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全集-陶模与清末新政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之洞全集-陶模与清末新政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陶模与清末新政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前人已从时代背景、社会舆情及改革内容方面给予关注。至于二者的人脉联系及其作用，则讨论不多。而对清末督抚与新政关系的研究，似有过于集中张之洞等人的偏向，对其他督抚的了解和认识相对不足。凡此种种，容易影响对清末改革的整体把握与认识。
陶模是新政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疆臣（注：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十七年授新疆巡抚，光绪二十一年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调补两广总督，二十八年九月病逝于穗。）。戊戌前，他在督抚中较早向朝廷奏请变法。庚子新政诏令发布后，众多地方大员还在犹疑彷徨，揣测并打探朝廷的真实意图，他敢为天下先，倡言变政，其态度和主张相当激进。其建言多以制度兴革为内容，强调学习和模仿西法，这在同时期的朝臣疆吏中实属罕见。对于科举改革，他大胆主张由变而废，很快使之超越了戊戌年的改革力度。尤为重要的是，陶模的变法主张及其新政实践，有各派革新人士参与意见，不但显示戊戌与新政的历史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表达了社会革新势力的要求，在戊戌到新政的过渡交替中，起到促进与衔接的重要作用。
关于陶模，学界迄今未以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大概与其任职西北时间较长，新政开始不久即病故，相关材料又较为零散不无关系。同时，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也容易忽略高潮之外的人物和史实。一些着述在涉及有关人事时，作为背景和配角有所提及（注：如傅吾康注意到陶模在改革科举及兴学过程中的作用(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System.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60,p.52)；陆康乐提到陶模建立广东大学堂以及派遣留学生赴日之事(Edward J.M.R L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51-52)；桑兵考订了陶模派遣胡汉民等广东留学生赴日的时间和细节，以及沈翔云与陶模父子、陶模与邱菽园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63、153页；《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路小可叙及陶模筹办广东大学堂过程中的矛盾曲折（《民国大老吴稚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36页）；张克宏则认为庚子后陶模对邱菽园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以迫其就范（《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对于陶模，固然不足以展现其全貌，对于戊戌、新政之间过渡转折的复杂联系，尤其难以论述清楚。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政期间陶模的言行及其与各方的交往联系为主线，解读资料，重建史实，力求加深对20世纪初年错综复杂政局之下新政展开史的认识。
一
1900年9月26日，陶模调任两广总督。其时正值清廷被迫复行新政的前夕。庚子事变后，清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对中央部院及各省督抚进行了大幅度人事调整（注：朱寿彭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4538、4545、4553页。），陶模正是被更调的九位督抚中的一员。此前虽有枢府“欲以刘调直，陶调江，袁调粤”的传闻（注：《颜世清致汪康年书》，1900年6月7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09页。），最终结果却是任陕甘总督多年，因病向朝廷辞差未允的陶模，顶替了半月前刚被任命即卸职而进入军机处的鹿传霖（注：1900年9月12日鹿传霖以江苏巡抚授两广总督，13日鹿以“海疆紧要，力难胜任，恳另简贤员”为由力辞。25日，清廷宣布鹿入军机，26日即调陶模为两广总督。（见《清德宗实录》卷469，中华书局，1987年）），成为继李鸿章之后实际到任的两广总督。陶模宦海一生，主要任职于西北，与原职相较，两广总督本系肥缺，可是当时广东匪患猖獗，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和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又高潮刚过，两广成了难治的马蜂窝，官场皆视接手两广为畏途，因此陶模对这次调补并不满意，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拟北上面奏下情”。清廷则毫不让步，再颁谕旨：“两广地方紧要，毋庸固辞。着俟驻跸西安后，听候召见。”（注：《清德宗实录》卷471。）
陶模陛见并未能使清廷收回成命，在不得不走马上任的途中，他取道武汉，专程拜见了他的乡举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逗留长达半月之久，直至广东巡抚德寿“以粤省防务紧要，敦请迅速前往履新”，才由张之洞“饬拨某兵船送之”。（注：《粤督过鄂》、《粤督行程》，《申报》1900年12月20日、1901年1月3日。）在鄂期间，陶模与张之洞分析了枢廷的动态，并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77页；《致鹿滋轩》，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34页。），为此后在一些新政事务上的沟通合作奠定了基础。
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大乱之后，新政复行，社会革新力量对于变法再度有所期待。1901年1月5日，保皇会主办的《知新报》第132册发表了《论疆臣宜及时请行新政》的评论，将戊戌以来世人的心态变化展示得一览无遗：“自戊戌之变，海内士大夫钳口结舌，不敢谈新政于上者，两年有余。”不谈新政之因，一为“当政变之始，复八股、停特科、禁上书、冗官裁者复之，部例删者仍之，事事如旧制”；二为“训政令下，顽固盈廷，乘大变之后严排异己”；三为“党祸既兴，归咎学术，弹射所及，至于陈人”；四为“八股既复，当事欲以此术压制英才”，“是新政之说，又不合于当时事机者。”“有此四不能行，当日士大夫之所以不复进言者，非特有所不敢，亦恐有所不必。而其闭距深者，其顽强愈甚，其顽强甚者，其决裂愈速。故未及三年，而遂酿大祸，亦有由矣。说者谓有甲午之役，而后中国新政始有萌芽；有庚子之变，而后中国新政乃再翻复。然则内外臣工，其所以迟疑审慎于往时者，正以备剀切指陈于此日”。为了鼓动疆臣的情绪，该文在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变化消长后强调：“方今朝权之悍锢，不如从前，而疆臣之力量，远过畴曩，各督抚纵不能西北进兵以清君侧，而一任连（联）军之深入，长等坐观，又不能东南承制，藉伸国权，而一就他人之指挥，竟忘大辱。必不得已，再思其次，亦宜及此日连奏朝廷，力请变法，以定国是，务使举国朝野，议论一变，不至指维新为乱法，目学堂为汉奸。幸而事机尚顺，和议可成，翻然改计，徐图内转，则一切尚可有为……窃愿东南督抚，起而和之，将来中国治乱存亡，系此一举。机不可失，责无旁贷，惟当事实亟图之。”
其实，在清廷正式下诏求言之前，风闻其事的地方督抚与枢臣之间早已频电往还，斟酌对策。尽管在力促变法以救危局的总体目标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选择改革的项目和程序时，仍不能不以最高当局的意志为准绳。张之洞曾设法通过任军机大臣的姻亲鹿传霖了解朝廷意图，并转达督抚们的顾虑：“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注：《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07页。略园，荣禄。）为了取得人多势众以耸动天听的效果，避免罹祸，张之洞、刘坤一与陶模、袁世凯等商议，串联各省督抚，联衔进呈复议变法的奏章（注：《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等）》、《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3、8535、8540页。）。其后，袁世凯辗转探知当道的倾向性意见为“请仍各举所知，勿联衔上”（注：《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致江宁刘制台》、《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8554页。），这一策划被迫放弃，改由各省督抚分别具奏。
