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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正式形成
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正式形成
邸永君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一举逐李自成而据京师，正式建立中原王朝。关外内三院系统也随之南迁。初，翰林之职隶于内三院。为安置降官，先是保留了前明翰林院，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置汉员一人，兼礼部侍郎衔。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各增二人。侍读、侍讲各二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1]顺康年间，翰林院曾被撤而又置，几经周折，至康熙十五年方成定制。其具体过程在拙着《清代翰林院制度》中表述颇详，故于兹不赘。依托于翰林院制度，清代满蒙翰林群体也正式诞生。
关于科举考试的恢复，主要得力于范文程等早期满蒙翰林即“巴克什”群体的赞襄筹划和鼎力操持。而首功当推内三院文臣之魁范文程。据《清史稿·范文程传》：
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论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顺治二年，江南既定，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从之。[2]
这样，科举考试顺利恢复。并于顺治三年（1646年）开会试，选庶吉士。且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规模大、方法新的诸多特点。
清代遴选翰林官之法，大体承自前明，但又因时设制，多有增创。概而言之，可归纳为考选庶常、特授馆职、制科征士、外班翰林等四种途径。制科征士对象为汉族士人，与满蒙翰林无涉，而另三种途径皆有满蒙翰林入选。现就所知分别详述之。
一、庶吉士制度与满蒙翰林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创立庶吉士制度以后，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之法逐渐成为入选翰林官最主要的途径。“庶吉士”即“庶常吉士”之简称，故由简称“庶常”。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殿试后，选择年貌一百余人，于内院复行考试，如殿试例。题用疏奏、律诗各一，俱钦定，入选者为庶吉士。[3]是年，有46名进士幸得馆选。但当时满蒙士人尚无应会试之例，所以皆汉族进士。随着清代科举制度的发展，选士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顺治九年（1652年），“以给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大小选庶吉士。”[4]是年，汉军进士以一个直省单位参加馆选，4人获得馆选。为鼓励和照顾满蒙士子参加科举，是年还别置满洲榜，蒙古旗人亦得参选。殿试后，依例授一甲满蒙进士修撰、编修；又选满洲进士4人，蒙古进士2人为庶吉士。他们无疑首批满蒙正式翰林官。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又有满洲榜，满洲一甲进士三人分授修撰、编修，又以同样方法馆选，满洲进士6人获选庶吉士。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起，清廷不再别置满洲榜，满蒙旗人进士与汉人进士同赴馆选，满蒙庶吉士产生途径发生变化。清廷为满蒙进士留有馆选名额，至康熙九年（1670年）起，绝大多数大比之年皆有满蒙进士得馆选，因而满蒙翰林文脉不绝。
（一）一甲满蒙翰林
清初，满蒙士子不应科举。据《清史稿》，“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顺治八年（1651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其时八旗子弟，每牛录下读满、汉书者有定额，应试及各衙门任用，悉于此取给，额外者不得习。往往不敷取中。故自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康熙二十六年，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寻定制，乡、会场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庶文事不妨武备，遂为永制。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闱试论、策各一。逐科递加，自与汉人合试，非复前之简易矣。
乡试中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康熙八年，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二十六年，再减汉军五名。后复递增。乾隆九年，诏各减十之一，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十二。同治间，以输饷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各省驻防，初亦应顺天试，嘉庆十八年，始于驻防省分试之。十人中一，多不逾三名，副榜如例。会试初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编满、合字号，如乡试例，各中四名。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因此，顺治九年开始，出现了满洲榜，满洲一甲进士和翰林、庶吉士便应运而生。[5]
顺治九年壬辰科别置满洲榜，一甲头名即状元麻勒吉；榜眼折库纳，探花巴海，成为首批满洲一甲翰林。[6]
麻勒吉，字谦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有达邦阿者，当太祖时来归，麻勒吉其曾孙也。是年满、汉分榜，麻勒吉以繙译举人举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世祖器之。十年，谕麻勒吉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十一年，擢学士，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副总裁，经筵讲官。历官至两江总督。它是第一位满族状元，且是连中两元，为士林所钦羡。祀名宦祠。[7]
