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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平南王尚可喜若干史事考

明清之际至康熙初，尚可喜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极具影响的重要人物。在新旧王朝更迭的大变动年代，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他由明入清（后金），南征北战，为清之“大一统”建树殊勋。他是明清兴亡的见证人，更是参与者。在清军入关，平定南明王朝，特别是在撤三藩等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曾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经历太宗、世祖与圣祖三朝，位极人臣，爵位之高，贵为平南亲王。他的地位重要，作用重大。
可惜，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长期受到忽视，即使在近20多年清史研究热潮中，有关尚可喜的研究仍然寥寥，真正专论尚可喜的论文也不过10余篇，而且评价也存有分歧，难见其人的历史真貌。以史实而言，因各种史籍记载详略不同，其史料来源也不尽相同，以至尚可喜的历史多有混乱不清。《清史稿·尚可喜传》是最常见的传记本之一，本文尚可喜，研究即以此为中心，与尚可喜生前始修、后裔续修的《尚氏宗谱》及台湾着《清史稿校注》之尚可喜传进行比较，再参照其它的尚可喜传记，从中辨清史实。
一、记述尚可喜的几种主要传记
记述尚可喜个人历史的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清实录》中的太宗、世祖、圣祖（前期）三朝实录及他个人的上疏奏报的档案。这些史料都属零散或就一事而做的记录，构不成可喜本人的完整历史，姑且不论。这里，仅就成书的有关可喜的传记稍做比较，然后再辨他个人历史中的史事正误。
尚可喜之入传，当首推康熙十四年（1675）首次创修的《尚氏宗谱》。时值吴三桂叛乱猖獗，他坚守广州，次年十月病逝。他去世后，有关朝廷对他的表彰，由其诸子补入其传，题名《先王实绩》，成为一完整的一生记述。
先于编撰《尚氏宗谱》，即康熙十二年五月，署名“释今释”者（又号为“淡归上人”）撰《元功垂范》，专述可喜自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将兵于东江（辽东海上诸岛为明军防地），至康熙十二年撤藩，共50年的史事。此时，可喜尚在世。全书为二卷本，以编年体详叙可喜的生平业绩。以体例而言，则是编年实录，若视同可喜的传记，亦未尝不可。乾隆三十年（1765），有张允格为其作《续元功垂范》，接续前书，起于吴三桂叛乱，康熙帝命可喜停止搬迁，止于康熙二十一年可喜死后归葬海城。由此两部分内容合成可喜之全史，亦成其一完整人生实录。
官修史书做尚可喜传，始于康熙时开国史馆，当时，不只尚可喜入传，溯自开国宗室、文武勋臣皆入传。尤其乾隆三十年，重开国史馆后，重辑成《大臣列传》，后编为《满汉名臣传》，刊刻于乾、嘉之际，内载尚可喜传，另外凡地位崇高、功劳显着者，皆“宣付”史馆，为之立传。清亡后，这些已成文的传记，有的已经定稿，有的尚属稿本，成为极宝贵的历史档案。为便于保存，将这些数以千计的传稿或定本，以数人一份，用硬纸或黄绫布包裹起来，习称“传包”。现今，传包分藏两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传包，约计5000余人。另一部分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约计3000余人，其中有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耿精忠等重要人物的传记。庆幸的是，国史馆所修尚可喜传已被《尚氏宗谱》收录。据该谱称：其传之汉文本已存台湾，而满文本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为我们研究尚可喜提供了方便。
继康熙时国史馆修尚可喜传之后，雍正五年（1727）由鄂尔泰等奉敕纂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载尚可喜传。乾隆五十一年，纪昀等奉敕纂修《八旗通志》，至嘉庆初问世，即《钦定八旗通志》。此书在前书基础上重定人物收录标准，凡由明降清（后金）的人物统名曰“贰臣”，不入传。尚可喜虽然功勋显赫，却不能改变他的“贰臣”身份。而其次子尚之孝因与前辈降清无涉，其传记载入此书。
至光绪十六年（1890）又有《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刊刻问世。其中绝大部分人物传稿皆抄自清国史馆的《大臣列传》。[1]
