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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梅村家藏稿》文献史料价值评析

清人诗文集的史学价值，一向为学界所重。所谓“碑传志状，可考当代掌故，前哲事实”，“刻书序跋，可考学术流别，群籍义例”，“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传差误”。[①]诗文创作记述时政大事，反映时代精神，已成为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古籍影印整理巨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精选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计800册，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源，堪称嘉惠学林之盛举。收入《汇编》的《梅村家藏稿》（以下简称《家藏稿》）是清初着名诗人吴伟业的诗文集，据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氏诵芬室刻本影印，共五十八卷，兼收补遗一卷，世系一卷，年谱四卷，是研究吴伟业及明末清初时代变迁与思想文化风貌的重要文献。
一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江南太仓州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弘光朝拜少詹事，后因马士英、阮大铖专权，辞任归里。入清后一度杜门不出。清顺治十年（1653）由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等相继策动，经江南总督马国柱力荐，敦促出仕，授弘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后以母病告归乡里。康熙十年（1671），吴伟业病逝，享年63岁。
吴伟业因仕清而列名《贰臣传》，其气节问题亦成为清代诗史研究之公案。虽然学界对此考论之作颇多，有所争议，但却一致肯定吴氏诗文的学术研究价值及深远影响。贰臣的出现，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其品节与人格固不足论，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贰臣群体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多年来清史研究的实践证明，贰臣是研究清代政治、思想、文化诸领域难以回避的问题，尤其，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学术与政治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二者绝不能等同。因为学术研究毕竟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一个学者学术成就和影响的评价，既要联系考察其政治表现，分析其政治活动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但更应依据学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学者的学术着作，分析其在学术发展演变中的承转关系，前后联系，看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②]吴伟业其人、其诗、其文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
吴伟业之诗构思精巧，词句工妙，音调和谐而寓意深厚，散发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他久负士林重望，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乾嘉学者赵翼将其誉为上继金元好问、明高启而后的清代第一大诗人[③]，认为：“梅村诗有不可及者二：一则神韵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后腔调，而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非如学唐者之徒袭其貌也；二则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说家故实，而选声作色，又华艳动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盖其生平，于宋以后诗，本未寓目，全濡染于唐人，而己之才情书卷，又自能澜翻不穷；故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若论起气稍衰飒，不如青邱之健举；语多疵累，不如青邱之清隽；而感怆时事，俯仰身世，缠绵悽惋，情余于文，则较青邱觉意味深厚也。”[④]近人张舜徽亦认为，其“诗尤工丽，为一时之冠。所为长歌，制兼赋体，法合史裁……如高山大河，如惊风骤雨，间之以平原沃衍，尤与少陵为近，流播词林，为世所重”。吴伟业之文虽不及诗，“而亦甚雅健，由其久习词翰，故散文亦多间以俪语，与当时规规于八家矩矱者，复不同科也”。[⑤]
