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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元代文化史绪论[1]

一、元代文化史的范围
“大元”（简称“元”）作为国号，是1271年确定的。在此以前，这个政权称为“大蒙古国”或“大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蒙语称为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是蒙文国号的直译，“大朝”则是其简译。大蒙古国的第五代大汗忽必烈附会“汉法”，建号改元，他在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建国号诏》中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在古代经典《易经》中，“元”的本义为大，因此“元朝”就是“大朝”，不过用儒家经典对原有国号加以改造而已。[2]当然，采用儒家经典的语言作为国号，意味着国家性质的重大改变，但元朝是大蒙古国的继续，则是无可置疑的。大蒙古国前四汗的历史，是元朝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元朝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指1271年以元为国号起到1368年灭亡为止，前人有“元朝享国不及百年”之说，即指此而言。另一种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到1368年灭亡为止。本文所论述的元朝，取后一种说法。事实上，明人编纂《元史》，便是从太祖亦即成吉思汗开始的。
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相继有4位大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后来分别被尊称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他们统治的时间从1206年到1259年。忽必烈被尊称为世祖，世祖忽必烈之后，到元朝灭亡，先后共有9位皇帝，他们是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喇、泰定帝也孙帖木儿、明宗和世王束、文宗图帖睦尔、宁宗懿嶙质班、顺帝妥欢贴睦尔。从忽必烈算起，10位皇帝统治的时间始于1260年，终于1368年。如上所述，元朝的历史，始于1206年，终于1368年，共14帝，延续了162年。元代文化史所要研讨的，就是这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历史。
对于文化，迄今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应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主要包括哲学、史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就是说，主要指精神财富而言。我们研讨的元代文化，就是这个时代各族人民创造的种种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语言文字和书籍出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应是文化史研讨时不可缺少的内容。至于物质财富，大多与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应是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范围。
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元曲（这得力于王国维先生的研究）之外，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的看法，是颇为流行的。元朝君主多不习汉文化，元朝儒生地位极其低下，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是得出上述看法的重要论据。20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中外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完全可以说，元代是继唐、宋之后我国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在元代，文化的多数领域都有很好的成就，有些甚至超越了前代。元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文艺的一座高峰，无庸多说。随着《全元文》（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主编）和《全元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编纂工作的进行，有元一代诗文数量远远超出以前的估计，而且不乏上乘之作，另具特色。以史学论，《蒙古秘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用自己文字撰写的历史着作，意义重大，体裁新颖，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亦有其独特的地位。以地理学论，众多域外行纪的出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元代学者接受外来的影响，已把眼光投向域外的世界，画出了包括中亚、西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地区在内的地图，其意义更不待言。如此等等。至于元朝君主多不习汉文化和元朝地位极其低下之类说法，则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元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具有特色的环节。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论述有元一代文化的着作，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探索心得，试图对有元一代的文化作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元代文化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有待深入的问题很多，限于学力，我们的说明只能是初步的，衷心希望得到指正。
二、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化