现存清代主要传记，多达数十种，内多载尚可喜传，若论记述之系统、规范，当推上面所举几种传记本。清代传记中具有总其成意义的着述，一为《清史列传》，一为《清史稿》之传记部分。《清史列传》不着编纂者，无序跋，不着年月，经专家考定仍“莫详来源”[2]。但可以确定，此书成于清末民初。民国之际，人物传记基本来源于清国史馆历朝所修之《大臣列传》，并贯彻乾隆朝所定之原则，如，仍设“贰臣”传，尚可喜入列其中。《清史稿》虽称“稿”本，但其体例沿袭历代正史规则，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了清代300年（包括清前史）的历史，其人物亦是在清代多种传记基础上进行筛选而收入的。它与乾隆朝为人物立传不同，取消原设“贰臣”、“逆臣”等名目，统称“列传”，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惟康有为、吴三桂、洪秀全等特殊人物排于列传末尾。这应是《清史稿》人物传体例的一个明显变化。
《清史稿》接续前二十四史体例，由官方组织，为中国最后一代皇朝——清朝纂修的一部完整的历史，视同前二十四史，被列为第二十五史，因此，《清史稿》成为清史研究者的必备用书；其失误之处，亦常被学者所指出，并用它书或档案来考辨其史实真伪。鉴于《清史稿》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本文便选择此书之尚可喜传，展开对尚可喜的研究，这就是本文副标题所示“以《清史稿·尚可喜传》为中心”之意。　
二、《清史稿校注》的尚可喜传
自《清史稿》问世以来，迄今七、八十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批评不断。其中，有关传记部分所受非议更多，批评也更严厉。例如，人物传的传主几乎不着其生年，至于卒年亦多不着，叙事中也常忽略记载时间；具体地理、地点，同样被忽略，多笼统书写或简写；为“省文”而将事实省略，以至真相不明，或详略失当，随意取舍；尤其疏于考订史实，以至错讹在在皆是。因此，《清史稿》受到批评或指斥，就不足为奇了。
台湾学者从1986年至1991年，共用五年时间对《清史稿》进行了全面整理与研究，逐篇校注，最后出版了16大册，定名为《清史稿校注》，据统计，校注文字量达300余万字，与《清史稿》原文800余万字相加，总计1200万字左右。台湾学者的这一成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推进清史研究，必将产生长远影响。
尚可喜传是《清史稿校注》的列传之一。“校注”后的尚可喜传，与《清史稿·尚可喜传》（以下，凡《清史稿》之尚可喜传，皆简称《尚传》，以与《校注》之尚可喜传相区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即前者为“修订”后的尚可喜传，故研究尚可喜，不能不将此传作为首选的参考。
检索《校注》第十册之尚可喜传，校注共有33条。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将33条校注，按其内容归并为不同的类别，以揭示《校注》的学术指向，即为《尚传》解决了哪些最有学术价值的疑难问题。
第一，订正尚可喜活动时间之误。共有6条，占总数33条校注的五分之一强。如，《尚传》载：天聪八年（1634）“三月，可喜至海州。”《校注》订正为“二月”；《尚传》载：同年四月，可喜的部队号为“天助兵”，而《校注》订正为五月初五日；《尚传》载：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桂反，命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还”。梁清标是圣祖任命的钦差大臣，奉命赴广州，负责办理平南王撤藩事宜。《校注》纠正为“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还，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而《尚传》却把上述几件事均写在“十一月”之内，显系草率；又如，《尚传》载：康熙“十五年正月，（郑）锦攻陷漳州”。《校注》纠正为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紧接“攻陷漳州”句，《尚传》有“（尚）之孝与（刘）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的一段话，又是不载具体时间，不知圣祖于何时有此命令。《校注》则载明：圣祖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命之孝回广州。其它事则不复赘述。
第二，订正地名错讹。《尚传》中有关地名错讹，或不能确切指其地，或含混或笼统者，屡见不鲜。如，其首句即云：“尚可喜，辽东人。”明代辽东相当于今之辽宁省境，只说“辽东人”，却不指明具体地方。《校注》借用李治亭先生的《访平南王尚可喜遗迹》[3] 所引用的《尚氏宗谱》：“先世山西洪洞，曾祖迁河北衡水……后闯辽东，定居海城（今辽宁省海城市）”[4] 。再如，《尚传》书“晋宁、澂州”，查广东潮州府，无此两地名，显系“普宁、澄州”之误。《校注》予以纠正。[5]
第三，订正有关人名、职官名之误。《尚传》中对人名不加分辨，随意书写。如，明东江总兵沈世魁，在各有关尚可喜传中，皆作“世魁”，而《尚传》改写为“世奎”，《校注》则又恢复了“世魁”的写法；尚可喜归后金前，派两员属将与后金谈判归附事宜。《尚传》将其中一人的名字写作“金玉奎”，而《校注》注明另一写法为“金汝贵”[6]；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尚传》写作“谷可成”，《校注》则注明又有“谷大成”的写法。[7]此类校注，包括职官名，共有13条，占校注的三分之一强。
