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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研究他对史馆修史的评论。刘知几以系统总结唐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为己任，这个总结自然也包括了对史馆修史的评论。设馆修史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刘知几在其兴盛之时却给它那么多的批评，这一批评的科学程度及其实践价值，便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困惑：是刘知几评论偏激呢，还是史馆修史本应受到批评？或者两者都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个明辨是非的事，它对我们现在的史学事业也有参考意义。因撰此文，以求方家是正。
一、来有源而去有踪，史馆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必然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史官修史的制度。这些史官，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我国古代史学的建立及其发展，同史官修史的制度有极大关系。史官修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设馆修史。我们所说的史馆制度只是史官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即是说，在史馆出现之前，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负责史书的编撰。而史馆，便是史官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说，东汉的兰台、东观，本是“当时着述之所”，应是史馆的起源。此后，北魏设修史局，监修国史，它实际上就是史馆。北齐把修史局易名为史馆，宰相兼领其事，称监修国史，可说已粗具史馆规模。至隋，史馆内部已有分工，可同时撰写数史。唐初沿隋史馆旧制。然自东汉至唐初虽有史馆修史的事实，却未能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到了唐太宗时代，史馆修史制度方正式建立了。
史馆修史制度确立以后，每一新朝建立，照例为前朝修史。同时，撰写当代史，即实录和国史。自唐开始，每当一个皇帝死后，嗣位新君即命史馆撰修大行皇帝实录，并根据实录撰写国史，以后沿为定制。因此，我国历朝“正史”得以连续不断，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帝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事业长足发展。造纸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学校教育的扩大，科举制度的兴起，都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体现。设馆修史便是充实和发展封建文化的一项基本工作。设馆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的必然要求。为确保政治统一局面，必须有统一思想的措施，所以设馆修史，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唐高祖于武德五年（６２２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贞观十年（６３６年），房玄龄、魏征等人把修成的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大为赞赏。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杨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意，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５５４《国史部·恩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唐太宗“以史为镜”的用意在此。
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之前，史书以私修为多。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利害而遭横祸，如北魏崔浩撰写国史，直书无隐，便遭诋毁，坐夷三族，受株连者百余人，因而后人便相戒不轻易作史。至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因而私家修史之风日杀。况且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而修一代之史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史馆修史，既能广泛利用官藏图书，又能利用众人之力，即使是相当浩大的工程，也容易指日完成。不过，史馆已是封建国家完全垄断的修史机构，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是封建国家实行史学专制主义的象征和标志。
基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史馆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历史上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既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史学领域里的体现，这种史学的专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益加剧。不少正直的史家以直书见诛的悲惨结局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干预。隋文帝禁止私家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诏书提供了封建统治者垄断史学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官，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看到史馆修史的正负两个方面，才算是公允之见。
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他在《史通》一书中，除了在《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里系统评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源流外，还在《自叙》、《辨职》、《忤时》等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史馆修史。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着《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上述可知，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实取客观态度，他叙述史官制度的演变本身，就是对这一制度之历史作用的承认。《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馆，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着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看来，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其次，刘知几对唐代史馆修史确实有许多批评意见，有些意见则是触及史馆制度的根本的。正是这些意见，显示了刘知几之史学批评家的特色，是其史学理论之闪光的部分之一。质言之，这批评意见触及了史馆修史制度之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有关这些，本文将在下面具体分析。
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来看，方得出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的全面意见。也就是说，刘知几对史馆有肯定也有批评，而史馆的出现有进步意义亦有消极因素。因此，我们不必一看到刘知几声讨史馆就把他同史馆对立起来，做出要么是刘氏偏激，要么是史馆一无是处的结论。
二、知之深则言之切，知几批评史馆是其史学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之一
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其一，如前所述，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具备有比其他史家更系统全面的关于史官制度的历史知识，这种知识的准备和卓越的史识，使他能宏观考察史官制度的沿革变迁及得失利弊。这充分说明批评史馆修史有非常充足的历史依据。其二，刘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置身史馆修史数十载，对史馆修史有着深刻的感受。这种真情实感是用自己一生的实践遭遇换来的，它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史学生涯之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他在《自叙》中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如实地透露了一个矛盾，即史馆修史同知几实现其“志”其“道”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知几发表他对史馆的看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上述两点，足可说明刘知几对史馆修史有充分发言权，是知之甚深的。知之深则言之切。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刘知几对史馆修史的批评。
