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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世界名园颐和园
北京西北郊,有一座以湖光山色着称的古典园林,这就是中外知名的颐和园。
颐和园由万寿山、昆明湖两大部分组成,面积4350亩(290公顷)。其中水面约占四分之三。园内建筑,以雄踞万寿山上、高41米的佛香阁为中心,山前山后,湖畔湖中因地制宜地点缀着各种形式的殿、堂、楼、阁、廊、榭、亭、桥。优美的自然景色,杰出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使它成为享誉世界的名园。
一、颐和园的前身
颐和园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典园林,它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万寿山原名瓮山,这个名称早在元代之前就有了,它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形状象瓮。[1][1]瓮山的南面,地势比较低洼,附近的玉泉、龙泉的泉水都汇集在这里,形成一个湖泊,人们称之为翁山泊或大泊湖。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大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每年要从南方调来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并亲自主持引白浮、瓮山诸泉作为通惠河的水源。在瓮山的前面修筑了一道十里长堤,将东流之水改为向南,流入长河。到了明代,瓮山泊的周围,开辟了大量的水田,瓮山泊里种植荷、蒲、菱、芡。弘治七年(1494),助圣夫人罗氏在瓮山兴建圆静寺。十里长堤上还有一座龙王庙掩映在绿柳荫中。它们和峰峦重叠的西山,形成了北京西北郊有名的风景区。明代的一些诗文,常常把这里的景色和江南相比,说它“宛然江南风景”[2][2]。画家文征明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因为瓮山泊在北京城的西面,于是人们借用杭州西湖的名称,称之为西湖,出现了“西湖十景”的名称[3][3],获得了“一郡之胜观”[4][4]的美誉。四月游西湖,成为当时北京的风俗[5][5]。到了夏天,荷花盛开的时候,西湖的游人更是熙熙攘攘。文学家袁中道在《西山十记》中说:“每至盛夏之月,芙蓉(荷花)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当时西湖的盛况,可以想见。
由于西湖景色优美,封建统治者也到这里游幸。明宣宗朱瞻基在玉泉山上修建望湖亭以观赏西湖风景。明武宗朱厚照在西湖边的钓台钓鱼取乐。万历十六年(1588),明神宗朱翊钧在西湖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水猎”。蒋一 葵在《长安客话》中写道:“万历十六年,今上谒陵回銮,幸西山,经西湖,登龙舟,后妃嫔御皆从。先期,水衡于下流闭水,水与崖平,白波淼荡,一望十里。内侍潜系巨鱼水中,以标识之。方一举网,紫鳞银刀泼刺波面,天颜亦为解颐。是时,艅艎青雀,首尾相衔,锦缆牙樯,波翻涛沸,即汉之昆明、太液、石鲸鳞甲殆不过是。”
但是,在明代,这里并没有兴建皇家园林,只有一些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在离西湖不远的南、北海淀先后出现的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和水曹郎米万钟的勺园,就是这些园林中最负盛名的两座。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南、北海淀的私家园林也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成为一片废墟。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曾有择地筑城避暑的计划,并筹措了一笔专门的款项。但是,由于多尔衮的病逝,这个计划成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清初全国许多地方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清统治者不得不以主要精力进行战争。据史料记载,顺治一朝,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6][6]所以,顺治一朝没有兴建皇家园林,仅把明代的南苑稍加修葺,“用备蒐狩”[7][7]。康熙中叶,情况有所好转,于是在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上修建了清代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作为康熙“避喧听政”的场所。并在玉泉山修建澄心园(后改静明园),在香山修建行宫(后改静宜园),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名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病死,胤禛即位,是为雍正。雍正三年(1725),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8][8]。从此,圆明园就成为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
乾隆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一百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乾隆元年(1736),户部库存银已有3000余万两。乾隆四十九年更增至7000余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9][9]而他散财的办法,就是大兴土木。所以,乾隆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个建设高潮。乾隆在《日下旧闻考》的《题词》中说:“余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属,莫不修整。”为了追求“山水之乐”,他对苑囿的兴建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即位以后,就先后改建和扩建了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对圆明园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他在《圆明园后记》中说:“圆明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水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他郑重宣告:“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但是,文章的墨迹未干,清漪园的工程就开始了。