吴伟业一生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其弟子顾湄称：“先生之学，博极群书，归于至精，有问经史疑难、古今典故，与夫着作原委，旁引曲证，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发。诗文炳燿铿鍧，其词条气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虚怀推分，不务标榜，尤人所难。”[⑥]赵翼亦指出，“梅村熟于《两汉》、《三国》及《晋书》、《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后人猎取稗官丛说，以炫新奇者也”[⑦]。《清史稿》则称，吴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⑧]。可以说，刻苦勤奋、绝世才华与广博的学识造就了吴伟业；明末清初的时世则锤炼了诗人的文笔，丰富了吴伟业的生活，赋予其诗文以浓郁的时代特征，并推动他的创作趋于成熟、完善。吴伟业创作的旺盛期是入清以后才真正到来的，他留下一千多首诗中，作于南明弘光朝灭亡前的诗歌约计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首[⑨]，余皆作于弘光朝灭亡之后。明清鼎革的沧桑巨变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复杂的社会环境、曲折的人生经历均真切地反映在诗歌的创作之中，可谓发自肺腑，表达心声。吴伟业自称：“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 [⑩]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复杂的社会阅历赋予其诗歌以遒劲苍凉之美，《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11]吴伟业之诗，传唱至今，为不朽的文化艺术瑰宝。
吴伟业的着作专集，最早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是十卷本的诗集，今已不存。康熙七年（1668）又编成诗文集《梅村集》四十卷，其中诗18卷，收诗997首；词2卷，收词92首；文20卷，收文132篇。诗与文均按体裁排序，托名弟子顾湄、周瓒等所编，实则为吴本人亲自编定。此书当年付梓，次年刻竣，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并列清人诗文集之首。《梅村集》问世后，引起普遍关注，但亦有吴江学者计东致书吴伟业，认为完全按照诗文体裁分类诠次，不足以反映创作时间，而对身历明清两代的诗人来说，在编排时将明清两朝的作品分开实属必要。[12]为此，吴伟业晚年又重新整理了一部诗文集，以仕清为界，分为前后集，并收入了不少《梅村集》未收的可能触犯忌讳的作品。这部诗文集当时不敢刊刻，以稿本形式秘藏于家中，除吴氏族人外不为人知。宣统二年（1910），藏书家董康在北京厂肆发现了这部始终不见流传的吴氏家藏稿抄本12册，凡60卷，有吴伟业之子吴暻的朱笔校注，“一至八为诗前集，九至二十二为诗后集，仍各自分体，殿以诗馀。二十三至五十九为文集，终以诗话。以较旧刻，多诗七十三首、诗馀五首、文六十一首及诗话。其刻本有而稿本无者，诗文各八首。稿中溢出诸篇，皆世所未见。其他标题，字句亦视刻本为详”[13]。宣统三年（1911），董氏厘定全稿为五十八卷，将旧刻所增诗文，复补录于后，并取年谱附录其尾。书前有王式通序，并有禹之鼎所绘梅村画像，此即流传至今的《家藏稿》。时人誉之为吴伟业诗文集最足本，推崇备至，近人张舜徽称：“有此新刊，则旧刻可废矣。”[14]就版本而言，董康为示郑重，未采用当时已颇流行的石印法，而是选用传统的木刻，“全书狭行细字，刊颇精整，为晚清佳刻”[15]。
《家藏稿》久经辗转，重见天日，其刊刻与流传，为研究吴伟业其人、其学及明末清初历史提供了翔实可信、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源。
二
《家藏稿》为秘藏吴氏家中之稿本，所收诗、文溢出四十卷本百余篇，此本问世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之研究、探讨之作层见叠出，将吴伟业诗文的整理与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首先，《家藏稿》有助于吴伟业诗文的注释、辑佚和整理工作。在此之前，梅村诗集有三个注本，即乾隆时靳荣藩作注之《吴诗集览》二十卷、嘉庆间程穆衡撰《梅村编年诗笺》十二卷和吴翌凤撰《梅村诗集笺注》二十卷。此三注本为学术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但遗憾的是，三家都未见到后出的《梅村家藏稿》，以致“或所注史实有缺有误，或过于繁琐芜杂，加以时代的变迁，不能满足今人的需要” [16]，故学者们普遍感到，吴伟业诗文有重加笺释的必要。为此，涌现出不少吴氏诗歌的选注、选译之作。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黄永年、马雪芹译注的《吴伟业诗选译》，选诗基本以康熙刻本《梅村集》为主，少数亦用《家藏稿》增补，“文字则不拘一本，择善而从”[17]。除了作注和翻译外，还考证了选诗的创作年月，修正了程穆衡考证的一些错误。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君远选注的《吴梅村诗选》，选诗绝大多数出自《家藏稿》，如不同版本文字有差异，则基本以《家藏稿》为准。《家藏稿》长期秘藏于家中，不必顾忌朝廷忌讳，且经吴伟业亲自审定，其子校注，较比其他刻本更具可信性。因而，在古籍整理中，很多学者乐于以其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比对异同，搜罗遗亡，从而推动吴伟业诗文的辑佚与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家藏稿》问世后，吴氏诗文的辑佚成果主要有端木蕻良《吴伟业佚诗八首》[18]、叶君远辑《吴梅村诗辑佚》[19]、钱仲联《吴梅村诗补笺》[20]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学颖集评标校的《吴梅村全集》，《全集》以《家藏稿》为底本，又将四十卷本所多于《家藏稿》者辑为《补遗》，并在二本之外，从诸家选本、总集、别集、方志、诗话等重搜觅得佚诗五十四首、词八首、文二十一种、题评三则，合为《辑佚》一卷。《全集》堪称吴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古籍整理的实践证明，《家藏稿》在吴氏诗文的注解、辑佚和整理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家藏稿》有助于吴伟业年谱的编撰。