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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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考述


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前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现就所知,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以飨读者。

所谓庙号,乃古代帝王驾崩后,必于太庙立室奉祀而追尊之名号。例以某祖或某宗名之。始于殷代。如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等。关于选定庙号之依据,《礼记》有云:“祖有功,宗有德。”汉应劭注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唐颜师古注曰:“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宋刘攽则云:“颜说非也。始受命称太祖耳;有功亦称祖,商祖甲是也。”清方苞撰《谥法》有云:“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刘邦庙号高祖(又称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一朝已有二祖。或可解释为刘邦乃西汉始祖,刘秀乃东汉始祖。但至曹魏时,却有三代庙号相继称祖:曹操(武帝)为太祖,曹丕(文帝)为世祖,曹睿(明帝)为烈祖,即所谓“曹氏三祖”是也。故而唐刘知几《史通·称谓》云:“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清人顾炎武《日知录·除去祖宗庙谥》亦有“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之议。称宗之情形更滥。顾炎武更批评道:“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莽之三宗。”(同上)到了唐代,滥情尤甚。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祖》则有“自李唐始无代不称宗,其滥斯极。除一祖之外,其余诸帝,不问有功与否,莫不称宗”之讽。
历代庙号并无严格规定,亦非每位皇帝一定享有庙号。西汉时,刘邦庙号高祖(景帝又尊为太祖),而刘盈无庙号;刘恒庙号太宗,刘启无庙号,而刘彻庙号世宗。时至唐代,某些皇帝由于某种原因亦无庙号,如武则天等。故而刘知几云:“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唐、宋两代,一般是一祖而多宗。偶尔亦称某宗为祖,以示特别尊崇之意。如北宋绍圣时,称赵祯为仁宗,而又称仁祖。元、明、清三代,变化更多。如元代既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又称忽必烈为世祖;明代既称开国之君朱元璋为太祖,又称第三任皇帝朱棣为成祖(又称太宗);清代既称努尔哈赤为太祖,又称福临为世祖,复称玄烨为圣祖等等。
一般而言,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庙号,但亦有例外。如刘邦就有高祖、太祖两个庙号;明朱棣有成祖、太宗两个庙号;朱由检甚至有毅宗、怀宗和思宗三个庙号。朱由检以亡国之君,却有三个庙号,乃是由于都中人士曾先谥为怀宗,盖有怀念之意;南明福王(朱由崧)又由高弘图等尊之为思宗,亦有思念之义;后赵之龙疏议思字不美,再改毅宗。而综上可知,得庙号者必是皇帝,而后妃王侯皆不得与也。

