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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满洲皇帝与保母
保母又称乳母、奶母、乳媪,满语称嫫嫫、嫫嫫额涅 [1],即今人所云奶妈。在清代,举凡八旗世家,都有乳母。在内务府旗人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女仆中地位最高者就是乳母。贾政的乳母赖嫫嫫,家有花园,孙子做县官;宝玉的乳母李嫫嫫,任意打骂奴婢;贾琏的乳母赵嫫嫫,连凤姐对她都以礼相待。非一般仆人可比。在满洲旗人文康着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也用大量笔墨渲染安骥的嫫嫫爹(又称乳公、奶公)华忠、何玉凤的嫫嫫爹戴勤一家在主人面前是如何的风光。不过,在旗人社会中,身份最尊显的乳母乳父,还是出在帝王家。
满洲皇帝的奶母是些什么人?她们生前与皇帝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死后又得到哪些哀荣?而她们的丈夫(奶公)和子孙又从中得到了什么恩惠?这些问题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清朝内廷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清朝最高统治者——满洲皇帝——与身份卑微的仆妇间一种充满温情的特殊关系。
一、皇帝的保母与册封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于草莽,历尽艰辛,其子侄虽还不能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在襁褓中受到奶母的呵护。今沈阳清昭陵东上岗子村附近,原有“奶妈坟”一座,葬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奶妈和奶公。[2] 及清朝入关,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均以幼年即位,保母在宫廷中的作用由此大增。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由亲叔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母亲孝庄皇太后是蒙古科尔沁亲王寨桑的女儿,福临出生不久,就与母亲分宫居住,数月方得一见。所以他在内廷接触最多的就是保母。
就目前所知,顺治帝保母有朴氏、叶赫勒氏、李嘉氏,清一色的满洲旗人。关于朴氏的出身背景,在清朝正史中语焉不详。近阅光绪二十四年隆钊修《辉发萨克达氏家谱》(下简称《萨氏家谱》)[3],总算弄清了笼罩在这位满洲妇女身世上的谜团。朴氏的夫家是辉发萨克达氏,始祖伊拉达,二世祖他母布,三世祖吾达那,四世祖巴萨哩。朴氏是巴萨哩的妻子,本姓布母布哩氏,以后简称朴氏。布母布哩氏不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按《氏族通谱·凡例》的说法,只有那些元勋世宦或至少子孙中“有名位(即有一官半职)可考”的氏族,才符合收载条件。布氏(朴氏)未被收载,只能说明朴氏的娘家身世卑微,名不见经传。
《萨氏家谱·祖母受封例》载:“由太祖龙飞之日携族内府,世受皇恩,屡承天眷”。说明早在太祖开国时代,朴氏或者还包括成为她夫家的辉发萨克达氏,已成为努尔哈赤名下的包衣。朴氏前后经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去世时至少也该六七十岁,这在当时的满洲人中已是享寿很高了。
朴氏的丈夫巴萨哩早殁,葬在吉林辉发原籍,没有赶上“从龙入关”的风光,他的族人,是在女家长朴氏带领下到达北京的。当时,福临尚在幼冲,加之体弱多病,作为其保母,朴氏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在外出行猎时猝死,十四岁的福临提前亲政,朴氏依旧追随其左右。当时活跃于清廷的耶稣会士记载说:顺治十六年(1659),当南明的郑成功围攻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福临大发雷霆,扬言要御驾亲征。面对百官劝阻,他竟用剑把御座劈成碎块,于是再没有人敢站出来谏止。其母孝庄太后转身退去,另遣福临的奶妈出面劝阻,“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4] 这位向福临进劝的奶妈究竟是否朴氏难以确定,不过这至少说明,顺治帝对奶妈非常尊崇。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福临染上天花,数日后撒手尘寰,年仅二十四岁,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承了皇位。