吴氏传记资料，有康熙十二年（1673）顾湄所撰《吴梅村先生行状》、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廷敬所撰《吴梅村先生墓表》、道光十二年（1832）至十九年（1839）顾师轼所撰《梅村先生世系》及《年谱》等，其中顾谱最为详备，“然师轼作年谱时未及见《家藏稿》。《家藏稿》五十八卷，宣统辛亥始刻于武进董氏。顾谱不可据者，凡事之在此年，其诗之作时亦必系于此年，《松山哀》、《圆圆曲》、《永和宫词》是也。至出处行事后先亦往往不为无可疑” [21]。《家藏稿》刻本的问世，为准确而详细地新编吴氏年谱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十七年（1928），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据《家藏稿》，并“参以他籍，考核厘订”，撰成《吴梅村年谱》。近人马导源“据顾谱参以最近出版之《家藏稿》，及日本铃木虎雄氏对梅村先生之考证，考核厘定”[22]，又成新谱。1990年，冯其庸、叶君远所撰《吴梅村年谱》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所据资料亦以《家藏稿》为主。
再次，家藏稿有助于吴伟业其人其学的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的史料愈充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人物就愈生动鲜活，对其立身行事的动因也愈容易做出合理的解释。反之，如果缺乏史料或不重视史料，判断和结论就有可能貌似合理，实则面目全非。如吴伟业参加“十郡大会”（指顺治十年同声社和慎交社在苏州虎丘举行的集会），不少学者认为恰值吴伟业应召入都，屈节仕清之时，因而将吴氏此行与仕清动机联系起来，认为他在利用这次机会抬高自我身价，以增加仕途的资本。《家藏稿》收有一封《致云间同社诸子书》，则说明吴伟业是要对二社进行调解和斡旋[23]，殷切希望他们“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能够“同归旧好”[24]。利用《家藏稿》研究吴氏诗文成就、学术观念，考证吴氏生平、行事、交游乃至诗文创作时间、地点，均能多有创获，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
《家藏稿》的文献价值，不只局限于吴本人的研究层面，而且还有益于对他所处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历史研究。
吴伟业的诗歌擅长以诗传事，以诗存史，他认为：“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运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运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25]故而，其诗多以时事为题材，走笔叙事，长歌当哭，真实广阔地再现了明清鼎革的时代巨变，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一代兴亡史。如赵翼所言，“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南厢园叟》、《永和宫词》、《洛阳行》、《殿上行》、《萧史青门曲》、《松山哀》、《雁门尚书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圆圆曲》、《思陵长公主挽词》等作，皆极有关系。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言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26] 吴伟业的纪事之文，虽有一定缺陷，如因心存畏忌，对某些人物和事件阙而不书[27]，或讳而不言，“然所述者，皆身经目击，较传闻失实者固有间焉”[28]。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的史学研究中，吴伟业为学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献。
题材的多样性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广泛性赋予吴氏诗文较强的史料价值，从题材上看，明清易代之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吴诗中得到了反映。吴伟业的叙事诗“如果按照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几乎成了一部记录明清兴亡的‘编年史’”[29]。如《松山哀》、《雁门尚书行》、《圆圆曲》记述明清之间重大战役；《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记述弘光朝政；《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记述清军南下的暴行，等等。并且，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上至王公贵族、将相权贵，下至布衣寒士，甚至市井艺人，都成为吴伟业诗文描述的对象。如《永和宫词》中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萧史青门曲》中明光宗的女儿宁德公主、《洛阳行》中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殿上行》中直言敢谏的黄道周、《后东皋草堂歌》中抗清复明的瞿式耜，《楚两生行》中的唱曲艺人苏昆生等等。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读吴诗可见其一斑。
