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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普通人、普通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是怎样的？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
说白了，所谓京控，就是到京城控告。
老百姓缘何走 京控 之路？是不是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吃饱撑的？显然不是。俗谚曰 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 ，老百姓是柔弱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 司告状，更不愿惊动上一级。小民有了冤屈，自己又不得排解，才会走上告状这条路。初告不得伸，告到上一级，仍不得白，便再上告，直至京城。对小民百姓来 讲，衙门是可以 讲理 的地方，更高一级的衙门是一个比基层社会更具 权威 的所在。京城，是皇帝居住之地，是政治文化中心，老百姓对那里所怀的希望最大。实际上 京控 也是一种 上控 ，假如老百姓赴京告状之前，冤屈已得伸张，谁会损财伤身大老远地跑到那里去！
京控 ，对皇朝是有利的，它能加强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可以下情上达；然而对原来审结此案的官员来说，却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皇帝从此触到了一点那个地方政府的信息。乾隆
曾说： 朕勤求民隐，唯恐乡曲小民含冤莫诉，每遇来京具控之案，无不特派大臣前往审办。 虽然此处他只提到 小民含冤莫诉 ，但可以想见， 小民含冤 的原因也会进入他的大脑。地方官员最最担心的是，假如发生集体上访、村族械斗之类案件，皇帝就会在脑海里留下州县官员处理不力或无能的印象，进而影响自己 的仕途。
京控 牵扯的范围非常广，金钱是一个方面，交通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尤其，每个朝代对 京控 都有各种限制，官府里的人还 有种种刁难之法。明朝初期，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赴京状告本县县吏害民，经过淳化镇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朱元璋闻知此事发火 了，将弓兵马德旺枭首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示。朱皇帝是穷苦人出身，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又加上明王朝建立不久，元朝灭亡的教训墨迹仍新，故而对底层的 事情极为重视。历史上只有一个朱元璋，明朝只有一个幼年时期。历史难以重复，不论优点还是缺点。
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不少人觉得，古时候民告官比较容易，进一趟京城不仅可以见到包拯那样的大臣，如果幸运的话，连皇帝本人都可能见到。实际上，未必如此。
诚然，我们老祖宗确立直诉制度比较早。《周礼》就有关于路鼓和肺石制度的记载。所谓路鼓，设立在宫殿最里层门外，让大仆掌管。如有冤无门者和有紧急事的 人要上达于王，就来击鼓。大仆听到鼓声，要迅速了解情况后向王报告。肺石，指在王宫门外设立的赤色石头，有冤屈的人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 周朝究竟有无路鼓和肺石制度，已难考实，据学者研究，当时已有击鼓上事的制度。到了晋朝，路鼓称为登闻鼓。后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这种 制度的畅行。可是每个朝代，对越级上访申诉都有严格的限制，凡越级上诉，或遭笞打，或遭流放，或遭羁押。
当然，也有鼓励老百姓告御状的皇帝。朱元璋在《大诰》中申明：
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因此说， 京控 能否成功，与时代特点、官员的个人品德、皇帝的道德水平、皇朝治国方略，有深刻关系。
京控 的难点有两个：其一，基层利弊观与朝廷利弊观的冲突。
理论上，二者的利弊观是一致的，实际却未必如此。宋朝太宗主政时，开封府寡妇刘某告其夫前妻儿子王元吉投毒害她，案件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定不下来。刘某在 这期间也死了。后来王元吉判决徒刑。他的妻子张某击登闻鼓称冤，太宗亲自召问张某，查清是因为刘某有奸情，怕王元吉发觉才进行诬告的。于是，宋太宗将审判 此案的官吏，分别加以处理：
弄错了的予以处罚，坚持对了的予以奖赏。对宋太宗和地方官而言，利益显然不一致。其二，是传统观念与社会实际的冲突。下告上、民告官，在几千年的传统中一直处于道德弱势，没有经过裁断，就 错 了。对小民百姓乃至低级官吏来讲，讳与忍是必修的课程。
1975 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上面有一篇长达157 字的罕见判例。判例完整地记载着两个奴隶主贵族为争夺五名奴隶所有权而争讼的 过程。讼案是由小贵族牧牛提起的，他控告大贵族。这种行为违反了宗法等级制度，本身构成了诬告罪。铭文记载，这位牧牛，曾向司法机关控告过那位上司，称大 贵族依仗权势霸占了他的五名奴隶，司法官判决牧牛败诉。牧牛不服，这次又重新提起诉讼，结果，牧牛再次败诉。司法官伯扬父在判决辞中说：你一个小小的贵 族，竟敢控告自己的上级，竟敢违背前次判决时立过的誓言！不过，你这次又重新宣誓，表示要信守前约，服从判决，按法律规定，你应亲自到你的上司那里去谢 罪，求得谅解，并立即将那五名奴隶归还给他。牧牛缴了赎金铜，审判结束。那个大贵族用牧牛缴的铜，铸了一件供自己使用的礼器，并在腹底和盖上镌刻了文字， 记载自己胜诉的经过，以确认自己对那五名奴隶的所有权。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君王和臣民之间，根本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唯特权者利益是从，法律是有权有钱人的奴仆。宗法与国法发生抵牾时，国法必须服从宗法。
牧牛是不是犯了诬告罪，以今日观念来看，何罪之有？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无疑是一个有罪的人。
环境不变， 京控 充其量只解得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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