八年后,玄烨特谕礼部,对朴氏加以追封:“世祖章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皇,克昭敬慎;朕躬幼时,殚心调护……今封为奉圣夫人,顶带服色,照公夫人品级。”[5]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诸子由保母养育有着悠久传统,《礼记·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以上“诸母”“慈母”“保母”又称“三母”。说明早在先秦时,已有帝王之子由保母养育、教养的制度,而帝王子孙的衣食住行几乎全由保母包揽,他们在童年时期同保母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亲生母亲,他们对保母的感情也因此日久弥深。
同样,对保母锡以封号,尊以高位,赐以财富,也并非清朝的肇造。汉武帝曾号其乳母为大乳母,以公田赐之。东汉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顺帝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灵帝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晋元帝封乳母阿苏为保圣君。唐中宗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玄宗封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代宗封乳母吴氏为颍川郡太夫人;宪宗赠乳母卢氏为燕国夫人;哀帝封乳母杨氏为昭仪、王氏为郡夫人、第二王氏为昭仪,后因中书劝谏,改封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王氏为康圣君。宋朝以降,这类记载仍不绝于书。至于北魏太武帝即位后尊乳母窦氏为保太后(又尊皇太后),元朝文宗封乳母夫为营都王,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皇帝尊崇保母的先例。
明永乐三年(1403),成祖朱棣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贞顺夫人,是明朝尊封保母之始。仁宗朱高炽初登基,封保母为翊圣恭惠夫人,置守坟人丁十二户;又封保母杨氏为卫圣夫人,其夫蒋廷珪为保昌侯,赐谥庄靖。都是前所没有的旷典。宣德元年(1426),宣宗朱瞻基封乳母尹氏卫圣夫人。从此沿以为例。[6] 明英宗尊保母张氏为佑圣夫人。万历时,保定人侯二妻客氏入宫为朱由校乳母,以姿色受其宠幸。由校(熹宗)立,封客氏奉圣夫人。客氏后与大宦官魏忠贤朋比为奸,把持朝政。由此可见,清朝册封朴氏为“奉圣夫人”,完全是因袭明朝制度 [7]。
清制,公、侯、伯及一品官,封光禄大夫,其妻封一品夫人。朴氏照公夫人品级,在清初皇室各保母中,所受尊荣规格最高。这当然与她精心呵护两代幼帝有关。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朴氏溘然长逝,玄烨闻讯沉痛万分,在上谕中追忆了朴氏的音容笑貌和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为报答朴氏抚养之恩,不仅追加封号,还“特赐孝陵近地,葬如公夫人礼”,建祠墓道,春秋致祭 [8]。
福临遗体火化后葬北京东北方的昌瑞山(在今河北省遵化县),即通常所称东陵,其陵墓孝陵又是在东陵起建的第一座陵寝。玄烨谕旨朴氏葬在孝陵,意在让她永远伴随着钟爱的小主子福临,用意是很明显的。但《萨氏家谱》却这样写着:“德胜门外大豁口东满井祖茔坟座记载:首座葬布母布哩氏……其葬制,始祖为上,已婚男姓并正妻按辈分左昭右穆顺延”。据此,朴氏不仅被萨克达氏奉为入关后的始迁祖,还在满井祖茔占据了主穴位置。问题是:朴氏一身,怎能兼有两墓?玄烨既已御赐“孝陵近地”,朴氏族人又怎敢违背?何况,朴氏生前已再婚,后夫名喀喇(说详后文)。这样一来,朴氏即便不葬在孝陵近地,按常规也不应入葬萨氏祖坟。实际情况是,朴氏和她的后夫喀喇确实一起葬在了孝陵近地,至于萨氏在自家祖茔设置的朴氏墓,只能是她的衣冠冢 [9]。
帝王陵附葬保母的做法,最晚始于唐代。唐昭陵附葬的彭夫人就是太宗李世民的奶妈。据说此坟仍存遗迹,墓呈圆锥形,高八米,直径二米。而前面提到的清昭陵奶妈坟,或者就是有清一代奶妈坟之始。