对于朝廷而言，单独具奏可以避免大臣结党要挟，分别了解疆吏朝臣对时局的看法及其革弊兴利的见识，获得更多的方案以供选择；而对群臣来说，则是对自己胆识与才具的挑战。清代因建言而触怒君威者史不绝书，轻者丢官革职，重者有生死之虞。戊戌后，湖北巡抚曾鉌呈递《酌量变通成例疏》，被顽固守旧者以“大臣擅请变法”和“疆臣莠言乱政”为口实，肆意攻击。1899年1月17日，清廷竟以“原奏语多纰缪，于朝廷整顿庶务力图自强之本意大相刺谬。是为乱法，不得以变法藉口”为由，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莠言乱政者戒。”（注：曾鉌原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4-460页；清廷谕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89页。）时隔仅一年，前车覆辙尚在，地方大员迟疑忧惧，亦在情理之中。变法诏令颁布近40日，久历宦海的刘坤一对荣禄、王文韶袒露心迹时，仍不无担忧，称“变法事体重大，不妨审慎迟回”，恳求枢臣“可否稍宽期限，俾得集思广益”，并请在两宫垂询时为其开脱。（注：《复荣中堂、王中堂》，1901年3月7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1-2282页。）
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时，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注：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9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收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之4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注：《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9，第22-25页。）病重辞差前，他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然敦请朝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着，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
以科举改革作为变法的当务之急，本来是维新派的主张，其基本思路为：欲行新法，首在变政；欲变新政，首在育才；欲植人才，首在兴学；欲兴学校，必须先变科举。新政复行，这一观念已成为不少疆臣的共识。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等人均认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学校、科举”（注：《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1901年1月14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但地方大员最早向朝廷建言，并专折奏请实行者则是陶模和德寿。二人联衔呈递的《奏请变通科举折》，断言“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取人之方，不外学校科举”，并列举古今中外人材选拔的利弊，提出了两个方案，首先是恢复三代之制，以学校取代科举。办法是于各地广设学校，“自小学以上凡涉洋务者，许参用各国之人，在学有成，小学、大学均各授本学执照一纸。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亦皆听民间自立。仍于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仍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100-101页。是折的日期，舒新城仅注为1901年。《清史馆列传·陶模传》称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奏陈（《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首》，第40页）。又李细珠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所定两个月内复奏的期限已过，而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清廷再颁发谕旨，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若《陶模传》所说不误，则在两个月限期内，陶模和德寿已经联衔出奏。）该折将广兴学堂与科举废除连在一起，以科举停废为最终目标，“俾天下向学之士归于一途”。其下策是恢复戊戌废八股改试策论的成果，上策则以学校取代科举，与梁启超等人前此未能提出实行的理想目标相符合（注：1896年10月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科举》，就提出变科举为兴学育人第一义，办法分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即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尽管梁启超声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但强大的阻力迫使他只能出其下策，而不敢取法乎上。（《时务报》第7、8册，1898年10月7、17日））。科举改革的主张由变而废，仅此一点，新政的要求一开始就在戊戌的起点上有所突破。以疆臣身份首倡停废科举，陶模所奏确有石破天惊之效（注：戊戌时康有为、梁启超对科举改革只是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宋伯鲁代奏并因此获罪。）。
陶模为科举改革定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张之洞为此致书陶模表示钦佩：“近读变科举疏稿，具征卓识坚定。”（注：《与陶子方》，1901年5月15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3页。）是折对后来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江楚会奏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为了保持各督抚言行一致，确定江楚会奏第一疏的内容以科举改革为重点。此前张之洞曾征询鹿传霖的意见：“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重心似乎尚未明确。（注：《致西安鹿尚书》，1901年2月27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7页；另见1901年4月24日刘坤一给盛宣怀的信：“变法条陈，香帅尚无成稿，钦奉旨催，想亦不能过迟”。（《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5页））其二，加大科举改革的力度。张之洞草拟江楚会奏稿并与刘坤一商榷时，先是明确表示：“惟变法改科举章程，鄙意此次复奏，只能仿戊戌年敝处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即《劝学篇》所说的改试策论，将来学堂广设，“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后来自觉想法似过于保守，便征询刘坤一的意见：“或将陶、袁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惟科举究应如何更改，敝处前三年原奏应否量加更定，统请尊处酌裁拟稿，电示敝处。”（注：《致江宁刘制台》，1901年5月30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刘复电肯定张之洞前奏“甚裨实学，最为扼要”，“应以前奏为主”，同时强调“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注：“江宁刘制台来电”，1901年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同意吸收陶模等人的意见。