对于清漪园的兴建,乾隆曾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说:“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即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事有相因,文缘质起。”[10][10]似乎清漪园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当然,疏浚西湖,使它的广度和深度比原来增加了两倍,对于防洪抗旱、漕粮运输、京城用水和海淀水田的增辟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清漪园的兴建却并不像乾隆所说的事前并没有想到。
在疏浚西湖之前,瓮山之上“童童无草木”[11][11],瓮山的前面,一道十里长堤由后来的十七孔桥前的东堤岸边起,先向西,又向南经南湖岛,再向西北呈弧形展开,经石舫至青龙桥止。青龙桥是西湖的北界,南湖岛是西湖的南界,距玉泉山一里许的地方则是西湖的西界,西湖的形状像半轮明月。[12][12]山和水的关系也很不协调。兴建清漪园之前,乾隆派人到江南进行考察。乾隆十四年,任命内务府大臣三和负责修建工程。这年冬天,动员了上万的民工,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疏浚西湖。原来的十里长堤,除龙王庙保留下来成为水中之岛外,其他部分全部挖去,将湖面东扩至畅春园西墙外为保卫畅春园而设的西堤,同时,在湖中另筑一道西堤,于是,原来的西堤就成为东堤了。[13][13]湖中挖出的泥土则堆在瓮山的东麓。经过疏浚,瓮山的南麓就全部面对开阔的湖面,联属成一个整体,又将西湖的西北角沿瓮山西麓往北伸延兜转开凿后湖,使瓮山的北麓绿水萦回,这里的湖山都按建园的要求重新安排了。
乾隆十六年,乾隆的生母钮钴禄氏六旬大庆。为了祝寿,乾隆在改西湖为昆明湖的同时,改瓮山为万寿山,并在圆静寺的旧址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这年七月,清漪园的名称就正式出现了。
据记载:清漪园自乾隆十五年开始兴修,乾隆二十九年工竣,历时15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14][14]事实证明,清漪园的修建,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乾隆也不得不承认“虽云治水,其谁信之”[15][15]了。
畅春园、圆明园以及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山五园”。在三山五园中,圆明园是首屈一指的皇家园林,乾隆曾得意地夸耀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16][16]但是,清漪园的景色,却在其他诸园之上。“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17][17]清漪园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从文献资料看,清漪园的规模比后来的颐和园要大。当时,仅北面由文昌阁至西宫门一带筑有围墙,其东、南、西三面则利用昆明湖作为天然屏障。光绪十七年(1891)修筑颐和园围墙的时候,就将原来属于清漪园的一些地方划到园外去了。但是,清漪园的主要部分,特别是整个园林的布局,和今天的颐和园却大体相似。从今天的颐和园还可以看出当年清漪园的轮廓。
万寿山前的建筑,经过帝国主义的两次破坏和光绪时的两次兴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清漪园原来的面貌。然而, 高耸入云的佛香阁,金碧辉煌的排云殿,濒临湖滨的玉澜堂,背山面水的乐寿堂,转轮藏前的石碑,五方阁里的铜亭,“不依汀傍岸”的石舫,宛如彩带的长廊,其布局和当年的清漪园基本一样,只是有的建筑物的形状和名称已经改变。
变化最大的是万寿山的后山。清漪园时期,后山除惠山园(今谐趣园)外,在四大部洲、香岩宗印之阁、须弥灵境这条中轴线的两侧,还分布着许多建筑群。这里有景色清幽的清可轩、赅春园,有依山傍水的澹宁堂、绘芳堂、构虚轩、绮望轩,河的北岸还有嘉荫轩和看云起时。长桥两侧夹水而建的买卖街,可以知道名字的商号有数十家之多。可是,这些建筑都因英法联军的破坏而成为废墟,当年的遗物,只有那挺立于苍松翠柏之中的多宝琉璃塔以及残存的云会寺和善现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大部洲、苏州街、绘芳堂、嘉荫轩、澹宁堂等建筑,都是1980年以后陆续重建的。
昆明湖是清漪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西堤和与它相连接的短堤,把昆明湖分为几个水域。广阔的湖面上,散布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建造着不同形式的亭台楼阁。其中有结构精巧的藻鉴堂(藻鉴堂在昆明湖西南湖中岛上),有以铜凤为装饰的凤凰楼(凤凰楼在凤凰墩上),有矗立于团城之上的三层高阁治镜阁(治镜阁在团城岛上),这些岛屿和建筑,或远或近,浮现于碧波浩淼的昆明湖中,构成封建统治者刻意追求的海上仙山。由于英法联军的破坏,团城岛上仅存废墟。南湖岛上的建筑重建于光绪年间。藻鉴堂、凤凰墩的修缮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清漪园内的景物,有许多是模仿江南。昆明湖的名称,虽然来源于汉武帝刘彻为了进攻云南滇池之滨的昆明国而在长安开凿的昆明池,但是,它的形状却像杭州的西湖。建有六桥的西堤,也和西湖的苏堤相似。乾隆曾经说过:“明湖仿浙西。”[18][18]又说:“六桥一带学西湖。”[19][19]甚至作为“借景”的西山,也被当作了西湖边的北高峰。[20][20]
万寿山东麓的惠山园(今谐趣园),是模仿无锡惠山秦家的寄畅园建造的。尽管这两座园林后来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如果把今天的谐趣园和寄畅园加以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相似之处。其他如耕织图是模仿江南的水乡;买卖街则是模仿江南的城镇,所以,后来人们干脆叫它苏州街,买卖街的名称反而被遗忘了。
但是,清漪园的景物又并不局限于江南。南湖岛上的望蟾阁和西堤界湖桥(今柳桥)北的景明楼,就是分别仿照武昌的黄鹤楼和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建造的。景明楼的名称,还是从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春和景明,波澜不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中来的呢。
后山中轴线上的一组包括四大部洲、香岩宗印之阁、须弥灵境在内的建筑,是模仿西藏的三摩耶式的寺庙,和建于同一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中的普宁寺形式完全一样。由于英法联军的破坏,所有的木构建筑都遭到焚毁。现在的香岩宗印之阁,是慈禧为了修建排云殿,迁走大报恩延寿寺中的佛像而兴建的,原来的三层高阁,已改为一层的殿堂。普宁寺则至今还保存完好。从普宁寺的规模,我们可以想象后山这一组建筑在当时是何等宏伟壮丽。
