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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孔庙祭孔仪制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武力统一全国后，力争正统，大兴文治。文治的原则性内容,便是儒教所谓的礼乐政刑。孔子是儒家教义的创立者，其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在文化融合中，俨然已成为正统文化的象征。是以有清一代极力推崇孔子，最终把祭孔仪制提升到大祀，将孔子的地位推向历史的最高峰。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今未远，今日祭孔仪制多为之所定。随着近日国学复兴，祭孔活动又起，然观已发表孔庙祭祀文章，陪祀人员一般只开列姓名，不考入祀时间，祭孔礼仪也大多为科普性介绍，参考文献多引用台湾省孔庙管理委员会出版之《至圣先师孔子释奠解说》。其实，祭孔仪制的记述，在清代史册中昭然荦荦，本文以有清一代为时间断限，考述清代孔庙庙制及祭孔礼仪的变迁，意欲益于学人深入研究。
一、文庙庙制
“文庙”指供奉先师孔子的殿阁。初文庙建筑规格，并无定制，明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命工部扩建文庙，并亲自定划：“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楹，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八楹，宰牲所六楹” [1]，此后相沿成制。清顺治十四年（1657），世祖因北京孔庙年久倾圯，“若不作速整理，后渐颓坏，葺治愈难”，谕工部重修文庙。然而清入关之初，致力于消灭大顺、大西农民政权及黄河、淮河以南的明朝残余力量，连年兵火，财政紧张，工部以“钱粮匮乏，所需工料，未能措办”上禀，顺治帝筹措再三，发内帑银三万两，“特加修葺”，并发下谕旨：“诸王、贝勒、大臣及在京满汉官员，愿捐资者许令协助”。[2] 历经三年，清代第一次大规模修葺孔庙告罄，但规制并未更改，仍与明太祖规画同。[3]
雍正二年（1724），阙里（按：《<史记>正义·孔子世家》载：“历代帝王之庭曰帝立阙，曰金阙，曰玉阙”，孔子殁后，鲁哀公尊为素王，因此，“阙里者，素王之庭除也”。）文庙被灾，胤禛遣官祭慰的同时，敕谕重建阙里文庙，八年庙成，以“黄瓦画栋”[4]，此时各地其他文庙皆被绿瓦。乾隆二年（1737），高宗认为 “皇考世宗宪皇帝，尊师重道，礼敬尤隆，阙里文庙特命易盖黄瓦，鸿仪炳焕，超越前模”，又 “思国子监为首善观瞻之地，辟廱规制，宜加崇饰”。[5]特命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大成殿、着用黄瓦，以昭展敬至意。乾隆三年，北京孔庙着用黄瓦工程告竣，乾隆帝亲诣孔庙行礼祭先师孔子。[6]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以祭祀先师孔子既升为大祀，“文庙体制，自应展拓”[7]上奏。九月，估修文庙工程大臣协办大学士荣庆等奏，文庙工程“拟采九楹三阶五陛之制，以期备礼”，帝从之，[8]并颁旨，各省文庙规制，并视太学。至此，孔庙建筑规格尊崇至极盛，并一直延续到今。
文庙大成殿内，“正位”为孔子神位，其全称是“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在正中，南向。至圣先师孔子谥号世有更定，初“鲁哀公诔文曰尼父，未尝加一字之褒。汉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谥曰宣尼父。后魏太和十六年，乃改谥文圣尼父。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圣尼父。明皇开元二十一年，始进谥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尊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9]清初承明制，孔子神位上书“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请更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世祖从之。[10]十四年二月吏科给事中张文光认为，孔子生不为王，殁而王之，于理未妥，宜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李若琳奏称“曰至圣，则无所不该；曰先师，则名正而实称，不可易矣。……追王固属诬圣，即加大成文宣四字，亦岂足以尽孔子哉！唐臣柳宗元有言，赞孔子之圣譬如颂天地之大，谀日月之明，非愚则惑”。[11]是时，顺治帝事事稽古，议礼制度考之于文，务求至当。 因而从其请，复“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旧称[12]，颁诏天下，悉为更改。