第四，《校注》以不合“史笔”为由，校注出《尚传》不合“史笔”即用词不当者，共有5条。如，《尚传》称：李定国以万余人“侵广东”，《校注》认为“侵”字不当，当改为“攻”字[8]；又称：李定国“扰高、雷、廉三府境”之“扰”字不妥，应改为“抵”或“及”字[9]；接着，指出《尚传》称郑成功兵至，“辄助剽掠”也不对，认为郑成功“志在匡复失土”，用“剽掠”二字，于“史笔欠妥”[10]，等等。其实，这类词句校改，实无意义。因为是否合乎“史笔”，修史者各有标准，用词褒或贬，各有不同。《清史稿》的作者们出于他们的政治观念和评价标准，对与清朝为敌的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只能用贬，而《校注》做修正，是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清史稿》，如此之举，难免有画蛇添足之累。
第五，真正校注史实，纠正其失误，在33条校注中，也只有3条而已。例一，《尚传》载：崇德二年（1627），清军攻克皮岛，“斩（沈）世奎”。《校注》引证有关记载，指出：“是役沈世魁未死，败走石城岛。”[11]例二，《尚传》说，康熙四年（1665）广东碣石总兵苏利叛，可喜遣兵进击，“（苏）利出降”。《校注》提出两说：一是“被擒杀”，一是“死军中”。例三，关于可喜长子之信是否叛清？《尚传》认定：“之信发兵围可喜第，叛。”《校注》则引证李治亭先生《重访平南王尚可喜遗迹》[12]中所引《尚氏宗谱》云：“尚之信实未叛清，其附三桂，‘阳为顺逆，实保地方耳’”[13]。上述三例，《校注》仅征引一些史籍，未做任何说明或解释。
以上所列五种，就是台湾学者对《尚传》校注之大略情形。应当肯定，《校注》确实校出了《尚传》所存之谬误，但同时也暴露了《校注》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所谓校注，一是校勘文字，如错、漏、衍及同音异写等字，如考据学所主：读书当从“识字始”，故校字必不可少；二是解读辞句之内涵或外延，解释其事之原委，考其真伪，以得其真相为目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台湾的《校注》主要的或基本倾向，还仅限于校注文字，在33条校注中，有关文字的校订占了大部份。可见《校注》重在校“字”，而疏于校“事”。校对文字固然重要，但对于治史而言，辨史之真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然而，《校注》却没有给《尚传》增添有重大价值的史料，亦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不仅如此，《校注》对其校注的内容，几乎皆不置可否，其意在于留给读者自做判断。如前引，金玉奎与金汝贵、沈世奎与沈世魁、谷可成与谷大成、梁清标与梁标相、杨级与杨汲、杨杰等等；如地名长山与长沙、爵名贝勒与贝子等，究竟哪个正确？取用哪个？《校注》只列一、二种史书，而不做任何解释，读者如何能做出判断？其校注只能说明，一个名字或地名各有多种不同记载，未识孰是而已。
《校注》失误之处，不仅在于不严加考订《尚传》中记事正确与否，同时又对所注出的一些不准确说法，却不做说明，致使原传文中本来正确的记载也变得真假难辨了。如，《尚传》载：“（天聪）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长山、石城二岛……”。长山岛，处今辽东半岛东之黄海中，因有两处岛相邻近，一称大长山岛，一称小长山岛，至今岛名沿袭不变。《尚传》记载本无误，但《校注》引用它书，又提出“长沙”一说：“案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三作‘长沙’，史料丛刊初编平南王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同；太宗实录天聪八年春正月二十七日甲寅条则作‘长沙’”。[14]如果明确说明“长沙”的写法有误，无疑有助于治史者识别史料之真伪。但《校注》不做考订，将本来错误的记载也当作一说，与正确的记载并列，尤其列举记载“长沙”说法的两种典籍，均属清朝官书，具有权威性，可能或误导读者相信“长沙”说法的真实性。如此校注，实为无益。又如，《尚传》载：可喜死后，“遗令葬海城”。《校注》则注：“案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年夏五月十二日甲子条作‘海州’”。[15]加此一注，会造成二个误解：第一，以为海城、海州为两地；第二，以为一地有两名，必有一错。其实，海州、海城为一地，明朝时称海州；清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正式改名为海城。[16]《校注》因引康熙二十年五月作“海州”之说，并非记史者失误，亦非圣祖忘记海州改名，查照原文，圣祖是引述可喜临终前遗嘱：“言虽死，必葬海州。”[17]可喜生于明末海州，至去世前，海州刚改名为海城，故仍习惯称“海州”。《尚传》记述无失误，倒是《校注》将其复杂化，变得似是而非了。