把全国许多地方的风景名胜仿建在清漪园中,从乾隆来讲是为了夸耀自己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薄海之内,均予庭户”[21][21]。但是,在客观上,却表现了我国各族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清漪园是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咸丰六年(1856),英法两国政府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带领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5 日,侵略军占领海淀,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成群结伙疯狂抢劫圆明、畅春、清漪、静明、静宜等皇家园林。“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遇珍贵可携者则撄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22][22]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巴夏礼等37名英法俘虏曾在圆明园遭受虐待为藉口,命令米启尔中将的一个师和骑兵的大半部分约3500人于10月18日将圆明、畅春、清漪、静明、静宜等皇家园林一起纵火焚烧。“京城西北,黑烟弥天,竟日不绝。”[23][23]就这样,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三山五园,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烧成一片废墟。
经过这次浩劫,清漪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清漪园的建筑,除宝云阁、智慧海、多宝琉璃塔等因纯系铜筑或砖石建造得以幸存外,其余的木构建筑焚毁殆尽。“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24][24]就是清漪园被焚后荒凉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在颐和园的后山,还保存着许多清漪园时代建筑物的遗址,这些断墙残壁,荒台废基,就是当年英法侵略军野蛮破坏清漪园的历史见证。
二、 颐和园和慈禧
讲到颐和园,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慈禧。正是她,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挪用海军经费,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了颐和园。颐和园不仅是她颐养天年的皇家园林,也是她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颐和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慈禧(1835年——1908年),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她的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咸丰元年(1851),诏选秀女。咸丰二年她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咸丰七年正月,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就仅次于咸丰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25][25],开始干预朝廷政事。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她跟随咸丰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病死,载淳继位,这就是同治。她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加徽号慈禧,所以叫慈禧太后,俗称西太后。在帝国主义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贵族官僚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罢免并处死咸丰临死时亲自任命的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大臣,与皇后钮钴禄氏(徽号慈安,俗称东太后)一起垂帘听政,开始了她对中国长达47年的统治。
清代帝后,喜欢园居。但是,咸丰十年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全部被英法联军焚毁,慈禧不得不住在紫禁城里。在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慈禧就想修复圆明园。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载淳亲政。这年九月,在慈禧的授意下,同治以奉养两宫为借口,下令修治圆明园。由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集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御史沈淮、游百川等纷纷上疏,请求缓修。翰林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李文田的奏折更尖锐地指出:“使自来为人君者日朘削其民而无他患,则唐宋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不久,经办圆明园工程的商人李光昭谎报木价的事实被揭发出来,反对修治圆明园的呼声更加高涨。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不得不宣布停止修治圆明园。
同治十三年,同治病死。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光绪。这时的载湉年仅4岁,慈禧和慈安又一次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慈安暴死。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以恭亲王奕訢“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和等四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 劻 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结束了北京政变以来“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的局面。世铎、奕劻才具平庸,唯慈禧之命是听,慈禧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光绪十一年九月,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慈禧鉴于圆明园工程因遭到反对而停止,就借办海军的名义修治颐和园。