而非政治家,更不是什么圣人或素王,也并未为后世立法;所谓“六经”,亦不过仅是古代之史料,并无“微言大义”。由是,他还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24]对这种观点,顾颉刚十分佩服。他说:“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25]而钱玄同作为章氏弟子,更是直接承受了其影响。他的挚友黎锦熙就曾经锐眼看出:“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章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不过在《新青年》上他的文章中,一般人不易看出这个意识上的渊源来耳。”[26]
其次,在诸子学研究方面,胡适等人也沿袭了晚清国粹派所开启的端绪。[27]早在1905年,邓实即已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阐明:“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28]而章太炎更是连续撰述了《原道》、《原名》、《原墨》、《原法》、《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庄子解诂》、《管子余义》等诸子学研究专着,对先秦诸子加以了系统研究,并在《国学振起社讲义》、《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中,将诸子学与群经学、文史学并列;甚至还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称诸子学为“光大国学之原”。[29]
显而易见,章太炎等晚清国粹派此举,将乾嘉以降的诸子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缘是,近代诸子学研究得以肇始发端。[30]对此,胡适曾强调说:“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31]
与此同时,除了抬升诸子学的地位外,章太炎等人还使诸子学从传统的“考据之学”发展为一种“义理之学”。关于这一点,胡适也曾予以表彰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杰作。”[32]而揆诸史实,胡适开始“整理国故”的尝试,也正是源于章太炎诸子学学说的“培植灌溉”。早在留美期间,他便撰写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驳章氏“诸子出于王官”说。[33]其中见解虽然不同,但立异的心理却十分明显,而这恰恰表露出章氏对他的潜在影响。此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更是大量汲取了章太炎的学说。在该书再版自序中,他便写道:“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34]后来,钱穆也评论说:“适之归国,讲学北大,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上册,……此书中观点及取材,颇多采自太炎之《国故论衡》。”[35]
总之,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晚清国粹派都对“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6]其实,正如钱玄同所概括,二者本来也就是“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
二、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如果说缘于章门弟子的麇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直接传承了晚清国粹派的学问;那么,“古史辨派”则显然是更多地承继了清末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
第一,从“古史辨派”诸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都承认接受了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即说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源于“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此后,他还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将清末“经今文学的兴起”与“古史辨的兴起”,视作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38]他甚至还曾在196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予询丕绳:‘我所受之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丕绳答曰:‘康有为。’予亦首肯,盖少年时代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适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39]而钱玄同也回顾说:“我专宗经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40]他还在1935年1月20日致顾颉刚信中,提出自己所撰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最好改题为《继续刘申受、康长素、崔觯甫诸先生而辨伪经》。[41]
第二,从“古史辨派”的古史观点来看,他们也明显是继承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说。
例如,康有为曾在《孔子改制考》中说:“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论之故”。他还进而断言:“三代以上,茫昧无稽”。[42]不难想见,这一论断即使在民初社会也不啻直如“火山大喷火”。[43]而顾颉刚看了该着之后,却不仅觉得“此说极惬心餍理”,而且还表示:“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他同时还坦承自己推翻古史的计划,正是酝酿于阅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44]此外,胡适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时代。”[45]
又如,康有为曾在《新学伪经考》中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大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46]对这种有悖传统说法的观点,顾颉刚大胆地肯定说:“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47]钱玄同则更是将“六经未尝亡缺”论视为《新学伪经考》的最大发明,认为“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48]而胡适虽不尽赞同康氏此说,但他也据此澄清说:“平常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49]
再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分别考订了六经的真伪。他提出:“《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而“《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至于《春秋》,他主张确是孔子所作,是含有“微言大义”的,而不“单是一部史书”。他并且说:“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50]显而易见,胡适这些见解,与康有为等清末今文经学极为相同。也正因此,柳诒徵后来指斥说:“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51]章太炎更谓:“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余。”[52]
事实上,关于康有为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其弟子梁启超曾有过论述。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精辟评价康氏《新学伪经考》:“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至于《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他则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二、……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三、……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5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番评述写于1920年,适值“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阶段。这显然说明梁氏此言正是通过切身体会,有感而发。其中所谓的“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以及“别辟一新殖民地”、“建设新学派”,“怀疑批评的态度”、“夷孔子于诸子之列”等等,无疑恰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的现实写照。
时至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也回顾说:“胡氏及其同派者,除承受宋学的精神与汉学古文派的方法外,对于清末高度发展的汉学今文派的思想体系,实也有一脉相承之概。”[54]而到了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更明确写道:“近年来的疑古运动即是受今文说的影响。……我们现在将审查史料的真伪作为研究历史的初步,这种风气一方面固然受了西洋史学方法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受了今文家的启示。……五四以后的‘古史辨’运动,实在是直接受了今文运动的刺激。”[55]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1]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53年,第390页。
[2] 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笔》,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页。
[3]胡适便指出:“自从章太炎着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7月底),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4] 章太炎:《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27页。
[5] 顾颉刚:《致胡适》(1920年10月28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3页。
[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7]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号,1905年10月18日。
[8]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1906年10月8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10页。
[9] 刘师培:《拟设国粹学堂启(并简章)》,《国粹学报》第3年第1号,1907年3月4日。
[1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11] 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9页。
[12] 钱穆:《太炎论学述》(1978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49-350页。此后,钱氏又说:“适之则迳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而其讥评国故,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钱穆:《序》(1983年),《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3]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变第八》,《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14]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号,1905年7月22日。
[15]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16]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5-516页。不过,章太炎后来则表示此“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并说:“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章太炎:《致柳翼谋书》(1922年6月15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765页。
[17] 侯外庐便将章太炎视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第136页。
[18] 马裕藻:《国学会缘起》,《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1页。
[19]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1919年4月19日),《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2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26页。
[21] 顾颉刚:《致杨向奎》(1942年7月13日),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6页。
[22]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页。
[23]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9、320页。
[2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9页。
[2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27页。
[26]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1939年5月),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27] 贺麟在评价国粹派时就说:“其新颖独到的思想……可以认作‘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先驱。……其(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对革新思想,和纯学术研究的贡献,其深度远超出当时的今文学派,而开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潮流之先河。不可否认地,胡适先生曾受其影响。”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页。
[28]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号,1905年10月18日。
[29]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1909年11月2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98页。
[30] 侯外庐便认为:“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41页)。他还指出:章太炎“以中国学说,实导源自周秦诸子,为后来胡适之所本”,同上,第137页。
[3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3页。
[3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7页。
[33] 余英时便说:“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不过关于此问题,近来有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详参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4]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1919年5月3日),《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3页。
[35] 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45页。其实,《大纲》出版不久,梁启超便指出胡适对孔子“一以贯之”与“忠”、“恕”的解释乃引章氏之说并略加修正,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91页。
[36] 施奈德即曾指出:“胡适和顾颉刚所领导的国学运动,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和辛亥前的‘国粹派’相同之处甚多。”[美]施奈德着、梅寅生译《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3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48页。
[3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9] 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40]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序》(1921年3月23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0页。柳存仁曾说:“钱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纪念钱玄同先生》,1940年10月,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页。
[41] 钱玄同:《致顾颉刚》(1935年1月20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最后一页”。
[42]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26页。
[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4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29、46页。
[4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9-20页。
[46]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4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29页。
[48]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5册,第31页。
[4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59页。
[5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0、23、71-72页。
[51]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518页。
[52] 章太炎:《致柳翼谋书》(1922年6月15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页。
[5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0、72页。
[54]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5页。此外,钱玄同也认为顾颉刚“他们实在是受了康氏所发明而为进一步的探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古史辨》第5册,第14页。
[55]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