就科举改革办法和程序而论，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的主张相去甚远，《劝学篇》只是要求改变科举的内容，即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无废除科举之意；袁世凯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虽然提出增设实科，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之额”的“量为变通”之策，即以旧科递减和实科递增作为过渡，由渐变而至终停，（注：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1、277页。）但与陶模的上策仍有不小的距离。只有陶模的主张有些理想化，清廷不可能采取立停科举的做法。张、刘两人反复斟酌，最后折中了陶、袁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提出停罢武科，酌改文科，分科减额，　“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的方案（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3-1406页。），实际上认可了陶模科举与学堂终归一途的思路。
地方督抚的折稿连续入奏，清廷均未议复，1901年8月反而出现了准备增加科举名额的传闻。果真如此，则不但减额之议未见采纳，还有与科举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陶模惊愕之余，对朝廷改革的诚意产生了怀疑，立即函告张之洞：“政府既言广额科举，即无意更张，一切法皆难变”。张之洞认为：“广额尚无碍，但使朝廷肯照江、楚会奏，拨科举额为学堂额，分科递减，准将学堂所取之士作为举人、生员，则中额学额既多，分拨之额亦必多，是所广之额，乃旧科举与新学堂共之者也。十年以后，原额、广额全归学堂矣。”他还劝解陶模和刘坤一：“此时广额未见明文，无从争阻。或者政府有意开学堂，拨中额而又虑旧日八股秀才、童生出路较隘，故以广额调停之，亦未可定。总须俟准开学堂分拨旧额之旨既下，方可相机陈奏。如学堂人才实多，届时未尝不可奏请多拨数名。凡事入门最难，入门以后再图进步较易。此时似不宜操之过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如两公与政府通信、通电时，能力劝设学堂，拨旧额，即大有裨益也。”（注：《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1901年8月22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19-8620页。）
由于科举改革牵涉广泛，清政府惟恐人心混乱，加上枢廷中顽固大臣百般阻挠，更增加了难度。（注：新政初期，科举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枢廷。其事复杂纷繁，另文详论。）虽然广额之议未见明文，要求减额的奏章亦无回音。
为了打破沉寂，促使清廷表态，陶模锲而不舍，于1902年6月再次与德寿联衔《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其中分析了政府迭令兴办学堂而“建设者甚属寥寥”的种种原因，抓住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症结，指出反对废科举者借口学堂尚未普及，实则科举存在为学堂不能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欲开学堂，必先去其阻碍学堂者。窃谓阻碍学堂者莫如科举”。继而陈述了科举考试对学堂学生及兴学大业的负面影响，反对待学堂大兴之后再议停废，强调“科举一日不废，学堂即一日不能大兴”，“拟请旨饬下政务处、礼部及管学大臣详细筹议，竟将科举停废，以收学堂实效”。估计到立停科举阻力太大，陶模以退为进，要求先“将乡会中额、各学学额量裁其半，以为学堂学生出身。更请谕告天下，以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即永停科举”，主张公布废止科举的时间表，向朝廷施加压力。他还在附片中提出：“将各府学学额先行裁去，留备新设学堂学生将来考拔之阶”，且将府学教官一并裁汰，“向隶府学之廪增附生可回隶原籍各州县学。其府学、文庙、衙署、斋舍、学田概归新设各府之学堂经理。如此一转移间，于旧制无甚妨碍，于新学大有裨益”。（注：《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万国公报》第165册（1902年10月）。）这一系列建议对科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陶模再次请废科举，枢廷有过议论。军机大臣鹿传霖在日记中透露：“陶模奏大学堂办法，照办。并请停科举，勿庸议。”（注：《鹿传霖日记》，1902年7月17日，《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第58页。）可见阻力依然不小。
清廷虽然没有采纳，陶模此举的社会反响却格外热烈。《申报》认为这是“停止科举，振兴学堂之先声”，称为“柱石名臣所见”，并且指出：“顾科举方改定新章，骤然而欲请停，措词诚不易易，陶公筹之熟计之深，乃先请将各府学生员改归本州县学，所有各府学文、文庙、衙署、斋舍、学田，概归学堂经理，使人尽知学堂之获益，而科举中未尝有真才……何莫非陶公此奏导其先哉！且去需有事之贼，而其进太锐，亦不免废于半途……陶公鉴及前车，因思事必由渐而来，不以立时废科举、兴学堂为事，惟先撤府学，以觇士人之意向。苟多士皆心悦诚服，则或渐减各州县学额，选诸生入学堂，或展缓乡会试期，使诸生咸致其力于实学，种种善后之策，宜皆有成竹在胸。”（注：《论粤督陶公奏裁府学生员以兴学堂事》，《申报》1902年9月6日。）《选报》则充分肯定陶模力争废科举的努力：“大哉，制军之言也！吾国学业之衰，人材之靡，则皆科举贻之害矣，积重难返，莫知其非。科举不废，虽条例数更，庸有济乎？呜乎，言虽未用，其言大矣。”（注：《请废科举》，《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皮锡瑞从报中阅该折，称赞陶模触及废科举与兴学堂的要害，“此皆理极易明，而人多詈之，亦正为此”（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902年9月24日，引自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第262页。）。郑孝胥则在日记中论道：“……陶模奏办大学堂及武备学堂二折，请罢科举以免学堂之阻碍。其论甚当。”（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44页。）可见陶模所奏虽未能准，却表达了趋新人士的共识，引起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应。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促使清廷下决心立停科举，其申诉的理由与陶折基本相同，甚至所用语句和语气亦十分近似。（注：琚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30-533页。）陶模此时虽已去世，但他于科举停废一事却居功至伟。
二
新政初期，陶模以敢言着称。继奏废科举之后，又于1901年4月16日上《请遣散内监折》，矛头直指为害多年的弊政，要求废除宦官制。他说：“人主与宦官日近，必与贤大夫日疏，德之不明，过之不闻，内外之相隔，上下之不通，莫不由此。是以宦官干政之祸，史不绝书”。“此等弊政若不早除，何以为变法自强之本。且环球各大国均无内监，独中国尚仍旧习，彼中人士恒相讥议”。请将“内廷各项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回銮之后，请旨饬下王公大臣，公同筹议，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充内监”。（注：《请遣散内监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22-24页。）
清朝吸收历代教训，严禁宦官干预朝政。但慈禧秉政，宦官弄权，内外勾结，为害甚大。特别是太监李莲英权势极重，“其势焰之盛，志士为之寒心，道路为之侧目。或有直言敢谏之士，不避艰险封章奏忝，无如李监根柢甚深，虽曰敢于批鳞，终属惮于投鼠”（注：《粤督陶制军薨逝感言》，《申报》1902年11月7日。），趋新人士不敢正面与之敌对。陶模所奏引起朝野上下广泛震动。社会舆论予以高度关注，《选报》全文转载，并加评论道：“此折或云为李莲英而发，有谓太后阅之大怒者，有谓太后阅之颇为动容者，此皆不足论。要之，宦官弊政固维新以后所必除之事也。”（注：《粤督陶请裁宦官疏》，《选报》第5期（1901年12月21日）。）其勇气令一些重臣也由衷钦佩与赞赏。张之洞致函陶模，赞以“至请汰阉宦一疏，尤为大臣格心要义，言人之所不能言，钦佩无已。兄以驽马疲躯，日行崎岖泥淖之中。比年以来，艰者益艰，苦者益苦，以致朽者益朽，钝者益钝”。张还善意地给予忠告：“惟发愤之言，迂远之计，恐必为固陋自封之士所骇，从容雅步之人所沮耳。”（注：《与陶子方》，1901年5月15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3-10274页。）不久，张之洞从易顺鼎处证实了自己的预测：“粤有裁内监一条，粤独未交下。”（注：“西安易实甫来电”，1901年6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8函，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许同莘记：“是时京外官条陈变法者，皆交会议政务处，区为科举、兵事、财政、杂务四类，俟回京合议，惟粤督请裁奄宦一条留中不下。”（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47页。）