再举一例：《尚传》说：“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广鹿岛今属长山列岛，处辽东半岛之黄海中。《校注》不辨“广鹿岛副将”的记载是否正确，却又开列出两种史书，提出另外两种说法：一是《崇祯实录》卷六记载“东江石城岛都司”。二是《国榷》卷九十二则记为“东江石城岛都指挥使”。[18]尚可喜在世时，于康熙十二年委托他人作《元功垂范》，又于十四年主持修《尚氏宗谱》，两书都详着他个人的戎马生涯，在明朝确有过“广鹿岛副将”的任职；他归后金时，也以此职衔呈报，已入载《清太宗实录》。《校注》计虑不周，随意引用所谓“石城岛都司”与“东江石城岛都指挥使”的两条记载，这是否用此两条史料来否定“广鹿岛副将”的说法呢？
《清史稿》的严重失误，莫过于史实错谬、张冠李戴的事经常出现，甚至同属一件事，此处一个说法，彼处又一种说法，造成史实自相矛盾。这反映出当时撰修者各自独撰，彼此不相顾，完全忘记同属一件事，该如何照应、协调。《尚传》与《沈志祥传》中某些事的记载自相矛盾，即是一显着事例。尚、沈两人都曾隶属总兵官沈世魁，故两传都有沈世魁的记事，如：
《尚传》写道：
（崇德）二年（1637），朝鲜降，（可喜）从贝勒（子）硕托帅师克皮岛，斩世奎。
《沈传》云：　　
太宗伐朝鲜，因移师克皮岛，世奎战败，率舟师走……。
很清楚，同一人，同一件事，又在同一时间，《尚传》写被斩，《沈传》写败走。两传同在一卷本，尤其又排在一起，撰稿人却未发现两传自相矛盾，其草率程度，足以令人惊讶！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校注》仍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前已引证，《校注》只对《尚传》关于沈世魁之死做了校注，但对《沈传》记沈世魁未死之事，却无一字之注，显系疏忽，致使两传为同一人同一事而自相矛盾。事实是，皮岛被攻克，其岛帅明总兵沈世魁被清将户部承政马福塔俘获。沈拒降，与马福塔有一段精彩对话，终被推出帐外斩首。此事详载《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四月癸巳条。攻皮岛之役中，李朝派将士参战，而此岛即称椴岛，属朝鲜境内。故知战事甚详，沈被马福塔处死，确切无疑。可见，《尚传》记载正确，《沈传》记载失误。《校注》者没有读《李朝实录》，故不得其真。
《校注》对《尚传》中重大史实的差误，或疏于校注，或校注不清，因受文字所限，兹不一一列举。
校注的学术质量，当取决于史料的精确筛选与正确运用。在这方面，《校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粗略统计，《尚传》校注所引用的史书，共有12种，其中又以《清实录》、《清史列传》、《八旗通志初集》、《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等4种为主要史料来源。应当指出，作为主要史料，《校注》所选，尚嫌不足。而直接记述尚可喜一生的书，尤其值得重视。前已指出，诸如《元功垂范》、《续元功垂范》、《尚氏宗谱》等，应是研究尚可喜的首选史料。清设国史馆，为已故王公诸臣作传，即遗留于今称为“传包”的传记稿本，内存《尚可喜传》，可与《清史稿》之《尚传》相互比勘。相关的地方志，亦不能轻视。如《海城县志》，若读过此书，不致将海州、海城混淆不清。谱牒详一姓之世系，明一族之源流，叙族人之事功，存有大量历史信息。如，关于籍贯、迁徙，乃至流寓等等，更是其它史书无可替代。不读《尚氏宗谱》，即不知其尚氏源流，亦不知可喜之由来，只能如诸书传抄“辽东人”的说法而已。《校注》明显忽视方志、谱牒一类的史料。《尚传》校注只用过一种方志，谱书不用，只是引述他人用过的史料罢了。《校注》偏向官方“正史”，难免疏漏或含混不清。
以上，针对《清史稿校注》“尚传”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少量的考辨，实则是对尚可喜个人历史的澄清。以下所列的两个问题，则以《清史稿·尚可喜传》为中心，进一步考辨《校注》中所未校注的可喜史事。
三、尚可喜的身世考察
撰写人物传，其身世包括出生、籍贯、家庭状况、生活环境，乃至青少年阶段的成长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写内容。在这方面，《清史稿》所有传记的记叙都极为简略，很多传记只写明籍贯，几乎不着出生年，叙事中也多半有年无月，甚至连年月也略而不书。人物来历不明，不利于展开深入研究。
现将《清史稿》“尚可喜传”中有关其身世的记述，引征如下：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
有关尚可喜的身世，短短几句话，含糊不清，更难得其详。为详解尚可喜的身世，不妨与《尚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的记述相对照：
王（尚可喜）先世山西洪洞人。高祖讳生，迁真定府衡水县（今河北衡水），生二子：长继芳无嗣；次即曾祖讳继官，生二子：长学书，仍居衡水；次即祖讳学礼。三世皆以王（尚可喜）贵，赠平南王。
先是，曾祖携学礼公过辽东，因家海州（今辽宁海城），遂为辽东人。生兄弟五人，王其四也。王生而权奇骁果，识量英伟，甫成童，善弓马，结纳豪杰，年十八从先赠王（即父学礼）居河西，王妣太夫人及家属居河东。[19]
两种记述，不仅详略分明，更重要的是内容差别悬殊。《清史稿》对尚可喜身世几乎不予叙述，无生年，无字号，只点明“辽东人”，又无明确地点。《宗谱》则详述其家庭变迁，确认其先世起自山西洪洞，再迁河北衡水，最后定居辽东海州；其《始祖及世系图》明确记载尚可喜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初一日，排行第四，字元吉，号震阳。[20]其《先王实绩》不书可喜生年，《元功垂范》亦不书，当为可喜在世时修谱、着书，为避讳，故不书生年。