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庆邸(奕劻)晤朴庵(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勃海,就是渤海;滦阳,就是地处滦河以北的热河避暑山庄。以办海军之名行修清漪园之实,不就是以昆明湖代替了渤海、万寿山代替了滦阳吗?为了掩人耳目,恢复了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水师学堂,也就是水操内学堂和水操外学堂。水操内学堂于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887年1月27日)午刻开学,这天的未刻,主持水操内学堂开学典礼的官员,又主持了排云殿的上梁仪式。整修清漪园的工程全面展开。由于西苑(三海)和清漪园大兴土木,人们纷纷传说圆明园工程也将接着开工。为了争取主动,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88年3 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工程公开,并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这篇上谕,千方百计为早已进行的西苑工程和万寿山工程辩解,说什么慈禧自同治以来20余年“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万机余暇,不克稍资颐养。抚衷循省,实觉寝馈难安”。西苑密迩宫廷,康熙曾经在那里驻跸,“殿宇一切,尚多完整”。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为他的生母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寿的地方,“敬踵前规,尤臻祥洽”。为了欺骗舆论,上谕竭力缩小西苑和颐和园工程的规模,甚至将大报恩延寿寺与清漪园等同起来。一面宣布兴修颐和园,一面宣布西苑工程已“次第告竣”,四月初十日,她就要前往“驻跸”了。
在经费来源问题上,上谕更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什么修建经费“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实际情况却与此完全相反。修建颐和园的时候,清王朝的经济已经十分困难,尽管这时的财政收入已由乾隆以前的每年3000多万两增加到7000多万两,[26][26]仍然入不敷出。为了付赔款、办洋务,清政府向列强借了大量外债,那里有什么“节省羡余”?修建颐和园,虽然没有由户部拨款,但是海军经费难道不是“司农正款”?事关国家安危,怎么能说是“无伤国计”呢?
按照清朝的制度,修建皇家园林,应由内务府奉宸苑负责。颐和园工程,却是由海军衙门“承修”。每一项工程,都是由海军衙门出面包给商人。完工后,由海军衙门派官员验收,然后移交颐和园管理大臣。修建经费,也由海军衙门“筹画”。根据现有材料,颐和园开工以后,海军衙门每年由海军经费中腾挪30万两,拨给颐和园工程处。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奕譞、李鸿章以“备海军要需”的名义,由各省总督、巡抚认筹白银260万两,于四年内分批解存天津生息,所得息银,全部用于颐和园。光绪十五年开办的海防新捐,“以常年通计,每年约收银一百七八十万两”,当颐和园工程需款的时候,“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由此可见,颐和园经费和海军经费是很难截然划分的。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89年1月17日)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延烧太和门及库房等处。这样的事件,在封建社会总是被看作上天对统治者提出的警告,这就为反对兴修颐和园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慑于舆论的压力,慈禧发布一道“懿旨”,说什么贞度门失火,虽然是由于管理人员不小心,但是“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及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27][27]。表面上说停止一部分,实际上是照常进行。光绪十六年九月,御史吴兆泰奏请“节省颐和园工程”。慈禧勃然大怒,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对吴兆泰进行严厉的申斥,除了重复“造园上谕”中的理由而外,就是指责吴兆泰“冒昧已极”,“着交部严加议处”。这就是说,欺骗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于是使出她的另一张王牌,以封建专制的淫威杀一儆百,使别人不敢再阻止她兴修颐和园了。
但是,慈禧修颐和园毕竟是不得人心的,为了使别人不再提兴修颐和园的事,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说,颐和园工程“即将告竣”,四月二十八日,她就要“幸颐和园,即于是日驻跸,越日还宫”。从此,她就要“往来游豫”,在这里“颐养冲和”了。[28][28]既然颐和园工程即将结束,反对兴修颐和园的议论也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
此后,慈禧常有去颐和园的活动,因此有的记载也说,光绪十七年“颐和园蒇工”了。其实,颐和园工程,在光绪十七年不但没有“即将告竣”,相反,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一些大的工程如佛香阁、大戏楼、谐趣园等还刚刚开始。为了在颐和园举行六旬庆典,慈禧对兴建工作抓得非常之紧,主管修建的官员,每五天要用书面形式向她作一次工程进度的报告。为了加快进度,甚至春节期间也不让工人休息,所谓“即将告竣”,完全是骗人的。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进行庆祝。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就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总办万寿庆典。光绪十九年春,又成立庆典处,专门办理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六十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每段点景约需银四万两。为了祝寿,令江南、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特制彩绸十万匹,以供庆典之需。颐和园仁寿殿前的一座彩棚,所需的各色彩绸就是17500匹。如果把这些彩绸连接起来,总长233公里,可以从北京到天津拉一个来回了。