请裁宦官，只是陶模对清廷制度改革诚意的试探。新政期间，最能全面表达其改革思想的，应是1901年5月22日奏陈的《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陶模在此全面阐述了对于新政的整体构想，他首先强调此前所上两折，用意在于“不废科举不能广开学堂，不改制度不能尽裁内监”，推行新政，这两项应首当注重。继而从三方面论述其主张。
第一，除壅蔽。所谓壅蔽，其实是政府行政旧制的种种弊端，包括繁琐礼制、冗官冗员、职责不清、权限不明、行政效率低下、长官业务不精导致书吏弄权等。对此，陶模开出的药方有：1.“定平易之法，一切礼制务从简便”，使上情下达；2.整顿行政机构，“定分职任事之法，京外闲署悉行裁省”，将相关职能划分到其他部门，并设置新机构掌管新事务，“学、商、农、矿等部，皆专门要政。即一时未能增设，亦应责成六部分司其事”。“其外省及各州县亦当变通旧制，斟酌损益。务使内外大小各官皆专官久任，文牍不烦，事无牵制，则人人指责任所在”。3.变通官制，“饬令部臣编定则例”，务使简要易行。4.仿西法设议院，行政与议政分开。“至于议院之制，中国诚未易举行。然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而政府得由议员以周知民间之好恶。最为除壅蔽良法。或谓中国民智未开，骤难创立。窃考泰西选举议员，本有限制。民智未开，限可从严；民智渐开，限亦渐宽。自无众论纷淆之弊。谕旨所谓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者，议院亦其一端也。”此节所论，均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关于行政机构的增裁调整以及官制变更，更是1905年至1906年新政实行的重大举措。而开设议院，直至清灭亡前夕才匆匆走了过场。
第二，去畛域。与制度改革相配合，着重于观念变更，包括部臣与疆臣、此省与他省、满人与汉人、士与农工商、文官与武员等各方面。他认为，通过“去畛域”使观念更新，可以缓和甚至解决中央与地方、各民族、各地区和社会各界之间的矛盾，“此数者之畛域去，则事事之畛域无不因之而俱化，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治平之效可操券致也”。另外，陶模批评满汉分职的职官制度，斥八旗驻防为弊政，希望通过新政改革创造政清人和的理想社会。
第三，务远大。即着眼于长远利益而施行的具体措施，包括1.“永停捐纳，即衔封贡监亦皆停止”；2.采取奖励保护实业的各项政策，“创设民爵，以为鼓励农工商之具，厚加官禄，务令足用其一切兴利之事，广劝商人集股开办，官不干预其事，但任保护之责，即有厚利，无庸报效，凡从前为小失大之弊一概捐除”；3.财政公开，“仿照各国将每年进出款项列为详表，颁示天下。其外省所解内务府经费，应改归户部统收，而岁拨款若干万为皇宫费用，一律列入表内宣示，使咸知朝廷之无私”；4.“裁去厘金、变通课税”；5.缓言兵事，“停止武科，令各省广设水师武备学堂”；6.仿西方各国在都会城镇设警察，裁绿营，加强地方治安。折尾陶模恳求朝廷以身作则，励志图新，“以日本为前事之师，以印度、波兰、越南、缅甸作覆车之鉴，速定国是，以奠危基”。（注：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1901年5月22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25-35页。）
“除壅蔽”、“去畛域”、“务远大”，与此前废科举、裁内监的主张一起，构成新政初期陶模变法思想的具体内涵。关于该折的背景和内容，有三点应予注意。其一，其时新政诏令颁布不久，众多督抚仍在等待观望。而来自枢垣有关变法奏章不必提及西法，以免触犯时忌的告诫或传言，已屡达各省。（注：1901年2月27、3月24日，张之洞致函鹿传霖打听：“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属骇异”；“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26页）。当时督抚间的联系十分密切，陶模对此当有所闻。）陶模顶风而上，不仅奏章中多处称赞西法之善，而且直接指陈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种种制度性弊端，公开称颂西方议院制，并建议朝廷仿行。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此惊世骇俗，没有身首异处，实属万幸。其二，与一个半月后出台的《江楚会奏三折》比较，陶折不仅对各种弊政的揭露与批评更为尖锐，而且触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他为清政府设计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内容较为全面，其深度与广度均超出同侪。如果说《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新政前期的改革纲领，那么新政后期（1905—1911年）改革的进程与内容，则与陶模的建言相当吻合。其三，包括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在内的许多地方督抚，对西法的了解及对天朝病症的认识，并不逊色于陶模，但私下议论与正式建言，差距很大。《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出奏前，陶模自己坦言：“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注：“广东陶制台来电”，1901年4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页。）其不计利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的确难能可贵。从欲借改革缓解危机、敷衍舆论民情的清廷的立场看，其主张自然过于理想化，但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提出，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乃至震动，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所以海外维新人士评价陶模条陈新政的奏章“指陈利弊，纲举目张，为诸省之冠”（注：《檀香山阖埠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
陶模病故后，《新民丛报》发表社评，其中有这样的评语：“陶模昔任边陲，无所表见。及移节两广后，曾数上奏议，言人所不敢言。士论颇许之。”（注：《呜呼刘坤一、呜呼陶模》，《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陶模任两广总督前后，其政治形象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将陶模1895年和1901年所上的几个奏章进行比较，可见这一说法不无根据。
陶模自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县令，“迹其官途，所经惟总制陕甘为最久，二十余年中，规划设施，殚竭心力，用能民怀吏畏，声称灿然”（注：《粤督陶制军薨逝感言》，《申报》1902年11月7日。）。尤其在皋兰之清丈，秦州之赈饥，新疆之守土等事情上，博得官声。从清廷的角度看，其和解回汉，联合外交，“其才实有大过人者”（注：《粤督德粤抚李代递故督遗疏并胪陈事迹垦恩优恤折》，《申报》1902年11月13日。），可谓能吏。1895年，陶模任新疆巡抚时，曾上《条陈时务折》，提出“核实用才”、“破格储才”、“推行宜渐”、“提本宜急”四策，主张扶持农商矿务，让利于民，停止捐纳。其总体思想可以概括为：“欲求富强，必以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为先；欲新政治，必以变士习、减中额、汰内外冗员为先。”他认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自立者，在法亦在人。”而中国弊端的根本在于取士用人不当，“考试太滥，捐纳太广，保举太多”，人才不振。“不治病根，但学西法，聚阘茸嗜利之辈，以求富强，只于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且于积习外增一积习，不得谓之祛积习。”（注：《新疆巡抚陶条陈时务折》，《集成报》第5册（1897年6月14日）。）