知几侧身史官，怀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着述，常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与他格格不入。知几深切感受到“虽任当其职，而我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知几的“道”和“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坚持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写出能劝善惩恶的史书来。既然道不行，志不遂，那么就郑重其事地向当时史馆负责人宰相萧至忠打了辞职报告，毅然决然要求退出史馆。告萧至忠书备述自己的苦衷，以古今对比的办法列举了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集中地体现了刘氏对史馆的批评。时在唐中宗景龙二年（７０８年）。他在《史通·忤时》中说：“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者？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这五个不可是：
第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当今史馆，人浮于事，“籍以众功，”“大集群儒，着述无主，条章靡立”，必然“阁笔相识”，拖延岁月。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时弊的。这里，他对比古今，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史为专家之学，要成一家之言。因为是一家之言，故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今史馆修史，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识，扼杀了史家的独立思考。当然史馆修史不见得没有修史宗旨，贞观年间修《隋书》就相当深刻地体现了“以隋为鉴”的修史宗旨。知几所反复论证的修史宗旨同贞观年间史馆所坚持的修史宗旨也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都贯串着“惩恶劝善”、“以史为鉴”的观点。知几批评史馆“着述无主，条章靡立”，这是针对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而发。当时的史馆监修不力，监修大臣多无能之辈，并不能贯彻修史宗旨。此外，刘氏的批评也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史馆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争呜，限制了史家一家之言的发挥，只能唯统治者意志行事，这一点确实是私修和官修史书的原则区别。刘知几痛切地感到，在史馆修史，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史通·自叙》）无法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比如，州郡废置无恒，名目古今各异，按知几的观点，应“随时而载，用明审实”，而史馆监修则积习相传，皆取旧号，甚至嘲笑随时而载者“深乖史体”（《史通·邑里》），可见那种因习成性、邑里相矜的旧观念同刘知几的随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刘知几坚持的是史家求真、实录之义。
至于批评史馆“藉以众功”、“会集群儒”，这要具体分析。藉众力并非坏事，处理得好，便能集思广义，取各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贞观年间史馆修《晋书》，便颇能发挥各家之长：李淳风长于星历，主修天文、律历、五行诸志；令狐德棻老于文学，主修纪传；还有李延寿、褚遂良、上官仪诸人亦皆擅长文史。这些人共同编撰，就保证了该书的质量。藉以众功处理得不好，便矛盾重重，造成内耗。都以为自己是良史之才，便互不服气。更有甚者，监修大臣嫉贤妒能，任人唯亲，使得史馆风气不正。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能说史馆无人，诸如徐坚、吴兢、刘知几之辈可说是“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一流学者，然监修诸公多为如武三思等之缺德无行不学无术之徒，弄得史馆“小人道长，纲纪日坏。”
第二，刘知几指出：“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视听不该”，“簿籍难见”。这是说，当今史馆“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材料缺略。坦率说，这一批评便不大准确。史馆修史会有材料缺略的情况，但这不是史馆本身带来的。一般说，在征集材料方面史馆较私家有更多的方便材料。首先，史馆可以利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私人就比较困难。其次，政府也运用行政手段，责成有关部门征集史料，并限期送报史馆。唐、五代都订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据《唐会要》、《五代会要》所记，其搜集史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征集的办法也相当具体。这对提供修史的丰富史料和保证史料的真实程度起了不少作用。当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的情况也是有的。搜集史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史官修史，一靠文献档案材料，二要亲自询采，古今是一样的。
刘知几又说：古代良史，直书不隐，“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多士如林，皆愿长喙”，难以保密，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史官坚持实录、直书，担心会“取嫉权门”，“见仇贵族”，因而心有顾虑，不敢直言。这又是切中史馆之弊的。
刘知几指出史馆修史的第四条弊端说：古人作史，是非进退可自作主张，故体统各殊，指归咸别，自成一家。而今史馆，“多取禀监修”，主张不一，十羊九牧，一国三公，使人无所适从。第五条弊端是：既设监局，“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然“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待延岁月。”
以上五点，除个别论点不甚确切外，大都是隋唐以来史馆修史之弊端。五条意见，综合看来，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设馆修史多取禀监修，以长官意志、统治者的利害为标准，从而扼杀了史家的一家之言。这是指指导思想问题。二是设馆修史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这是指学风问题。三是设馆修史责任不专。这是指工作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史馆监修制度腐朽性的具体揭露，其本质意义乃是对史馆监修制度之专制主义实质的深刻批判。
如所周知，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及发展是修史制度官府化、衙门化的表现，是统治者垄断修史大权以实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重要标志。汉唐之际，史家修史，虽有私修、奉诏私修、官修等几种情况，但仍以私修为主。私修之史数量多，质量亦高。前四史皆为私修的典范，其中范氏《后汉书》曾取代了官修的《东观汉记》。及至唐初，官修占了上风。唐初八史，六部由史馆官修，李延寿私修南、北二史，实属经官府审查。唐代史馆建立，完成了封建政府对史学的全面控制。首先是控制了修史大权，自此，凡正史或本朝史大都由史馆垄断；其次是加强了对修史的严格控制，确立了宰相监修和皇帝审正的制度，史学事业皆取禀于监修，遵从于君王，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工具。其三，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曲笔讳饰成了修史的通病。史官多是帝王权贵的亲信，他们或遵从帝旨、或维护权贵，或徇私舞弊。或尸位素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史学求真实的品格遭到无情践踏，史学惩恶扬善、鉴诫垂训的作用坠落为当权者辩护的工具。当然，史家固有的家学传统、实录求真的学风和献身于“名山”事业的史学责任感并未由此绝绪，它或者在后世正直史家的着作中得到继承，或者在官修史书中得到反映。事物本来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且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私家修史的优良传统一定程度上在官修史书中得到发扬，而官修史书又大限制了这种传统的发扬。这当然是由于作者的指导思想和史识不同所致，但官府旨意确严重限制了史家的创新精神。故四史之后，在官修的正史里，很少能同《史记》、《汉书》比美者。这是官修制度扼杀史家一家之言的恶果。刘知几在史馆确立之初，以如此锐敏的眼光，发现这一制度的弊端，实在是识见非凡！这些见解是他史学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之一。
三、史评源于社会，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自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知几与监修的矛盾如果仅仅是一些具体认识问题，通过疏导还有解决的希望。但这些矛盾并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是对史馆监修大臣的工作及其修史思想的不可调和。