在笔者所见满人族谱中,女性被奉为始迁祖的,仅朴氏一例。清朝定鼎北京,满人各姓随之入关,迁徙之第一代家长为始迁祖,死后葬墓地首位。汉人葬俗,女性家长不可能被奉为始迁祖,因其是通过婚姻关系进入该族的异姓,与族中男性祖先并无血统上的联系。萨克达氏奉已改嫁的朴氏为始迁祖,说明清初满人葬制,还没有形成像汉人那样繁缛刻板的程式,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然,这种做法与朴氏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也不无关系,毕竟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女性长辈,而是满洲皇帝的保母。
除了朴氏,福临的保母还有李嘉氏和叶赫勒氏。李嘉氏和叶赫勒氏都是在崇德三年(1638)正月福临诞育之初被选入宫的。李嘉氏卒于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而翌年的正月初七,福临就因出天花死去。两者相距不过数日。换言之,李嘉氏入宫后几乎陪伴了福临终生。对李嘉氏的逝世,福临极为沉痛,上谕中除表彰她尽心奉侍外,特别提到:“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10] 。这段话透露,睿王多尔衮摄政期间,福临与皇太后分宫而居,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往往数月才能一见。年幼的福临,独处宫中,实际是在保母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叶赫勒氏也是福临甫一降生,即开始保母生涯。而且同李嘉氏一样,生前死后未及时得受恩封,这也就是后来玄烨谕旨里所追述的:“久更岁年,宠命未颁”。迟至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玄烨亲谒孝陵,叶赫勒氏的孙子怀诚与李嘉氏的儿子喀都礼一起叩请加恩。玄烨追念两保母“旧侍禁庭,殚心夙夜”的劳绩,准从其请,追封叶赫勒氏为佐圣夫人,李嘉氏为佑圣夫人。[11]
康熙帝玄烨也是幼年嗣位,保母在宫中仍保留着重要的影响。玄烨保母瓜尔佳氏,入侍年月无考,卒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特封保圣夫人,遣官致祭四次。初次祭文称:瓜尔佳氏是由太皇太后从众保母中亲自拣选出来看护襁褓中的玄烨 [12]。太皇太后,指玄烨祖母孝庄太后。玄烨即位不久,母后佟佳氏过早去世,父母双亡,祖母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长者。玄烨晚年追述说:“今王大臣等为朕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行礼。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年幼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13]。从玄烨出生,到父亲福临去世,这中间长达八年,他多数时间随保母避痘在外[14],不能在父母膝下“一日承欢”,享受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这段经历既使他抱憾终生,也成为其与保母感情深笃的重要原因。瓜尔佳氏患病后,玄烨曾遣御医诊视,进方药,以时问状,及病重,屡次亲往探视。瓜尔佳氏病殁,玄烨又赐葬孝陵附近,位在奉圣夫人之次 [15]。在朴氏、瓜尔佳等氏墓园中,还安葬着他们的丈夫即人们习称的奶公。
另据前人考证,玄烨保母还有孙氏。萧奭《永宪录》载:“頫之祖囗囗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16] 寅指曹寅,内务府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父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兵部尚书;母孙氏为玄烨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寅亦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嗜学,工诗,精鉴赏。子曹颙,仍任江宁织造。颙卒,頫补其缺。到雍正帝胤禛即位,頫因党附胤禛弟胤禟而被革职抄家。自玺至頫,曹家三世为江宁织造,将近四十年。到曹寅孙曹雪芹时,家境败落。他落拓不羁,着《红楼梦》八十卷。陈康祺《郎潜纪闻》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玄烨南巡回程,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衙署,重见保母孙氏,“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于是赏赉有加。时值庭院中萱花盛开,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这件事,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旷典。据考,孙氏生于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17] 卒年不详。俗话说“爱屋及乌”,终康熙一世,孙氏的娘家、夫家同样荣宠不衰。