同年6月3日，陶模又上《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提出13条“救弊补偏”之计，与前折相较，在变法范围、内容方面大为扩展充实（注：其内容为：1.整饬国子监，停捐纳贡监生旧例；2.汰考生、减中额以慎科名；3.停捐例以清仕途；4.裁汰内外冗员及宦官；5.各部院司官宜习政事；6.旗兵宜破除积习以固根本；7.文武大员宜勤以率属；8.禁食洋烟应自士大夫始；9.分设算学艺学科目以裨时务；10.停止武科，水军陆军急需文武兼通之才，宜破格鼓励；11.各省操法宜变通；12.工艺为富强之基，宜加意考求；13.大小臣工应力戒自欺。（见《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29-44页））；与当时其他督抚提出的变法主张相比，也还差强人意；但和1901年陶模自己的几个奏折相比，则差别显着。两相比较，军事改革的内容基本相同，而有关政治经济的内容，前后变化较大。具体地说，《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在经济方面有两点重要补充：其一，创设民爵，广劝商人集股开办，官不干预其事，但任保护之责，这对于鼓励工商业发展，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二，国库账目公开，收入与支出列表，皇宫费用也不例外，绅民得以知情，便于监督，这是对数千年皇权一统观念与制度的重大挑战。而这两点明显是效仿西方。政治方面的变革主张更加令人耳目一新，“定分职任事之法”和“饬令部臣编定则例”，要求仿照科层制改变人事制度；裁省京外闲署，增设学、商、农、矿等部，变通外省及州县旧制，则涉及变更行政体制；而对西方议院制度毫不掩饰的称赞，强调“议政”与“行政”分离的意义，并许为“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的“最为除壅蔽良法”，则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海外维新人士很快注意到了这份内容大胆独特的奏章，保皇会的罗璪云“从港报得读宪台条陈新政奏稿”，称赞陶模道：“深叹老成谋国，变法有方。即此一折，已超出寻常俗吏万万也。海外闻风，欣喜无量……咸谓国势虽微，而更化有人。”（注：罗璪云：《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93册（1901年10月3日）。）
新政初期陶模建言的上佳表现，乍看有些出人意外，仔细追究，还是渊源可溯。陶模任职西北期间，虽然“风气蔽塞，财政困难，欲兴利除害，动多棘手”（注：《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3册。），仍力图有所作为，尤其是对于各项趋新事业，一直关怀备至，并因此而与各地维新人士结缘。如陈伯润“能造算学仪器、比例规、钢笔、象限仪等十数具。前在陕，曾奉陶子方命，造数百副颁行州县，云其价甚廉，极便学者”，梁启超也想筹款请其试造。（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7页。）邹代钧在湖北编制中国地图，蒙陶模先后将甘肃、新疆、陕西等省新图详本寄来，为此，邹请汪康年“为我登报，以表其扶植绝学之盛心，并可广招别省之图”。不久，邹代钧因制图一事与张之洞意见分歧，表示要辞馆“遍走四方，以求有力之人成此举耳。”其心目中的有力趋新之人，即为陶模、刘坤一等。（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46、2786页。）“（陶）模督陕甘数年，锐欲开矿制械，兴学广教，皆以用不足，不能尽举，累书乞罢。”（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47，列传234，中华书局，1998年，第3206页。）庚子陶模入京，去向未定，汪康年、邹代钧等人十分关注其动向（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791-2794页。）。粤督任上，陶模给人以开明形象，“为官吏中之头脑稍新者”（注：陈春生：《陈少白先生与香港〈中国日报〉及〈中国日报〉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46页。），“通达时务，无拘墟迂旧之见”，（注：《粤督德粤抚李代递故督遗疏并胪陈事迹恳恩优恤折》，《申报》1902年11月13日。）皆有前因。
不过，至少在张之洞看来，任两广总督之前的陶模，对于时局大事的见识尚未见得高明。（注：郑孝胥日记称：“南皮言：‘陶子方制军、景月汀中丞皆稍谙时局之不可不和，而皆谓军事之不必讲，此未达也’。余曰：‘今地球列国谋国之宗旨，皆练兵而主和，宜陶、景之不解也。’南皮嗟讶久之曰：‘然’。”（见《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77页））而有的学人认为，陶模督粤时已经年迈体衰，两广政事多由其子陶哲存主持。（注：路小可：《民国大老吴稚晖》，第35页。）陶哲存即陶葆廉，字拙存，陶模次子，举人出身，早年从其父宦历甘肃、新疆诸省，赞划政事。1895年陶模所上变法疏，亦出其手。（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20页。）戊戌期间，他读《时务报》，经葛心水和兄弟陶葆霖引介，与汪康年结识，曾就金石文字和西北史地有所交流，并赠以所撰《辛卯侍行记》六卷，自认为“际此时艰，未脱饾饤科臼，正三水徐君所诟斥者，愧甚愧甚”（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104页。三水徐君，即徐勤。）。此后益与各地维新人士交往，留心时务，思想精进。伴随其父赴粤就任，在武汉与郑孝胥等人会面，后者对他的印象是：“颇无贵介气，素闻其考论时务，且有所着，未之见，谈次尚明白，间有未达语。”所说考论时务的着述，即数日后陶葆廉相赠的《求己录》（注：《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77-778页。）。有人函告汪康年：“拙存《求己录》足以醒世，兰州道黄观察赏识之，嘱寄阁下采择传播。”（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728页。）传媒报道：“有引见某员到京，以《求己录》一书赠与某京堂。《求己录》者，粤督陶制军长公子之大着也。某京堂得书大喜，以为是三百年来未有之文字，言于某邸，欲以是书进呈御览，并拟奏保陶公子，为某相国所阻而止。”（注：《所闻录》（四），《选报》第23期（1902年7月25日）。）早年随使西班牙、美国，担任过驻秘鲁使馆参赞的谢希傅致函汪康年，“偶检行箧，得陶哲臣公子书一通，慷慨时局，与诸公为并世奇英，不敢藏为枕秘，录呈钧览，亮当击节”，希望公诸报端，并请加跋语，并愿代为拟稿。（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77页。）陶葆廉曾代其父草拟奏疏，新政各折出自他的手笔，亦非无此可能。（注：如陶模奏请遣散内监，即与陶葆廉的认识吻合。后者曾致函汪康年，指“义和团之见信于王公，实由太监揄扬。庚子夏间祸急，时沪上某报忽载李太监病故，阅者信以为真，以后事变百出，莫能记及，此人竟免罪魁之索，可谓幸矣”，对李莲英侥幸躲过一劫心有不甘。（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105页））
陶葆廉的趋新，不仅有直接影响陶模政治倾向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维新人士交往广泛，又无派系成见，在其主持下，引进了不少开明乃至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人士，参与机要，具体负责广东的各项新政事业。冯自由《革命逸史》记：留日学生沈翔云“闻陶模时任粤督，以素与陶子葆廉（拙存）相善，爰至广州督署谒之，葆廉待以殊礼，且引见乃父，凡遇新政兴革事件，辄就之请益，故清末各督抚之政绩，以陶模为比较优良，云翔与有力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82、67页。）。沈翔云字虬斋，浙江乌程人。早年肄业武昌自强学堂。1899年官费赴日留学，与孙中山、梁启超等交往。庚子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仅以身免。回日本后，做长文驳斥张之洞的劝诫留学生书，主张革命，发起励志会，创办《国民报》，谋组国民会，提倡民族主义。复南游新加坡，谒侨商邱菽园，劝其抛弃保皇，皈依革命。（注：张磊主编《孙中山词典》“沈翔云”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3-424页。）后至香港中国报社访陈少白。“沈每至广州，陶父子礼之甚优。”此外，“陶督笃信新学，葆廉更以新党自居，延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大兴教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7-68页。）胡汉民在自传中提到：“清政府稍复，使各省兴学校，粤总督陶模招吴稚晖、钮惕生、董懋堂、陆伟士等至粤，使为计划一切，从其布置。粤人梁鼎芬乃嗾张之洞劾陶，谓陶招纳革命党，其实只吴、钮有志革新耳。”（注：《胡汉民自传》，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164页。）
上述原因交互作用，使得新政初期陶模独树一帜，政治倾向略显激进。
三