元代社会，总的来说，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是前代的延续。从经济生活来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从政治生活来说，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占有统治地位。从文化生活来说，儒家学说仍是思想的主流。但是，元代社会也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地方，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元朝的文化政策有两重性，元朝的多种宗教盛行，元朝南北地域的差异，这些都对元代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并使许多边疆地区归属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这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在宋与辽、金先后对峙的时代，南北双方隔阂很深，彼此设置种种障碍，文化的交流只是偶然的，个别的。例如南方盛行理学，而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则对此有兴趣者为数寥寥，不受重视。蒙古（元）军南下，理学北上，逐渐成为全国思想界的主流。在元朝统一以后，南北人物彼此往还，互相切磋，无论文学艺术创作，或是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南北的绘画、书法，原来风格不同，统一以后互相影响，有更大的成就，杂剧南移，推动了南方戏剧的发展。如此等等。《大一统志》的编纂，是南北各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大统一的局面则是此书能够编成的前提。许多作家能够游历南北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得以写出美好的诗文。而边疆地区归附元朝以后，和中原地区关系日益紧密，中原传统文化远播边疆各地，边疆各族的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使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一大批蒙古人和西北各族成员来到中原，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并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有所发明创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形成元代文化一大特色，这正是大统一的结果，是前代所未有的。
元朝在文化上实行两重性的政策。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元朝统治者推行“汉法”即中原传统的各种制度，尊崇孔子和儒术，兴办儒学，中期以后还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过去有元代人分十等、九儒十丐之说。其实这是误传。元朝将全国居民按职业和民族分成各种户，称为诸色户计，儒户是其中之一。按照国家的政策，儒户的主要义务是有人上学读书，却可以免当杂泛差役，地位与僧、道户相近。元朝没有十等户的区分，当然也不存在九儒十丐的问题。从政策规定来说，儒户（元朝士人[3]多数属于儒户，亦有一部分属于其他各种户）和军户、站户、民户等相比，是受优待的。但另一方面，元朝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集中表现为四等人制，即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予以不同的待遇。蒙古、色目享受种种特权，汉人、南人则处处受歧视，尤以南人为甚。在仕途上，蒙古、色目人占据高位，汉人、南人除极少数之外只能屈居下僚，升迁无门。就法制而言，处处维护蒙古、色目人的利益，汉人、南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有时连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都受到侵犯。就文化而言，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语言文字的使用等方面，民族歧视也都有明显的表现。儒户应受优待，而元朝政府中当政的蒙古、色目官员，很多人对中原传统文化怀有成见，由此对儒户心存轻视甚至敌意，强迫他们和民户一样承当杂泛差役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儒户的实际处境，远逊于同时代的僧、道户，和以前各朝士人享受的优遇，更难以相提并论。
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复杂、矛盾的态势。总的来说，怀念故国的遗民思想，随着金、宋的灭亡，在北方和南方都出现过，但延续时间不长。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加上尊孔和崇奉儒术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士人，很快便认同元朝的统治，纷纷谋求入仕，歌功颂德的诗文随处可见。然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实，不能不激发他们中很多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在诗文中有的呼叫抗议，有的则趋于消极避世。还有一些士人转而在通俗文艺创作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加盟导致了杂剧、小说的繁荣。
蒙古族原来信奉萨满教，这是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成吉思汗建国后向外发展，接触到多种宗教。大蒙古国的诸汗，认识到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巩固，对各种能为自己“告天祝寿”的宗教原则上都是保护和支持的，当然有时也根据需要和爱好而有轻重之分。忽必烈登上统治宝座后，继续采取保护、支持各种宗教的政策，但在佛、道之争中明显倾向佛教，特别尊奉藏传佛教。元朝以后诸帝，对宗教的态度都沿袭忽必烈的政策，没有大的改变。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元一代，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为前代所未有，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这一时期，宗教对文化的其他领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哲学、诗歌、散文、戏曲、绘画等等，最为明显。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文化明显比北方有更大的成就。元朝统一以后，南、北经济有很大的差异，以浙西（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中心的江浙行省，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加上经济生活的差异，有元一代，南、北文化有很大区别，南方特别是以浙西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是人文荟萃之地，多种文化形式都有发展。而北方除大都之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停滞的，元朝南北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对以后的中国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元代文化中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俗文化是相对于雅文化而言的，俗、雅之别，主要在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面向的对象不同。俗文化主要使用白话文或浅近的语体文，面向下层大众，以及对中原传统文化不太了解的蒙古、色目人。雅文化则使用传统的文言文，主要面向各族士人。俗文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朝，宋朝已颇有影响，其表现有话本小说、民间说唱伎艺等。到了元朝俗文化发展成一种潮流，不仅话本小说、民间说唱伎艺有所发展，杂剧、南戏和散曲，有些完全可以归入俗文化范畴，有些则介乎雅、俗之间。此外，还出现了用白话文或语体文作的通俗史书，以及经典的“直解”等。元代俗文化的兴盛，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宋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文化的需求；二是入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希望了解中原传统文化，而传统的雅文化使他们望而生畏，俗文化易于理解，符合他们的需要。也就是说，俗文化在元代的兴盛，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元代社会的这些特点，在文化上必然有所表现。这些表现实际上也正是元代文化不同于前代之处。
