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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王朝消灭起义军及明朝残余势力

清王朝建立于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其前身是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创立的后金。努尔哈赤建国后两年，就以“七大恨”为名出师征明，相继攻占了抚顺、清河、沈阳、辽阳等大小70余城，据有辽沈地区。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攻宁远不克，在回沈阳的途中郁郁病死。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位为汗，继续攻打明朝。在皇太极在位期间中，后金（清）先后五次大规模入关。随着实力的增强，后金（清）在关内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清军第五次入关，共攻克3府、18州、67县，掳掠人口30.9万余人、牲畜32.1万余头、黄金1.2万余两、白银220.5万余两，使京畿地区“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1]，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次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死去，其子福临即位为帝，是为清世祖（顺治帝），实权掌握在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衮的手里。多尔衮听说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立即采取紧急军事行动，率军急速向山海关进发。恰在此时，吴三桂以大明臣子的身份请求借兵报君父大仇，多尔衮乘机加以招降，吴三桂便由借兵变成了降清。由于吴三桂的归降，清军顺利入关，并轻易占据了北京。多尔衮进入北京后，马上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李自成起义军和南明弘光政权。
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由于原明朝士绅的反扑，很快就失去了山东、河北两省以及晋北、豫东地区。为了扭转形势，起义军对山西地区进行了整顿，重新部署了军队，并准备以此为基地，向清控制区发动反击。但是由于文武不和，一直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反击行动。而此时，清已经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进攻山西。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下，起义军节节败退，在山西仅保有晋西南一隅。为了改变日益不利的处境，起义军决定从尚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晋西南和关中地区出发，向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地区出击。怀庆一役，起义军出兵3万，一举攻克济源、孟县等城，射死清怀庆总兵金玉和。但是由于清不断增兵，这次出击并未能达到改变起义军处境的效果，反而使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清朝统治者为了尽快消灭李自成起义军，将本欲派往江南进攻弘光政权的和硕预亲王多铎也调来，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一起夹击起义军。面对清军的南北两路夹击，起义军最初以陕北为防御重点，后来又转移到距离西安更近的潼关一带。在潼关，起义军连战连败，无论是刘宗敏据山为阵，刘芳亮袭击清营，还是李自成亲自出战，都无法战胜清军。李自成见潼关已不可守，就率领大部分起义军撤回西安，并随即放弃关中，向豫楚转移。阿济格见状，连忙率清军加以尾随追击。跟随李自成转移的起义军大约有20万，由于人数众多，队伍拉的很长，经常被清军追及。起义军战多失利，九江大败后，士气越发低落，基本上处于溃逃的局面。在溃逃中，各部之间无法配合作战，多被各个击破，李自成在身边只有少数几名随从的情况下也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乡间地主团练杀死。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各自为战，始终没能统一起来，但在形势的逼迫下，大多走上了拥明抗清的道路。
在阿济格尾追李自成的同时，多铎由陕西经河南南下，向南明弘光政权发起了进攻。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南京的明朝残余势力马上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为新皇帝，重新建立了明王朝。因以弘光为年号，被称为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后，朝中大权掌握在只知结党弄权、卖官鬻爵的马士英手里，政治十分腐败。不仅制定了“联清灭顺”的错误方针，使清在剿杀李自成起义军时无后顾之忧，而且内部纷争连绵不断，甚至在清军南下的紧要关头，还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争——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自湖广率军东下声讨马士英。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在江北督师的史可法主张以抗击清军为主，一向昏庸的弘光帝朱由崧也认为应该重点守卫江北，马士英却从私利出发坚决反对。由于马士英把江北的大部分军队撤走转去防御左军，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进至扬州。扬州城内兵力十分单薄，史可法虽率军誓死固守，仍然无济于事。不久城破，史可法拒绝多铎的劝降，不屈而死。清军在扬州城内杀掠10日，之后渡江直趋南京。弘光帝及马士英闻讯分别逃跑，南京城内一片混乱。城破后，文武百官皆出城迎降，出逃不远的弘光帝也被清军俘获，送到北京杀死。弘光帝被俘后，马士英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 为监国，并企图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与清军讲和。清军对此不屑一顾，兼程逼近杭州。马士英望风而逃，潞王率群臣投降。