与建言的激越相比，陶模在广东推行新政事业的进展却不如人意，以致报刊有这样的评论：“陶也者，无气力之人也。其所见或有以加于诸老朽之上，而实行力之薄弱，亦与彼等相类。观一年来广东之政界可见也。”（注：《呜呼刘坤一、呜呼陶模》，《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政见激进的加拿大保皇会总理叶恩，虽然对陶模“条陈新政，整顿粤事，札饬阅报，解释党禁，开百蛮之风气，平义士之公愤”的举措表示“不胜钦佩”，但对其督粤期间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认为新政不过“纸上空谈”：“科举拟变，而八股犹存；学堂拟兴，而书院尚在；党禁云解，而日事捕杀；民智言开，而犹尚压制。若兵若商若财若工之事，无一事不言办，实无一事可即办。”他建言三策：“请皇上回銮，以亲裁大政”；“速求自立，以存中国”；“经营广东，以为后图”。而以前两策为上策。“使以吾粤为可为耶，则速行整顿，以为后图可矣。”否则“急流勇退，无阻贤路可矣”。（注：《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2（1901年9月23日）、93册。）所论虽均系事实，但只是就现象而言（注：有人曾对新政时期广东政绩不明显的情况进行过分析，认为督抚更换频繁、财匮民穷、社会动荡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清末新政的十年里，广东先后有七位总督、另有两位兼署，平均一年左右就更换一次；而湖北在1875-1911年的36年中，总共有过11位总督，平均一任三年。（见俞勇嫔“广东督抚与广东新政（1901-1911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1995年））。其实，陶模并非不想有所作为，而为条件所限，同僚掣肘，难以如愿。
两广毗邻港澳，各派政治力量在此聚集栖散，也常常成为政治流亡客的必经之路和必争之地，清廷备加关注。总督府所在的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列强势力不断渗透，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广东历来匪患猖獗，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盗匪活动愈加肆无忌惮，统治秩序极度混乱。开府两广也因此被视为畏途。陶模上任之时，剿除盗匪，平靖地方，迫在眉睫，而处理各方关系，则更加棘手。
陶模到粤后，首先以除盗安良、整顿社会治安为要务，“立有捕盗章程数条，札饬各州县遵照办理”（注：《捕盗文言》，《申报》1901年3月22日。《申报》1901年7月14日《粤省官场纪事》记：陶模以北海镇总兵刘戎盛“治缉捕不力，饬即交卸遗缺，委记名总兵广州协李总戎先之署理”。）。为了取得实效，他“定清乡章程，信赏必罚，练军分屯，许所在州县节制。一岁中捕斩名盗二千数百人”。另一方面，他深知“民贫且乱，非杀可止，令府县设劝工厂。囚不至死者，令入厂教养。奏陈治盗，谓清盗源必先宽民力”。（注：《清史馆列传·陶模传》，《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首），第41页。）他先后拜会了驻香港的日本领事、英法驻粤领事、比利时军舰的将领；依据英、法两国领事的照会，要求各地方文武及水陆各营统带认真查访保护到内地游历的外国人士及教士商民；维护海关的正常邮政业务，极力表现其开明开放的一面。（注：《粤峤春光》、《珠江泛月》、《粤省官场纪事》、《柔远有经》、《珠海冶秋词》、《邮政批词》，《申报》1901年4月5、19日，3月23日，7月11日，9月27日，10月24日。）同时，陶模设法保护商民，整饬吏治，为广东推行新政创造必要的条件。其用心着力之处，还在新政本身，尤其注重新式教育，筹建广东大学堂和武备学堂、派遣留学成为重点。
广东大学堂和武备学堂的筹办开始于1901年冬，陶模电请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夙究教育理法”的江苏举人吴稚晖来粤筹划，仿照山东大学堂办法，将张之洞督粤时创办的广雅书院改建为“广东省大学堂”，以广东试用道姚文焯为大学堂总理，吴稚晖为总教习，1902年4月首批招生160人。（注：《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万国公报》第165册（1902年10月）。）广东省武备学堂则在原水陆师学堂的基础上改建，因朝廷未拨款项，主要靠绅商捐资解决，聘请钮永建为总教习，另聘教习、助教、监队十余人，均为日本士官学校或中国武备学堂毕业生。（注：《南海珠光》、《教习需人》，《申报》1901年12月1日、1902年7月14日。）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堂招考文榜所列条款中，第10条特别申明：“现设学堂专为成就学生学业，各门功课与应试学业不同，诸生如急求科名者，毋庸来学”，清楚地划分新旧学的界线。（注：《粤兴大学》，《申报》1902年4月4日。）1902年6月，“粤东派赴日本速成师范生共二十七人”（注：《游学详记》，《汇报》第392号（1902年7月9日）。），学习法政，时间为一年，其中有胡汉民、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等。
与同期各省相比，广东在举办新政事业方面似无过人之处。筹办大学堂不仅落在山东袁世凯之后，也不及江苏、浙江及时；派遣留日速成师范生，湖南最早，在1902年4月，比广东早了两个月。（注：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62页。）其他方面也没有突出政绩。难怪前引《新民丛报》指责陶模做得不如说得好。
其实，陶模并非巧言讷行，举办新政不力，原因之一是受到广东巡抚德寿的掣肘。德寿虽与陶模联衔奏请改革科举，多半是附和陶的意旨，内心对其积极趋新不以为然。为了避免纠纷，在筹办广东大学堂和武备学堂的过程中，陶模独断专行，不与德寿洽商，在聘用教职员方面，双方分歧较大。开始德寿隐忍不发，等到陶模病重不支，便一反常态，将所办各事尽行颠覆变更。其时正在陶模幕下的汪大钧致函汪康年，详尽地透露了有关内情，函谓：
学堂之设，弟亦曾催迫数四，至谓无论国事如何，但为国中培一人才，即为黄种留一生路。帅亦谓学堂不办，无以对广东。稷臣之来，弟实言之，电催亦出帅意。既有稷臣，弟遂不预及。武备议起，群以弟为言，时所办配羡因裁减陋规，大为鹾署排挤，而帅开缺之谕适至，不得已，往求销六门差。帅因言武备开办，提调需人，群属意汝。弟即力言，帅起节后，此事恐不能办。帅不答，事遂定……帅意本欲大集捐款，择地建堂，乃筹款仅六万余，而帅病已剧。钮惕生、戴立夫两君先后由帅召来，寓节署，拟章程，咨调教习，皆在弟未视事之先。及弟奉委，而帅已出示招考。因就贡院考试，报考者六千余人，才取百八十人，监场阅卷，倍极忙碌，幸帅委任甚专，而纽、戴相习亦甚相得，礼弟甚恭，尚无掣肘。福茨廉访为总理，不过徒有其名，一切皆相委托。所调南洋各教习，相继而至。时即有湖北不愿派教习来之说，迨徐小农往，始勉派顾生臧就聘。顾臧者梁鼎芬至戚，笃于媚旧，一鼻孔出气者也。名为教习，意实监察。考事甫竣，而大学堂之风波起。帅病遂笃，意始游移，而静帅以学堂诸事未与商酌，大有意见。于大学堂，则准稷臣辞差，而用丁仁长。于武备，则力主不必建造，可用水陆师学堂之说，帅闻以丁易姚，复咯血，疾愈笃，武备之事遂不敢以闻……钮、戴及诸教习，闻帅将去，见大学堂变故，咸有去志，弟坚留之，钮卒不可，濒行托人致弟，言提调因新党，恐为疑谤所丛，诸事勿过于认真为是，其意可知。（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01-603页。）
稷臣，姚文焯号，虽然保皇党指其为“庸人”，较以顽固着名的丁仁长则开明得多。经过几番折腾，广东的新政事业一度停顿，继续开办者也宗旨迥异。
陶模在两广总督任上新政成绩不够显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来处理庚子党祸的善后，设法改善与各派趋新势力的关系，以争取其对新政的支持，缓和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如何办理此类案件，最能反映陶的政治态度及趋新意识。
庚子自立军失败后，逃回日本的沈翔云等人成立励志会，连续开会演说，皆欲继承唐才常的遗志。事为张之洞侦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和留学生监督钱念劬，要求查办。（注：《致东京钱念劬》、《致东京李钦差》，1900年10月1日，《戊戌变法》第2册，第625-626页。关于励志会，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48-155页。）11月14日，李盛铎复电称：“励志会始自去秋，专为研究学问及译书而设，月聚一次，演说皆系学问，未及国事。惟本年六月有由鄂来东学生沈翔云赴该会演说，语多悖谬，刊入《清议报》”。又称：“康、梁逆党来东者不少，难保不为所煽惑。使署距学堂较远，防范难周。查江、鄂学生最多，派有监督管理。应请钧处商岘帅严饬该监督严为稽查约束，以儆将来”。（注：《李盛铎致张之洞电》，1900年11月14日，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1页。）陶模听闻湖北方面将处置涉案学生，虽身处事外，却于1901年3月11日致电张之洞，请求减轻惩罚：“闻吾师将调回出洋学生。少年尚气，不可遏抑，彼未必尽信康、梁。恐召回无以自活，转铤而走险，乞酌”（注：《陶制台来电》，1901年3月11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13页。）。张之洞颇为不悦，几天后复电辩解道：“并无将出洋学生全调回之说。学生助乱者甚多，皆予以自新。逆迹尤着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不代出学费，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可谓极宽矣。”（注：《致广州陶制台》，1901年3月16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13页。）从字里行间可见两人的态度差异。其时沈翔云正以“是中国民”的名义撰写并发表《复张之洞书》，痛批张的劝诫留学生文，（注：《中国旬报》第35、36期（1901年1月15、24日）。）陶模明知沈翔云与张之洞势成水火，后来竟然不避嫌疑，将沈翔云揽入幕下。陶模一直对张之洞执弟子礼，此举显然是有心与乃师立异了。
