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恭亲王-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和硕恭亲王-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

一八六○年八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天津，北上逼近京城。九月，咸丰（奕詝）仓皇出逃热河，留下异母弟恭亲王奕昕在京主持与英法谈判定约。次年八月，咸丰病死于热河行宫。叶赫那拉氏之子，年仅五岁、未离襁褓的载淳（同治）成为嗣皇帝。肃顺等咸丰旧臣八人以“赞襄政务大臣”的身份辅政，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就在咸丰死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由英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势力——奕昕等人，与野心勃勃、朝思暮想“垂帘听政”的那拉氏勾结在一起，密谋发动了一场政变，将肃顺等咸丰旧臣一扫而光，夺得了满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在晚清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导致了祸国殃民的那拉氏掌握满清政府军政大权四十八年。在这四十八年中，满清政府的腐败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落后黑暗的旧中国一步步临近亡国灭种的深渊。因而认真研究一下北京政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晚清这一时期的历史，了解近代中国是怎样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是有所裨益的。
（一）
北京政变虽然是一次有预谋的政变，但密谋酝酿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一方面咸丰死于年富力强之时；另一方面，咸丰从发病到病死，前后不过几个月时间，而且在生病期间神志也不曾昏乱，直到死前一日还能召集“御前会议”，这就决定了政变不可能过早准备。但如果仔细的分析一下政变的主导人物如那拉氏、恭亲王奕昕、肃顺等人之间在政变前的多边关系，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政变中的政见之争与权势之争，在相当程度上都基源于旧日的积怨。
肃顺与那拉氏夙怨的由来　　那拉氏是满八旗中镶兰旗人。她的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因带印脱逃而被革职。那拉氏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被选入宫，当时方十七岁。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生子载淳（以后的同治帝）。咸丰虽然嫔妃成群，数年来却只生下这一个儿子，所以十分喜爱，曾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金兆丰：《清史大纲》第十四章。）之咏。母以子贵，那拉氏也由懿嫔晋封为懿妃。这之后，她自恃有子，骄横的性情渐露端倪，咸丰屡有不满，曾几次与肃顺谈到“欲废之”，但终因有种种顾忌而没能下手。
肃顺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本属闲散宗室，后为人引荐于咸丰。当时咸丰即位不久，他信奉“治乱世、用重典”的信条，有一点任用新人、革除弊政的抱负。所以，当召见肃顺时听他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金兆丰：《清史大纲》第十四章。）等项主张，心中颇为赞赏，不久即擢为内阁学士，仅两年就迁升到工部侍郎，从此平步青云，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肃顺的见识与才干在当时的满人大员中，堪称庸中佼佼。在对沙俄的谈判中，他面对俄使伊格拉提耶夫关于乌苏里等处“本国坚守、永不复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六。）的狂妄叫嚣，态度坚决、据理力争，使俄使碰壁而回。扑灭新疆阿古柏匪帮叛乱的左宗棠，在未得志时被人诬告，几乎掉了脑袋。又是肃顺，奔走于朝野之间从中斡旋，方使左得免死提升。主持顺天乡试的“一品大员”、文渊阎大学士伯□因与家人串通、作弊考场，为肃顺迫咸丰杀之。卖国老手耆英最后亦死在他手中。由于肃顺遇事决断、秉法严厉，且有一些见识与计谋，所以深得咸丰的信任与重用，渐成为其唯一的心腹与智囊，不仅经常“入赞密务”，且能不时出入内庭，过问后宫私事。诸嫔妃为了讨得咸丰的欢心，对肃顺当然都是曲意奉迎，那拉氏亦不能例外。
这时咸丰正当盛年，且没有正式立储，肃顺又为咸丰所倚重，那拉氏虽然有子为恃，终不过为一贵妃而已，除了憧憬一下将来当皇后的尊荣之外，其它非份之想还不可能萌发。
一八六○年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匆匆率眷属“出狩”热河时，由于准备得十分伧促，所以无论车马、饮食等途中必备之物，都粗糙、简单而不足。后妃嫔的车子，多是肃顺临时从市上雇来，车既敝旧，骡亦羸瘠，平路行驶已是相当困难，十月份进入山路时，颠簸的更是使人难以忍受。一日，那拉氏正在车中暗自垂泪，忽然看到肃顺的骡车从旁边趋过，便请求肃顺给她换一辆“坚好者”，肃顺信口答应到前站再说。到了前站，那拉氏又使人去请肃顺换车，肃顺则以“无暇顾及”而推脱了。当那拉氏再遇到肃顺要求换车时，肃顺捺不住性子，厉声呵斥道：连中宫（皇后）都乘坐敞车，你又有何不可！难道还要在中宫之上不成？！那拉氏再不敢多言，但从此却怀恨在心了。