弘光政权覆灭后，清统治者以为统一全国的战争即将取得全胜，只需派遣若干官员对南方各省加以招抚就可以将原弘光政权的辖地接收过来，因此得意忘形，再次颁布薙发令，强迫汉人改变束发习俗，像满人一样剔发梳辩，并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民族歧视政策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对，从地主士绅到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了武装抗清的队伍，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江阴、嘉兴、上海各地普遍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抗清斗争。清为了镇压江南抗清斗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比如在江阴，清军虽然残忍地杀死了17.2万名百姓，自己也损失了7.5万名士卒。乘此机会，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和十世孙鲁王朱以海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又分别建立了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这两个政权为了争夺领导权，互不相让，势同水火，没能联合起来一致抗清，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
鲁王政权是在浙江抗清武装的基础上建立的，主要据有浙东一带。当时浙西已在清控制之下，双方在浙东、浙西之间的钱塘江边多次交战。此外，鲁王政权还派熊汝霖、王正中、黄宗羲等人潜入浙西，联合当地的抗清势力袭击清军在浙西的重要据点杭州。起初，鲁王政权处于攻势，清处于守势。但是，随着江南抗清斗争的平息，清在浙东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加上鲁王政权辖下的各支军队互不配合，因此清军很快就突破钱塘江防线，占有了浙东地区。监国朱以海逃出绍兴，流亡海上，在闽浙沿海一带继续坚持抗清，1651年（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在舟山被清军打败后，逃到郑成功控制的厦门，两年后自动取消监国的名号。
隆武政权建立于福州，除福建省在其直接管辖下之外，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省区的明残余势力及各地抗清武装多半承认这一政权的领导。隆武帝朱聿键把复兴明朝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颇欲有所作为，十分关心抗清大计，曾经组织了两次出征：第一次为大学士黄道周出征江西，因大将郑芝龙不发军饷以至军械匮乏、粮食短缺，兵败于婺源；第二次为隆武帝亲征，也因郑芝龙的掣肘，军队长期停顿在闽浙、闽赣交界处，没有进展。清朝当局了解到隆武政权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出身于海盗，极重名利，就用裂土封王的条件引诱他投降。郑芝龙贪慕清朝的封爵，在清军占领浙东后，不但不增兵防御，反而借口征剿海盗，把驻守闽浙交界处的军队全部撤走，使清军得以从浙东长趋直入福建。在清军的追击下，隆武帝在汀州被俘，不久死于福州。郑芝龙降清后虽然得到一等精奇尼哈番的官衔，实际上却被软禁在北京，其余部逐渐归于其子郑成功的统率之下。郑成功不赞同其父的投降行为，坚持在东南沿海一带打击清军，并于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从荷兰殖民者的手里收复了台湾。此后，郑成功的子孙一直把台湾作为抗清基地，直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才被康熙帝平定。
隆武政权灭亡后，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锷与明神宗之孙、桂王朱常瀛的第四子朱由榔于1646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又分别建立了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这两个政权互相仇视，不但不能互相扶持，共同抗清，反而同室操戈，先后战于三水、海口。就在绍武政权把主要兵力都用于对付永历政权之时，清军在李成栋的率领下，乘机自福建进入广东，绍武帝朱聿锷从广州出逃被俘，绍武政权刚刚建立就灭亡了。
永历政权在清军的追逼下，辖区也在日益减少。永历政权建立之初，能够控制的地区主要是湖南和广西。在湖南，堵胤锡、何腾蛟等南明将领节节败逃，清军相继攻占湘阴、长沙、湘潭、衡山、衡阳、常德等地，基本控制了整个湖南地区。武冈守将刘承胤见永历政权势微，主动降清，时在武冈的永历帝朱由榔几乎被俘，使永历政权的形势更加严峻。在广西，由于李自成余部郝永忠与南明军队的联合，形势稍好一些，并在全州大败清军，清怀顺王耿仲明仅以身免。但是由于郝永忠部与南明军队之间的矛盾激化，共同抗清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结束了，广西又再度陷入危急的状态中。
正当永历政权在清军的两面夹击下处境日益困难之际，清江西总兵金声桓、广东总兵李成栋因对清朝的封赏不满，先后反清归明。金声桓原是左良玉的部将，李成栋原是史可法的部将，他们的“反正”，不仅使永历政权的辖区有所扩展，而且大大牵制了清军的兵力。永历政权乘机在广西、湖南一线展开了全面反攻，先后收复了常德、靖州、绥宁、新宁、临武、道州等地。这时，在川楚交界处屯驻的李自成余部李赤心、高必正也应堵胤锡之邀，来到湖南。在李赤心、高必正部与南明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清朝在湖南的主要据点仅剩长沙一地。