事隔两月，陶、张二人再度因对资助保皇会勤王活动的侨商邱菽园的处理而函电磋商。邱菽园倾向维新，戊戌政变后主动为康有为提供国外避难居所，并向保皇会捐助了大笔款项。自立军事败，张之洞搜得各种邱氏参与其事的铁证，意欲追究，通过驻英公使转饬新加坡领事罗忠尧向邱菽园兴师问罪。在其压力下，清政府逮捕了福建原籍的邱姓族人。陶模虽亦秉承对付保皇会海外活动的朝命，且责任更为直接，但他却派员赴南洋与侨商沟通，并在香港《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刊出《札行新加坡罗总理事文》，想方设法为邱菽园开脱罪责，文曰：
照得本部堂访闻，去年腊杪有多人由上海、香港前往叻埠，其人多湘楚籍，分寓邱菽园、林文庆各处。邱由缅甸、暹罗筹备多资，遣人隐结粤省会匪等情。查邱、林均系闽人，流寓该埠，素未闻有非分行为，况闽粤毗连，休戚相关，谓其结匪作乱，图危桑梓，殊出情理之外。究竟是否实情，合亟札仰该总领事慎密查明，详细申复。抑本部堂更有由衷之言，愿为该党中人正告者。闻邱菽园系福建举人，在该埠报馆主笔，林文庆在英国厄丁仆喇大学堂肄业多年，考列高等，皆有学问，声名闻于中外，必因学成未用，是以流寓忘归。至于湘楚等省之人，此次前往该埠者，想皆求新之士，或从前与康、梁有交，或去年为唐才常等所牵涉，所以畏罪远引。抑或以中国未行新政，愤激出游，求遂其志。凡此不得已之苦衷，皆本部堂所深悉。夫今日事势至于如此，苟有知识，孰不谓新法之当行。然欲行新法，原以扶危定倾，安我中国。若夫援引匪徒，以求一逞，事必无济，虚被恶名，且同类相残，杀机甚酷，纷争扰攘，而外国乘之，试问何以谢天下？无图乱中国之心，而适为扰乱中国之举，转使守旧诸人援为口实，概加新党以叛逆之名，而无辞可以解免，致新政之行，愈求速而愈阻，该党人士苟念及此，应亦引为痛心之事。今皇上惩前毖后，力图自强，恭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谕旨，令中外大臣筹议变法事宜，各省大吏陆续封章入告。和议将成，回銮在即，新法善政，自必次第举行，百废俱兴，需才尤急。该举人等深通新学，怀抱异才，均可备他日国家之用。况得罪朝廷，奉旨访拿者，只康有为、梁启超数人，其余人士，概无干涉。即当日偶有牵连，但使悔过自新，亦必在弃瑕录用之列。乃受其煽惑，思乱宗邦，谁非父母之遗体，何苦自捐有用之身，本部堂甚为悯惜。古来尽多豪贤失志，纵不乐见用于时，亦惟闭户读书，以待来哲。若必勉强行事，铤而走险，则自待亦薄矣。该总领事驻叻有年，素为该处华人所信服，且籍隶闽省，与该举人等夙有乡谊，所言自易听从，务将本部堂之意剀切开导，俾知迪吉逆凶之理，毋逞血气以图侥幸。是为至要。（注：《两广督宪陶制军札行新加坡罗总理事文》，《申报》1901年4月2日。）
邱菽园从《华字日报》读此札文，心领神会，立即撰写电、文，公诸报端，向陶模乞援。5月16日，张之洞电告陶模：“昨见沪报载有邱炜萱即邱菽园上台端一禀，意虽坚执，措词尚属和婉，似有悔悟之意。此皆阁下示谕，有以感之。查邱炜萱在彼为华商领袖，康即住邱恒春公司中，如邱不助康以资财，各商自必解体。康失所助，逆党自散。康之起灭，视乎邱之从违。此事关系甚大，祈阁下乘机开导，或于原禀批发，或发电劝谕，俾不再为所惑，则沿江沿海匪患自可潜消。”（注：《致广州陶制台》，1901年5月16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74页；邱菽园：《上粤督陶方帅书》，见《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暗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三天后陶模的复电，意思耐人寻味：“邱与康诗酒应酬，偶助资财，似非同谋。邱志大难酬，拟暂置不理。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闻徐勤等不耐骚扰，暂多远离。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注：《陶制台来电》1901年5月18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74页。）将邱菽园为保皇会提供资助，说成是文人骚客的应酬，显然意在大事化小，为其开脱。后来邱菽园在陶模的授意下，以报效赈灾银脱罪。而陶模反对向自立军余党和南方会党穷追猛打，除了避免为丛驱爵，还有同情保护维新志士，不给顽固党以口实，以利于变法新政之意。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加紧对付保皇会，由于无法对海外的保皇会员下手，遂采取逮捕其家属族人的办法，以迫其就范，造成保皇会在华侨中活动的困难。李鸿章督粤期间，保皇会骨干罗伯棠、唐琼昌的家属因此而被捉拿。陶模到任后，不仅放弃迫害政策，而且冒险力争释放被囚禁者。1901年6月，徐勤到美洲为保皇会进行鼓动，在旧金山被清领事何祐指为冒领上海关道游照而来力阻登岸，后者“力攻保皇”，并“电粤督拿君勉家属”。陶模回应道：“保皇亦捉，则保贼者何以办之？”康有为闻讯赞道：“陶督甚爱我，甚好维新，甚助我党。”为了释放保皇会员被捕家属，陶模不惜与巡抚德寿正面冲突，“罗、唐两君家属特已释放，数月来，曾经三次吩示地方官，奈为巡抚德寿所阻，今居然力争放之。虽托人打点，而如此大事，非陶督力主，不能放罗、唐家属。何领事冒认为功，可见其欺人太甚矣。从今该领事虽为难，而陶督必不肯从。已捉者犹释之，况未捉者乎？凡我会中同志，益可发愤舒放，无所牵畏矣。望遍告各埠同志，共相解慰，痛加鼓舞，扩充会事”。（注：《致谭张孝信》，1901年8月22日，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页。）10天后，康有为致书保皇会同志，再次提及此事的进展：“刻下唐琼昌眷属已释放矣。罗家眷属已具前书。此事有仆门人在粤督陶幕，故能转移补救……盖陶督甚有助吾党之意，常时赞仆，独惜其不敢劝耳。徐君勉往大埠为《文兴报》主笔，为领事何祐所困甚危，（何）移电粤督，捉拿徐君勉家属，粤督亦不理……闻陶督告人曰：‘此等保皇非保贼。若保皇而拿办家属，则保贼者如何？’可谓至论。望择登报中。从此，我会必无拿办家属之患，同志更可以发愤踊跃，无所牵顾矣。”（注：《致保皇党列位同志义士兄书》，1901年9月1日，《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37页。）
陶模是否“甚爱”康党，尚可存疑，其“甚好维新”，则系事实。震惊一时的经元善案最终得以解决，与陶模的缓和政策似也不无关系。檀香山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称：“近者蜚语益盛，横逆重来。有再欲查拿家属、禁压义会之意……迩闻经氏之案已允注销，罗、唐之家亦蒙释放。洞悉万里，幸鉴愚诚，感佩之深，非可言喻”。希望“尚书乃心中国，宗社柱石，体恤下情，怀柔远人，必不以谤言成真，疑事见信，为己甚之事，阻忠孝之路也”。（注：《檀香山阖埠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所以经元善脱困后与港督卜力会谈时表示：“李、刘、张、陶、袁诸大帅，皆为敝国第一流人物，若肯与枢臣内外合力，庶几有望乎！”（注：《香海问答纪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9页。）
陶模偏好新党，往往不避嫌疑，甚至明知其为革命党也无所顾忌。据说在沈翔云等人的影响下，陶氏“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7-68页。）。
与保护新党截然相反，陶模对顽固守旧者深恶痛绝，坚决打击。港商刘鹤龄所办育才书社欲在广州开设分校，有洪嘉与其人呈文竭力反对，指该书社由英国商人嘉道理捐资，为英国包藏祸心，阴谋图粤；刘鹤龄为屈臣氏买办，疑为孙中山、康有为余党潜谋不轨。陶模专札驳斥，指其“阻碍学务，实非浅鲜”。吴稚晖后来回忆说：“庚子罪魁江西洪某，谪官到广州候补的，他告诉许静山，说我与惕生都是革命党。”（注：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03页。）此“洪某”当系洪嘉与，其为人顽固，与后党官员一样，素以联俄为宗旨，而将“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为阴谋，指为秘计”，庚子于行在上折，主张围攻使馆。陶模针对其文，逐条痛批，告诫其“既以忠爱自期，务宜平心静气，以察事理，毋预存成见，而遇事则苛求；毋自视过高，而谓人皆不肖”。振兴中国的根本，在于变法自强，只要自强，则外国的阴谋秘计皆无所用，而中国则和战自如。“至谓刘鹤龄屈臣氏买办，疑为孙文徒党，亦近捕风捉影。香港之为买办者多矣，皆党于孙文者乎？且由此而拟为康党，则尤为牵扯。本部堂只就事办事，以息乱萌，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盖孙、康既皆粤人，一则行医，一则教馆，粤之士商为所识者多矣。苟于士商之有志时务、讲求新学者概疑为孙、康之党，善机阻塞，何以振兴？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扰，康衢坦途，尽成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为矣。”陶模以是否有利于变法自强为评判标准，“夫论有用人材，必曰通达时务。讲求时务而不通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矣。”（注：《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选报》第9期（1902年3月10日）。）在他看来，新党各派均系有识之土，应当争取，顽固守旧则为革新障碍，必须扫除。考虑到清廷直到1904年才解除党禁，将孙文和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戊戌分子开复启用，陶模则在1901年便具有这样的认识并在职权范围内贯彻实行，的确难能可贵。