可喜幼年生活，皆不见于《清史稿》、《八旗通志》（初集）等官书的记载。《宗谱》说：“王生而权奇骁果，识量英伟，甫成童，善弓马，结纳豪杰”，18岁时随从其父住在辽西。如果说，开头两句难免溢美之词，那么，后一段话却是描述了可喜18岁以前的生活。此段记述当取自先于《宗谱》而成书的《元功垂范》：“王生而权奇骁果，有识量，甫成童，善弓马，结纳豪杰，以侠烈见称。”
由户部尚书梁清标为可喜作的《墓志铭》，也写下了相似的话：“王幼而权奇骁果，识量过人，善骑射，以侠烈见称。”[21]将上文之“生而……”改为“幼而……”；将“善弓马”改为“善骑射”，更为简练而准确。
比较以上各书记载，以《清史稿》记事缺漏最多，除注明可喜为辽东人，别无所记，有关可喜从出生到18岁之前，实属空白。古人写史，倡导“增事省文”，《清史稿》却是“省文省事”，将应该记载的事一律省略，也就抹煞了可喜青少年的一段历史，因而可喜本身的历史变得不完整、不全面。
可喜身世，还有一个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他如何加入明朝军队，开始他的军旅生涯。投身行伍是尚可喜人生迈出的关键一步。事实证明，这一步对他的未来前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宗谱》之《先王实绩》及《元功垂范》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为省文，这里仅叙其梗概：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春二月，可喜随父学礼至辽西居住，母亲与家人留在河东（辽河以东）。三月，后金攻陷辽阳，其母、兄、嫂及弟、侄并婢仆等皆散失。可喜闻此凶讯，“几不欲生”。父携可喜流落到松山，父子“相依为命”。是年，可喜虚龄18岁。此时，后金向明朝大举进攻，已经攻占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辽南地区70余城，“传檄而定”。[22]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集团正谋划向辽西进军。这里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难。父学礼“以故里丘墟”，难以生活下去，遂“仗剑谒王抚军化贞”后，毅然从军，受到器重，随明将毛文龙“进居东江”。父从军，可喜一人独居松山。不久，努尔哈赤发动广宁之役，明军溃败，辽西百万民众蜂拥入关。可喜“思亲切”，又处兵荒马乱之中，在松山无法生活下去，即于天启三年（1623）四月，直奔山海关，欲进关谋生。而守关者以他为辽人，不准入关，可喜被迫返回。辽西一派荒凉，百里之内不见人烟。可喜无处安身，遂转而“循海滨，投水师，编于卒伍”。可喜加入明水师，不过“为自存计”，说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目的。自父从军后，音信皆无。可喜暗中留心打听父亲的下落。当他得知毛文龙失守镇江，退入皮岛，即“间行赴之”，终于见到了久别的父亲。此时，父亲已是营将游击，与毛文龙“义兼兄弟”，毛文龙视可喜如子，“拔置左右，日益倚重”。这就是说，可喜被毛文龙收留，成为他的部属，父子同在毛军中，共同参加对后金的军事斗争。[23]
可喜这段历史很重要，是他人生的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当然，对于这段历史，应该抓住重点，写明可喜如何从军。而《清史稿》尚可喜传的一个弊端是，完全忽视可喜从军一事，只写：“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接续上段话之后，则写：“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似乎是说，可喜才入军队，即为黄龙的部下，完全隐去了父子同在毛文龙军中的史事。还有一重要情节，《先王实绩》中记载：父学礼战死后，毛文龙将其部属交给可喜掌管，此为可喜带兵的开始，实为子继父业。对于可喜的人生来说，其父的这一结局不能不对他产生深远影响。《清史稿》虽然格外关注并写明其父学礼之死，却不写可喜继承其事业，接领其部属的事实，换言之，其父之死与可喜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该书写学礼之死就没有任何意义！显而易见，《清史稿》的作者之所以如此疏漏，实则是对可喜一生的历史缺乏深入研究，搞不清此一事与彼一事的内在联系及影响。
顺便指出，上引《清史稿》尚可喜传所写“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一段话，与清初国史馆所做尚可喜传完全相同，一字不差。显然，前者抄自后者。同时也证明，国史馆做尚可喜传时，有关尚可喜身世的历史并没有参考《尚氏宗谱》与《元功垂范》两书，以致记述史实歧见明显，且不知其史事来源何处。
以上所辨尚可喜身世，迄今所见有关传记，或简略不祥，或含混不清，或记载失误，或干脆略而不书，比较诸种，以《清史稿》为甚。关于尚可喜自出生到从军前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无疑《尚氏宗谱》最具权威性。