榜眼折库纳，镶蓝旗满洲人，授编修，官至兵部督捕左侍郎。
探花巴海，镶蓝旗满洲人，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8]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仍设置满洲榜。一甲头名状元图尔宸，字自中。正白旗满洲人，授修撰，曾掌修国史，官至工部侍郎。
榜眼查亲，会元。正红旗满洲人。授编修。
探花索泰，正白旗满洲人。授编修。官至兵科给事中。[9]
以上便是满洲一甲翰林基本情况，由于以后未再置满洲榜。为笼络汉族士子之心，清廷定例“满不点元”，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蒙进士无置身一甲者。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正蓝旗蒙古进士崇绮中状元，却是另有原因，在此将暂不予探讨。
（二）二三甲翰林
1、满洲榜：
对汉族进士而言，庶吉士是最为正常的入选翰林的途径，对满蒙进士亦是如此。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别置满洲榜，满洲庶吉士赛冲阿、吴尔祜、威洛洪、宋祖保成为首批真正意义上的满族翰林；蒙古庶吉士巴达礼、塔必图成为首批蒙古翰林；汉军庶吉士迟煌、范承谟、丁思孔、陈永命，成为第一批汉军翰林。[10]
2、满蒙庶吉士：
康熙亲政后，实行让步政策，并鼓励满蒙民族各阶层学习汉文化。康熙朝馆选15次，获庶吉士者计71人。康熙九年（1670年），满洲进士德格勒、牛钮、李玠、博极，汉军进士李梦庚、沈独立、周昌、王允琳、李基和、徐元梦、高璜、王维珍等12人获馆选。以后的情况依次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2人；三十年（1691年）辛未科3人；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科8人；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科6人；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6人；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8人；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3人；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2人；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3人；五十二年（1713年）癸未恩科5人；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科5人；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科3人；六十年（1721年）乙未科5人。
雍正朝，有4科满蒙进士获馆选，共有26人得选。依次是：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恩科10人；雍正五年（1727年）丁未科4人；雍正8年（1730年）庚戌科5人；雍正十一年（1727年）癸丑科7人。
乾隆朝，有27科满蒙进士获馆选。共有78人得选。依次是：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5人；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6人；四年（1739年）己未科6人；七年（1742年）壬戌科6人；十年（1745年）乙丑科6人；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5人；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3人；十七年（1752年）壬申恩科3人；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2人；二十二年（1757年）丁丑科2人；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科2人；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恩科2人；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科2人；三十一年（1766年）丙戌科2人；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1人；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恩科2人；三十七年（1772年）壬辰科2人；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3人；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科2人；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恩科2人；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2人；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科2人；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科2人；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2人；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恩科4人；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1人；六十年（1795年）乙卯恩科1人。
嘉庆朝，有11科。共有 60人获选。依次是：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科1人；四年（1799年）己未科4人；六年（1802年）辛酉科15人；十年（1806年）乙丑科6人；十三年（1809年）戊辰科5人；十四年（1810年）己巳科5人；十六年（1812年）科6人；十九年（1815年）甲戌科4人；二十二年（1818年）己巳科6人；二十四年（1820年）己卯恩科3人；二十五年（1821年）庚辰科5人。