对于民众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陶模也给予积极回应。拒俄运动开始时，上海绅商致电陶模，希望他力阻签约。陶模复电表态：“俄约大碍和局，万难依允，已于朔日会同德静帅电奏行在谏阻。能否转圜，殊深焦盼。”绅商们进一步要求陶模“约各督抚死争，否则声明疆臣不承认”，并告以“已有人力说江、鄂两督，望公力为之”，陶模果然依嘱致电袁世凯：“存亡在呼吸，乞公约各省竭力死争”。（注：《再志续阻俄约电文》，《中外日报》1901年3月24日，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页。）
陶模的态度和表现，使其民望迅速增长，不同派别的维新之士均希望通过争取他这样的开明大员以促成变法。他们十分关注陶模的动向，并寄予较高的期望，有的甚至以陶模为代言人。1901年8月26日，陈三立函告汪康年：“时局自回銮改期，知者无不忧惧……日前闻庆、李两全权，纠合刘、张电请收回改期之成命，尚未知能动听否耳？顷李亦元刑部刊成《政务处条议明辩》，冀当路采取，或资补救。鄙意今之大臣而有胆识者，只有陶制军一人，因特寄上二本，敢恳足下以其一速寄陶氏父子，如能采择入告，挽回转移于万一，亦未始非吾辈精卫填海之心也。”本来陈三立拟将《政务处条议明辩》公诸报端，考虑到如果陶模愿意代奏，过早登载条议可能对陶造成不便，为此特别叮嘱：“此议既望施行，似宜从缓登报，免中当路之忌”。（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86页。）
陶模民望的急升并未带给他办事的方便，其积极的变革主张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于他行省，岁不足五百余万，则取之赌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中沮。迭疏请疾。”（注：《清史稿》卷447，第3206页。）甲午、庚子两大赔款，广东负担甚重，己亥清廷又曾派刚毅南下大肆搜刮，而广东各项税源，多由商人承包，甚至有欲承揽关税者。庚子赔款分摊之前，广东总计每年地丁开税厘金盐课及各项经费饷款所入，以抵常年应解京协各饷及动放各营薪粮，尚属入不敷出，为筹巨款，只得加开房捐亩捐。地利不足，复因人祸而愈加严重，《新民丛报》载《陶方帅之死状》记：
陶方帅犹不失大吏中之贤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设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客有自粤来者，述方帅之死状，盖方帅而不辞职，则可以不死。方帅本无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请开缺之第三折上，识者已知粤事益无可为矣。开缺得许，电报到日，德寿自两点钟往拜会，九点钟始退。德见陶向呐呐无多言，惟彼日则滔滔汩汩，若决江河，一片皆教训方帅语也。历数其到粤后所办各事，如何不妥，如何无状。陶惟垂头以听，默不一语。及德退，陶遂呕血数口。其夜，梁鼎芬骂姚文焯之一电到（姚时充广东大学堂总办，姚本一庸人也，鼎芬以其毁广雅书院、濂溪祠，故以一电骂之），文曰：‘妖言惑道，乱我广东全省士民，思食汝肉’。翌晨，张之洞一电到，亦为大学堂事，不知其语云何也，而方帅遂呕血升许。……而德寿复间日一至以骂之。南洋某商捐八万金以建武备学堂，陶所竭力运动而得者也。德寿以偿款支绌为名，遂干没之。于是乎陶遂日日呕肺，不得不死矣。（注：《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
《申报》亦发表评论，为陶模死后得不到适当待遇而抱不平（注：1902年11月2日“两广总督陶模卒。予祭葬，赠太子少保衔，谥勤肃。赏其子陶葆廉员外郎，孙陶善同主事”。（见《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947页）），认为原因是其放声直言，得罪宵小：陶模“筹划新政，井然秩然，其用人也，务泯新旧之见，其理材也，方戒苛忧之端。圣谕所谓办事实心，不辞劳瘁者……近数年来，凡各省封疆大吏之在任出缺者，一经奏闻，无不仰邀易名之典”。“制军去岁请裁抑宦官一疏，虽未明言李监之如何纳贿，如何擅权，而匣剑帷灯，意自见于言外。深宫虽未加责，阉党难免怀仇，此制军之不容于宵小者一也。粤东富厚，古昔所称粤海关监督一差，向同内务府人员简放，每岁报效银两为数不赀，宫中府中久已视为利薮。其思钻刺得差，皆苞苴竞进，又视为应得之赀财。是以前岁刚毅筹款至粤东时，尽力搜罗，不啻罗雀掘鼠，以致众情皆急怒，闾里□然。民力之凋敝如此，而深宫左右，尤目为金穴铜山，而不知稍加体恤。制军莅粤已久，深悉此中情形，故其遗折谓粤东虚有殷富之名，实已民穷财尽，而迫于时势，仍不能不百计筹款，闾阎益困，盗贼日繁，长此不已，后患正多可虑……而此等议论，岂左右嬖幸所乐闻，此制军不容于宵小者又一也。嗟乎！以制军之孤忠直节，既已深契乎九重，卓识盛名，又已震动乎四海，徒以性存骨鲠，不能结欢近俦，忌嫉者多，遂致盖棺论定之余，不得与李刘诸公同邀恩荣于格外。”（注：《粤督陶制军薨逝感言》，《申报》1902年11月7日。陶模遗折内容，见《清史馆列传·陶模传》，《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首》，第42页。）
陶模既然不怕得罪宵小，是否幻想邀恩荣于格外，亦当别论。其于新政开始不久就病故，失去了一展抱负的良机，使他在风云变幻的晚清史上只有淡淡的一抹留痕。不过，新政改革，至少在制度和知识体系的层面可谓天翻地覆，具有重要意义，而陶模作为由戊戌至新政转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从其对于变法的激进态度和远见卓识看，如果天假以年，其主张和作为或许还会有所表现发挥。他已经提出的奏议虽因过于超前而未获准，却形成一种内驱力，对其他官员的奏陈和清廷选择新政方案，提供了参照，促使各项新政措施出台和施行。甚至新政后期的各项举措，也大多在其预设的思路之内。
更为重要的是，由陶模的变法条陈及其办事用人，不仅可证戊戌与新政之间的历史渊源，而且可见人脉联系。陶模的背后聚集了包括革政派、保皇党和革命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变革势力，他部分地接受了后者的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代言人，从而对于戊戌到新政的转折，在倡言改革方面开风气之先，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新政时期，革新各派与疆吏朝臣之间沟通联系，促使后者的改革思路和主张在继承戊戌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变化。因此，清末新政虽然形式上是由统治阶级主持和进行的改革，却有革新各派实际参与，变革内容不同程度地表达和体现了社会革新力量的主张要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延续。清政府内部围绕新政展开的分歧，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反映。
社会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制度变革，导致原有统治秩序的变更与既得利益的调整。对此，清统治者的主观态度是迟疑和审慎的，没有把握良机，选准方案，病入膏盲又不能及时地采取脱胎换骨的大举措，自然无法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陶模的几份奏章留中不复，使之怀疑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对新政可能取得的成效和最终结果缺乏信心。陶模之子陶葆廉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挽大局如转轮，在枢毂而不在边幅”。其友金蓉镜认为：“此言极是。朝廷者天下之枢毂，人心者伦类之枢毂，学术者又人心之枢毂。今则窒其枢毂而转其边幅，不谓轮败，又奚待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169页。）疆吏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奏章建言再好，还要看朝廷是否采信实行。陶模显然已经预料到新政难以挽回清朝统治的颓势，久病缠身，无可奈何之下，思想依然清晰，曾对幕府中人直言：“中国终不可以不革命”。新政期间，督抚枢臣乃至王公亲贵延揽新党，结交保皇、革命派的异端，并非鲜见，目的无非是增加政治砝码，并预留后路。陶模除此之外，还有期盼改变现状的心绪流露。所以《新民丛报》赞道：“呜呼！斯人也，而有斯言也。”（注：《陶方帅之死状》，《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陶模病故九年后，所预见的革命如飓风而至，宣告清王朝统治的寿终正寝。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