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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由于对古文的坚守而成为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桐城谬种”、“桐城妖孽”的骂名使我们很难将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联系起来，但客观考察，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新文学运动产生前缓慢发展的文学语言变革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是新文学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有意味的是，近代桐城派诸人恰巧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两方面卓有建树，客观上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本文并无意于为桐城派末流辩护，只是意在强调：在新旧文学交替的过程中，旧文学内部勇于变革的那部分人士客观上为新文学的诞生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客观看待他们的贡献，可以使文学史本来的面目更真实地展现出来。
一、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上的贡献
文学语言形态的变革，是近代文体改革的主要目标，近代文学的语言变革包含着通俗化、大众化，大量引入日本、欧美的新名词两大方面。近代桐城派虽然在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这一目标上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但他们并未完全与时代脱节。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桐城派就开始致力于以古文为载体介绍西方文化，不仅大量的欧美新名词涌入他们的笔下，他们还以桐城派古文展现了一幅幅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文化画卷。黎庶昌、郭嵩焘等人作为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人物，他们在以桐城派古文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将大量西方新名词引入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体的变革。
为了将西学中的新名词、新事物引入桐城派古文，桐城派诸人还颇费了一番心机，试图从儒学理论的高度去解释将新名词、新事物引入桐城派古文的合理性。其中以洋务时期的黎庶昌的贡献最大。
黎庶昌（1837－1898），字纯斋，贵州遵义人。曾出使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五年，出使日本大臣六年。他所撰的《西洋杂志》一书，以古文形式详细介绍了西欧各国的政教得失、科学技术、风土人情，被誉为“西洋风俗图”。
要把方方面面的“西洋风俗”纳入桐城派古文，黎庶昌面临着一个障碍，即有关西学的大量新名词、新事物能否写入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为文禁忌甚多，为求语言“雅洁”，“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对于古文中出现的新词汇、新事物，包括标点，黎氏态度鲜明：“不得以古之所无，非今之所有”，“余悉采而用之”。[2]当然，黎庶昌不是生硬地作出这样的结论，而是苦心积虑地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理由，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去解释将新词汇、新事物引入桐城派古文的合理性。
在黎庶昌看来，西方文化是包容于儒家之“道”中的。他认为：“西人立法施度，往往与儒暗合，世徒见其迹之强也，不思其法为儒所包，而反谓儒为不足用，是乌足语道哉！”[3]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黎庶昌所言的西方文化主要局限于器物文化层面。既然西学“与儒相合”、“为儒所包”，将西学纳入儒家见道之文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他还由《易》“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原理推论出：“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4] “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蹈舞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5] “西人茶会、音乐，蹈舞”已属于西方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若这些都“不非之”，那么在桐城派文章中介绍西方的“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甚至经济、教育、人情风貌，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对黎氏的主张，薛福成也有共识，他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方今西洋诸国情状，贾，陆，苏三公与文正所不及睹也。福成即睹四贤所未睹之事矣，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古人虽往，论事者不得因其事为古人所未谂，遂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6]
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等人作为洋务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他们的使西经历，使他们得以从不同侧面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在以古文笔法介绍西方新事物方面有不少特色与可取之处。其代表作品有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等，他们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的形式，记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翻开他们的着作，有关西方文化的新词汇比比皆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他们已经远远突破了桐城派古文语言“雅洁”的标准。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并非浮光掠影式地引入新词汇，而是力图通过新词汇向国人生动、真实地展现西方文化。在他们的作品中，新词汇并不呆板、生硬、孤立，而是与具体事物的介绍有机联系起来的“活”的的语言单位。
黎庶昌、薛福成、郭嵩焘等人的作品中处处可见的新名词、新事物，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他们的努力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桐城派对于近代文体语言的变革,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还是有一定的贡献。
二，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介绍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与西方作品，尤其与是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末年，一贯被视为保守的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翻译的作出了相当贡献，其中以吴汝纶的理论建设、严复、林纾的翻译实践最为引人注目。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至父，安徽桐城人。吴氏自幼喜好古文，曾拜曾国藩为师。先后入曾国藩幕、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后出知深州、天津、冀州等州府又十余年，致仕后，讲学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虽然一生没有涉足翻译，但他在《<天演论>序》中所表现出开放精神，为桐城派古文向翻译西学着作打开了门径。
