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承畴-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题目用了“再谈”，是因为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已经写过多篇，从不同角度谈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本文的部分内容已发表过，但由于一些问题比较重要，发表时阐述得不够，或因种种原因编辑部发表时有所舍取，甚至有失原意。所以，把这部分内容移入本文进一步阐述。
研究历史，对历史人物评价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过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这些历史本身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它都离不开人。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各种历史人物表演的舞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表演作出客观的评估，判断某一历史人物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反面的作用，积极的、消极的作用。诸如对帝王将相、后妃公主、文人学士、江湖侠客、技艺百工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客观标准。如，历史人物的表演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团结，科技、文化的繁荣，等等。当然，由于掌握史料多寡和认识问题的差异，同一条材料、同一件史实，认识也不尽相同。但是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凡是涉及民族问题，或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时涌现出来的历史人物，如以元代宋、以清代明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就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各个民族都可能存在民族情绪和民族偏见，容易产生偏袒本民族历史人物的现象，缺乏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它民族及其相关历史人物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历史人物，评价分岐是比较大的。这当中有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然，也有传统习惯和民族偏见所然。本文想从以元代宋和以清代明这两段历史所涉及有关人物，例如清初重臣洪承畴和清代名将施琅等的历史表现作一些分析。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评价历史人物要有“严格的历史性”，即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是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它的历史背景，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如果不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而把历史事件孤立起来，就很难客观地了解事物的真相。当然，历史环境也有主流、支流。主流是指影响或左右历史进程的潮流，可能是代表进步的势力，代表历史的大方向；也可能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的，代表了历史的消极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历史事件，却不一定是多数。以清代明时，由于汉族是人数多的民族，明朝成为汉人的象征。在当时三种势力，即明王朝残余势力、明末农民起义军，以及新兴的清朝，在它们的斗争中，农民起义军和明残余势力都由于战略方针的错误和腐败，不足以抵抗清兵入关。在三种势力中唯有清朝有可能统一中国，但它当时不是多数。清军凭借它的战斗力，对汉民族实行征服性的统一，在烧杀抢掠的战争中获得了战争的进展。这种战争加深了汉民族的仇恨，又为自己的战争进程制造了阻力。在这种形势下，洪承畴审时度势，决心事清，并向多尔衮献策，建议清军进军时“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亦此行，特扫除乱逆……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清世宗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庚午）洪承畴的献策，清军采纳与不采纳，牵涉到清军的成败问题，如果坚持对汉人实行掳掠、戮杀，势必引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但是，清统治者在争取洪承畴时，目的是想借洪承畴的智谋入主中原。所以，当满洲贵族反对借重洪承畴时，皇太极反问他们：“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回答：“欲得中原耳。”皇太极说了这么一段话：“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皇太极是要把洪承畴当成入主中原的引路人。洪承畴献策自然得到清廷的重视和采纳。也正因为清廷采纳了洪承畴的献策，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很快入主中原。着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曾借别人的话说，洪承畴事清，避免了许多汉人被清军戮杀，这当是历史事实。
但是，对洪承畴这个献策，有些论者认为是他降清的铁证，罪不当赦。有的则认为正是因为洪承畴的献策才导致明朝的灭亡，如果没有洪承畴的献策，明朝就不会灭亡。这些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的。当时面临的历史环境，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据山为寨，明朝残余势力打着抗清旗号，据地称雄，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那时候，什么力量能够实现统一，就符合历史的大方向；什么人为这个统一作出贡献，就是值得称颂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不抱偏见，把洪承畴献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个献策就是积极的，既加速了清初的统一战争，又大大减少了百姓的生灵涂炭。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洪承畴事清，明王朝也照样要灭亡，只不过在统一战争中，增添了更多的血与火，给汉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同一个历史人物，有时可能站在历史的前端推动着历史前进；有时则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历史的阻力。历史人物大多不可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好；也大多不可能绝对的不正确，或绝对的坏。例如对洪承畴的评价，如果把洪承畴事明和事清的所作所为作个具体的分析，就可以更客观地判断洪承畴的功与过。洪承畴本是明朝的重臣，他从一个下级军官，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屡建战功，一直升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他不仅残酷镇压了农民起义，而且尽杀王左挂等98名降将，这是洪承畴杀降极不光彩的一例。洪承畴在明朝就是如此踏着农民起义军的血迹往上爬的。这段历史自然不值得肯定。在促进清初社会安定，促进满洲贵族接受汉文化和先进技术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大推进了清初的历史进程。这些当然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可见，那些骂洪承畴不该事清的人，恰恰是把历史是非看颠倒了。