但是随着局势的好转，永历政权内部的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先是东、西两派互斗，既而是吴、楚两党相争，严重影响了对清军的战斗。而与此同时，清朝却在不断增派军队前往江西、湖广。不久，南昌被清军攻破，金声桓败死。同时，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军杀死，湖南境内的明军纷纷溃散，湖南大部分州县再次落入清军的手中。随后，清加紧了对两广的进攻，派定南王孔有德进攻广西，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进攻广东。在清军的大举进击下，永历政权中互相对立的各派，却仍然继续内讧，以至根本无法抵抗清军。到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广东、广西相继被清军占领，永历帝在无处容身的情况下，应张献忠余部孙可望的邀请，前往贵州境内的安隆所。
张献忠自1644年（明崇祯十六年、清顺治元年）进入四川后，不久就在成都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西”。由于当时四川远离抗清斗争前线，张献忠不甚了解全国大势，把主要精力都用于镇压明朝的残余势力，并错误地迁怒于所有四川的百姓，在四川大加杀戮，使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的境地。1646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清肃亲王豪格率军从陕西迅速入川，对驻扎在西充凤凰山的张献忠发动了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张献忠当场中箭身亡。张献忠死后，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率领下转战贵州、云南，改变了嗜杀的政策，并确立了扶明抗清的方针。但是随着孙可望势力的发展，他对执行扶明抗清的方针越来越不积极，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压制李定国，他才一直与永历政权保持联系，并在受封秦王后将永历帝接到贵州。
清军平定两广后，继续向西南地区进逼。为了抵御清军的进攻，孙可望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一路由李定国率领进攻湖南、广西。刘文秀最初进展顺利，相继攻占重庆和叙州，但是在保宁一役由于骄傲轻敌几乎全军覆没，被迫退回贵州。李定国最初也屡战屡胜，相继攻占沅州、靖州、武冈、桂林，清坐镇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之后，李定国又收复了梧州、柳州、南宁、永州、衡州等地。孙可望本就深忌李定国，见他屡立大功，担心他取代自己的地位，于是亲自率军赶到湖南，欲相机夺取李定国的兵权。在衡州之役中，孙可望密令李定国的部将违背李定国的部署行事，结果李定国虽然击毙了清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但由于事先布置的两路援军都没有赶到，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被迫撤往广西。孙可望亲自率军与清军作战，也无法取胜，于是退回贵州。
此后，李定国长期在两广一带转战，但是再也没有取得此前的战绩，在连遭挫折后于1655年（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率6000名部属退回南宁。孙可望见李定国人单势孤，乘机派关有才率兵前去袭击。但是由于孙可望所派的士兵多是李定国旧部，所以在关有才败逃后都投归李定国。李定国乘胜来到安龙府（安隆所），把永历帝迁到云南省城。李定国入滇后，把孙可望的妻子送到贵州，希望可以与孙可望缓和关系，共同抗击清军。孙可望对李定国迁走永历帝一事本就十分恼怒，见到妻子后更无顾及，当即率军10万向云南进攻。交水一战，孙可望军临阵倒戈，全部投向李定国。孙可望只剩50余骑，狼狈逃往长沙，向清经略洪承畴投降。
孙可望降清后，清尽悉云贵两地的虚实，马上派洪承畴、平西大将军吴三桂、征南将军赵布泰分率三路大军进攻贵州。在清军的进攻下，李定国连吃败仗，相继丧失贵州、云南，永历帝先行逃往缅甸。永历帝进入缅甸后，遭到缅甸王的软禁，李定国几次率军入缅作战欲迎回永历帝都没有成功。这时，吴三桂也追到缅甸边境，逼缅甸王交出永历帝。缅甸王将随侍永历帝的沐天波等42人以吃呪水盟誓为名骗出杀死，然后把永历帝送至清营。1662年（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吴三桂将永历帝带回云南省城，并将他杀死在这里。永历帝被杀时，李定国本已患病，闻讯后病情加重，不久病死，其子李嗣兴率部降清。
此时在内地与清朝对抗的势力，只剩下在川、楚交界处活动的李自成余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与南明军队并肩抗清，但是由于与南明将领的矛盾无法调和，陆续脱离永历政权，不过仍旧使用永历年号，以示不放弃拥明抗清的旗帜。由于他们有贺珍、袁宗第、刘体仁、郝永忠、李来亨、塔天宝、马腾云、党守素等许多支，被泛称为“西山十三家”。清最初企图用招安的办法消灭西山十三家，但是只有零星军官、士兵出降，效果并不显着，于是改为武力围剿为主。根据清四川总督李国英的建议，三路清军同时出兵，湖广一路由湖广总督董学礼率领，陕西一路由陕西提督王一正率领，四川一路由李国英率领。
在清三路大军的围剿下，贺珍之子贺道宁率贺珍部首先投降，其余各家为了扭转不利的局势决定发动反击，联合进攻巫山。由于巫山易守难攻，再加上李国英早有准备，各家战士虽拼死力战，仍然没有取胜，反而损伤了7000多人。巫山之役后，袁宗第、郝永忠的部下觉得前途无望，大部分投降了清军，袁、郝二人只好率领不到百人的余部转移到巴东，依附刘体仁。李国英乘机逼近，刘体仁的部下也纷纷降清，刘体仁自杀。袁宗第、郝永忠、刘体仁三家先后失败后，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相继率部降清，西山十三家只剩下李赤心的养子李来亨一家在茅麓山坚持抗清。茅麓山地势险峻，清军见不易攻取，就将他们团团围住。1664年（清康熙三年），山寨粮食用尽，寨内发生混乱，李来亨的部下或降或溃，李来亨见败局已定，自杀而死。至此，内地以南明为旗帜的大规模抗清斗争结束。
（文章来源：《宏观中国史·乱世卷》，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