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论“贰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论“贰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贰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诏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所谓“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季，兼仕两朝的大臣。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又在清朝做官的人，明史里不能为他们列传，把他们和一般汉臣同样载入清史列传里，“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1]。所以，他决定“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2]。谕旨最后说，让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朕裁定，并通谕中外知之”[3]。清朝国史馆据此编纂了钦定《国史贰臣传表》，表首刊载了乾隆的这道谕旨。这部书共12卷，收集入清的明朝官员120多人。至乾隆五十年(1785)，又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官修的《续通志》一书里，增加贰臣传六卷，把唐朝至明朝初年的降臣列传集中起来，编在了一起。这样，在清代的史书里，开创了编写贰臣列传的体例。“贰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很多，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有大批旧王朝的官吏涌入新王朝任职。在朝代更迭频繁之季，一个官吏先后事于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五个王朝的，也大有人在。按照乾隆的标准，一部二十五史里就会有无数官员被列入《贰臣传》。以往的史书，对“贰臣”的看法同乾隆一样，持鄙视态度。而通观历代的“贰臣”，对新王朝所制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他们不能一概否定，要作具体分析。在儒家的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支配下，不加分析地对“贰臣”加以歧视和贬斥，是极不公平的。今天，在提倡敢于改变传统观念、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情况下，本文拟对“贰臣”这一历史现象作些剖析和评述。
一、乾隆编《贰臣传》的历史背景
乾隆四十年前后，清王朝的统治在极盛中孕育着危机。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山东爆发了清水教领袖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100多年来所未有过的。它对清统治者是一次较大的震动。此后，一系列的起义接踵而起。面对上述形势，乾隆帝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从巩固长远统治的需要出发，要求臣下忠于清朝的统治。为此，他提出编写《贰臣传》的决定。
乾隆要编撰《贰臣传》还有另一个用意，即重点放在写当朝的“贰臣”。清朝初创时期，一个僻处辽东长城之外、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进入辽东地区，继而入主中原，要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家，单靠本民族的力量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加之满洲贵族同汉族语言不通，文字不同，衣饰习俗相异，如果得不到汉人的支持，要想在新征服地区站住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取得汉人的支持，首先就要征得明王朝里那些有统治经验的官吏的支持。这批人有文化，有众望，对清朝统治的建立最有用。这就是清朝初创时期大量收买、拉拢明朝官员，使之归降的原因。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对明朝降官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你们应当“善为把守边境不固之处，收其不可靠之人。”[4]对于归降他的汉官，努尔哈赤则极力笼络，嘉奖赏赐，给予官职，甚至允诺“功臣”子孙世袭。满洲贵族入关进京，逐步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统治后，仍然采取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的政策。顺治下令，凡明朝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指李自成起义军）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5]从努尔哈赤到顺治以至康熙朝，任用汉族降官，都是从清朝创建和统治需要出发的。正如乾隆诏令编写贰臣传的谕旨里所说：“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6]《续通志·贰臣传》的前言里也说：“闻考历代草昧之初，恢天纲鼓群动以安反侧而备驱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7]事实也是这样，不少明臣走进清王朝的统治层中，对清初的安邦定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清朝代替明朝，毕竟是由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代替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统治。这就使清初一部分汉族士子如谈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仅不愿仕清，而且在其着作里常常流露出怀念故明之感。士大夫的反清思想，曾使清初统治者忧心忡忡。不过，那时满洲贵族急需解决在全国范围消灭抗清势力，建立政治统治，顾不上在思想文化领域肃清反清思想。