在逃往热河的途中，肃顺主掌一切饮食供给。“自都启行，供张无办，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饥。而肃顺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进。孝贞（即咸丰皇后钮祜禄氏），孝钦（那拉氏为太后时所上尊号）两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齿于肃顺。及至热河循例进膳，后又言‘流离羁旅，何用看席（注：清帝吃饭都要设看席，至少三十六样），请蠲之。’文宗（即咸丰帝）曰‘汝言是也。当以告肃六（注：肃顺排行第六），’明日诏问云云。肃顺知上旨，则对以费无几，若骤减膳，反令惊疑。上心喜所对，即对后曰‘肃六云不可。’后益恶肃顺矣。”（王□运：《祺祥纪事》，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附录。）
这两次冲突，一次为车，一次为食，似乎都是细微末节的小事，但象那拉氏及钮祜禄氏等自少居于深宫、习于宠荣的贵妇，难得不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物。自古以来，这类小事激起宫廷大变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咸丰与奕昕的不和　　咸丰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三个哥哥均早夭亡。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他是帝位的自然继承者。但道光最喜爱的儿子并不是奕昕，而是比他小一岁的皇六子奕昕。清朝自雍正时为了防止诸子争位，皇太子并不预先公开册立，而是在位之君暗中选择自己的继承者，书其名缄于金匮之中，储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上，待其死后才能当众启封、宣示御书。道光因为觉得奕昕“类己”，几次想写他的名字，但因奕昕一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二是长子，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至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奕昕按其师傅杜受田的策划博得道光的欢心，储位才最后于道光二十六年确定下来。咸丰对于乃父的用心当然不会毫无所闻，而与奕昕之间芥蒂的种子也由此播下了。
咸丰是奕昕的生母康慈贵妃奶大的。即位后封其为太贵妃。奕昕心里十分不满，常常要求咸丰加封为太后。咸丰则缄口不答。康慈贵妃死后，奕昕以军机大臣的身分，私自传旨准备追封为太后。礼部所司遂向咸丰请示应用何礼仪，咸丰无法推脱，只好给康慈贵妃上太后尊号，但心里对奕昕的猜疑和怨恨却更加深了。不久，奕昕便被赶出了清政府的权力中心——军机处。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出狩”热河时令其为北京留守。十一年七月初，咸丰的病已不能坐起，奕昕奏请省侍探疾，咸丰“强起倚枕，手王奏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王□运：《祺祥纪事》，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附录。）咸丰对奕昕的厌恶、猜疑和防范，可以说终其一朝都没有改变。
肃顺与奕昕的矛盾　　肃顺与奕昕私人之间未见有什么仇恨。然而，一个是咸丰倚为心腹的大臣，一个是咸丰猜疑防范的御弟。这种身份已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了。两人的矛盾主要是政见不同和权势之争。政见上的不和突出表现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肃顺与咸丰一样是一个比较坚决的主战派。他从维护清王朝的尊严出发，对外国的侵略大都主张抵抗。而奕昕对外国侵略者则多事妥协，甚至几次在与英国人的私下密谈中，把囚禁英使巴夏礼，咸丰逃热河而不回京等“灾祸”都说成是肃顺这些“奸臣们”搞的，从而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洗白自己。
两人之间的权势之争亦是构成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咸丰死的前一天，任命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额附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阴、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匡源、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军机大臣太常寺少卿焦佑瀛），对于奕昕却无只字提及。这对奕昕当然不仅是一个面子上不好看的问题。他必须在要么俯首贴耳、甘供肃顺等人驱使，要么采取措施除掉“顾命八大臣”这样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做出抉择。作为野心勃勃、且独立在京处理外务的奕昕，要其选择前者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要其迅速除去肃顺等人，毕竟有些势单力孤、不能胜任。因此，在那拉氏与其勾结之前，肃顺及其同党与奕昕的矛盾并未公开挑明。