所谓谥号,又称谥,乃帝王、大臣、士大夫身后,朝廷依其生前事迹予以之称号。《左传·宣十年》有云:“郑人改葬幽公,谥之曰灵。”考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秦皇废不用,汉初复之。其后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王公大臣定谥,唐宋时由考功定行状,太常博士作谥议;明清时定谥属礼部。士大夫身后,由亲族门生故吏为立谥者,称私谥。古人最重名位,故而对谥法多有讲究。如春秋时孔圉谥“文”,子贡不解,问孔子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解释了孔圉所以谥“文”之理由。《逸周书·谥法解》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书于已,名生于人。”《白虎通·谥》云:“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引,引列行之迹也……;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也。”
谥法中,常择特定涵义之字以表死者之善恶。洪迈《容斋随笔·文用谥字》云:“先王谥以尊名,……谥之为义,正训名也”。诸多固定之字乃作歌功颂德之用。如“经天纬地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同时亦有用以贬责或悼念之字。如西汉刘欣只享寿二十五,依谥法“恭仁短折曰哀”,谥为哀帝;刘炳寿仅三岁,在位只一年,依谥法“幼小在位曰冲”,谥为冲帝;刘隆享位一年,寿二岁而崩。依谥法“短折不成曰殇”,谥为殇帝。依谥法谥以“愍”字者,有“在国遭忧”、“在国逢艰”、“祸乱方作”、“使民悲伤”等四种情状。西晋愍帝之谥,就是依第一、二、四种情况而定之也。谥以“恭”字者,有九种情状,其九乃“尊贤让善曰恭”。唐高祖李渊谥隋代王杨侑、王世充谥隋越王杨侗为恭帝。乃李渊和王世充将夺取帝位假托为杨侑和杨侗“尊贤让善”而欲盖弥彰之举。
择以贬责之字,曰“恶谥”。最早被予以恶谥者乃周厉王。其在位时,多行不义,“谤”言四起,便使人“监谤,以告,则杀之。”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终致国人暴动,狼狈出奔于彘。死后依谥法“杀戮无辜曰厉”,被谥曰“厉王”。
初,谥一般为单字,亦有二字者。如周威烈王之“威烈”,魏安釐王之“安釐”,蜀汉昭烈帝之“昭烈”,南朝梁简文帝之“简文”。北魏道武帝之“道武”等谥号皆取二字。个别亦有三字者。如卫武公谥“睿圣武”公;孔文子谥“贞惠文”子;曹魏曹芳谥为“劭陵厉”公;曹髦谥为“高贵乡”公等。谥号字数多寡,与褒或贬并无关系。独孤及有云:“谥法……在议美恶,不在字多,……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果在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威、魏安、秦庄襄、楚考烈也。”
西汉惠帝以降,谥一律加“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史家述之,一般多省“孝”字。另,有庙号谥号连缀兼用者,如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为“世祖武皇帝”,“世祖”乃庙号,“武”乃谥号;而以下三帝即惠帝、怀帝和愍帝,则属于有谥号而无庙号者。亦有庙号谥号皆无者。如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曾为傀儡皇帝三年,王莽废之,庙号谥号皆无。帝王之谥,例由礼官议上。既有初谥,又有加谥,如南宋高宗赵构崩,孝宗朝谥为“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光宗朝又谥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而臣下之谥,先由礼官拟上,朝廷审定。如唐韩愈谥文公,明王守仁谥文成公。明人吴讷《谥议》云:“汉、晋而下,凡公卿大夫,谥必下太常定议,博士乃询察善恶贤否,着为谥议,以上于朝。”而私谥之法,始于东汉。陈寔死,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作诔,谥为“靖节征士”。道士、僧人可有谥,南朝陶弘景死,谥“贞白先生”,乃道谥之始。北魏太祖时,僧人法果死,赐号赵胡灵公。乃僧谥之始。
唐制,三品以上官死,得请谥。然定谥要考核其生平表现。如唐肖瑀死,太常谥之曰“肃”,太宗因肖瑀多忌,改谥为“贞褊”。裴矩死,开始谥“恭”,刘洎提出异议,认为裴矩奢侈放肆,改谥为“纵”。可见唐代于谥相当严肃。至宋代仁宗时,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既为恩赐,谥号便有褒无贬矣。明代王鏊撰《震泽长语·国猷》云:“本朝之谥,有美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美之具而已。”
皇帝谥号(包括庙号),多是由后一代皇帝追加。然亦有由隔代或后数代而追赠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害死唐朝末代皇帝李柷,谥为“哀皇帝”,后唐初,又追谥“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追谥朱由检为庄烈帝;七月,又追谥朱允炆曰“让皇帝”,庙号惠宗;乾隆元年,再追谥朱允炆为“恭闵惠皇帝”,后世简称为明惠帝。
皇帝、大臣之外,“匹夫”、“匹妇”、宦官、“蛮夷”,亦有得谥者。苏洵有云:妇人有谥,始自周景王穆后;“匹夫”有谥,始自东海汉隐者;宦官有谥,始自东汉的孙程,“蛮夷”有谥,始自东汉时莎车。明杨慎则认为早在春秋时,齐人黔娄,妻子即私谥曰“康”。