《天演论》是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所着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中国近代较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着作的译述，此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吴汝纶早在严复翻译此书之初就致信严复，与严复探讨有关“顺天演”、“讲治功”之说，并表现出“欲先睹为快”的愿望。[7]在阅完该书的译文初稿后，吴汝纶赞叹不已，认为“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8] 1898年1月，吴氏欣然为比自己小十四岁的严复的译作写序。在序中，吴氏称赞赫胥黎的学说“奥颐”、“信美”，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创闻”，称赞严复翻译此作，具有使“读者怵焉知变”的巨大作用。吴氏在此序中还特别强调严译的旨意是“与天争胜”的“人治”精神，并赞成严复“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观点。[9]可见他与当时的维新思想家一样，也希望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有所变革，以挽救亡国亡种的命运。
但吴汝纶的重点显然不在《天演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潜在价值，吴序有一半以上篇幅是在赞赏严复译文的“高文雄笔”。[10]他特别强调之所以器重此书就在于严复的译作“雄于文”，“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11]吴汝纶认为西方政治学说只要以“雅训”的古文表达，即可成为与儒道并列之道。他说赫胥黎之道(即进化论，笔者注)，“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但一经严复以古文“雅训”之词译出，这本不可与中国文史名着相提并论的进化论，就“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了。[12]吴氏在此实际上表述了这样一种主张：以桐城派古文的“文章”形式，可以译介包含西方社会学说在内的所有西学着作。同时，吴汝纶认为翻译西书是传播西学，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力倡多译西书：“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13] 这就为以桐城派古文翻译西方所有类别的着作打开了门径。
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严复以古文译《天演论》，并请当时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作序，从此与桐城派结下不解之缘。严复曾多次言明自己与吴汝纶之间的师友关系，光绪二十五年（1900），他在致吴汝纶的信中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至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14]严复在这里不仅表现出对古文的钟爱，还表现出欲拜吴汝纶为师的愿望。吴汝纶去世时，严复写下“平生风气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的挽联。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认为严复是“桐城嫡派”，也不无道理。[15]但在另一方面，严复在思想主张与文章风格上均与桐城派大异其趣。思想上，严复倡导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非桐城派恪守的程朱义理；在文章风格上，严复的文章汪洋恣肆，雄直浑厚，章炳麟曾这样评价严复的文章风格：“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16]从这个角度分析，严复又与桐城派隔着相当距离。
虽然严复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显得若即若离，但他以桐城派古古文笔法译介西方政治、经济学着作的成就却令人注目，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更得到翻译界的长期推崇。关于“信、达、雅”，严复这样解释：“《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豪厘千里。”[17] “雅”显然是严复强调的重点，“信、达、雅”的核心就是要以桐城派所推崇的汉以前单行散体古文去译介西方着作，反对在翻译中运用“近世利俗文字”。虽然严复的翻译笔法被梁启超批评为“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18]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着作以流畅渊雅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毕竟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古文的熏陶。严复将桐城派古文与西方新学结合起来，恰巧对渴求西学而又“多读古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魅力。
但是，严复翻译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政治、经济等“名理”着作，他的着译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桐城派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吾非桐城弟子为师门捍卫者”的林纾[19]。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曾在北京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正志学校等处任教。1901年，年近50的林纾在五城学堂与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相遇。吴汝纶对林纾的文章很欣赏，认为林纾的古文“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20]林纾论文宗桐城派义法，他在《春觉斋论文》中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林纾与晚清桐城派过从密切，他在北京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文人引为同道、相互呼应。
林纾引人注意的地方，并不在他“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的努力[21]，而在于他在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22]这几乎是学界关于林纾评价的共识。对于林纾在译介西方文学上的成就，有学者甚至这样评价：林纾是“翻译外国文学进入中土的第一个人，是位使人开拓境界扩大视野的古文家。前此，自唐宋以来，我们虽然通过玄奘、鸠摩罗什等人的佛经翻译，略见印度等地的故事传说，究非专业的、大规模的、不可与林琴南相比拟”。[23]
林纾精于古文而对外文一窍不通，全凭别人口述意译。笔者根据张俊才先生编写的《林纾着译系年》统计，[24]仅在辛亥革命前的12年间，林纾翻译的外国作品就有72种，其中包括大家公认的译得较好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拊掌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等。
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总结起来，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林纾的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25]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桐城派虽为一文学派别，却局限于散文领域，其“义法”仅仅是就散文而言。林纾却用桐城派古文笔法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为自己赢得了“小说翻译家”的称号[26]。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27]
中国传统文人，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林纾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以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28]从郑振铎的评价，可以看出林纾的努力促进了外国小说在我国近代的翻译，促进了小说家地位的提高。