正当慈禧一心一意准备祝寿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一力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29][29]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万寿庆典,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被迫宣布:“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庆贺事宜,即行停办。”[30][30]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慈禧这次在颐和园祝寿虽然取消了,但是,以后曾四次在这里举行。特别是光绪三十年慈禧的七旬庆典,规模尤为盛大。现在,排云殿内的许多陈设,上面还贴有“奴才某某敬献”之类的黄色纸条,就是当年贵族官僚们献给慈禧的礼品的一部分。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慈禧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与日本政府签定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于海军衙门的裁撤,颐和园工程也随之停止。从现有资料看,慈禧原来还想把万寿山后山稍加修整,因为没有经费来源,只好作罢。颐和园的工程,可以说是和海军衙门相始终的,有人说,海军衙门是“颐和园的工程司”,是有道理的。
慈禧修颐和园用了多少白银,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8000万两,有人说6000万两,有人说约3000万两,有人说2000余万两,有人说800万两,最高的数字和最低的数字相差至十倍之多。但是,根据当时承办工程的机构——算房对颐和园56项工程的核算,共需银318万余两。其中,佛香阁等工需银78万两;德和园大戏楼等工,需银71万两;谐趣园等工,需银35万两。这56项工程,都是光绪十四年以后兴建的,约占颐和园工程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500-600万两之间。
颐和园建成时,光绪虽然早已亲政,但是,朝政大权仍然掌握在慈禧的手中。颐和园就是她发号施令的重要场所。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这场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给颐和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光绪二十四年春,光绪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慈禧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31][31]四月二十三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事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32][32]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和起草的定国事诏。四月二十五日,诏命康有为等于四月二十八日进见。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却迫使光绪下诏,将光绪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开缺回籍。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于康有为的议论,十分赞赏。即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慈禧却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着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并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五日,王文韶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慈禧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联翩而下的时候,守旧势力非常惶恐。满洲大臣及内务府官员纷纷到颐和园跪请慈禧出面禁止,慈禧笑而不言。有人再三要求,慈禧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七月二十日,光绪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33][33]。光绪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诸人妥速筹备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进见时,请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派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准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室”,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34][34]慈禧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直入光绪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并将光绪召来,怒斥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于我乎!”光绪战慄,不发一语,过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35][35]当即令人将光绪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失掉了人身自由,颐和园的玉澜堂就成为慈禧居住颐和园期间囚禁光绪的地方。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遭到迫害,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义和团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36][36]从1900年4月6日到6月9日这两个多月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从颐和园发出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上谕就有20多道。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戊戌政变的时候,慈禧废光绪立溥隽的计划,因帝国主义的干涉未能实现,早就耿耿于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时,慈禧又听说外国人要她“归政”,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决定下诏宣战。但是,当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 ,慈禧就带着光绪、皇后、瑾妃、溥隽等从紫禁城仓皇出走了。尽管如此,慈禧仍念念不忘她收藏了许多珍宝的颐和园。她化装成汉族妇女,穿一件蓝布衣服,坐一辆普通的骡车,跑到颐和园。这种异常的行动,使得在颐和园值班的官员无人敢认。她一进园,就吩咐她的亲信把颐和园的珍宝运往热河。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已经逼近,颐和园的珍宝无法运走。据说,她在这里喝了几口仁寿殿北边的延年井的水,又匆匆忙忙起程逃亡山西,后来又逃到西安去了。