随着清王朝逐步稳定，统治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从康熙开始，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以遏制知识分子议政，尤其是要肃清反清复明的思想。为了排除明王朝的影响，清统治者利用纂修《四库全书》之机，篡改历史。满洲本是女真的一支，曾臣属于明朝。明设建州卫管辖，故名建州女真。明朝后期，建州女真势力逐步壮大，与明冲突较多。其时明朝史书中对建州女真多有指责和蔑视。为此，清朝统治者不愿提及前世向明称臣的事，甚至连“建州卫”三个字都引以为耻，忌讳颇深。所以，乾隆令《四库全书》修纂史官，将明朝人记录有关建州史料，要么销毁，要么改写，只提清的发祥地为满洲，矢口否认满洲与女真人的联系。同样，还必须抹去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清朝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大都是通过明朝降臣来施加的。因此，乾隆要篡改历史，自然有必要贬低明朝降臣在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功绩，从而更能突出满洲贵族的文治武功。这就是乾隆令人修《贰臣传》，尤其是当朝《贰臣传》的另一个用意。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乾隆对这些所谓的“贰臣”严加贬斥：“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8]他认为这些人不能同开国时主动投奔女真贵族的范文程等明朝士人相提并论，否则，就不足以“昭褒贬之公”[9]。乾隆还认为，“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10]他又说：“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11]。显然，乾隆立《贰臣传》的目的，是要昭示“大节有亏之人”。因为这些人“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出于政治需要，他颂扬为明朝死节的史可法，是“一代完人”[12]。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时候所需要的自然是像史可法那样忠于一主的忠臣了。乾隆立《贰臣传》的做法，颇有点过河拆桥、掩饰历史的味道。他之所以要这样做，而且有条件这样做，是由于其时清朝已经鼎盛，贰臣的作用早已消失。况且，这时毕竟已是封建社会末期，预伏着种种危机，且有震撼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乾隆从清朝统治长治久安出发，自然要极力褒扬忠于一主的大臣。
从思想上分析，乾隆已是比较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清朝皇帝。清朝入关以后，统治者就尊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康熙以至尊的天子，亲到曲阜，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之礼。他还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发了“圣谕”16条，作为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准则。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到乾隆时，已经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程朱理学来进行统治了。乾隆提出编《贰臣传》，就是利用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和“忠臣不事二主”的教条。他在为此事下达的谕旨里表示“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示彰瘅”[13]乾隆五十年(1785)，纪昀等在送审《续通志》给乾隆的奏言中，也讲到乾隆让他们编“贰臣传”的目的：“我皇上标人伦之规矩，严大义之防维。”而纪昀等则“按春秋以正名分，而其功在于惧乱贼，史之为义，所以植纲常示惩劝，盖綦重也”。[1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的“为万世臣子植纲常”，纪昀的“按春秋正名分”，其标准和道德规范都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但就是乾隆提出的这个《贰臣传》，却把历史上许多有过重要贡献的重臣、名臣给否定了，历史被扭曲了。封建的传统观念，一直把乾隆的“贰臣”思想奉为正统观念，流行至今。
二、“贰臣”的成因及其作用
“贰臣’，一般都出现在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即动乱或改朝换代的年代。因此，“贰臣”的思想动机就很不一样，他们的历史作用也有很大差异。对这些人要进行具体分析。乾隆诏编《贰臣传》的谕旨里，将贰臣分成三类。后来，在清修《续通志·贰臣传》里，又把贰臣分为十类。大多是依照贰臣的身分不同来划分的，如有的是身都两府的社稷之臣；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文臣；有的是武将。也有按照归降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有的手持玺绶卖国予人；有的“始亦奋激，败犹倔彊，卒不能固一”[15]；有的身事多朝，成为“七朝宰执，八姓奴仆”[16]。这些分法只说明“贰臣”的成分复杂，各种各样的都有，并未说明他们投靠新王朝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新王朝的作用。下面想对乾隆所指名的“贰臣”和《续通志·贰臣传》所列“贰臣”的作用，略作一些分析。归纳起来，历朝的“贰臣”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主动投靠者。这部分人多数较有政治眼光，当他们看到原来所事王朝腐败而又不可挽回时，就把眼光投向新兴的生气勃勃的势力。尤其是他们看到新兴势力政治修明，有发展前途，就对其寄予希望，并决心为新兴势力效力。在这类人里，由隋入唐的萧瑀是个典型。他很有学问，也很有见识，是隋炀帝的小舅子。但他看到炀帝统治残暴，不甘心与之为伍，只是由于萧皇后的劝说，才勉强在隋朝任官。唐高祖李渊称帝后，赏识萧的为人和才干，召他前去。萧瑀欣然前往。