清帝诸子(阿哥)女(格格)出生后虽然都有保母,但是惟有即位阿哥的保母才有获封机会,而孙氏却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得到追封,可能与后来政局的变动有关。胤禛即位,一味诛除异己,祸及曹、李两家,其保母封号遂不得与。
胤禛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他即位时的年龄最大。他一旦统御万方,君临天下,尽管政务丛脞,首先想的仍是褒扬自己的保母。雍正元年(1723),他册封保母王氏为顺善夫人、谢氏为恭勤夫人,并命谕祭四次,立碑其墓。[18]
胤禛即位是否得自篡夺,史家一直存有争论,但他通过与诸皇子的激烈角逐取得皇位,并在登基后对结怨诸皇子大加迫害的事实却是没有疑问的,也因此落得工于心计、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心毒手狠之类的贬词。不管胤禛基于何种考虑,这种甫一登基即册封保母的做法,在清朝诸帝中也是空前绝后的。
王氏身世不详,惟谢氏墓和谕祭碑在历经数百年离乱和劫难后,居然留到现在 [19]。胤禛在碑文中颂扬了谢氏的劳绩,回忆幼年时在她身边嬉戏的情景。尽管谢氏的音容笑貌仍旧历历在目,,但生灵已逝,阴阳二世,不能不令胤禛感慨人生之短暂,年月之无情。
除了王氏、谢氏,据说胤禛的保母还有刘氏,封安勤夫人[20]。 身世不详。
清初追封保母,主要行于顺、康、雍三朝,至乾隆朝已成尾声。就目前所知,乾隆帝弘历追封的保母只有董氏,封温淑夫人。有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温淑夫人碑》为证。是碑今存拓片,满汉文合璧,由弘历亲撰并书。[21]
关于清初诸帝保母的封典,并载雍正朝修《八旗通志》初集《列女传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朝重修《八旗通志》二集中,这些记载已被全部删除。合理的解释是,新一代统治者无意沿袭旧制,决定改弦易辙,并且隐去这段历史。从此,皇帝的保母再无受封的机缘。
二、保母的优待措施
奶公均曾协助妻子看护年幼皇帝,皇帝施恩奶母,不能不泽及奶公,由此形成特殊的旗人世家。优待措施主要有:
赐以世职。顺治八年(1651),赐福临奶公迈堪、满都礼、喀喇三等阿达哈哈番,准其子孙承袭。[22] 康熙六年,赐奶公图克善拜他喇步勒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为正三品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为正四品世职。清制,三等阿达哈哈番,岁支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拜他喇布勒哈番,岁支银一百一十两,米五十五石。说明奶公的待遇,一般接近八旗的二品、四品官员。[23]
喀喇即奉圣夫人朴氏之夫,生前晋二等阿达哈哈番,殁于顺治十一年七月。福临闻讯,赠谥“恭襄”,立碑墓前。[24] 前面提到,朴氏前夫巴萨哩葬在吉林辉发原籍,喀喇是其后夫。奶公因夫以妻贵,故生前受职,死后追谥,无比荣光。
迈堪即佐圣夫人叶赫勒氏之夫,满都礼即佑圣夫人李嘉氏之夫。孝陵建成后,满都礼奉命长期守陵,恪尽职守。康熙十四年十月,玄烨谒陵毕,驻跸汤泉,将御用貂裘、皂靴、马匹赏赐满都礼。满都礼大约死于康熙十八年前后,赐谥“良禧”。[25]
图克善是瓜尔佳氏之夫,任一等侍卫,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年后瓜尔佳氏病殁,玄烨再次御赐图克善碑文,共立于坟前。
世职由子孙承袭。《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载称: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初九日奉旨:奶母之子海保,着补授包衣员外郎,赏戴翎子,赐银二千两。再,奶母之诸子,准袭何等官爵,着查成例,俾海保、讷尔特依等承袭。寻奏准,按照奶母诸子袭爵成例,赐海保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26] 海保的父亲叫李登云(满文译汉),其母大概就是雍正帝的保母谢氏[27]。日本学者铃木真在《雍正帝和藩邸旧人》一文中指出:康熙年间,胤禛受封镶白旗和硕雍亲王也即镶白旗旗主,其亲信既包括傅鼐、常赉、博尔多、阿林、傅敏、遂和德这样的满洲人,年羹尧、沈竹、冯国相这样的汉军,也包括李登云、海保这样的包衣。后者因属保母一族,而与胤禛形成极密切的关系。[28] 这应该是胤禛即位后要对他们赏庸酬功、加以封赏的主要原因。