首先，刘知几对史馆尽是些“恩倖贵臣，凡庸贱品”深恶痛绝。自长安以来，至景龙年间，先后担任史馆监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武三思与张易之兄弟都是“专横骄纵，图为逆乱”的政治野心家。韦巨源等都是韦武集团的主要成员：韦巨源于神龙年间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佞媚官爵，鱼肉百性；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善于随风转舵，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讨好二张。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宗楚客为则天从父姊之子，以拥戴则天称帝，累迁内史。后迹附韦氏，与纪处讷共为朋党；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萧至忠趋附武三思，神龙间，代韦巨源为侍中，寻迁中书令，后因参与宫廷政治斗争被杀。用这些人监修国史，史馆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衙门，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凡居斯职者，必恩倖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者，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史通·辨职》）史馆可以“养拙”、“藏愚”，成了一个“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同上）。这样，史馆怎么能承担起修史的重任呢？
其次，知几对史馆的批判，正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刘知几修史理想与史馆的矛盾，还有刘知几的仕途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一名知识分子的刘知几，他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贵，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倒没有看到他为油盐柴米发愁，看到的却是汲汲于功名。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阐。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不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这段话后加了一个解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其后又加按说：“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芟。”果然，到乾隆时纪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这段话连同下文的“史之为用”的论述一并作为“鞠蔓”而“芟薙”了。浦、纪自以为高雅，实际上掩盖了实质，所谓千秋金镜的史学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书名竹帛，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庸浅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追求。他们沿着古代圣贤所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建立功名，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包括了献身国家建功立业。两者互为一体，追求功名，就是孔夫子也如是想如是做。“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原是孔子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了这句话，亦暗示太史公立名着述之美。
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刘知几的仕途铺平道路，中宗时期，“韦后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史通·忤时》）知几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故“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由于他“守兹介直，不附奸回”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刚烈的本性所决定，又决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因此他也摆脱不了“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苦闷境地。然而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不甘心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同“取摈当时”的遭遇无法调和，因而苦闷也无法解脱。修史并没有给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他援古自况，说刘炫仕隋，“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而自己则是“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史通·忤时》）言为心声。知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没有比对自己事业价值的承认更重要的，但知几位微官卑，虽隶名修史，却赏不见名。如果说受赏者皆功劳卓着，遗漏者贡献颇少，知几也不会难过。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功赏不副。他揭露当时的实情说：“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坐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史通·史官建置》）这正是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在史馆修史上的反映。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知几所揭露的史馆腐败现象在当今亦屡见不鲜。
知几身居史职，希望“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如此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使自己书名竹帛，所谓兢兢业业献身于史职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当道，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直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走自己的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实教训刘知几，要做个正直的史家，在监修制度下，一无权二无势，而“身居廨宇，迹参僚属”，是断难成功的。所以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史通·辨职》）可见，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私撰《史通》以见志，不是头脑发涨，而是认真总结一家独断之学的经验，认真体察现实史馆给修一家之言诉史书带来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之后，定下了理性的果断的决心，并付之实践。这既不是义气用事，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历史自觉性的驱使。刘知几终于挣脱了史馆套在他身上的绳索，虽说宰相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但他的思想早在上辞呈前就基本解脱了，这就是伟大的自觉的决择，走自己的路，走一家独断之路。果然，他在中世纪的盛唐时代，独树一格，继承古代史家的光荣传统，闯出一条新路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刘知几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大概就在于此吧！
刘知几在史馆的遭遇，颇为后世史家所同情。昔年刘ｊú ＠①撰《旧唐书》时，在《刘子玄传》中就说知几“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公之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千余载后，章学诚对刘氏遭遇，亦颇多感慨。他说：“每慨刘子玄以不世之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服臃肿，坐啸画诺，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捂不入，良可伤也！”（《章学诚遗书》卷２２《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诚如刘ｊú ＠①、实斋所言，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为无人，问题就也在当权者、监修者身上。
当然，刘知几议论所及，亦关涉到武德、贞观年间的史馆，对贞观馆修诸史以及贞观史臣也有不少微词，某些批评亦失之于偏颇。即使是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也决非一无是处。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史馆这个事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利亦有其弊。认真总结中国修史制度的历史经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史学，是有重要帮助的。我们的看法当然不等同于当年刘知几的看法，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右加句

（资料来源：《东方论坛》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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