李渊对他十分重用，“内外百务悉关决”[17]，成为唐初的凌烟阁图形勋臣。萧瑀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用在唐朝的安定和发展上，对唐初的政治、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所以，唐太宗赞扬他说：“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18]又如，由南宋入元的刘整，是员有勇有谋的武将。在元朝灭南宋的统一战争中，他起了重要作用。萧瑀和刘整都是主动投靠新王朝的，但动机不尽相同。萧瑀的奔唐是对隋唐之间比较优劣之后，作出选择的，可以说是弃暗投明。他算得上是识时务的俊杰。《续通志·贰臣传》把他列入“宗室帝甥、后弟主婿，谊连肺腑，弃亲即雠”[19]的贰臣。这种贬评，从儒家“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看，则是极不公正的。刘整的投奔，是由于在旧王朝受到猜忌，甚至有杀身之祸，不得不投奔新的王朝。在元朝的统一中，刘整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对他的由宋入元也不应有所非议。
被迫投降者。这类人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一种是开始不投降，后来投降了。如：总督蓟辽的明军主帅洪承畴被清军围困以后，粮尽，仍然坚持不降。后清军攻克城池俘虏了他，清太宗皇太极令人劝降，洪承畴谩骂不止，直到皇太极亲自劝说，他才降服，并为清初的安邦定国和统一战争作出了贡献。洪承畴始而不降，是为了忠于旧主；后来为形势所迫，又为新主重视人才所感动而降服。另如，由元入明的危素，原是元朝的翰林学士，明军攻入大都，他原准备以死报国。有位寺僧劝他：“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20]危素于是降明，《元实录》得以无失。危素由不降到归降，是为了他所承担的撰修国史的事业。像危素、洪承畴这类人在历史上很多，他们向新王朝投降之后，都为新王朝的文治武功出了力。前朝败亡，一部分有能力的文臣武将从被迫到自觉地效事新王朝，并对这些朝代的创建、安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对我国历史发展有积极意义。因此对这些人同样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兼仕多朝者。这类人在王朝更迭频繁的战乱年月较多。像五代时的名臣冯道最为典型。他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共事11个皇帝，被人称为官场上的“不倒翁”。《续通志·贰臣传》里把冯道排在贰臣中最差的第十类，并概括这类人的特点是“七朝宰执，八姓奴仆，固懵大伦，且不知廉耻是人间何等事”[21]，其实，冯道身事多朝也有其历史原因，应作具体分析。五代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是军阀掌权的时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22]。人民和多数官吏只能听任军阀、武夫的摆布。而军阀要治天下，就要召用前代的大臣、官吏；因此，五代时一人兼仕多朝的现象十分普遍。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期全节之士，只有三人，忠于帝王而死的只有15人。多数都是“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23]。对这些人的评价，应主要看他们在所事王朝期间的所作所为，到底对历史的发展、对人民是否做过一些好事。当时的形势属于战乱，王朝短暂，领土也不固定。任何一个有才能的文臣武将都没有必要去充当割据势力的殉道者。冯道在历史上是挨骂最多的贰臣之一，他之所以挨骂，主要是骂他事主过多。今天看来，这个罪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实际上，冯道在五代还是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安宁和人民安定的好事。他在后唐为宰相时，劝唐明宗居安思危，不要伤农，要行仁义。明宗统治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农业连年丰收，这与冯道是不无关系的。他在契丹国为太傅时，劝辽太宗耶律德光要救百姓于危难，时人认为契丹不灭汉人，“赖道一言之善也”[24]。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说明冯道在劝阻耶律德光不要滥杀汉人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冯道为官清廉俭朴。归乡期间，还曾“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25]，这在封建社会的高官里，也是比较难得的。尽管从欧阳修到乾隆都指斥他为“无廉耻者”，但当时的人“皆共称叹”[26]，甚至因他与孔老夫子同寿，而称誉他。
从以上三类人物可以看出，大多数“贰臣”之所以成为“贰臣”有其历史原因，而他们遭到贬斥是儒家“忠君”的历史根源造成的，我们大可不必照搬前人的结论，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贰臣及其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当然贰臣中品质恶劣，贪生怕死，贪赃受贿，嫉贤妒能，馅事奸佞，危害百姓的人，历朝都有，像唐初的封伦，五代时的苏循、袁象先和段凝，清初的冯铨等。这部分人是“贰臣”的败类，对他们进行贬斥，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贬斥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贰臣”，而是因为他们所做所为不利于社会发展，危害了百姓以及个人品质的恶劣。其实，这类人在阶级社会的官场上比比皆是，又岂止贰臣中的几个！
三、“贰臣”的气节观问题