文庙大成殿内，“配位”为“四圣”神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位，在殿东，西向；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位，在殿西，东向。配位两边为“从位”，清初只置“十哲”：先贤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在殿内东序，面向西；先贤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位殿内西序，面向东。[13]康熙五十一（1712）年，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商”。[14]乾隆三年，又升有子若为十二哲，位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15]。自此四圣十二哲从祀沿袭至今。
大成殿东西两庑为文庙从祀的先贤、先儒。清初只有先贤六十九人、先儒二十八人从祀。康熙中后期，有军事实力的反清势力已经被次第荡平，清统治者开始大兴文治，努力成为继明之后的正统王朝。为了争取新一代汉族士大夫、士人的认同，康熙帝力推崇儒重道，其手段之一便是增加文庙祔飨的先贤、先儒。康熙五十四年，圣祖特命宋儒范仲淹从祀文庙，位列东庑唐儒韩愈之后，[16]开追认先贤、先儒之觞。雍正二年五月，世宗命廷臣考议祔飨文庙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者具奏，八月复议：“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赵复，元金履祥、许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国朝陆陇其。”[17]世宗从众议，陆陇其成为清朝祔飨文庙第一人。本次追认先贤、先儒，是有清一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祔飨文庙先贤、先儒时有加增，列表如下：时间增加祔飨文庙人员增加祔飨文庙人员位次资料来源乾隆二年元儒吴澄列东庑元儒赵复之次《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四，乾隆二年十月乙酉道光二年明臣刘宗周列西庑明儒蔡清之次《清宣宗实录》卷三十二，道光二年闰三月庚寅道光三年先儒汤斌列东庑明儒罗钦顺之次《清宣宗实录》卷四十九，道光三年二月辛亥道光五年明臣黄道周列东庑明儒罗钦顺之次《清宣宗实录》卷七十八，道光五年正月乙卯道光六年明臣吕坤列西庑明儒蔡清之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道光六年唐臣陆贽列东庑隋儒王通之次《清宣宗实录》卷九十六，道光六年三月戊申道光八年明儒孙奇逢列西庑明儒吕坤之次《清宣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道光八年二月丙申道光二十三年宋臣文天祥列东庑宋儒何基之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道光二十九年宋儒谢良佐列东庑宋儒杨时之次《清宣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九，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壬午。咸丰元年宋臣李纲列西庑宋儒胡安国之次《清文宗实录》卷二十九，咸丰元年三月上辛丑咸丰二年宋臣韩琦列东庑唐儒陆贽之次《清文宗实录》卷五十六，咸丰二年三月戊辰咸丰三年先贤公明仪列东庑先贤县亶之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咸丰七年先贤公孙侨列西庑先贤林放之上《清文宗实录》卷二百十九，咸丰七年二月丁亥咸丰九年宋臣陆秀夫列西庑宋儒文天祥之次《清文宗实录》卷二百七一，咸丰八年十二月丁未咸丰十年明儒曹端。列东庑明儒胡居仁之上《清文宗实录》卷三百十五，咸丰十年四月丙寅同治二年鲁人毛亨列东庑汉儒伏胜之次《清穆宗实录》卷六十一，同治二年三月乙丑同治二年明臣吕柟列西庑明儒蔡清之次同上同治二年明儒方孝孺列西庑宋儒陈澔之次《清穆宗实录》卷六十八，同治二年五月丁卯同治二年以公孙侨年先于蘧瑗，移东庑第一位。蘧瑗移西庑第一位。林放既与蘧瑗并称，移东庑第二位。而移澹台灭明于西庑第二位《（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同治七年宋臣袁燮列西庑宋儒吕祖谦之次《清穆宗实录》卷二百三九，同治七年七月庚子同治十年先儒张履祥列东庑明儒孙奇逢之次《清穆宗实录》卷三百二六，同治十年十二月壬申光绪元年先儒陆世仪列西庑明儒黄道周之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光绪二年汉儒许慎列东庑汉儒后苍之次同上光绪三年汉河闲献王刘德列西庑汉儒董仲舒之次同上光绪四年先儒张伯行列东庑先儒陆陇其之次《清德宗实录》卷三十五，光绪二年六月下丙辰光绪五年宋儒辅广列西庑宋儒黄干之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光绪十八年宋儒游酢列西庑宋儒杨时之次《清德宗实录》卷三百十六，光绪十八年九月甲午光绪二十一年宋儒吕大临列东庑宋儒谢良佐之次《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己酉宣统三年汉儒赵岐《清德宗实录 附宣统政纪》卷五十一，宣统三年三月癸亥宣统三年元儒刘因同上


至是，文庙从祀侑飨先贤、先儒人员：东庑先贤四十位、先儒三十五位，均西向；西庑先贤三十九位、先儒三十五位，均东向。共一百四十九人。
二、祭祀先师礼仪变迁