保母隶籍内务府,出身无不卑贱,一旦有宠于当朝,子孙随之发迹。前面提到的玄烨保母孙氏和她的夫家曹氏,莫不如此。再如海保,雍正初年不过一介笔帖式,不数年骤升至苏州织造。再看朴氏的夫家萨克达氏一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五载“各地方萨克达氏”:“(正黄旗)包衣伊拉达,辉发地方人,其五世孙永德,现任七品官。满泰,原任骁骑校。六世孙八十七,现任守备。”文中提到的伊拉达,即辉发萨克达氏始祖。前四世,一直没有功名,正是从朴氏的下一代即第五世起,才开始步入仕途的。
由此又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保母子弟如康熙时的孙家、曹家,雍正时的李家,都是显耀于当朝;但是也有一些保母子弟,在累积数代之功以后,才攀上仕途的峰巅:如萨氏第九世中祥,历任公中佐领、骁骑参领、热河总管、粤海关监督等要职,殁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福,历任员外郎兼公中佐领,郎中、张家口监督、江宁织造、骁骑参领、圆明园郎中,殁于咸丰十年;中祐,历任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福建泉州府知府。第十世诚明,历任员外郎、公中佐领、会计司郎中、银库郎中、骁骑参领、山海关监督、总管内务府大臣;诚基,公中佐领;诚英,历任护军参领、庆丰司员外郎、公中佐领,光绪十五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萨氏在第九、十两世颇为显达,尤其第十世,内务府总管就出了二个。下迄第十一、二两世,仍以出仕者为多。
其它优待条件。在《萨氏年谱》中,还载有两条特殊的优待条例:
其一,不选秀女。“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顾太监奉上谕:传内务府大臣噶鲁海拉孙,今选女子萨克达嫫嫫额娘一姓,族中女子等止选。”选秀女,是八旗的一项特殊制度,具体又分两种情况。其一,八旗满、蒙、汉军正身(自由民)女子,年满十三岁至十七岁者,每三年一次参见验选,选中者,入宫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验选前,不准私相聘嫁。其二,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亦选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可见,同样是选“秀女”,八旗女子和内务府女子选中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内务府女子被选入宫,多充当内廷杂役,满二十五岁才被遣派出宫。为皇室无偿服役十余年,按当时标准,出宫时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谈何容易?内务府女子不乐入选,乃人之常情。萨克达氏世代隶属内务府,说的简单点,也就是皇帝家奴,只是因为其家的媳妇朴氏充任皇帝保母,才被赐予全族女子免选秀女的优待条例,因此载入家谱,俾后世子孙代代铭记。
其二,抬旗。萨克达氏“原由盛京来时,系正黄旗内府满洲第三佐领下人,修谱时内府佐领系茂林承管[29],因祖母前在朝有功抬入正黄旗满洲四甲第十六佐领下。”旗人隶属关系不同,由此形成身份地位的差异。“抬旗”指由内务府抬入八旗满洲,或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抬旗者或为勋旧,或为外戚。有清一代,此类抬旗不一而足,而像萨氏这样因祖母保育之功而由内务府抬入正黄旗满洲,确属旷世之典。朴氏两世保母,所哺又是二个幼年登基的皇帝,故所得封赠最隆,其他保母和亲族未必能享受如此厚遇。
挑选奶母,历朝有不同的规定。明朝选奶母之制,养于宫者曰坐季奶口,籍于官者谓点卯奶口,须有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形容端正,第三胎仅三个月者应选。产男用乳女者,产女用乳男者。乳母本终身不得出,至崇祯帝乃令皇子至七岁放出。清朝之制集中载在《总管内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三《挑选嫫嫫妈妈里》:凡挑选嫫嫫妈妈里,据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所传,即交各佐领、管领查选,将应选之人送与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挑取。雍正七年十月奉旨:阿哥公主等之嫫嫫妈妈里,着照雍和宫例,每月赏给银二两、白米二斛;看灯火妈妈里,赏给银一两、白米一斛半。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奉旨,嗣后挑选照看阿哥等妈妈,着在京居住东三省侍卫官员妻室内会清语者挑选。道光五年十二月奏准,吉林将军遵旨派员送到清语妇人三名,请交敬事房预备典礼等项差使。[30]