四、尚可喜归附后金史事辨
尚可喜归附后金，是他人生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对此，今人评价不一，更有人直斥他为“汉奸”。
尚可喜为何归附后金？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脱离了为之奋斗了10余年的明朝，而投向后金？明清之际，即清入关前，明朝中大批将吏，以及以千百计、以万计、十数万计的士卒，乃至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清政权。他们归入清政权的原因各不相同，分析他们归降清政权的原因，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对尚可喜本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清史稿》如何记述可喜归后金的史实。这段文字较长，但为保持引文与叙述的完整性，有必要全文引述：
皮岛兵乱，（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崇祯五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及金声桓等抚定诸岛。……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明年秋七月，有德等从我师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盖可喜兄弟行也。明以沈世奎代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
天聪七年（1633）十月，（可喜）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谒上（皇太极）乞降。上报使，赐以貂皮。……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岛，行且至……二月，命贝勒多尔衮、萨哈廉往迓。三月，可喜至海州，上（皇太极）降敕慰劳。[24]
这就是尚可喜归附后金的全部过程。而《尚氏宗谱》、《元功垂范》对尚可喜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
明崇祯五年（1632），东江总兵毛文龙被辽东经略袁崇焕杀后，副总兵黄龙升为总兵官，仍驻皮岛。“未几，镇兵大哗，劫黄幽于别室。王（可喜）时分屯海上，闻之亟返。……及王至，乃持黄泣，且纳干粮，曰：某在，公勿恐。”他说服中军游击李维鸾等将，决心平息兵变。“于是，与维鸾等出，召吏士斩首乱十余人，一军震慑。乃奉黄还帅府。黄泣语王曰：‘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遂擢王为副将，将后军。孔（有德）、耿（仲明）犯（旅顺），王（可喜）率精锐与战屡败之，追及（獐子岛）。……孔、耿还沈阳，益兵袭旅顺，城陷，黄（龙）镇死之。王（可喜）夫人李氏、刑氏素有志操，携手赴海尽节，家口数百相继溺死。王还兵，率所部趋登州，登之诸大吏以海上视之，遂之（广鹿）。广鹿守将不悦，谗于岛帅沈世奎，世奎遂欲甘心王。先是岛帅毛文龙亡，其副将沈世奎欲代镇，事不果，后以副将黄龙代之，非其意也。岛兵因而鼓噪囚黄镇，世奎阴为谋主。诸乱军皆以大将礼奉世奎，世奎安然受之。”可喜闻变，说服诸将，将兵变为首者处死，世奎之谋未能得逞，“世奎大沮丧，恨王入骨。及黄镇殉难，世奎竟因缘为帅。于是，岛将王廷瑞、袁安邦、孙奠邦希附世奎，诬王罪状。世奎檄调王，王得檄即发广鹿就世奎。值大风不得进，世奎檄愈急，诸营将皆具书来迎，而王素所亲厚者不至。王心疑之，遣使侦探得世奎欲害王状，乃抚膺叹曰：‘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冒功忌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奎，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戳乎？’……遂决策输诚，密遣卢可用、金汝贵赴盛京纳款。太宗皇帝大悦。”
后金天聪八年（1634）三月，可喜率领部属及家眷近万人按规定至海州定居。[25]
比较《清史稿》与《尚氏宗谱》及《元功垂范》的记述，不难看出两者的明显差异：
第一，详略之差过于悬殊。对于尚可喜归附后金这段历史的记载，《元功垂范》近5000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宗谱》之《先王实绩》约1300余字，成书于康熙十四年，它采前书记述，文字略有删减，一些段落的语言完全相同。《清史稿》则与这两书完全不同，直接记述可喜归后金的文字尚不足百字，这无论如何也写不清可喜归附后金这一重大史实。