（二）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历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病死于热河，两派矛盾迅速炽热起来。七月二十日内阁发表了咸丰遗诏：立皇太子载淳为嗣皇帝，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赞襄政务大臣，稍晚，又发布了“大行皇帝于七月十七日寅时龙驭上宾”的讣告。七月二十三日奕昕“叩谒梓宫”的奏请便得到热河的批准。此时的那拉氏与奕昕，无论从处境还是思想，都有许多共同之点。首先他们与咸丰及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皆有夙怨，所以无形之中两人的敌对者是一致的。其次，据咸丰的遗诏，他们皆处于八大臣的管辖掌握之中，都觉到个人前途迷茫。第三，两人都有不甘人后的极强的权力欲。如果他们分别去向八大臣挑战，不仅势力不敌，而且“名不正言不顺”。清祖训：皇帝冲龄，可摄政、可辅政，但却无母后干政之说。那拉氏想要单独与八大臣夺“顾命”之权，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小皇帝处于热河八大臣的势力控制之下，奕昕倘若轻举妄动，自然便成了犯上作乱的逆臣贼子。但如果两人能够合作，一内一外，一主一臣，不仅势力强大，而且名正言顺，“赞襄政务八大臣”便难以匹敌了。
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七日，奕昕病势已经看出难有起色后，那拉氏便通过所宠太监安德海密信告诉奕昕，咸丰已经不行了，而肃顺等人“别有所谋”。这是两人勾结的开始。自此以后，那拉氏心腹太监安德海与侍卫荣禄便奔走于北京热河之间，传递密信、串通阴谋。
八月一日，奕昕一大早风尘仆仆赶到热河，恰遇咸丰的奠祭，便涕泪滂沱、嚎啕大哭，以致“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热河密札”第七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奠祭一结束，那拉氏立即召见，“密谈约一时许方出。”（“热河密札”第七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所谈内容，当时连其手下亲信也不得而知。据曾为肃顺门客的王□运在辛亥革命后所写的《祺祥纪事》，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奕昕坚请回京，方能除去肃顺等八大臣，并保证外国对此没有异议。（刘厚生：《张謇传记》附录之一。）得到了奕昕的保证，那拉氏遂决定九月二十三日起行回京，自己与载淳先行，肃顺陪咸丰灵柩在后，到北京便立即动手。奕昕与那拉氏策划好政变的初步计划后，便于八月七日返回北京先行布置去了。而此时的顾命八大臣尚觉“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浑浑噩噩，还在鼓里。
奕昕坚请回京，且要那拉氏与同治先行，自有他的一番深意。
奕昕年龄虽不大，却是军机处的老前辈。咸丰继位之初便循其父道光临死前的嘱托，另眼看待这个精明强干的“六弟”，不仅封为恭亲王，且入军机处掌握实权。后来虽因母亲封号问题与咸丰生嫌失宠，被咸丰赶出军机处，但其所笼络的力量还是颇大的。一八六○年咸丰逃往热河时命他为北京留守，授“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与英法联军议和。十二月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昕为主持，大学士桂良与侍郎文祥为大臣。桂良是奕昕的岳父，文祥又与奕昕极投契，而且一向与肃顺等人不和，自然都是奕昕的死党。所以自上而下，他的党羽遍布北京，京城已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但热河却是肃顺等人的天下，他当然不愿起衅于热河，徒为他人瓮中之鳖。
奕昕自一八六○年九月至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在北京苦心经营一年多的时间，外交方面的确是颇有“成绩”，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甚至主张把奕昕扶起来做皇帝。关于这一时期奕昕等人在北京与英法侵略者勾结的内情，国内的史料所记甚少，但英国外交部档案里记载的却十分详尽。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给英外交大臣罗素的密信中说：“恭亲王不顾阻挠他应召的各种阴谋终于到了热河。所以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依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的行列。”（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52．4。）由此可见，对于热河政变的种种内幕，英国侵略者几乎完全掌握。他们之所以这样器重奕昕，原因在同一封信中也解释的十分清楚：“不幸充分理解我们性格和动机而对我们信任的中国政治家是为数很少的。我相信现任首揆恭亲王不致使我们失望，他正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正是由于英法窥透了奕昕的为人，所以才默允这种有利于自己在华利益的政变。而奕昕也正是明了英法的用意，才把当时尚被英法联军控制的北京作为政变的地点，准备一旦有些闪失便可恃英法为后盾。这是奕昕坚请回京政变的最主要的考虑。