据此,清朝保母选自内务府下各佐领、管领;其待遇为每月银二两、白米二斛,明显高于看灯火妈妈里。福临保母清一色满洲人,对本族语言自然熟通,玄烨、胤禛的保母虽然多冠以汉姓,至少也是满洲化汉人(曹雪芹家就是例子),对满语满文并不生疏。但是到乾隆中期,为了让阿哥们从小熟通满语,只好从在京居住的东三省侍卫官员的妻室内挑选,说明具备这种语言能力的旗人妇女已大为减少。满族统治者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始终对汉文化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因此把提倡以“国语(满语)骑射”为核心的本族传统文化作为历代统治者恪守的一条原则。选用擅长满语、习于满俗的旗人妇女充任皇子、皇女的保母,与这一原则是合若符节的。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内务府只能派专人前往吉林挑选会满语的保母,又说明这方面的人物已是凤毛麟角。
不过,到了道、咸以降,清朝统治日益衰微,“祖宗家法”迅速隳坏,皇室保母的选用已不再限于内务府旗人。末代皇帝溥仪的保母王焦氏,是出身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的汉族贫民。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焦氏入醇亲王府给溥仪当保母,三年后随同入宫。溥仪曾深情地回忆说:“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31] 溥仪之所以对保母怀有深情,是因为从后者身上,得到了慈祥的抚爱、无微不至地关怀。在高墙禁锢的内廷中,充斥着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在刻板的训导背后,泯灭的往往是人的本性,唯有保母使年幼的他沐浴到世间的真情。
综上所述,帝王之家尊崇保母,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清朝诸帝尊崇保母,虽是因袭前朝,却也带有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从维护满洲传统文化的考虑出发,长期从内务府旗人中选用保母。历史上保母缘恩放恣、扰乱朝政之事,史不绝书。有清一代,却无此类现象发生,这与严禁太监干政之措施可谓相得益彰。满洲皇帝册封保母,经历顺、康、雍、乾四朝乃止,终使在中国历史上迁延千年之久的保母册封之制寿终正寝。。
附录:《雍正帝保母谢氏墓考察记》
2002年9月18日,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笔者与几位日本学者出北京城往南,前往雍正保母谢氏墓考察。墓在大兴县榆垡黄各庄村东,墓地南向,坟丘、神路、石桥、石五供已无存,仅留汉白玉华表、牌坊、墓碑。
墓碑螭首龟趺,碑石四边浮雕龙珠,是清雍正八年(1730)六月胤禛追封其保母谢氏为恭勤夫人的颂德碑。碑北立汉白玉华表(擎天柱)一对,光面六边形,顶为仰覆莲刻石,上有吼狮,下有覆莲石座,中嵌云版。
我们正在墓地徜徉间,一位面目黧黑的老汉踱过来。老汉很健谈,一问竟是谢氏的后代李广择。老人自述六十五岁,有事没事就在这片墓地上转悠。
老人的家史简单明了:“我家自雍正以后就在旗,是正黄旗,入民国又改民人(民籍)。据说那时候有很多地,都是跑马占圈圈来的,凡是拿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但是后来败落了。共产党土改时我家有五口人三十多亩地,又没雇工,够不上高成分,划了个中农。但因为是谢氏后代,‘文革’时又想给我父亲长一次成分,没有长成。”
有一种陈陈相因的说法,谓自康熙朝起,每有皇子、皇女出生,均在大兴、宛平两县选取民女为奶母。谢氏就是这样的一位民女。问题是,谢氏的封典,明确载在《八旗通志·列女传一》,而《八旗通志》是不可能收录民人事迹的。再者,李广择老人明言,祖上一直在旗;复印证前引《辉发萨克达氏家谱》,都说明谢氏的籍贯应为内务府旗籍。
八旗官兵圈占畿辅土地始于入关初的顺治年间,“跑马占圈”一说由此而生。雍正年间,畿辅旗地早已稳定,不可能再有圈地的事发生。老人所称祖上圈占大片土地云云,应是捕风捉影之谈。
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祖上打官司的故事:“大清朝后期,有个看坟的冒名谢氏之后,我太爷李朝俊为这进京打官司,跪铁索,走十二连桥(踩红烙铁)。衙门的大官问:‘你是不是主?’我太爷回答:‘我是主,他是奴。’这场官司本不难查,但如果查下去牵连太多,最后还是抹稀泥吧。反正有大清一天,让我太爷吃一天钱粮。至于冒名的那个人呢,该当官当官。后来我太爷一赌气,就葬在这块儿坟地上了,子午坟(南北向)。但是到国民党时,就不让我爷葬在这儿了。”