帝国主义侵略军进入北京之后,就大肆烧杀掳掠。8月15日,沙俄侵略军首先进入颐和园,在疯狂抢劫的同时,又野蛮地进行破坏,把许多东西“打成粉碎”。沙俄侵略军刚刚撤走,英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军又进入颐和园,在这里盘踞了近一年之久。这次,颐和园虽然没有被烧毁,也被糟踏不成样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智慧海墙上的无头佛像,就是被八国联军砸毁的。
慈禧逃跑之后,指派奕劻、李鸿章出面与侵略者进行谈判,要他们“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又大规模地屠杀义和团,惩办支持过义和团的官员,并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条约签订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又动用巨款将残破的颐和园进行修复。
八国联军之后,慈禧进一步向帝国主义投降,颐和园就成为她进行媚外外交的场所。每当春秋佳日,她都要在这里设宴招待各国的使臣和他们的夫人,陪他们赏花、游湖。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外人皆极尽情理。从前大臣不让我见他们,使早能如此,必无庚子之祸。”为了使客人们满意,不但设西餐,奏西乐,连使用的家具也按洋式配备了。
光绪三十年二月,日俄两国因争夺在我国的势力范围, 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战争。清政府竟然把这两个蹂躏我国领土、残杀我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说成“友邦”。二月十二日,慈禧在颐和园以光绪的名义一连发了三道上谕,说什么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中国“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凡有通商口岸及各国人民财产,要“一体认真保护”,“以笃邦交”。后来,日本战胜了沙俄,沙俄公然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将其在我国东三省特权,包括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和有关势力范围转让日本。这场肮脏的政治交易,清政府竟然予以承认。
慈禧一伙的言行,充分暴露了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人民更加觉醒,革命浪潮更加高涨。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强烈地震撼着颐和园。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1905年8月26日),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投掷炸弹、袭击清王朝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发生后,统治集团惊恐万状,不仅立即征调工匠,将颐和园的围墙增高三尺,在颐和园附近增派驻军,并增设电话,通达警部,以便消息灵通,“慎重巩卫”。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在瀛台含元殿含恨死去,第二天未正三刻,慈禧的长达47年的统治也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
慈禧临死前,又将光绪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宣统。尊光绪的皇后隆裕为皇太后,授载沣为摄政王。这时的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隆裕不得不停止游幸颐和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宣告“逊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浪潮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了。
三、颐和园历史的新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历史。但是,颐和园并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规定,颐和园仍为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所有。1914年,颐和园作为溥仪的私产售票开放。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后,颐和园先后在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度过了25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颐和园的一些院落,被军阀、官僚、汉奸、政客据为私人寓所。颐和园的一些陈列品被他们掠夺。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随意进出园门,损坏游船,砍伐树木,盗窃文物。一些外国军人,更是横行无忌,在颐和园里酗酒闹事,为所欲为。他们踢毁殿门,折断栏杆,推倒山石,甚至将园内的工人扔到刚刚解冻的昆明湖中。
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颐和园日益残破。有的建筑物地基下沉,梁柱倾斜;有的屋顶漏天,木植糟朽。向以雄伟着称的佛香阁,木架走散,破烂不堪;精致的画中游,也因有倒塌危险而禁止游览。至于油皮脱落,彩画模糊,更是触目皆是。殿堂里面杂乱无章的陈设,覆盖着厚厚的尘土;沿湖的汉白玉雕栏摇摇欲坠;湖床淤积,垃圾遍地,花木凋零,杂草丛生。园内职业导游,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当年的游记为我们留下了颐和园的凄凉景象。