道光朝，共有17科，满蒙进士75人获选。依次是：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5人；三年（1823年）癸未科2人；六年（1826年）丙戌科7人；九年（1829年）己丑科5人；十二年（1832年）壬辰恩科6人；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6人；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7人；十六年（1836年）丙申恩科4人；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1人；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4人；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5人；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4人；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3人；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8人；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8人；
咸丰朝，共有5科，满蒙进士26人获选。依次是：咸丰二年（1851年）壬子科8人；三年（1853年）癸丑科4人；六年（1856年）丙辰科4人；九年（1859年）己未科5人；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科5人。
同治朝，共有6科，满蒙进士38人获选。依次是：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4人；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5人；四年（1865年）乙丑科9人；七年（1868年）戊辰科7人；十年（1871年）辛未科4人；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8人。
光绪朝，共有13科。满蒙进士94人获选。依次是：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4人；三年（1877年）丁丑科6人；六年（1880年）庚辰科8人；九年（1883年）癸未科8人；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8人；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10人；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7人；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11人；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6人；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8人；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8人；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6人；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4人。
综上可知，有清一代开科112次，95科有满蒙进士获馆选，总人数为464人。由于清代重出身，而翰林出身者以一甲和庶常途径得之为最正。所以上述群体乃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中坚，实令士人所钦羡者也。
二、 外班翰林与特授馆职
从官制角度研制言之，清代实行满汉复职制度。翰林院除笔帖式为旗员专缺之外，其他翰林官缺皆有满、蒙、汉军和汉人等名目。汉缺之翰林官，一般由一甲进士和留馆庶吉士所授之编检依次升补；无庶常出身而得翰林，属旷典特恩。旗缺翰林官若仅由满、蒙、汉军庶吉士依次升补，则势必后继乏人，使复职制度因失去平衡而遇到挑战。而若一味由皇帝施恩特授，不拘资格，则会致使鱼龙混杂，与翰林清望不符。因此，清廷经过变通，形成了外班翰林制度。
（一）外班翰林
所谓“外班翰林”，是与相对于通过正常馆选而入翰林的旗籍翰林官而言，后者称“内班”。顺康间，制度未完善，加之内三院清望程度尚低，为保旗籍翰林官不致无人曾不拘任何资格而授之。如顺治二年（1645年），授满人尼满为秘书院编修[11]。尼满仅一笔帖式也。其后，汉军旗人刘清泰、周有德，刘兆麟以官学生而入翰林。据笔者依《词林辑略》卷五统计，顺治年间得特授翰林官的旗籍官员共9人，其中官学生（秀才）居多。康熙时，明珠由内务府总管授宏文院学士。最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时人以权相目之[12]。甚至到康熙三十五年（1796年），明珠之子揆叙，由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讲，六年后竟被擢为掌院学士。[13]此种做法，甚至还被当作美谈。标榜为“事法三代”。三代者，夏商周也。“三代而远，至于汉晋，人才辈出，彬彬桓桓。无所谓考试，无所谓正途，无所谓文武，无所谓科目。故上马杀贼，下马草檄，不乏起才也。后世作伪百出，始有考试，才拘一隅，始分文武。……我朝事法三代，八旗科目之制，或举或停，不甚专重。笔帖式、中书可转编修，部郎可升翰林学士。”[14]此种重武轻文、文武不分的作法，实乃因积习所困，而体现出当时制度之简陋原始也。康熙亲政后，注重制度，标榜文治，对翰林院也日趋重视。他不再听任上述过于随意的作法损害翰林清望。故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定“外班翰林”之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各官缺，将应升官员内，择文义优通者，拟正陪咨送吏部题补”；“汉詹缺出，由各部院衙门科甲出身之司员简选升用”。[15]此举可视为“外班翰林”制度创立的标志。