第二，记述的内容反差甚大。可喜归后金是一个极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也不是为眼前利益所使然。促使他的思想变化，即由忠明到叛明，从反后金到归向后金，既有客观形势对他的影响，也有他对形势的认识和对人生前途的思考。当人受到突发事件的逼迫，他就会毅然采取常人无法想象的行动，实践自己的主张，尚可喜正是如此。《宗谱》与《元功垂范》两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可喜这一演变的历程。如上所引，可喜与其父皆从军，奋战于海上，为保卫明朝而抗击后金的进攻，其父学礼、兄弟尚可义先后死于战场，两位夫人、兄嫂及侄、婢仆数百人皆赴海死。他与家人为明朝做出了惨重的牺牲。然而，明朝政治的腐败及内部相互倾轧，终于将一个忠明的将军推上了绝路。两书的翔实史料记述了这一系列重大史实的情节，真实地再现了它的历史真相。《清史稿》完全删除了这些史实，自然无法写清可喜的这段历史，更见不到可喜内心世界的变化。
第三，对促使可喜叛明的直接原因和动机处置不同。促使可喜叛明归附后金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东江总兵沈世奎欲加害于他。《宗谱》与《元功垂范》对此记述得很清楚：如上引，因争夺东江军权，可喜得罪了世奎，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世奎怀恨在心。当世奎掌握了东江军权后，为行报复，欲置可喜于死地。可喜侦得内情，遂被逼投向后金。两书所载可喜“得世奎欲害王状，乃抚膺”长叹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可喜内心真情独白。因为两书都成于可喜在世之时，这番独白实为可喜对作者的口述，故给人以强烈的认同感，其真实性无可挑剔。《清史稿》将此事搞乱了因果关系。如前引：“部校王廷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云云。这段话给人的印象，陷害可喜的只是王廷瑞等几个部校，世奎听信了他们的诬告，才下令调可喜来皮岛。似乎陷害可喜者，世奎并未参与。果真如《清史稿》所记，可喜只是被几个部校诬告，他完全可以向世奎申辩，大可不必叛明。而《宗谱》、《元功垂范》乃至《八旗通志》等，皆强调诬告可喜的王廷瑞等，是“希世奎意”即迎合他的需要，显然，世奎充当了陷害可喜的谋主。如果这样，可喜到皮岛只有死路一条，他不得不叛！《清史稿》的这段记载扭曲了事实真相，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因而就不能正确阐明可喜叛明投后金的真正动机。
《宗谱》与《元功垂范》等书都如实记录了可喜“抚膺”慨叹的话，生动地反映出他得知世奎欲陷害自己的那种悲愤心情。清官方修史做尚可喜传，收录了这段话，但将文字做了删减，如清国史馆《尚可喜传》：“（可喜）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妒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26]《八旗通志》（初集）：“（可喜）乃抚膺长叹曰：‘吾家世捐躯殉国，娼嫉者反欲挤之死地，大丈夫安能俯首就戳乎！”[27]两书均抄自《宗谱》，仅做了文字调整，但其本意即本质性内容并无改变。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可喜的人生态度和对理想的追求。他明确表明，不做无谓牺牲，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追求，去寻找自己的可用武之地。他选择了后金（清），从而实现了“大丈夫扫除天下志”[28]的夙愿。由此，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可喜，为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可惜，《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忽视“抚膺叹曰”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对尚可喜缺乏应有的认识，比之前面提到的史书，实在是个缺憾。
五、结论
以上仅就尚可喜二三事进行了考察。这比起他那充满传奇与惊险的50余年的人生历程，只是很小又很少的一点而已。
本文开头已指出，尚可喜是明清交替之际深具影响的人物之一。迄今，学术界对他认识不足，关注不够，对他的研究也很冷落，这与他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不相称的。本文尝试从辨清尚可喜的史事入手，一方面，揭示他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为人们对他的评价提供必要的史实依据，或者说，提供思考问题的一个线索。
自清初以来，迄至民国初年，约近三百年间，从官方到民间，有关记述尚可喜一生经历的传记不少。现在，就这些传记来说，可以分清其源流，即各种版本传记的因循关系。成书于康熙十二年的《元功垂范》是记述尚可喜50年戎马生涯的编年史书，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有别，实则是他的人生的完整记录，这与传记本意也是相通的。其次是迟后二年即康熙十四年成书的《尚氏宗谱·先王实绩》亦属编年体例，其内容与《元功垂范》无别，不同处是各有详略及文字调整。将两书对照，显而易见，《宗谱》(主要是《先王实绩》)是因袭《元功垂范》而成。又稍后，康熙帝开国史馆，作尚可喜传，其内容多采自《元功垂范》，间有《宗谱》之《先王实绩》中的史事。继之《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明显抄袭《宗谱》与《元功垂范》等书。至于《贰臣传》、《清史列传》等，都源自前数种传记稿，仍然包含了《宗谱》和《元功垂范》的内容。《清史稿》之尚可喜传，经核对比较，可以确认，主要来源于国史馆尚可喜传，而对其它传记则较少参考。
