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天主教研究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关于清代天主教研究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清代天主教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清代档案中的天主教史料
自明清档案由皇室密藏公之于世起，学术界便把它与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并誉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文献发现。明清档案的价值，随着利用工作的不断扩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1000多万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
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的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因此，他们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在华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有关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文献丛编》，其中第15辑、16辑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932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3—1948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续出版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书中，都包括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为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方便。
200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是第一次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以专题形式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1230件。其中多数的档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到道光三十年（1850）。档案的文种有：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官衙内部存抄备查的薄册、传教士进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的奏折和甘结等。
全书共4册，分上下两编。上编3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主要内容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下编1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活动档案》，全部档案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主要内容为雍正、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
在此，我以《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为依据，就清代天主教的有关问题试作探讨。
二、从清代档案看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
明末清初，从利玛窦开始，一批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他们获得了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传教工作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之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遣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但多罗却顽固不化，死硬对抗。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康熙帝看了教皇的禁令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康熙着西洋人带信给罗马教王特使多罗谕》，《康熙为罗马教王特使来华致在华众西洋人谕》，《康熙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王书稿》，《康熙为教化王特使嘉乐来华一事致西洋人谕》，《教王禁约译文》等文件，如实地记录了康熙帝对天主教从宽容到严禁的转变。
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844年的《中法黄浦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法黄浦条约》中出现了保护天主教堂的条款，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法使拉萼尼还不以此为满足，又要求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因此，道光帝根据耆英的请求，批准弛禁天主教。从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广总督耆英奏报法使请求开放传教一事》， 《两广总督耆英奏报连日与法人为传教事往复辩论情形事折》，《抄录法兰西使臣喇萼呢为将中国传习天主教为善者概免治罪一事请明降谕旨通行各省致中国照会》，《寄谕两广总督耆英酌情办理天主教弛禁》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弛禁天主教的详细经过。
三、从清代档案看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
自康熙末年，禁教政策确立之后，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此类文件，详细记载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的各项禁教措施。
雍正帝雷厉风行，采取了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的行动。本书中的《浙闽总督满保题报饬禁愚民传习天主教本》，《管理礼部事务嘉郡王允祹题请饬禁愚民误入天主教本》，《两广总督孔毓珣题报酌办澳门西洋天主教民本》，《礼部尚书张伯行等题为移咨两广总督孔毓珣严防澳门西洋天主教民事本》，《广东巡抚鄂弥达奏报查明广东澳门地方西洋教民情形折》等文件，反映了当时严行禁教的情况。
乾隆帝亲自处置了数起全国性的大教案，惩治了若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本书中的《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等着查明各地天主堂》，《寄谕陕西巡抚毕沅着严审天主教犯》，《寄谕山西巡抚农起审讯李培元等犯》，《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查办传教之西洋人》，《寄谕直隶山东山西等各省督抚着照例办理查缉天主教人犯》等文件，记录了乾隆帝处置教案的情况。
嘉庆帝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明确规定：派官员稽查北京的西洋四堂，不许民人进教堂，也不许西洋人与民人交结。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因公出门，须先期报官，与官同行。无职的西洋人，止准在四堂间往来，并派兵役随行。西洋人与欧洲的往来信件须交官查验，不许私自寄送等等。嘉庆帝还详立治罪专条，严行禁教。本书中的《内阁奉上谕着拟定西洋天主教治罪专条交刑部核议》，《内阁奉上谕嗣后各地西洋人传教着照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办理》等文献，记载了嘉庆帝的禁教措施。
在此基础上，道光帝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本书记载：“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奉旨：嗣后传习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俱着遵照嘉庆年间谕旨，将该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试跨，方准免罪释放。如免罪之后，复犯习教，除犯该死罪外，余俱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无可复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再行发遣。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钦此。”
四、从清代档案看禁教时期天主教的暗中流传
如上所述，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廷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西方传教士不顾清廷的禁令，由澳门潜入内地，秘密传教。本书中《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盘获西洋人及随带天主教经像现提审查办折》，《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报密查西洋人传教事折》，《陕西巡抚毕沅奏渭南县拿获西洋人呢吗方济各等折》，《山西巡抚农起奏报拿获传教西洋人安多呢折》，《直隶总督刘峨奏报遵旨密拿西洋传教人犯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及刘必约折》，《湖南巡抚陆耀复奏严拿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阿拉密约等事折》，《山东巡抚明兴奏报遵旨查拿入境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折》等文献，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内地教徒甘冒风险，赴粤延请和护送传教士。本书中的《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截获赴粤延请西洋传教之焦秦二姓折》，《广西巡抚吴恒奏为失察奸民伴送西洋人过境自请交部议处事折》，《山西巡抚农起奏报缉拿接引西洋人入内地传教之秦禄等人折》，《陕西巡抚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江西巡抚奏报严拿接西洋人赴江西传教之姜保禄折》，《山东巡抚明兴复奏严查延请西洋人至内地传教之李姓逃犯折》，《浙江巡抚福崧复奏严缉接引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案内各逃犯折》，《直隶总督刘峨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折》等文献，如实地记载了这类事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的秘密传教活动相当活跃。例如本书第3册记载，嘉庆二十二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川省人心浮动，习染西洋邪教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办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户，其抗不悔教者随时拿究治罪。又拿获传教之朱奥斯定即朱荣，童神甫即童鳌，并访获久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即李多林，均经严审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复力行保甲，稽查周密，” 又抓获了“信从传教，经西洋人冯若望授为铎德名号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经卷十四本，铜像十字架两个，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顶。”
京城附近的情况也很严重。例如本书第3册记载：道光四年，工部尚书管顺天府事陆以庄奏报：“本年七月十七日，据宛平县齐家司巡检王孝友禀称，赴后桑峪村查点门牌，见村民杨继武、张文浩等家不贴门神，形迹可疑。” “臣等派委候补知县阎锦麟改装易服，密往该村查访。嗣据该委员禀称，访得该村民传习西洋教向有五十余家。”
综上所述，《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一书，以大量的档案史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本文不过是对此书的一个初步研究，意在抛砖引玉，使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利用此书，对清代中西关系史、清代天主教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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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伯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曾光光< td="">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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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关于清代天主教研究的几个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