明成化、弘治间，祭奠先师孔子的礼仪已改用“八佾”[18]。《周礼》对古代中国的祭祀规格，作了如下描述:“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指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八列六十四人，六佾即六行六列三十六人，依此类推。“八佾”已然成为大祀规格，是以明成化、弘治间，祭孔仪制已有升为大祀的趋势。但到嘉靖九年，世宗采纳张璁建议，又将祭孔仪制厘为中祀，[19]并沿袭至明末。
清军入关之初，李自成虽然率大顺军退出北京，但仍拥有数十万众；张献中领导的另一支大西农民军也拥众数十万；明朝在黄河、淮河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损失，明军各镇集兵亦达数十万之众，且明藩王宗室多人尚在，南明弘光政权已经在南京酝酿建立。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将主要精力贯注于荡平中原上。然而《礼记·乐记》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二王异世，不相袭礼”[20] ，这种王者事定功成，制礼作乐的思想，致使清朝统治者在全国统治稳定后，开始对祭孔礼仪不断加以损益。至光绪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慈禧皇太后以“孔子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升释奠礼为大祀，[21]在京孔庙祭祀孔子，均“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代则四配用尚书，余用侍郎，出入自右门”。[22]在此之前，国家大祀特指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把祭孔与祭天地、太庙、社稷等同，清朝对孔子的推崇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清代把祭孔规格提升到大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循序渐进的过程。
早在清入关前，沈阳文庙建成时，太宗即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并从唐制，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23]，但此时祭祀礼制已无可考。“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指每年春秋二季的第二个月，即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又称“丁祭”。清入主中原后，于顺治二年重申：“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祭先师孔子。……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24]。自此，有清一代丁祭礼一直实行。
顺治二年八月以前的丁祭礼，查诸实录仅记之为“遣官祭先师孔子”，并不着录主祭官员。由此可知，最早派遣主持丁祭的官员，职勋并不确定。顺治二年有谕，丁祭时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二人分献。国子监祭酒，祭启圣公于启圣祠。[25]顺治二年八月丁亥，《清世祖实录》开始明确记载“遣大学士李建泰祭先师孔子”，大学士主持释奠礼于是成为定制。至雍正三年二月丁丑，出现了“遣果郡王允礼祭先师孔子”[26]的记载，大学士主持丁祭的仪制被打破，这是提高春秋仲月上丁释奠规格的一个信号。至雍正四年八月仲丁，清帝首次亲诣释奠，祭祀仪制与“临雍释奠”同。[27]自此，如有清帝亲诣文庙行丁祭礼，其仪制皆与“临雍释奠”同。
“临雍释奠”特指皇帝亲诣国子监或太学讲学之前祭祀孔子的礼仪。皇帝亲自到国子监讲学之礼，始于汉明帝，唐以后，始设讲榻。明代设御座于彝伦堂，清沿明制，顺、康、雍三朝，清帝均曾诣国子监释奠孔子，并至彝伦堂讲书，称之为“视学之礼”，此时祭奠孔子的礼仪称为“视学释奠”。乾隆四十九年，于国子监集贤门内建成“辟雍”[28]，以后皇帝亲诣国子监讲学均在辟雍，“视学之礼”改称为“临雍之礼”，“视学释奠”亦随之改称“临雍释奠”。
顺治九年，清帝首次行“临雍释奠”礼。“临雍释奠”前一日，皇帝致斋，司设监（官署名，明洪武十七年始设，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清顺治十年沿置，为十三衙门之一。十八年重立内务府，遂裁。此后设更衣御幄事务归工部）设更衣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至日，不陪祀固山贝子以下、辅国公以上及各官俱于金水桥南候跪送驾。其陪祀和硕亲王以下、多罗贝勒以上俱赴午门内候随驾。在部院各衙门满洲、蒙古汉军、侍郎以上、八旗固山额真精奇尼哈番以上、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及翰林院七品以上官，俱先诣孔庙，东西相向序立。司设监设拜位于孔子神位前。卯刻，皇帝御驾从长安左门出，诸王贝勒随行。至成贤街、国子监满汉祭酒、司业均着朝服，率学官诸生，于成贤街左跪迎。圣驾至棂星门外降辇。皇帝至大成门入御幄更衣后，由大成门中门入大成殿。[29]