分清尚可喜传记的来源及相互关系，无疑有助于史家鉴别史料价值，考辨真伪，提高研究水平。
《清史稿》实集有清以来所有典志与人物研究之大成，理应编得更好，以信史传世。但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严厉批评。仅就人物列传而言，且不说史学观点如何陈旧，即以史实评价，可用草率、疏忽来概括。总体而言是对前人所写传记的低层次重复，这主要是指人物传多抄自清国史馆的传记稿本，对其它传记则较少了解，更没有做到深入研究。如，民国初年开始撰修《清史稿》时，《尚氏宗谱》已经续修了4次，前后持续二百余年，内容十分丰富，可惜，《清史稿》的纂修者们并没有注意到《宗谱》等书，因而就没有真正写出尚可喜的历史真貌。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长久以来，人们对谱书一类，以为“为亲者讳”，皆为祖先歌功颂德，故其记载皆不可信，因而被轻视，甚至不屑一顾。其实，这一认识已进入误区。谱书“为亲者讳”，确有其不可信之处。关键在于史家对取用的史料要逐一辨伪存真。如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所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29]对于史料不能偏废，要全面收集、选择应用。考察以上可喜二、三事，已证明《宗谱》与《元功垂范》的部分史料价值远远超过清官方史书。实际上，清朝修人物传，许多材料都来源于传主或本姓的家谱记述，特别是传主早期的历史，如家庭背景、幼年至青少年的生活等，皆有赖于家族提供史料。中国久有修谱的优良传统，举凡名门望族，乃至一般平民之家，无不修谱，以保存本家、本姓的世系源流，使之绵延不断。至今，遗留家谱之多，举世无双！数以万计的谱牒，足以构成一史料宝库，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一大资源。因此，对家谱一类的考察与调研理应重视起来，不应有丝毫的轻视。
[1] 以上参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之《点校序言》，中华书局，1982年。
[2] 同1。
[3]　载《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2期。
[4]《清史稿校注》第8133页。
[5]《清史稿校注》第8136页。
[6]《清史稿校注》第8133页。
[7]《清史稿校注》第8134页。
[8]《清史稿校注》第8136页。
[9]《清史稿校注》第8136页。
[10]《清史稿校注》第8137页。
[11]《清史稿校注》第8134页。
[12]　载《清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3]《清史稿校注》第8138页。
[14]《清史稿校注》第8133页。
[15]《清史稿校注》第8139页。
[16]《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第2页。
[17]　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六，第5页。
[18]《清史稿校注》第8133页。
[19]　详见《尚氏宗谱》之“先王实绩”。
[20]　见六次修《尚氏宗谱》之“始祖及世系图”，第192页。
[21]　见《尚氏宗谱》第146页。
[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23]　以上引文，不注出处，皆详见《尚氏宗谱》之“先王实绩”；参见《元功垂范》（上）。
[24]《清史稿》卷二四一，《尚可喜传》。
[25]　以上所引详见《尚氏宗谱·先王实绩》与“元功垂范”（上）。
[26]　载六修本《尚氏宗谱》附国史馆缮本“尚可喜传”，第138页。
[27]《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三，《尚可喜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363页。
[28]《元功垂范》（上）第40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大明府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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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丹卉，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76.html

以上是关于尚可喜-平南王尚可喜若干史事考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