奕昕安排那拉氏与同治先行到京，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地位。在热河，小皇帝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奕昕如轻举妄动，一道圣旨诏示天下，他便成了逆臣贼子，罪名再也难以洗刷。肃顺等八大臣还可以自行废立，因为他们有咸丰的顾命遗诏，找个合适的借口废同治另立他人，并非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到那时奕昕连“勤王”“清君侧”的牌子也挂不正，因为他没有受“顾命”的委托，反抗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造反。但假如那拉氏与同治先入北京，他便能立即反客为主，以“天子”的名义宣布肃顺等八大臣为逆臣，然后把摄政大权抓在手里，而这时的八大臣手中“宝物”已失，别无所恃，只能束手待擒。
八月七日奕昕离开热河，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便上书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要求在“赞襄政务八大臣之外请更派亲王一二人辅政”。（“热河密札”第一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垂帘听政”在清朝是没有先例的。一个小小的言官董元醇，居然敢在“顾命”八大臣的眼皮底下，不仅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请奕昕出来与八大臣分庭抗礼，真可谓是胆大包天。这当然是由那拉氏所授意。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奕昕在八月一日与那拉氏密谈时已经商定待回京时再动手，那么那拉氏为什么要这样轻率的向“顾命”八大臣寻衅呢？她不知道这种鲁莽的挑战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吗？从各方面去分析，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时的那拉氏还只是几十年后那个阴险毒辣、贪婪专横的“老佛爷”的雏形。她毕竟只有二十六岁，虽精于宫闱之中姑嫂斗技的小权术，但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浅薄的。无论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斗争策略方面，都需要奕昕的指导。她自恃为同治的母亲，又有恭亲王为其后盾，同时又怕肃顺等人会在回京之前这相当一段时间内做出一些不利于己的事情，便迫不及待的授意董元醇上书奏请垂帘，以试探“顾命”八大臣的反应。这种愚笨的行径连奕昕留在热河的同党都怨其“发之太早。”（“热河密札”第一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
八大臣的反应当然是强烈的。董元醇的上奏报给那拉氏后便留住不再发下。十一日，郑亲王端华就叫八大臣之一军机大臣太常寺少卿焦佑瀛“拟旨痛驳”，言“国朝圣圣相承，从无母后听政之例。大行皇帝……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自有深意。现在凡降旨批折，一切由该王大臣拟进，经朕亲用图章、钤印，此中外所共知。该御史请再派亲王一二人，是诚何心。以上两事皆关系甚巨，非臣下所得妄议，……。”送上之后，两件都扣住不发。“耳君（指郑亲王端华）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热河密札”第四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到了第二天发下了一些奏折，还是没有那两件，八大臣便“决意搁车”（停止办公），直到中午，那拉氏无可奈何，只好“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八大臣等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热河密札”第四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这一个回合以那拉氏的失败而告终，但她对于“顾命”八大臣衔恨也愈深了。
八月十四日，掌握京津一带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胜保本是一京官，咸丰十年（一八六○年）被命“议谏京兵”，从此取得了京畿一带的兵权。当时，在黄河以北的清军主要是两支，一支是蒙古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体分布在山东、河南一带；二就是胜保的军队，多半驻于京津之间。僧格林沁虽有军权，但因其一不是满人，不敢贸然介入清宫廷政治的旋涡；二则他的军队都在忙于“围剿”捻军，也无法腾出人手。所以，能够左右政变的只有胜保这支军队。
胜保对于两派的态度，在起初是模棱的，以致两派对他都有戒心，而奕昕、那拉氏等“垂帘派”对其戒心尤重，因为他是咸丰亲自提拔起来的。但在咸丰死后，惯于看风驶舵的胜保渐渐开始把重心移到“垂帘派”的船上来。十月四日，一到热河后，晚上便有奕昕党羽前去深谈，并对其大为赞赏，“其人近来颇有阅历，谓伊等（指肃顺等八人）罪状未着，未可□拳兵谏，致蹈恶名。弟深以为然，以达适辈（指赞襄八大臣）颇畏虚名，劝其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且是日已下明发，二十三日回京，若一变动，恐内里惊疑。须俟进城，自有道理。”（“热河密札”第十一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这样，政变成功与否的关键——军队，又牢牢掌握在“垂帘派”手中。至此，赞襄政务八大臣覆灭的命运业已注定，所欠只不过是一时间罢了。而这时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正忙忙碌碌于各种事务，不仅以“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的想当然自慰，还在乐陶陶地设想灵柩入城殡仪人员的“盛哉济济”，真是可叹！可怜！
