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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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是不同时期提出的探寻中国前途的两个命题。鸦片战争中,魏源在研究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辟论断。而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后,“全盘西化”说才开始在中国露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这两种主张在中国近代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那么它们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呢?各自的特点和实质又如何呢?这需要在比较中做进一步探讨。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新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求强”、“求富”的口号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也受到置疑。民族危机的加剧,使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去探索救国真理,如谭嗣同所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痛巨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酷嗜西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66页)从1895年至1898年间,报馆风起,学会林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着作被广泛译成中文,变法维新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有人形容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同上,第3册第156页)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盘西化”论在近代中国出现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湘报》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樊锥的《开诚篇》,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另一篇是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它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这两则文字可算有关“全盘西化”论的最早表述。“全盘西化”成为时髦的社会思潮,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胡适、陈序经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声称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出路。蒋廷黼(fú)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说,中国“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如果说戊戌变法维新时期,刚刚冒头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出于爱国动机而走上极端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则是要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质上是在维护中国的半殖民地、殖民地统治秩序。

与“全盘西化”论相比,“师夷长技”的主张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是从实际出发的。当时的实际是什么?第一,鸦片战争把清军装备的落后、简陋暴露无遗。通过战争实践,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枪炮、船舰的威力,用魏源的话说,要学习的夷之长技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第二,能不能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去寻找御敌良方呢?事实说明办不到。不仅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无济于事,就是嘉、道时期被称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方略也无能为力。第三,是当时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实际。长期以来,清政府坐井观天,昧于世界大势。结果是走私的鸦片大量输入,一些有利于增强国力的“长技”却被拒之门外,魏源曾批评过这一政策。魏源、林则徐等按照当时的国情和世界形势,提出了他们认为应该学习的内容。
“全盘西化”论者则对本国实际不做认真细致研究,他们对自己的国情,只站在远处、高处粗粗地瞥一眼,就把目光全部倾注到他们朝思暮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师夷长技”主张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是“制夷”,这是关键所在,它的进步性和生命力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制不制夷,或说抵不抵抗列强的侵略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不但采取了“师夷”的措施而且也初步取得了“制夷”的效果。他曾经派人去澳门、新加坡,“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9页)并从美商处购置了一艘千吨级的英制军舰“剑桥”号,又组织人力翻译了一些国外造船、制炮的技术资料。林则徐的活动曾使西方殖民者感到恐慌,也使战争初期英军在广东未能得手。
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蒋廷黼却一方面说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美化投降派琦善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另一方面,却大肆攻击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甚至说“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14、133、124页)功过是非完全颠倒。
第三个特点是从思想方法上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打破了僵化的传统意识,对己对彼都注意了克服片面性,这确实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师长”论者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看到了彼长己短之后,并没有失去自尊和自信,从而对夷人顶礼膜拜。相反,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相信经过“师夷长技”一定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使国家面目改观。魏源对中国的悠久文化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食,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guǐ,日影)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这样的民族,如再能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
“全盘西化”论者则并非如此。他们鼓吹“要彻底的崇洋”,在“五四运动”后,有一本名叫《中国文化的出路》的书,公开宣扬“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必须“把西方的一切都接受过来,好的坏的都要,不仅要民主与科学,也要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其崇洋心理的膨胀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片面性也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
有些论者在评述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时,总是不无遗憾地认为林、魏等人“只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表层而非文化的根本”,说他们对西方文化认识肤浅。须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但不管如何“浅”,都掩盖不住他们爱国主义的熠熠光辉,这是那些以西方殖民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全盘西化”论者不能望其项背的。鲁迅先生在论及刘半农时曾说,“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清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全集》第六卷)林、魏的认识虽“浅”,却是一条“清溪”,比起“全盘西化”的“烂泥深渊”来,很容易让人赞同“不如浅一点的好”的呼唤。

“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不仅表现出对待西方文化的两种态度,实质上也反映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两种评价。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侵略者面前并没有苟安昏睡,屈服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而是不甘落后,积极探索,追求新知,但是“师夷长技”论者并不菲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强调以我为主,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们相信中国智慧“不亚西土”,要制夷却不为夷所制,“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种勇于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为我所用,又不仰“夷人”鼻息的主张,正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宝贵的性格和优秀的思想。而“全盘西化”论者则割裂民族传统,他们唯西洋马首是瞻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是违反科学的,毕竟要为历史潮流所淹没。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撰写《左宗棠评传》、《大清福建海军的创建与覆没》等专着10部(部分合着),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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