三、元代文化的发展阶段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该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必然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想正确了解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必须和该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以往断代文化史的撰写，一般采取首先通论时代背景，然后按各领域（如文学、哲学、美术等）分别论述的办法。这种体例的优点是每个具体领域的论述比较周密，缺点是难以处理好该时代社会、政治生活发展变化与各个具体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本文有鉴于此，将元代文化史按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分析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然后对各个文化领域的状况加以说明。
第一阶段：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1259）
蒙古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生活。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在建国前夕灭乃蛮部，俘获畏兀（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人塔塔统阿，命他用畏兀字母书写蒙古语，从而创立了畏兀体蒙文，这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多种宗教的兴盛，是蒙古前四汗时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农业地区，当时称为“汉地”。成吉思汗对金用兵，夺取了包括金中都（今北京）在内的大片土地，金朝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窝阔台汗时期，蒙古灭金，实现了对“汉地”的统治。“汉地”历来占主导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成吉思汗接触过个别“汉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及佛、道二教的代表人物，但中原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窝阔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采取过一些保护“汉地”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试方式确定儒户、立经籍所、封衍圣公等，但随着耶律楚材在政治上失势，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再推行下去。此外，窝阔台汗还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兴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此事指定全真派的道士负责。这是蒙古学校教育的滥觞。贵由汗在位时间很短，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继起的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对“汉地”的儒学没有兴趣。[4]他曾问：“儒者何如巫、医？”实际是认为儒者无用。[5]在蒙古上层，他的这种想法是普遍存在的。“汉地”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持，声势日盛。因为利益冲突，佛、道二教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举行两次辩论，成为当时“汉地”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汉地”的汉人世侯，如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真定（今河北正定）史氏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过一些招徕儒士文人、整治学校的举措，对于儒学的延续，起了有益的作用，当然规模是有限的。
从13世纪40年代起，蒙哥之弟忽必烈便开始招致“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50年代初，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汉地”，更加强了收揽“汉地”人才的工作。他多次表示了尊重儒学的态度，采取一些恢复地方学校的措施，因而赢得了“汉地”士人的好感，向他献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头衔，视他为儒教的保护人。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各种宗教同样采取“护持”的态度。也是在13世纪40年代，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到西凉（今甘肃武威）与蒙古宗王阔端会晤，导致吐蕃地区归附蒙古。50年代忽必烈出征云南回师途中，与萨班之侄八思巴相见，从此藏传佛教逐步传入中原地区。
在金朝统治下，士人们热衷于诗词歌赋，关心理学者极少。反之，理学在南宋统治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朱熹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古对南宋用兵，攻陷德安（今湖北德安）等地，大肆俘掠。儒生赵复、砚坚等因此北上，赵复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砚坚等在各地教授学生，南方理学得以北传。许衡、姚枢等人都成了理学信徒，后来相继入忽必烈幕府。在诗文方面，一批金朝“遗民”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遗民文学的特点，不外是怀念故国，感怀身世，有的还对蒙金战争造成的灾难进行批判。元好问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异军突起的是新西域诗，耶律楚材和邱处机以诗歌记述他们的西域见闻，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光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开始成型，在城乡演出。在史学方面，金史特别是金朝亡国史的编纂成为一时风气，而多种蒙古和西域行记的出现，应视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特点。《蒙古秘史》是用畏兀体蒙文写成的蒙古第一部史书，它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的一件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