九月十二日，胜保的军队集结于热河，准备“护送”咸丰的梓宫。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灵柩启程离开热河，九月二十九日那拉氏携同治先行入京，立即宣布“肃顺、载垣、端华等不法状，下王大臣议罪。”（《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七。）当时肃顺正陪着咸丰的梓宫在途中，那拉氏命令睿亲王仁寿、醇亲王奕昕前去逮捕，相遇于密云，夜间“械系”押回北京。不久，“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其他五个“赞襄政务大臣”，贬的贬，罚的罚，亦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拉氏垂帘听政如愿以偿，恭亲王出任首辅也遂了心愿。从此开始了那拉氏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的黑暗时期。
（三）
以上我们分析了政变发生的起因与过程。下面简要分析一下政变成败的原因。奕昕、那拉氏等“垂帘派”成功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政变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与准备。从政变的过程可以看到，八月一日奕昕与那拉氏在热河制定的政变计划几乎都分毫不爽地得以实施。第二，取得了军队的拥护，这就使政变有了成功的保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赢得了英国侵略者的暗中支持。当时英法军队屯居北京，清政府已无力再战，假使这次政变的结果是顾命八大臣取得胜利，那么，英国肯定会用各种方式进行干涉，因为他们不能允许一个抱敌视态度的政权在他们眼皮底下清洗掉他们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
肃顺等咸丰旧臣在这次政变中失败的原因如果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颟预到了可笑的程度。咸丰死后，他们认为既然有“遗诏”的任命委托，当然不会有什么其它的变故。在奕昕到热河时，他们明知其为自己的政敌，也知道他与那拉氏“密谈一时许”，然而却并没做出任何防范措施，甚至也没设法打听密谈的内容是什么。到那拉氏授意御史董元醇上书奏请“垂帘”时，他们的反应倒很坚决，但也心计太浅，仅仅以表面压服那拉氏的气焰为快，既没有通过这件事引起警觉，更没有考虑到今后如出现这类事情应如何处置。从咸丰死直到被人一网打尽，“八大臣”掌握大权两个半月的时间，在此两个半月之内，“垂帘派”书信频频、八方联络，政变的蛛丝马迹，只要有心，不难寻觅。而八大臣却口目塞听，毫无所知。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八大臣持这种愚不可及的态度，想不为他人鱼肉当然是不可能的。
北京政变是一场“宫廷政变”。要分析这次政变的性质，必然就要牵涉到对于历代“宫廷政变”的看法。历代封建王朝内部的“宫廷政变”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何？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愿意探讨的问题。在许多人心目中，“宫廷政变”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斗争，一派上台和一派下台，对于历史的发展并无什么影响。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或动乱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然而纵观历史，“宫廷政变”并非都是单独的权力之争，许多政变多是权力之争与政策之争揉杂在一起。权力的易手也往往是政策大幅度更变的开始。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封建王朝就是国家的代表，其推行的政策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毋庸回避的历史事实。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决定于皇帝和握有实权的大臣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于当时现实的认识。决定政策的人变了，政策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如两汉之际的王莽新政，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五代末的“陈桥兵变”等等，都是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建立起新的王朝。这种由“宫廷政变”导致人事与政策的大变化从而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的例子是为数不少的。
