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鸿章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刚才各位专家的发言十分中肯，十分精彩，很受启发，许多意见我都很赞同。我谈一点体会和认识，也可以概括为几个字：
第一是“实”，即实事求是，存真求实。指导思想很明确，贯彻始终。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历任封疆大吏数十年，对晚清历史，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其生前死后，或褒或贬，评骘不一。如何编纂一部全面反映李氏生平的文献资料，难度很大，极不容易。前人对此做了许多工作，最有影响的是吴汝纶编的《李文忠公全书集》。吴汝纶是李鸿章十分倚重的幕僚，长期身处李氏幕府，对李知之甚深。吴又是着名学者，桐城派文学大家，与李鸿章同是安徽人，有同乡深谊。吴氏出编李氏全集，当然是最为合适的人物，具有权威性。吴编全集编成刊行后，影响大，使用多，流传广，在搜集整理李鸿章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
但吴编李鸿章全集又因时代的局限，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缺陷。主要问题在于其编纂宗旨失当，偏离了整理编纂文献资料的实事求是客观准则。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声望大落，众口悠悠，罪李、倒李之声不绝如缕。在吴汝纶看来，其中有许多诬枉不实，甚至是诽谤。所以吴氏以“辩诬止谤”为其编纂之宗旨，要为李辩诬，为李止谤。在其致友人信中更直白：“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木具在此书也。”《吴汝纶尺牍·与周玉山书》，第104页，黄山书社以此为准绳，吴对李氏文稿作了主观的取舍删削，已搜集到的1700余万字文稿，编成时仅存700余万字，其中如甲午战后的文稿，绝大部分都弃而未收，这就使吴编李鸿章全集缺乏应有的完整性，既失之真，又失之全，留下了令后人遗憾的缺陷。这不能不说是因其主观片面的指导思想所致。
新编的《李鸿章全集》，充分利用了吴编全集的成果，又注意到吴编的偏颇和缺陷。工作伊始，便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出李鸿章一生经历时间跨度大，活动涉及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其文献资料信息量非常之大，是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新编全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文化遗产，挖掘历史资料”。要求实事求是，深入挖掘，广收博采，认真考订，不以其功掩其过，也不以其过湮其功，编出一部能够反映李氏生平各个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集，提供翔实可靠的全面、完整的李氏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服务。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文献古籍整理工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是“全”，这是新编李鸿章全集的一大特点。
在文献整理工作中，历史人物的文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古往今来，许多着名历史人物都有个人文集、全集传世，对研究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有重要价值。但是“全集不全”、“全集难全”，似乎已是编纂历史人物全集难以避免的遗憾，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客观的，山于各种原因，难于齐全：一是主观的，即编者力所难及或未尽其力，更或有意删减。新编李鸿章全集在努力求全这一点上，做了艰苦辛勤的努力。不仅充分利用了前人搜集整理的成果，又极大地丰富、充实超越了前人的工作。
新编全集的最终成果规模宏富，总量达2800万字之多，超出前述吴编全集2100万字，为吴编全集总量的四倍。而内容之丰富、完整又极大地补充了吴编全集的缺失。例如甲午战后在吴编中为吴删弃不收的，新编全集依据吴汝纶原来编就而未收的详本底稿，经过认真考订，全部恢复，而且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得到很大的增补。又如李鸿章生前有大量书信，以前刊出的最主要的函札，是李鸿章幕僚于式枚所存李氏遗存函稿，即《李文忠公尺牍》。新编不仅全部收入，又将所能寻访到的已刊未刊李氏函稿收入，总计达800万字之多。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所收朋僚函稿中，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佚缺，此次新编则已全部补齐。更重要的是新编全集奏议部分收入了大量清宫原始档案文献。新编全集文献收集范围也极为广泛，涵盖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所藏未刊、已刊文献，还扩及其他各方面已刊、未刊李氏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全，价值之高，已远远超越前人收集、整理李氏文献资料的工作和成果。新编李鸿章全集虽然不能说已是搜罗无遗，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个人文集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个人文集，名为全集，名副其实。这既是新编全集的突出特点，也是新编全集的一大贡献。
第三是“珍”。新编李鸿章全集规模宏大，所收文献包括奏议、电报、信函、诗文四大部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鉴于李鸿章的政治历史地位及其涉足的重大历史活动和事件，其遗存文献资料足可概见其重要价值，其中，未刊文稿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二，更尤为珍贵。