1948年12月13日, 沐浴在新中国的曙光中的颐和园承担了一项光荣的使命,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先后在万寿山东部的益寿堂和景福阁进行。从此,颐和园就和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市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主席从石家庄乘飞机来到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当晚,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招待当时聚集在北平的爱国民主人士。[37][37]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写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的诗句,赋予了昆明湖以新的含义。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拨出专款,对满目疮痍的颐和园逐步进行修缮。1951年,加固了湖边的石砌雕栏,清除了积存多年的垃圾。接着,修缮了佛香阁、德和园、听鹂馆、涵虚堂、排云殿等主要建筑。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又对颐和园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一条用约8000幅人物、山水、花鸟等彩画装饰起来、堪称世界之最的长廊,就是在1959年修缮的。
1960年,数以千计的园林工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参加了疏浚后湖、修整和美化后山的义务劳动。对谐趣园也进行了修缮。工人们疏浚了荷池,修整了泊岸,垫起下沉的亭榭。曾经巧手油饰了长廊的工人又为谐趣园的楼、堂、廊、榭披上了新装。经过十多年的整修,颐和园的面貌焕然一新。1961年,国务院公布颐和园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颐和园又大修了景福阁、写秋轩、听鹂馆、云松巢、邵窝、龙王庙、石舫等建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颐和园着手整治荒废多年的西堤,重建了后山的四大部洲、苏州街、绘芳堂、嘉荫轩、澹宁堂以及西堤柳桥以北的景明楼等清漪园时期的建筑,使它们重现当年的风采。
颐和园是一座博物馆性质的公园。它不仅有各种形式的古典建筑,而且有大量的文物。其中有铸造精美、代表我国商周时代文明的青铜器;有色鲜釉润、造型优美的古代名窑瓷器;有色彩斑斓、图案古朴的景泰蓝和漆器;有精雕细刻、惟妙惟肖的玉雕和牙雕;有巧夺天工、品种繁多的织绣品;有用珍珠、宝石、翡翠、珊瑚、玛瑙镶嵌的各种各样的宫廷陈设,还有用沉香、紫檀、红木、乌木、花梨、金丝楠等贵重木材制作的家具。有的精雕细刻,有的朴素大方,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些珍贵的文物,有的按清代宫廷的原状陈列在仁寿殿、乐寿堂、排云殿、玉澜堂、德和园等处,许多精品则陈列在 2000年刚刚建成的展示颐和园文物的文昌院中,通过这些展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古语说:“名园花好”。但是,在解放前夕,颐和园的花却已寥寥无几,全园的牡丹只剩下七丛,所谓的“国花台”,可以说是有名无实。其他花草,也只剩下18种280多盆了。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的职工为了使这座名园更加美丽,精心培植了各种花木。当春风吹绿了柳枝的时候,颐和园的群芳就相继开放了。碧桃、红杏、玉兰、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真是万紫千红,争妍斗艳。春末夏初,被人们誉为“国色天香”的数百丛牡丹,又以它特有的风姿迎接游人。牡丹花谢,芍药又含苞欲放了。颐和园的荷花,是久负盛名的。每年夏天,昆明湖上,谐趣园中,翠盖红裳,袅袅亭亭。为了使颐和园的荷花品种更加多样,1976年5月,还把清代另一座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优良品种傲汉莲移植到昆明湖中。秋风送爽,天朗气清,又是菊花和西番莲开放的季节了。特别是建国后移来园中的数十株上百年历史的桂花,清香四溢,给游人增添了不少兴味。
颐和园的树木,解放前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解放时,全园树木只剩下5000多株。建国后,颐和园的职工,大力进行绿化。从1991年开始,又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万寿山的山体绿化调整工程。按照尚可依循的清漪园时期花木规划的轮廓进行布局。在保护好1600余株古树名木的前提下,又种植了十万株树木,并在全山铺上了草皮,使万寿山更加葱茏苍翠,生机勃勃。
昆明湖是颐和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而且是颐和园诸多景观的基础。但是,在清漪园时期,昆明湖的水源主要是来自玉泉山以及用石槽引来的香山、樱桃沟的泉水。到了清末,石槽遭到破坏,香山、樱桃沟的泉水出量甚微,以致“护城河因无水冲刷,臭秽不堪,三海名胜,日渐干涸”。[38][38]北平市政府于1928年派员查闭昆明湖出水涵洞,减少对颐和园周围水田供水之后,又于1946年明令将高水、养水两湖水田限期撤消。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北京市人民提供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60年启动了京密引水工程。其中从西崔村至颐和园一段,于1965年10月开工,1966年5月1日,密云水库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昆明湖中,成为昆明湖的重要水源。
昆明湖自乾隆十四年以后,为了保证行船,曾于光绪年间和1952年两次深挖航道。1965年,为了引密云水库之水入昆明湖,又于昆明湖西部疏浚了一条河道。由于湖底泥沙淤积年久,1972年,水位降至48.87米(高出湖水标高0.5米)。1980年,昆明湖东北约50—60米处旱裂。1982年2月8日,出现了昆明湖历史上的全湖干涸。为了保护这座世界名园,199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组织力量对昆明湖进行240年以来的首次全面清淤。这项工程,从1990年11月28日开始至1991年3月10日结束,清挖面积120万平方米,平均深挖57厘米。清淤后的昆明湖再现了清漪园时期湖水清澈、碧波浩淼的景观。[39][39]
变化最大的是颐和园的游人。清漪园时期,只是北面由文昌阁到西宫门一带筑有围墙,一般的老百姓还可以到东堤上观赏铜牛以及昆明湖的万顷烟波和各式各样的楼台亭阁。嘉庆年间,得硕亭在《草珠一串》中写道:“昆明堤上看铜牛,万顷烟波百样楼。我爱西湖未曾见,自疑身已到杭州。”[40][40]自从光绪十七年颐和园全部用高墙围起来之后,一般的老百姓就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清王朝覆灭后,颐和园虽然不再是皇家园林,但是,由于门票昂贵以及交通不便等原因,一般的老百姓也是无缘问津的。[41][41]据统计,解放前游人最多的一年才6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颐和园的游人日益增多。1949年,游园人数有20多万,1974年,增至450多万。改革开放以来,前往颐和园参观游览的不仅有来自祖国各地的人民群众,还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2000年,颐和园的游人已达1000万之多。这座世界名园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1998年12月,颐和园以“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的象征”的高度评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1] 王嘉谟:《石瓮议》:“山麓魁然而大,凹而秀者,瓮之属也。”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五《岩麓》。