这一阶段有两件对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件是忽必烈即位后，鼓吹“文治”，采用“汉法”，但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于是形成了混杂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的行政体制。另一件是元灭南宋，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局面。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与前四汗时期有很大不同。前四汗时期的蒙古国，以漠北的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为都城，除了蒙古本土之外，凡是蒙古人征服之地，都是大汗统治的疆土，忽必烈改国号以后的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统治的范围主要是金、宋、大理、西夏的故土和吐蕃、畏兀儿地面，中亚及其以西广大地区，分别建立了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人建立的，伊利汗国创立者则是蒙哥汗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四大汗国中伊利、钦察与元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察合台和窝阔台两汗国的当政者则不时与元朝发生冲突。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元朝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政策都发生变化。
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便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标榜“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和抬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6]后代一直沿用。但是，无论忽必烈或是铁穆耳、海山对于孔子和儒学的尊重更多是表面的，实际上是有很大保留的，迟迟不肯实行科举制度，便反映出他们对儒学和儒生的真实态度。
在忽必烈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凤司、教坊司等，亦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则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大多沿袭前代，也有不少是元朝首创。这些机构在蒙古前四汗时期都是没有的。文化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与前四汗大不相同。
这一阶段元朝统治者仍奉行对各种宗教都加护持的政策，但其中又有区别。佛、道之争在忽必烈统治前期仍在继续，至元十七、八年（1280—1281）间举行的第三次佛道辩论，仍以道教失败告终。终忽必烈之世，道教受到相当的压制，到元成宗上台后才有所改变，但地位一直在佛教之后。佛教、道教内部都有派系的斗争。忽必烈最尊崇的，是藏传佛教中萨迦派，其领袖八思巴被尊为帝师。以后萨迦派的领袖亦都享有同样的头衔。藏传佛教地位之显赫，声势之盛，是其他教派所无法比拟的。这一阶段，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和江南亦有相当规模的传播。元朝的都城大都、南方的海港城市泉州，都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从而形成了多种文化互相辉映的局面。
元朝统一后，版图内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前四汗时期，官方使用畏兀体蒙古字、汉字和“回回字”（波斯文）。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后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实际上是一套字母体系，主要用来拼写蒙古语，也可以拼写汉语。重要的诏令文书都用八思巴字书写，其次才是汉字。此外，元朝通行的文字，还有畏兀体蒙古文、藏文、畏兀文（用畏兀字母书写畏兀语）、回回文字（波斯文）等。多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与之相应，还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文体，即所谓蒙语硬译文体。
这一阶段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许衡、窦默等受到忽必烈的尊重，许衡及其弟子掌教国学，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南方理学继续发展，代表人物是吴澄。在南方，史学继承前代的传统取得新的成就，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遗民情结”在这些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元朝以官方力量编纂《大一统志》，用以表现大一统国家的空前规模。黄河河源的考察，《真腊风土记》的撰写，是地理学的成就。这些都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北方诗（包括诗、词、散曲）文名家有刘秉忠、刘因、卢挚、姚燧等。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摆脱“遗民清结”的窠臼，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多样。统一以后南方诗文名家有周密、方回、戴表元、汪元量、袁桷、赵孟頫等，南宋亡国在这些作者思想上打下深刻的烙印，故国之思时时可见。其中有些人出仕新朝，在作品中常流出矛盾甚至痛苦的心情。
杂剧在这一阶段趋于成熟。杂剧创作的中心是大都，有影响的作者几乎都是四等级中的汉人。最着名的杂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这一阶段杂剧内容广阔，许多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杂剧在城市、乡间广泛演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种娱乐形式。
前四汗时期，北方没有出现有成就的书画名家。这一阶段，北方名画家有高克恭、李衎、刘贯道等，南方名画家有钱选、龚开、赵孟頫、任仁发等。在书法艺术方面，北方最着名的是鲜于枢，南方有赵孟頫、邓文原等。南北统一带来南北书画艺术的广泛交流，赵孟頫、邓文原北上，高克恭、李衎、鲜于枢南下，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书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赵孟頫在书画和诗文众多领域中都有杰出的成就，是当时文坛和艺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在后代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从仁宗即位到元朝灭亡（1314—1368）。