老人的这段故事,得自祖上传闻,虽然只是一些梗概,从中还是能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清代旗人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身份界限就是“主”与“奴”的划分,两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适用条文。但是到清朝末叶,政治腐败,秩序紊乱,富裕起来的旗奴或冒充家主夤缘做官,或欺蒙霸占家主财产,此类事例屡见不鲜。李广择的太爷状告坟丁未果,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如今的谢氏墓地早已衰败凋零,幸亏遇到李广择,给我们介绍了墓地当年的轮廓:“谢氏坟坐北朝南,前头摆放香案,上头是石五供。一边一个童男玉女,当然都是石头雕的。往前是两道宫门,第二道宫门两侧各有一个擎天柱;第一道宫门两侧有朝房。朝房前就是墓碑,雍正六年刻。碑前原来有一对石狮,被县文物局收走了。前头是石牌楼。牌楼往南下台阶,各有一排拴马桩。再往前是石桥,桥东有井。解放后,对谢氏坟一直没保护。‘文革’前修水利,把坟头给炸了。坟是找不到了,但周围墓墙基址还可以分辨出来。最可惜那个九龙香案,多好的物件!全给炸了。另外还有一个坟,一个棺材,说是谢氏大儿子的。里头二个罐儿,迁坟放进去的,应该是他的夫人。当时准备把牌楼也给炸掉,我叔叔跑到公社告,才算没炸。牌楼上一共是七个小牌楼,每个小楼上原来各有一条龙,我小时候就只有三条了。后来县文物局保留了一条,剩下的或者遗失或者被盗,反正是一条也没有了。你看这牌楼,花纹没有重样的。正面浮雕,有一个龙头凤尾象鼻蟒爪的怪兽。两边的浮雕上,也各有一个怪兽,谁也说不清是何物……”
石牌坊为四柱七楼,面宽九米、高五点五米,全部由汉白玉仿木构造。坊额正面是二龙戏珠的图案,背面是八宝及莲花图案,坊侧两端各雕有直毛披肩发的狮子,也就是老汉所说的“怪兽”。楼柱和正中花板上雕有祥云,充满佛教色彩。整个牌坊造型生动,精美绝伦,或出自大内匠役的手笔。
李老汉还告诉我们:坟地上的两根擎天柱(华表),跟天安门前的一模一样,早年被放倒了,前几天文物局修缮,刚用吊车立起来,但上头的莲花盘在前几年被偷了。
关于谢氏墓地的图纸,他叔叔在1947年时还到北京找过,据说在乾清宫。在那张纸上,这地方不叫“黄各庄”,而是叫“黄家庄”。二十多前,他亲自进城找到宽街的人大清史所,想问问坟图的事儿,都到了门口,又一想:你一个小小老百姓,谁接待你呀。就没进去……
昔日气势宏敞的的墓地,疏落地长着一些杨树,在秋风中絮絮低语,似乎在感慨世事的沧桑,只剩下石牌坊和两根擎天柱南北矗立,形影相吊。它们是一部物化的史书,讲述着雍正皇帝和他保母的故事……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 奕赓《佳梦轩丛着·寄楮备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福格《听雨丛谈》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页。
[2] 引自电子版http://www.redrival.com/qingzhaoling/default.shtml《清昭陵·昭陵及其陪葬墓之三〈奶妈坟〉》。
[3] 《辉发萨克达氏家谱》,载《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3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4] 魏特《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290页。
[5] 《清圣祖实录》卷68,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第10页下11页上。
[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乳母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2页。记载有误,参见《弇山堂别集》卷72、74(四库全书本);《明谥纪汇编》卷3、20(四库全书本)。
[7] 按《明谥纪汇编》卷3,“国朝谥例:帝用十七字,后用十三字,皇妃或六字或四字或二字,亲王一字,东宫、郡王及文武大臣,若保母与王妃之以节死者,皆两字”。可见,清朝与保母二字谥,也是遵从明制。
[8]《清圣祖实录》卷96,第16页下17页上;参见光绪二十四年隆钊修《辉发萨克达氏家谱》。