“临雍释奠”礼分为迎神、释奠、送神三个部分。皇帝至拜位，诸王贝勒在台上，分献陪祀官在台下，亦各就拜位后。赞引官高声赞“迎神”，迎神乐起。乐止后，赞引官赞皇帝行两跪六叩头礼，通赞诸王贝勒及分献陪祀官行礼。同叩头毕，赞引官高声赞“行释奠礼”，此时乐声响起。献帛官跪于皇帝右侧进帛，皇帝站立接收帛献后，复交给献帛官，献帛官将之献于神位前，随后退下。献爵官跪于皇帝右进爵，皇帝立受爵献毕，复授献爵官奠于神位前。分献官按照次序到神位前奠爵完毕、仍以次序退就原拜位，乐止。赞引官高声赞“送神”，送神乐响起，赞引官赞皇帝行两跪六叩头礼，通赞诸王贝勒及分献陪祀官行礼。同叩头毕，献帛官到先师神位前捧帛，由中门出。赞引官赞礼毕，导皇帝出庙门，乐止。诸王贝勒出大成门，陪祀各官、衍圣公、五经博士等皆出圣庙至彝伦堂，听皇帝讲学。[30]
康熙二十年，圣祖因滇南荡平，遣官致祭阙里孔庙。遣派人员除承祭官外，“委礼部太常寺笔帖式各一人，典守祭文香帛。遣行之日，给伞仗牌旗”，[31]基本与遣祭帝王陵寝规制相同。二十三年圣祖东巡，经过曲阜，致祭阙里孔庙。礼部制定仪制与顺治九年视学释奠之礼相同。圣祖却坚持尊礼先师，行三跪九拜礼，并御制祝文。[32] 天子亲祭，行三跪九叩头礼，俨然已经将祭孔当作大祀。
雍正二年，世宗认为“帝王视学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而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奠伊迩，朕将亲诣行礼。”[33]嗣后，清代奏章仪注，均将“幸”文庙字改为“诣”字，以伸对先师孔子的崇敬。同年，雍正帝诣文庙“临雍释奠”，典礼与顺治年九年同。[34]
乾隆元年，清高宗认为圣庙脯醢宜更为丰富，议准“鹿脯鹿醢加增鹿二，正位及四配，崇圣祠正位，仍用兔醢。十一哲两庑，崇圣祠配位两庑，易兔醢为醓醢，加增豕二”[35]。
三年，高宗视学释奠，以“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自此，初献、亚献、三献之爵，皇帝均躬献[36]。并颁敕谕一道：“四配、十二哲后裔，及元圣周公裔东野氏等（来观礼）三十一人，均送监读书”。[37]
十八年仲秋上丁，高宗亲诣文庙致祭先师孔子，定“大成殿内十二哲，东西各豕首一，每位豕肉一盘。……十二哲东西各少牢一案，两庑各少牢三案”。又因“两庑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闲墙壁空处设案，案上供豕首六，皆倚于壁，前设香帛案。分献官各一人，皆向墙壁空处奠献，于礼未协。应照帝王庙分献之例，两庑各用分献官二人，各增香帛一案，俾得就位行礼，以严昭假。再十二哲两庑，向皆于各位前豫奠一爵，其分献官行三献礼，则统奠三爵于香案，以太常寺执事人不充数故也。嗣后丁祭十二哲两庑三献，均令肄业诸生奉爵，令东西分献翰林官，各奠三爵。其两庑分献国子监官四人，一如帝王庙之例，各统奠三爵”。[38]这样，祭孔规制又向大祀迈进了一步。
五十年，高宗以辟雍落成，亲诣释奠。此次释奠恰逢春雨，乾隆帝深为欣喜，念及随从执事诸臣及观礼人员衣履均湿，下令“所有执事扈从的王公大臣、衍圣公并文武官员俱纪录一次。其观礼诸生及圣贤各氏后裔，分别查明赏赉”：加赏圣贤各氏后裔五丝缎一百二十二卷；朝鲜国使臣大缎二疋、八丝缎四疋；观礼诸生紬三千八十八疋。[39]并奏准，“至圣后裔，以往陪祀五人都为曲阜籍，由衍圣公带领，此次衢州孔氏南宗五经博士，亦带领二人，嗣后定制为：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圣裔，原陪祀二人，为山东省东野氏，今陕西姬氏，添设五经博士，定为东野氏二人，姬氏二人；有子裔，陪祀二人，由山东肥城有氏五经博士带领；朱子裔，向例陪祀二人，今安徽婺源，福建建安，各有额设五经博士，嗣后将原定二人，于安徽福建二处分派，定为婺源一人，建安一人。”[40]此后，凡临雍释奠前，先差人传旨，诏谕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周公裔、四配十二哲裔各二人，乘传赴京。及各氏子孙列官在朝之人，各官学师生，直省在京需次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咸与观礼，成为定例。自此，凡皇帝亲到文庙释奠，礼仪皆与乾隆五十年同，当日如果遇雨，均照乾隆五十年例加赏。
乾隆五十五年后，清高宗以“年寿渐高，恐精力或有不逮，” 传谕内外，“所有中祀之礼，不再亲行”[41]。然而乾隆六十年二月，清高宗却亲诣文庙行上丁释奠礼，以昭崇儒重道之诚[42]，这是祭孔仪制已经超越中祀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清代昭宣文治，通过不断提高祭祀孔子的仪节定制，来表达大清王朝“崇儒重道”的价值观念。其中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雍正帝临雍，只称诣学，奠帛献爵均跪立；乾隆帝释奠，谕令黄瓦饰文庙，躬行三献礼，以之为常例，为清代祭祀孔子的仪制抬升为大祀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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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十《礼四》。[2]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十二，顺治十四年十月丁亥。[3]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顺治十七年正月庚辰。[4]《清史稿校注》卷八十四，《礼三·先师孔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5]《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乾隆二年九月丙申。