奏议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来源于李氏幕僚抄录的底本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是原始档案资料，总数约为1500万字，占全书之55％。其中有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时弃而未收的折、片，更有当时奏呈后大量留中未发的密折。这批密折，以往密藏宫禁，尘封甚久，极难得见。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电报是当时最为快捷的信息工具。李鸿章自同治元年署江苏巡抚起，此后四十年间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除上奏朝廷的折片之外，晚年大量利用电报奏报军政大事，传递公私信息。吴汝纶曾说“后十年机要事件，皆在电报”而且“不肯倩人代办，必出亲裁”。于此可见这批电报资料非同一般的资料价值。据统计，新编全集收入的电报总计达1．4万件，未刊者多达八千件。其中有大量有关甲午战争战况的电文，对于了解和研究李鸿章在此期间对战争的判断、决策，至关重要，十分有用。
新编《全集》还收入了大量李鸿章往来公私信函和家书。这些信件极为分散，虽然寻访搜求不易，但所得数量也很可观。总数有九千多件，计650多万字，占全书的1／4。家书是李氏亲笔自不待言，其他公私函件，绝大部分也为李氏亲自起草或为其亲笔，例如致总署函件，稔知李氏的吴汝纶曾说“全系亲笔”，其中不乏涉及重大军政要务，反映李鸿章处理这些军政大事的分析、判断以及思想、心态。又如中法战争、中闩战争期间，有不少李鸿章在奏折、电报中难以表露或为李氏难言之隐，在这些信函中都可以获取信息，都很值得研究和剖析。李氏的家书，以往鲜见，新编全集收入数百件之多，不少是据亲笔原件点校辑入的，其中除可见李氏家庭生活、亲情乡谊，也透露出不少涉及军国政事的重要信息。
从收入该书以上四大部类的李氏文献资料来看，如此全面、完整地公诸于世，其中又多为首次刊布，新编全集史料之珍贵，堪为该书又一突出特点。
第四是“严”。这是新编全集达到高质量标准的保证。
李鸿章亲历晚清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位高权重，不仅是直接的当事人，而且是重要的决策者，其遗存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显然可见，而其文献资料既极宏富，又十分庞杂，要编出一部超越前人的“最新、最全、最完善的”李氏文献资料集，其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从编纂工作伊始，编委会便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无论对体例的规范，辨伪考证的审慎严谨，标点注释的认真细致，工作流程的有序安排，以至编排、校对、出版各个环节，无不精益求精，体现一个严字。
以底本选择为例，这是文献整理编纂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新编全集中奏稿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汝纶编纂《李文忠公全书》所存详本底稿；一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作为底本，二者当选其一。专家中从不同角度有不同意见，经过反复多次认真的对校和讨论，选定后者藏档即军机处录副为底本，而以前者即上图所藏吴编底稿为参校本。其它版本则仅作参考。为求慎重，又采取原档不全，或在没有原档情况下，以上图底稿为底本。这是十分审慎妥善的选择，使考证、点校有了规范一致的依据和质量的保证。
资料的识读，定是非、辨真伪，是文献整理工作又一至关重要的方面。新编全集对此坚持严格把关，下了很大功夫。例如李氏家书，曾经有民国初年间共和书局印行的《李鸿章家书》，并被收入《清代名人家书》。经过严格认真辨识，发现其中疑点甚多，真伪混杂，决定不予收录。又如在整理上海图书馆藏李氏文献时，发现了有书目登录名为《李鸿章闩记》的稿本一件，字迹整洁清晰，按月、闩记事，简明翔实。但细查原件，题名则为《过目不忘》。何以有此不同?李鸿章有无日记传世又存疑已久，鉴于以往曾有赝品出现，必须认真辨识考订，以求是存真。经过多方面考辨，初步认定并非李氏日记。但为求审慎，又在一次对新编全集质量评审的专家会议上，展示原件，详加辨识，从该件笔迹，行文格式，记载内容等认真考察，最后确定该件确非李氏日记，而属于军情实录、要事备忘录之类文件，是李鸿章统率军旅的大事记录，叙事清晰，文献可征，仍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决定作为附录收入。
此外，如标点、校对工作，更是不辞琐细，严格规范，反复校排。2004年新编全集在国家清史编委会文献丛刊立项后，原本已进行三校，决定再增三校。在项目专家终审之后，编者又归纳专家意见，逐项讨论落实改正，以求精益求精，务使质量得到保证。我山于工作关系，在清史文献丛刊项目立项后，与新编全集编委会的专家多有联系和深入接触，深感这个“严”字贯彻在全集编纂王作的各个方面。这种兢兢业业，不辞艰辛，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令我十分感佩。也正是这种默默奉献的高尚的敬业精神，使新编《李鸿章全集》能够以高质量的成果，奉献于广大读者。
春华秋实，历经十四年春秋寒暑，新编《李鸿章全集》终于出版，我相信必将对李鸿章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晚清历史的研究，以及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清史编纂工作有重要的利用参考价值，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新编全集全体专家的贡献。作为读者，在此谨致衷心的谢忱。
我的发言完了，占了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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