[9] 据徐广源《清东陵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朴氏墓在孝陵东马兰峪河东村东南处,遗址尚存。
[10]《清世祖实录》卷143。
[11]《清圣祖实录》卷292,第11页上下。谕祭文俱载《八旗通志》初集,卷23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75—5376页。又,佐圣夫人、佑圣夫人墓在清东陵的孝陵东侧,尚存。
[12] 《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76—5377页。
[13]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1,四库全书本。
[14] 玄烨避痘的确切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即喇嘛教福佑寺原址,该寺建于雍正元年,门外坊书“圣泽永垂,泽流九有”,正殿中奉康熙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东案陈设《圣祖御制文集》,西案设宝座,殿额题“慈容宛在”,皆雍正帝御书。即康熙帝少时保母护御之邸。内务府旗人英和《恩福堂笔记》中亦有记载。详见《北京市志稿·宗教志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册第232页。
[15] 瓜尔佳氏墓在孝陵马兰峪东河东村北,2004年3月笔者至该地考察,古墓尚存,墓前石祭台一座,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保圣夫人瓜尔佳氏碑》和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乳公图克善碑》各一通。清制,官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庶人止用圹铭(雍正《大清会典》卷101);又规定:民公以下,庶民以上,葬,永不许造地室(同上)。瓜尔佳氏夫妇不仅墓前有龟趺螭首碑,原先还造有地室,说明给她的待遇确实很高。
[16] 萧奭《永宪录》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0页
[17]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18] 《八旗通志》初集,卷239载雍正元年《顺善夫人王氏碑文》、《恭勤夫人谢氏碑文》。
[19] 墓在今北京市大兴县榆垡黄各庄村东。2002年9月18日,笔者与细谷良夫教授、加藤直人教授、中见立夫教授一同前往考察。墓地南向,坟丘、神路、石桥、石五供已无存,仅留汉白玉华表、牌坊、墓碑。《八旗通志》称此碑立于雍正元年,但诰封碑的时间却明明写着雍正八年六月。前者或是诰封的时间,后者是墓成立碑的时间。巧的是,我们还遇到谢氏的后人李广择老人。
[20] 奕赓《佳梦轩丛着·寄楮备谈》,第129页。
[21] 《乳母董氏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碑原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八间房村,今去向不明。
[22]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第1998年版,第983页。
[23] 八旗二品官俸禄,岁给俸银155两,俸米77石5斗;四品官俸禄,岁给俸银105两,俸米52石5斗。见《八旗通志》初集,卷45,第861页。
[24] 《清世祖实录》卷85,第5页下。参见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乳公二等阿达哈哈番谥恭襄哈喇碑文》,载晏子有《清东西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再版,第452页。
[25]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乳公二等阿达哈哈番谥良禧满笃理碑文》,载晏子有《清东西陵》,第453页。
[26]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83页。
[27] 笔者考察谢氏墓时见其后人姓李名广择,可以为证。
[28] 载日本《社会文化史学》第42号,2001年9月。
[29] 检《八旗通志》二集卷5《正黄旗包衣佐领管领》,满洲佐领无茂林一名,姑且存疑。
[30]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26年印本,第46页下47页上。
[31]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