《贰臣传》始于乾隆，但对“贰臣”的贬评却是早已有之。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杂传》里所写的人，就都是贰臣。他在《杂传》前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传（指《左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7]在我国历史上“贰臣”之所以受到鄙视，基本原因是社会舆论把他们看成“大节有亏”，即我们常说的失节。按照封建儒家学说“忠臣不事二主”，这些“贰臣”不但都事过二主，有的甚至事过多主，自然存在着“大节有亏”的间题。儒家的“气节观”是以“忠君”为核心的，这个“君”，不管是有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甚至荒淫无耻，作为臣下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仆关系。因此，历代君主总要大肆宣扬忠于主子的气节观。今天来看，这种气节观当然是错误的，是应当批判的。而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完全是按照“忠君”这个道德规范来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很大的变革。但是，儒家这种传统的气节观，却仍然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歧视。
中国自周秦以来，经历了几十个王朝的更迭。而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新王朝都是在承继前朝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王朝的成员几乎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王朝的臣民演化过来的，甚至包括多数新王朝的君主。也就是说，新王朝不但从旧王朝承继了经济和文化，而且也继承了人。“贰臣”是旧王朝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走进新的王朝，成为新王朝里安邦定国的大臣。他们前后所事的王朝，从性质上看，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人选不同，为这个政权或那个王朝效力，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力。当然，一般来说，旧王朝代表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而新王朝代表地主阶级中较为有远见有朝气的势力。因此，“贰臣”的易主，不仅是大势所趋，还含有积极意义。从王朝的领土上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外族统治的问题，“贰臣”也就不存在变节和大节有亏的问题。至于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际坚决为之殉道的大臣，也未必都能称得上是英杰。以明朝末年为例，明末坚决抗清的“志士”，有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压迫的一面；但更是由于信守封建气节观所然，甘心情愿为崇祯殉葬，其思想支柱不过是“忠君”二字。这些人自然称不上什么好汉。他们的行为和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不一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唐朝韩愈写的《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伯夷原是商臣投奔了周，但当周武王伐纣时，他坚决反对武王灭商后，他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毛泽东没有附和历代舆论来赞扬伯夷的气节；相反，他批评了这种所谓的“气节”，认为这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不值一颂。历代所颂的伯夷气节，其实就是儒家的气节观。用儒家的气节观来衡量历史人物，在许多人身上就会颠倒是非，就不可能给他们以公允的评价。
清初，有不少明末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因怀念故明，而不愿仕清。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借用清代的土壤，成为我国历史上光耀一代的思想家；但也有的成为潦倒文人。无论前者或后者，大都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往和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在介绍和评价前者的学术成就时，总要先表彰他们至死不与清朝合作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其实，对这些人的评价，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实际贡献；说到他们反清的民族情绪，在清朝建立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早已亡故了的旧王朝，并为之尽忠，只能是狭隘民族思想的表现，是不值得称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坚决反抗民族压迫的志士，都称不上是具有民族气节的人。
那么，对那些被俘之后，接受了清廷的劝降、成为大清重臣的人，是不是值得肯定呢？对此，笔者以为要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以洪承畴而论，他历来被称为“汉奸”，称为“有亏大节”的人。世俗的笔法主要是两条：一降清；二帮助清廷镇压抗清力量。他在明朝时的一段暂不说，仅就清朝的这段表现来说，降清以后，他向多尔衮建议，争取明朝官吏百姓，不要恣意屠杀掠夺。这一主张有利于清朝统一战争，对人民来说，也有积极意义。他在协助多尔衮办理政务期间，还极力劝导满洲贵族学习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以摆脱落后状态。他还利用科举制为清朝选拔一大批贤才。当满洲贵族成为全国统治者时，促进他们的进步，是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当然，洪承畴在镇压农民军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中，手段也是相当残酷的。他一到江南，就亲自指挥“满汉官兵奋力擒剿”所谓的“土寇”。对镇压南明残余势力，洪承畴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执行清朝统治者的命令，将捕杀的南明诸王和抗清者的首级，“遍传江南江北各地游示，以儆叛乱”。