[6]《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二，乾隆三年二月丁亥。[7]《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甲午。[8]《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六，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庚戌。[9]《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七，顺治十四年二月己丑。[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11]《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七，顺治十四年二月己丑。[12]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八，顺治十四年三月丙辰。《（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先师庙制》。[13]《清史稿校注》卷八十四，《吉礼三·先师孔子》。[14]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15] 《清史稿校注》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先师孔子。[16]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丑。[17]《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三，雍正二年八月甲午。[18] 《明史》卷五十，《志·礼四·先师孔子》。[19] 《明史》卷五十，《志·礼四·先师孔子》。[20]陈戍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21]《清德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六，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戊甲。[22]《清史稿校注》卷八十四，《礼三·吉礼·先师孔子》。[23]《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六月丁丑。[2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上丁释奠于先师孔子》。[25]《清史稿校注》卷八十四，《礼三·吉礼·先师孔子》。 [26]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丁丑。[27]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七，雍正四年八月丁卯。[2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二，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申朔。[29]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顺治九年九月辛卯。[30]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顺治九年九月辛卯。[3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七，《中祀五·阙里祀典》。[3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33]《清世宗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辛酉。[3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礼部·视学典礼》。[3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上丁释奠于先师孔子》。[36] 《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二，乾隆三年二月乙酉。[37] 《清高宗实录》卷六十四，乾隆三年三月甲寅。[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上丁释奠于先师孔子》。[39]《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四，乾隆五十年二月丁亥。[4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礼部·临雍。[41]《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八，乾隆六十年正月辛卯。[4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六，《礼部·中祀四·上丁释奠于先师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