吴伟业既曾先后在明、清两朝为官，又一度以遗民身份闲居乡间，生活经历丰富，接触的社会面较广，他的交游酬唱、书札、序、跋、传、赞、碑铭、墓表之作，对于勾稽历史人物生平事迹、考辨学术源流亦颇有可资弋获之处。如《柳敬亭传》、《柳敬亭赞》和《为柳敬亭陈乞引》等文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说书艺人柳敬亭的形象，不仅有助于研究其生平事迹，文中对柳敬亭才艺的描述更是研究曲艺发展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张南垣传》则记述园林工匠张涟的生平事迹，其中关于园林建造工艺、江南名园的修建等内容是研究清代园林史的珍贵资料。再如《吴六益诗序》反映明末史家谈迁苦心孤诣纂修史书的事迹；《黄观只五十寿序》记述黄氏藏书的聚散；《郁静岩家谱序》概述谱牒的历史；《古文汇钞序》分析古文的来历，等等，不一一列举。
综上，《家藏稿》是研究吴伟业其人、其学及明末清初历史的珍贵文献。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再次影印出版，有裨于更进一步发掘其史学研究价值，并推动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作者简介]阚红柳（1973—），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北京，100872
注释：
[①]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 王俊义：《论钱谦益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影响及其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③] 参见赵翼《瓯北诗话》卷九，“高青邱后，有明一代，竟无诗人……惟钱、吴二老，为海内所推，入国朝称两大家。顾谦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遗老，借凌谷沧桑之感，以揜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30页。晚清张之洞亦认为，“诗之名家最烜赫者，六朝之陆、陶、谢、鲍、庾，唐志李、杜、韩、白，宋之苏、黄、陆，金之元（好问），明之高（启）、李（梦阳），国初之吴（伟业）”。（《輶轩语·语学》，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88页。）
[④]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130页。
[⑤]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一，第9-10页。
[⑥]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405-1406页。
[⑦]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134页。
[⑧]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四。
[⑨] 参见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290-301页，
[⑩] 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1409页。
[1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别集类》卷26，《梅村集》小序。
[12] 参见叶君远《吴伟业评传》第十章，第267页。
[13]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一，第9-10页。
[14]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一，第9-10页。
[15] 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408页。 [16] 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393页。
[17] 黄永年、马雪芹选译：《吴伟业诗选译》前言，巴蜀书社，1991。
[18] 参见1957年4月1日《文汇报》。
[19] 参见《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0] 参见钱仲联《梦苕庵专着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1] 【日】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绪言，《民国丛书》第四编第85册。
[22] 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绪言，《民国丛书》第四编第85册。
[23] 参见叶君远：《文学史研究必须高度尊重史料——增订本<吴梅村年谱>序》，《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24]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第1085页，
[25] 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见徐懋曙《且朴斋诗稿》卷首。
[26]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第131页。
[27] 如《复社纪事》，吴伟业为复社中人，所记之事本当详允。但文中为周介生出脱，记复社之人物，又对首创之吴扶九、孙孟朴、吕石香诸人语焉不详，仅称“吴中大姓”，参见《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
[28]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吴伟业》，台北明文书局，1985，第394页。
[29] 叶君远：《吴伟业评传》，第305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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