[2][2]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
[3][3] 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西湖十景:泉液流珠、湖水铺玉、平沙落雁、浅涧立鸥、葭白摇风、莲红坠雨、秋波澄碧、月浪流光、洞积春云、壁翻晓照,相传名为十景。”
[4][4] 《纪纂渊海》:“西湖在玉泉山下,环湖十里,为一郡之胜观。” 《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
[5][5]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四月,赏西湖景。”
[6][6]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7][7] 《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四。
[8][8] 雍正:《圆明园记》,《日下旧闻考》卷八十。
[9][9]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一。
[10][10] 乾隆:《万寿山清漪园记》,《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
[11][11]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七
[12][12]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七《玉泉山》:“径寺登乎山,望西湖,月平规。” 《天府广记》卷三十五, 袁中道:《裂帛湖记》:“其上为望湖亭,见西湖,明如半月”。
[13][13] 乾隆《西堤诗》:“西堤此日是东堤”句自注:“西堤在畅春园丁墙外,向以卫园而设。今昆明湖乃在堤外,其西更筑堤,则此为东矣。”《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
[14][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傅恒等折,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案原折:“此处实净销银为四百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但后文却为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经核算,应为后者,“八”字系笔误,今改正。
[15][15] 乾隆:《万寿山清漪园记》,《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
[16][16] 乾隆:《圆明园后记》,《日下旧闻考》卷八十。
[17][17] 乾隆:《昆明湖泛舟》。
[18][18] 乾隆:《万寿山即事》。
[19][19] 乾隆:《荇桥三首》。
[20][20] 乾隆:《昆明湖上作》:“西山影写北高峰”。
[21][21] 乾隆:《安澜园记》,《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二。
[22][22] 斯文候:《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
[23][23] 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84年,第604页。
[24][24] 王闿运:《圆明园词》。
[25][25]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民国六年八月,第7页。
[26][26] 《东华续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管廷献奏折:“我朝岁入之款,乾隆以前不过三千余万,今则税厘加征,增至七千余万矣。”
[27][27]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丁酉。
[28][28]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七年四月癸丑。
[29][29] 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22页。
[30][30]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31][3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32][32] 《翁同和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33][33]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34][3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35][35]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36][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寄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37][37] “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自石家庄至北平,余从李锡老、沈衡老、陈叔老、黄任老、符宇老、余寰老、马尹老之后赴机场迎迓,旋检阅军队,阵容雄壮,有凛乎不可犯之慨。是夜,宴集颐和园益寿堂,归而赋此。”《柳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4页。
[38][38]北平公务局:《整理西郊水田案》,民国三十五年。
[39][39]翟小菊:《昆明湖三千年历史变迁》,《京华园林丛话》,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40][40] 《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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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澈,《历史档案》编辑
责任编辑:邱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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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世界名园颐和园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