第三，坚持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的标准。在我国56个民族中，不论什么民族的成员，凡是维护这一原则的，就是爱国主义者。自有外族染指中国，即从明朝倭寇侵扰沿海疆域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抵抗外国侵略者，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历史人物的所有表演，凡是涉及这项主题的，都应当是以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团结，抗击外国侵略为目标，这样做的历史人物应当肯定。与此相反，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也有是非问题，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都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一般不用侵略反侵略，或者爱国卖国来表达。而在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和斗争中，诸如戚继光对倭寇的斗争，郑成功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等等，作为中国一方，他们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因此在这些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的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是为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方面，即在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凡是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都可称为爱国主义者。例如施琅，他坚持统一台湾，坚持招抚台郑集团，坚持留台主张，无一不是有利于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团结的，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产生的行动，当然值得肯定。就当前而论，不分信仰，凡是主张一个中国，主张台湾和大陆统一的，也都是爱国主义者。相反地，那些主张一中一台，主张台湾独立的，都是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理所当然要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成员的谴责。而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外国侵略者先后在我国东南沿海、东北、新疆及西藏等地区，凯觎我国领土，在反击侵略者的领土野心上，凡是主张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都是爱国主义者。这是个大目标，是各民族的成员应当共同信守的一项标准。下面想举两例说明：
例一，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古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严格来说，爱国主义是属于近代的概念，即属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外族入侵之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古代中国情况就不一样。我们通常说的古代中国的许多爱国主义者，如战国时代的屈原、宋代的岳飞、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明末的史可法，等等，这些爱国主义者所爱的国，实际上是本民族内部的一个政权，敌对一方也是本民族的兄弟民族，它不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这些人的所谓“爱国”，其实是爱一方政权，或一方的家庭王朝，如赵宋王朝、朱明王朝等。所谓爱国是和爱他所事的王朝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忠君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所事的王朝大多已经很腐败，如屈原爱楚国，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楚国统治者很腐败，不可能统一六国；而秦国正在具备统一六国的条件。当时的形势是谁能统一中国，谁就能对中国历史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屈原爱楚国，很大程度当然是希望楚国强盛起来，充当统一六国的角色。但楚国毕竟过于腐败，已无回天之力。屈原也只能以他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垂范于后人。至于文天祥和史可法，他们所爱的“国”是南宋灭亡后的小朝廷和南明的腐败政权，按其历史发展规律，这样软弱、腐败的朝廷，是注定要灭亡的。文天祥、史可法现象的出现，更多的是当时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存在着民族压迫的问题，所以，他们赢得了人们的长期称颂，主要是他们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气节，这一点是他们流芳后世的重要原因。所以，称颂他们的民族气节比从爱国主义角度来看他们的风范更加妥切，更加能反映他们的精神实质。
例二，从多民族国家角度看郑成功、施琅收复和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郑成功原是一位抗清将领，在南明小朝廷最后灭亡之际，他打着复明的旗号抗清，十年征战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就复明而言，当时明王朝已经灭亡，气数已尽，不可能重新统治中国，“复明”没有多大积极意义。就抗清而言，当时清王朝统一中国已势在必行，各种抗清力量的出现，都不过是清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郑成功抗清和其他抗清力量一样，迟早是要失败的。抗清就当时来说，虽然还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却不应过多渲染。但是，郑成功的可贵之处，是当他感慨“举义十有余年，越在草莽；未尝复尺寸土”时，毅然举兵东征，收复台湾，而且明确指出台湾是“先基”，是祖宗的基业，中国的领土。因此，尽管他的最初动机，是想在台湾建立一个抗清基地，但历史的进程地常常使人意想不到。可以说，连郑成功本人也未必想到，他复台的举动，竟成为后人评价其伟绩的主要依据，更没有想到他收复台湾是为中国领土完整和后来的统一做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郑成功复台，台湾当时的归属就成了问题。
第四，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气节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气节是必须考察的标准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况且，历史上由于儒家封建思想的荼毒，把一些本来是封建的糟粕，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也冒充气节。比如他们把宣扬和尊奉的封建道德中的糟粕，也当成气节加以渲染，长期毒害人们的思想。所以，在用气节观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特别慎重。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我以为下面几个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