北京政变是以帝国主义叩开中国大门为开端的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宫廷政变”。这次政变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不仅不是一场单纯的权势之争，而且与以往的历次宫廷政变有着颇大的差别。英国侵略者的阴影从咸丰于一八六○年被赶到热河起几乎笼罩着整个政变的始末。下面我们引证几段英国侵略者在政变之后对此的看法，这种有力的反面证据对于我们探讨、分析北京政变的性质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已故皇帝的亲信逮捕斥责后，接着就有一道上谕，宣示太后听政，任恭亲王为首揆（按即议政王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并有任命。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上谕中说到肃顺及其奸党之被逮被斥，主要的是因为去年该王公等在通州扣留巴夏礼的奸恶行为，以及欺罔故君致使他虽有恭亲王保证安全无虞而仍未能应人民之望，回銮京都。这件文件把对外国人失信和歪曲我们意向致形成错误政策的事，看成如此有干国法的重大罪状，构成推翻并扫清被故君所信任而自命已由故君把政府大权付托给他们的那伙人的正当理由。这意见也就隐含着恭亲王及其同僚的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这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十二年前，前一个皇帝（指道光）去世时军务大臣耆英和穆彰阿因为对‘夷’务政策过分妥协而被斥责，结果权力遂归入另一批人之手，这批人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这次就这样惨败下去了。……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我认为就政府而言，我们的困难就是要获得和平解决了。自从一八五八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对华友好可能性的真正关键，系于打倒盲目无知或为个人私利而否认有此可能的那派人。只要这派人的权威势力不动摇，敌对行动或可停止、稳定的和平，都是没有的。”（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52．4。）英国对华政策就是在此之后产生了大幅度的调整。我们知道，英国在北京政变之前对于清政府屡次请求协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置之不理的。那时他们对两边都不喜欢，因而想坐观成败、从中渔利。但在政变后不久的一八六二年，英国便开始积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了。这种态度迅速转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北京政变的清政府是完全符合其在华利益发展的，自然应予以保护。
有人认为，肃顺等人虽然对英法侵略中国持一种敌视态度，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封建顽固派。而奕昕等人则是近代“洋务派”的先驱。因此，北京政变应视为清政府内部早期洋务派对顽固派的一次胜利。这种看法是颇值得商榷的。
首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形势，是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入并占领了中国的京城。在这个时期，民族矛盾空前的激化，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什么顽固派与洋务派的矛盾，而只存在抵抗派与妥协投降派的斗争。其次，“洋务运动”的思想准备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其实际兴起还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因此，与其说奕昕是近代“洋务派”的“先驱”，还不如说肃顺是“洋务派”的“鼻祖”。因为第一代办“洋务”的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多出自湘系集团，他们大都是肃顺向咸丰保荐才提拔起来的，而以后真正的封建顽固派却正是这次政变中上台的那拉氏一伙。最后，“洋务派”的宗旨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技术以“求强、求富”。奕昕等人对于西方既非要学习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强”，更谈不到象日后的维新诸君子一样对西方先进的政体有兴趣。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相互利用的政治关系，是一种中国封建糟粕与西方殖民侵略的反动结合。从以上叙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的实质是，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占领北京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妥协派对抵抗派的一次巨大胜利。政变使外国扶植的势力第一次取得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从此，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大都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妥协投降派手里了。正统的封建政权业已解体，中国的半殖地化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充分证明。
（资料来源：《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