这一阶段元朝诸帝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睦尔以及顺帝妥欢帖穆尔。从仁宗起，元朝在尊尚儒学方面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表现在：（1）在长期停顿以后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2）由断断续续的儒臣进讲经史发展成经筵进讲制度。（3）加大尊孔力度，以宋、元二代理学家从祀孔子，对孔子父母以及儒家代表人物加以王、公封号。这些举措都是以官方的名义确认理学是儒学的正统，从而确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机构的设立，是统治者爱好汉文化的表现。
尽管如此，仁宗和以后诸帝对于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仍然远大于儒学。元朝诸帝都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寺、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元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件事很典型地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中的不同地位。而且，在元朝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官僚中间，一直存在反对、排挤汉文化的强大势力，科举取士名额有限，而且一度中断，便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
各种宗教在这一阶段都有所发展，其中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声势远在其他宗教之上。道教正一派的分支玄教地位特殊，与宫廷关系密切。有名望的僧人、道士与文人交往成为一时风气。中国和日本、高丽之间僧人来往频繁。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科举取士制的刺激，学校教育有新的发展，地方官学遍及各地，不少边疆地区亦有设置。书院讲学在江南比较流行。科举制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但理学另一支陆学仍在某些地区存在，调和朱、陆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
“宗唐复古”成为文坛的风气。诗歌散曲方面的代表人物，前有“四大家”（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后有杨维桢、张翥、王冕、张可久、睢景臣等。散文名家有虞集、欧阳玄、柳贯、许有壬等。南人占有多数。随着大批蒙古、色目人入居中原，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以汉文写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着名的有马祖常、萨都剌、贯云石、廼贤等。这一阶段，元朝由盛转衰，政治腐败，天灾频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动乱接连发生，终于汇成绵延十余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这一阶段前期的作家不乏歌颂元朝统治以及沉迷于风月的作品，后期的作者，面对社会巨大动荡的现实，很多人写下感事伤时之作，记述人民大众的苦难，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全国统一后，不少杂剧作家和演员相继南下，在他们影响下，南方也有一批剧作者和演员成长起来。到仁宗时，杂剧创作中心已从大都移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与此同时，杂剧创作也呈现出由盛而衰的趋势，数量减少，题材贫乏，缺乏生命力。南戏是从南宋后期起便在浙东一带流行的一个地方剧种，入元以后沿续下来，杂剧南移对南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元末高明创作《琵琶记》，标志着南戏进入一个新阶段。杂剧、南戏都在舞台上演出。在舞台上演出的还有傀儡戏和各种说唱伎艺，话本（讲史和小说）的创作和说唱伎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之初，赵孟頫仍是艺坛的盟主，继起的知名画家大多是南人，除后代盛称的“四大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外，还有唐棣、朱德润、王振鹏、柯九思、王冕等。着名书家有巙巙、揭傒斯、杨维桢、周伯琦、郭畀等，亦以南人居多。不少人兼工书画诗文。追求“神似”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大体来说，元代画家可以分为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两大类，职业画家又可分为官廷画家和民间职业画家（工）。当然这个区分只是相对的。至于着名的书家，主要是文人。
史学和地理学在这一阶段有很大成绩。经过长期的酝酿，顺帝时完成了辽、宋、金三史的修纂。历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政书的编纂，为当代史积累了资料。苏天爵对文献的整理，对当代史有很大的贡献。朱思本绘制《舆地图》在后代有深远的影响。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表现了非洲、欧洲的位置，这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有关资料应源自伊斯兰地理学。行记和方志类的作品亦有新的收获。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和前代一样，元代书籍出版可分为官府刻书，书院、官学刻书，私宅刻书，民间书坊刻书和寺观刻书。其中书坊刻书的数量最多。就地区而言，南方的出版业远远超过北方，福建建阳有大量民间书坊，是当时全国的书籍出版中心。多种佛教大藏经和多种民族文字着作的出版，是元代出版业的特色。出版业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文化的繁荣。
[1] 本文是《元代文化史》的首篇，旨在说明我们在写作元代文化史过程中思考的一些问题。
[2]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蒙元史新研》第25—46页。
[3] 我们用“士人”的概念，泛指有文化的读书人。
[4]《元史》卷三《宪宗纪》。
[5《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6]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载《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尚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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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元朝-元代文化史绪论[1]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