对洪承畴的这些表现，要辩证地进行分析：（一）对他被俘之后降清，不应有过多非议；（二）他在清初为清王朝的稳定和迅速统一，作过重要贡献，应当肯定；（三）他镇压农民起义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残酷，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四）对他镇压南明的残余势力，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些抗清志士，为反抗民族压迫，至死不屈。这种英雄气概应当受到称颂。然而，洪承畴作为清王朝的重臣，他的历史使命是帮助清王朝迅速统一中国，镇压抗清斗争是必然之举，也是他份内的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抉择。据以上分析，称洪承畴为“大汉奸”自然是有欠公允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讲气节观。气节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气节。笔者以为，在我国古代、近代历史上，高尚的气节可有以下几种：（一）在反抗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者。如农民战争中坚持到底，即使被俘也不投降的英雄人物。像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中，张梁领导的起义军受到敌人突然袭击，拼死战斗，3万人战死，5万人“赴河”而死。太平天国后期青年将领陈玉成，被俘后拒不投降，骂敌而死。在反抗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英勇就义的无数革命先烈。（二）在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屈的英雄。由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民族统治者掌握政权的更迭，由于民族战争中常有民族压迫问题，坚持反抗民族压迫的，像文天祥，可以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应当肯定。在阶级社会里，不同民族之间的统一战争，还夹杂着民族压迫，并且一般都是通过残暴的掠夺手段进行的。汉族建立的王朝是这样，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这样。元朝在统一战争中，蒙古贵族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如此，文天祥反抗民族压迫才值得肯定。但同时，南宋的统治极为腐朽，而元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进步作用。为此，我们对由宋入元的大臣，就没有必要指责他们有什么气节问题。（三）在有利于历史前进的斗争中，为维护正义事业而献身的人。像明朝后期在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遭到魏忠贤迫害，至死不屈的“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还有戊戌变法中，为改革而流血牺牲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被清廷逮捕而英勇献身的众多资产阶级革命志士。（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坚持抵抗、至死不屈的烈士。像鸦片战争中，为反抗英国侵略者，誓死保卫虎门的关天培，与国土共存亡的浙江定海三总兵，坚守吴淞炮台血染战袍的陈化成。还有甲午中日战争中，勇敢撞击日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舰将士，拒不投降日军、自杀殉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抗日战争中，只身一人同数百名敌人奋战几昼夜、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身中数弹、仍高呼“杀敌报国”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等。以上这些英雄形象，至今仍为我国各族人民所称誉。
几千年来，儒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新中国建立了40多年，人们已经崇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但也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肃清历史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让历史研究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逐步纠正被传统观念歪曲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注释：
[1] 《清高宗实录》卷1022。[2] 《清高宗实录》卷1022。[3] 《清高宗实录》卷1022。[4] 《满文老档·太祖》卷40。[5] 《清世祖实录》卷8。[6] 《清高宗实录》卷1022。[7] 《续通志》卷606，《贰巨传》一。[8] 《清高宗实录》卷1022。[9] 《清高宗实录》卷1022。[10] 《清高宗实录》卷1022。[11] 《清高宗实录》卷1022。[12] 《清高宗实录》卷996。[13] 《清高宗实录》卷1022。[14] 《清高宗实录》卷1022。[15] 《续通志》卷606，《贰臣传》一。[16] 《续通志》卷606，《贰臣传》一。[17] 《新唐书》卷101，《萧瑀传》。[18] 《新唐书》卷101，《萧瑀传》。[19] 《续通志》卷606，《贰臣传》一。[20] 《明史》卷285，《危素传》。[21] 《续通志》卷606，《贰臣传》一。[22]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23] 《新五代史》卷54，《杂传》第42页。[24]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25]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26]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27] 《新五代史》卷54，《杂传》第42页。
（资料来源：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