其二，林纾的翻译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成就得到了新文学家们的肯定。
林纾虽然因固守古文立场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抨击，但他的翻译成就仍然得到新文化健将们的肯定。对此，郭沫若讲得很清楚，他认为：林纾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先生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争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者不免有一概抹煞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29]曾经直接与林纾交锋过的胡适在《论翻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人能读西洋文学书，已近六十年了；然名着译出的，至今还不满二百种。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近三十年来，能读英国文学的人更多了，然英国名着至今无人敢译，……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30]在近代中国，对译介西方文学作出莫大贡献的竟然是不懂外文的林纾，而不是精通外文的英、美留学生，胡适的话着实让人深省。
20世纪初期，虽然文学革命的浪潮方兴未艾，白话文渐有替代古文之势。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古文的影响，毕竟古文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最熟知的语言体系。林纾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有相当大的魅力。“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前，有不少年青人非常喜欢‘林译小说’。有些人并没有见过林纾，可是在心目中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国文导师’。当时摹仿林纾的译笔写作文章，更成为一种风气。有人认为，黄花岗革命烈士林觉民给他的妻子的那封真情洋溢的遗书，便是这样的作品。”[31]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以桐城古文为载体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有助于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周作人曾这样评价晚清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32]周作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桐城派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惜周氏于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也许是一种自夸抑或自我辩护，姚永朴于1935年2月曾对其弟子吴常焘说：“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林纾也曾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33]姚永朴、林纾的结论虽然是出于为桐城派辩护，但仔细分析，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近代时期，桐城派在近代语言体系的变革，尤其是在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上，均有一定建树，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但古文毕竟已经被时代的发展宣布为“死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大势”相逆，桐城派虽然为适应新的文学发展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无法改变古文被白话文替代的命运，无法改变桐城派覆灭的命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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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望溪先生年谱》，《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61页。
[2]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拙尊园丛稿》卷2，光绪乙未金陵状元阁印本。
[3] [4] [5]黎庶昌：《儒学本论序》，《拙尊园丛稿》卷5。
[6] 薛福成：《出使四国奏疏》，《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
[7] 吴汝纶：《答严幼陵》，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8] [10] 吴汝纶：《答严幼陵》，《吴汝纶全集》（三），第144页。
[9] 吴汝纶：《<天演论>序》，《吴汝纶全集》（一），第147页。
[11] 吴汝纶：《<天演论>序》，《吴汝纶全集》（一），第147－148页。
[12] 吴汝纶：《<天演论>序》，《吴汝纶全集》（一），第149页。
[13] 吴汝纶：《<天演论>序》，《吴汝纶全集》（一），第148页。
[14] 严复：《与吴汝纶书》，王木式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2页。
[1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98页。
[16] 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
[17]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五册，第1322页。
[18] 梁启超：《绍介新着<原富>》，《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
[19] 林纾：《<慎宜轩文集>序》，《畏庐文集·诗存·论文》（二），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9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28页。
[20] 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 《畏庐文集·诗存·论文》（二），第414页。
[21] 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文集·诗存·论文》（二），第514页。
[22]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页。
[23] 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24] 张俊才：《林纾着译系年》，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
[25]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9页。
[26] 曾宪辉：《林纾传》，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5页。
[2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197页。
[28]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郑振铎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371页。
[29] 郭沫若：《我的幼年》，《郭沫若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30] 胡适：《论翻译》，《胡适文存》（三），第558页。
[31] 孔立：《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290页。
[3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8页。
[33]《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页。
[3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