其一，把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说成是救国救民的气节。清末的顽固派在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学时，就以崇尚气节为武器，极力反对学西学，认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只要臣民有“气节”，就能“御灾而灾可平”，“御寇而寇可灭”了。那么，什么是他们讲的“气节”呢？他们讲的气节，其实就是忠君、忠于孔孟之道，忠于封建的纲常伦理。谁能维护皇帝的尊严、地位、谁能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便是他们所崇尚的气节。他们提倡所谓气节，用以反对西学，认为学习天文算学等“技巧之术”，就是轻气节。所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只要“忠信之人，礼义之士”多了，即有气节的人多了，就能固本，就能自强。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试问，如果不学习西人长技，不改革弊政，不拥有自己的坚船利炮，怎样能够抗击外国的侵略。在近代史上，不论是鸦片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成千成万的中国士兵在洋人的枪口下负节身亡，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反对谋自强，反对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难道能算是什么气节吗？
其二，是坚持气节还是坚持封建道统，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比如明初方孝孺，原是事建文帝的。燕王（即明成祖）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方孝孺被送到北平，燕王要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指责燕王不该当皇帝，而应由建文帝之子或之弟当皇帝。燕王说，由谁当皇帝“此朕家事”，要方孝孺不用管。当时明成祖称帝已成事实，并非方孝孺所能左右。在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皇帝生杀予夺，直接冲撞或反对皇帝是要灭族的。方孝孺维护的是忠臣不事二主的名节，而置方家数百族人的生命于不顾，使其尽株连其中，被滴戍后裔更达一千三百余人。为维护个人的名节，伤害这么多亲属朋友，也未必是高明之举。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殉节，并非为正义事业殉节，封建专制主义的条件下，过问由谁来当皇帝大多是宫廷内部的争夺，对于一个儒生来说，如果关心也亦无不可，但应该有个撑得起来的落脚点，那就是谁当皇帝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明成祖一朝，恰恰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历史证明明成祖比建文帝更有作为。可见，方孝孺维护建文帝，不过是因为建文帝是朱元璋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诏立的，是正统的。方孝孺维护的是封建道统，并不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更不是为什么正义事业而坚持气节。如是这种例子在封建社会很多，统治者为某种政治需要，尽可以为他们建立所谓的“忠烈祠”，但它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气节并不是一回事。
其三，对旧王朝的死硬派不应多加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交替时，总有一批识时务、顺应潮流的官员从旧王朝走向新王朝，如唐初的魏征、清初的洪承畴，等等。这些人大多对新王朝的安邦定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成了一代名臣。但是，有一些坚决“不事二主”的死硬派，却和新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的甚至从事复辟活动，妄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这种人历朝都有，古代近代都有。但在近代，因离现实较近，抨击他们劣迹的也多，如清末的死硬派袁世凯、张勋反对共和复辟帝制，为世人所唾弃，颂之者少。但在古代就不一样，商朝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后人歌颂他们几千年，唐代大文人韩愈还写了《伯夷颂》，颂什么呢？颂他们有骨气、宁死不屈。对此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否定韩愈写的《伯夷颂》。毛泽东指出：“唐朝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历代都有一大批伯夷、叔齐之类的旧王朝的死硬派，对这些人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采取客观的历史分析态度。
朱元璋称帝后，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不和朱明王朝合作，竟自断手指，誓不做官。他们在元代虽未必是什么大官，但他们却甘当旧王朝的殉葬品。苏州儒士姚润、王漠也因不和领导农民起义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合作被处死，充当了旧王朝的殉葬品。世人多指责朱元璋残酷，少有指责夏伯启、姚润等人举措失当的。其实，这些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并非为正义事业作出牺牲，是属于不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四，不应肯定封建的节烈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烈观，是指为封建道德，诸如烈女、节妇等等而殉节的人的思想观点。这些被世俗称为美德的行为，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制造出来的一条又粗又长的绳索，捆绑着人们的手脚。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教下，一个青年女子的手被一个后生牵了一下，女子就得把被牵的手锯掉，以示尽节。今天看来是多么残酷、不人道啊！
至于忠君、尽臣节，其实含义是一样的。唐代名将张巡，以重节义而被称颂。他的重要业绩是死守睢阳，在弹尽粮绝之际，先是将自己的爱妾杀了，以飨将士，将士不忍，张巡“将令食之”。《新唐书》卷一九二记载：张巡“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女老弱，凡食三万口”。张巡为了保持节义，不惜充当吃人魔王，这种十分残忍不近情理的人，却为历史以重名节而加以称颂。
气节问题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历史承继给我们的，却有不少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忠君或许有人还会贬评几名，而爱国则很少有人去作具体分析。其实，当末代王朝败亡之际，往往有一些所谓义士在遥拜王灵之后自杀，或者下决心和新王朝作对，这些人是忠君还是爱国？显然，他们本质上是忠君，而不是爱国。
其实，气节和事业的正义性是紧密相联的。站在正义一边，不为利诱，不为威屈，或者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宁死不屈，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而站在非正义一边，甘心为腐败政权殉葬的死硬派，是不应目为祟高气节的。至于那种哥们义气，为坚持封建道德而献出生命的人，也是不值得称道的。我们要颂扬具有高尚气节的历史人物，颂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而有气节的历史人物，而不能是相反。
（资料来源：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