既要科甲出身，又须文义优通，文化素质开始有了保障。让此类人选补翰林旗缺，以解决“满洲编、检、庶吉士人员较少，不敷外任”的问题，无疑比“乱点翰林”进上一步。所谓科甲出身，即具有进士和举人功名者也。据清人记载，只有进士出身之部曹未与馆选而得入翰林者，方可称作“外班翰林”；而以举人出身而得入翰詹者则被戏称为“斗字翰林”。[16]“斗字”者，识字少之谓也。明显带有轻蔑之意。在当时，举人已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翰林却不屑与之为伍，足见玉堂台阶之高。随着清代科举和教育制度的发展，满蒙士人汉文化修养不断提高，满蒙士人获功名者也日益增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才使严格限制外班翰林的出身成为可能。自雍正初至光绪末年，共计有98人成为外班翰林，皆为科甲出身者。其中仅13人为举人，占15.3%；其余皆为进士出身占84.7%。在这个行列中，包括20名宗室，2名觉罗。这体现出爱新觉罗家族文化素质和知识层次的明显提高。“外班翰林”是满蒙翰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虽不能与清一色一甲或庶常出身的汉缺翰林官相较，但亦相去不远矣。生活在晚清时代的福格在其《听雨丛谈》中曾这样写道：“自余束发以来，今四十余年，不由科目而历翰林官者未之得闻。”说明“外班翰林”制度的入选标准一直被认真执行着。以致“咸丰元年（1851年），尚书穆荫以五品京堂诏授国子监祭酒，举朝愕然”。[17]据《清史列传》，穆荫出身官学生（秀才），考选内阁中书后任军机章京。[18]以秀才出身而掌成均之任，的确是不合体统。但考虑到皇帝还拥有特授馆职之特权，白丁亦可充翰林，穆荫终究还算是读书人，也就能够予以理解矣。
（二）特授馆职
所谓特授馆职，是指皇帝以当时超乎一切成制之上的特权，不受任何出身等条件约束，因某种原因而钦授某人以翰林官的作法。此法非清代所特有，前代亦间或有之。但清代皇权已发展至顶峰，诸帝乾纲独揽，在用人方面特别注意恩从己出，不假人手；加之满汉有别，所以体现出明显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广义上讲，任何不通过馆选而如翰林的途径皆应属于特授馆职，但“外班翰林”虽与馆选有，但制度以外仍有制度。此处所指特授馆职，应是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而完全由皇帝授予的翰林官。其中虽亦有汉族士子，但满蒙士子所占比例更大，明显有照顾满蒙民族成员的倾向。
以施恩为目的的特授馆职在在多有。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大学士宁完我以老乞休。谕曰：‘大学士宁完我效力多年，勤劳素着，今因年迈有疾，令原衔休致。’康熙元年（1662年），以其赞理机务年久，命以一子补用学士”。[19]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其子当属满洲特授馆职的翰林也。
由于清代翰林院、詹事府与国子监各官皆算馆职范畴，翰林院满蒙掌院学士，詹事府满蒙詹事、少詹事，国子监满蒙祭酒、司业等亦皆属翰林范畴。其中不少人因特授而得官，而此辈亦多大有作为者。例如：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1652年）由官学生授编修，官至河道总督。着有《治河方略》，是有清一代着名治河专家。后得谥文襄，乃特授翰林中之佼佼者。其事迹将在后章详述之，故于兹从简。[20]
明珠，字端节，正黄旗满洲人。康熙五年（1666年）由内务府总管授宏文院学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其事迹将在后章详述之，故于兹从简。[21]
揆叙，字怡功，正黄旗满洲人，明珠之子。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二等侍卫授侍讲，官至左都御史，卒谥文端。[22]
据笔者统计，有清一代有22人无举人以上功名而被特授馆职，时间皆在顺治、康熙两朝。雍正后，对翰林出身要求日严，满蒙翰林官补缺以外班翰林为途径，非科甲出身者则无缘入翰林矣。
综上所述，由一甲进士、满蒙庶吉士、外班翰林和特授馆职而产生的满蒙翰林官组成了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前两类成员无疑是群体的主流，而后两类成员素质则相对较低，参差不齐。当然，我们所谈的素质仅仅是从读书和应试角度而言。但能否在清代政治军事和其他各个领域有所作为，不单是文化素质，而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群体在诸多领域中的作为与建树，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探讨。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中华文史网编辑
[1] 《清史稿》页3309，《职官志·翰林院》。
[2] 《清史稿》，页9352—9353，《范文程传》。
[3]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九。
[4] 《清史稿》页3147，《选举志》三。
[5]《清史稿》页3147，《选举志》三：
[6] 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二。
[7]《清史稿》，页10038《麻勒吉传》。
[8]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二。
[9]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二。
[10] 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二。
[11]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4。
[12] 《清史列传》，页530，《明珠传》。
[13] 《清史列传》，页875，《揆叙传》。
[14] 福格：《听雨丛谈》，卷一。
[15]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4。
[16]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上。
[17] 福格：《听雨丛谈》，卷一。
[18] 《清史列传》，页3733，《穆荫传》。
[19] 《清史列传》，页264，《宁完我传》。
[20] 《清史稿》页10114，《靳辅传》。
[21] 《清史稿》页9992，《明珠传》。
[22] 《清史列传》，页875，《揆叙传》。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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