所谓尊号,乃为尊崇帝后为之所上之称号。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王绾、李斯)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之语。《汉书·高帝纪下》有云: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昧死再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亦称上尊号。时至唐代,为皇帝上尊号之风大盛,有生前奉上者,亦有死后追加者。而生前加尊号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加于在位之时。如武后称“圣母神皇,高宗称天皇,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等便是;到玄宗时,已成为制度。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有云:“元宗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生前尊号,玄宗一代先后曾加六次。先天二年(713年)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再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二年(753年)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此外,皇帝逊位之后,为太上皇,由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此再举玄宗之例: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上玄宗“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号便是。唐代皇帝多次加尊号,陆贽于《奉天论尊号加字状》评论曰:“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宋孙甫《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亦云:“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王,盖称其德也。秦不顾德之所称,但自务尊极,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号也。……(唐)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无尊号。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称天皇,中宗从韦庶人之欲,乃号应天……是妄自尊大。……明皇以贤继位,祖宗善恶之事,闻见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实德,袭高宗、中宗之虚名。盖臣下谄谀,不守经义,逢君之过而然也。”
死后加号者,如玄宗死后,肃宗于上元二年上尊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此乃玄宗又被称为明皇之缘故。唐代皇帝死后,尊号多有数次追加。如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635年),先由群臣上尊号为“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崩,百官上尊号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号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代以降,帝后尊号字数有增无减。宣宗时,其尊号已是十八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宋神宗尊号为二十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明太祖被尊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达二十一字。清乾隆皇帝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竟多达二十三字。实际上不难看出,后边一长串亦可以视为谥号。皇后、太后亦可得尊号。如清末慈禧太后,生前得尊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死后又谥“孝钦显皇后”。因此,谥号与尊号虽各有涵义,但又多纠缠一处,难以区别。依笔者之见,尊号乃帝后禁脔,他人不得染指;而谥号不为帝后所独享,其余人等亦可得之;而就帝后而言,于在世时所加者属于尊号,而崩后所加者,则可以谥号视之也。
唐宋以后,历经元、明而至清代,帝后尊号愈加愈长。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息息相关。明、清时代,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今人每每观之,常忍俊不禁。

所谓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
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记时则与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称元年、二年、三年等。这种“帝号纪年”或“王位纪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帝王在位期间从无“改元”现象。至汉代文帝、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称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称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称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可视为改元之滥觞。
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大致有二说。一是据《汉书·武帝纪》,十九年十月,武帝率众狩猎,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值得纪念,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于是便立年号为“元狩”,称此年(西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狩”乃打猎之意。以后则有元狩二年、三年……。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此后,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个年号,每隔六年更换一个。而到元狩六年时,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元鼎”。“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于是就有了第二说,即颜师古认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 其后,每遇军国大事、重大祥瑞、灾异,帝王常常改变年号。而新皇登基,更需确定新年号,以示君威。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时,往往多次改元。例如,汉武帝在位44年,用过11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天佑”、后晋的“天福”、后周的“显德”等。至明代,除明英宗(年号正统)因被蒙古瓦剌部俘获,后被送回并复辟,并改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都是一帝一号,因此也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永乐帝、康熙帝等。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着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则天称帝后,曾用“天册万岁(695年)”、“万岁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兴国(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此外,尚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尤其是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就寓意而论,帝王年号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民安国泰。如唐高祖年号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号建隆,希望国运兴隆。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以《易经·乾卦》之《彖辞》为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仅区区57字,却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两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佑(825-?)]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227-233);十六国后赵石勒(328-330);十六国汉李势(344-346);东晋废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1173-?)],咸宁两次[西晋武帝(275-280);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则天称帝后,梦见一巨人,有巨足一双,她觉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来潮,改元称“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以为吉兆,翌日便取年号“宝应”等等。
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笔者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发源于中国,后传至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经·无妄·彖辞》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国的《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当今所用“平成”(198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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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五代十国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考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