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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喆：农牧融会促进清代疆域形成：清代的“中国”空间
农牧社会的二元并存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现象，农耕经济、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两大力量的博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征战和交融，持续长达两千余年。到了清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两种文化的融会对当时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谭其骧曾经指出，“‘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清朝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重要时期，其统治者的中国观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向明朝边吏索要逃至明境的仇人尼堪外兰，得到的答复是：“尼堪外兰既入中国，岂有送出之理，尔可自来杀之。”天聪元年（1626），皇太极谈及与明朝构怨的原因时说：“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国则不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此乃尔之偏私也。”这些论述表明，当时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女真尚被排除在外；要成为“中国”之主，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地域上据有中原；二是有秉公持平的姿态。可见这一时期满族人在使用“中国”这一概念时，沿用的仍是中原汉族王朝传统的中国观。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派官前往甘州、西宁一带处理厄鲁特蒙古越界事件，顺治帝谕令：“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口，详加察核。”这说明清军入关之初，“中国”仍是以故明的疆域范围为主，兼及满族的发源地东北及鼎革前“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等地。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着力进行的是对农耕文化的吸收。
清代“中国”空间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二十八年（1688）初，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先后战败，向清朝请求内附。噶尔丹向清廷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清廷的答复是：“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强调清朝皇帝既为中国之主，也是天下之主。三十年，康熙帝亲临多伦诺尔，主持内外蒙古会盟，宣布喀尔喀等同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其名号亦按四十九旗例，以示一视同仁，喀尔喀蒙古正式归入“中国”。
18世纪40年代以后，准噶尔汗国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内讧，乾隆帝决定乘机发兵，一举解决困扰清朝多年的卫拉特蒙古问题。绝大多数朝臣皆认为此举是劳师远征、得不偿失，但乾隆帝坚持认为：“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准噶尔汗国解体后，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既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清朝对准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农牧文化进入交融发展时期，“中国”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到西北地区。
不过，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疆界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着自己设定的范围。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清军进入哈萨克游牧地，缉拿叛逃的阿睦尔撒纳。中玉兹汗阿布赉遣使请罪，表示“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乾隆帝亦将此事视为从古未有之盛事，“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但他同时认为“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仍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拒绝了阿布赉内附的请求。
对曾处于准噶尔汗国统治下的东、西布鲁特两部，清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在两部尚未向清廷表示内附前，乾隆帝就下旨：“尔布鲁特，本不与准噶尔相涉，但旧为邻国。今准噶尔全部平定，则尔土地即与朕疆界毗连。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赍。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但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骚扰。”
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地位无法与蒙古相比，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范围是清朝确定“中国”西北疆界的重要参照。
同时，蒙古因素对清代南疆、西藏进入“中国”也有着重要影响。17世纪70年代以后，噶尔丹的势力逐渐推进到天山以南，叶尔羌汗国土崩瓦解，白山派和卓及叶尔羌汗王后裔被置于伊犁看管，准噶尔汗国控制天山以南近80年。乾隆二十年，清军进入伊犁，将被囚禁的大小和卓释放，并令大和卓波罗尼都返回南疆，招抚旧部。虽然后来发生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但相对于用兵准部而言，南疆的归附显然要顺利得多。乾隆帝在谈及此事时曾说：“夷考西师之役，非予夙愿之图”，“虽予自问，亦将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在他看来，回疆之入版图，契机则是清准战争。
清朝统治者对西藏的关注首先是从藏传佛教开始的。为拉拢邻近的蒙古部落，以便共同对付明朝，努尔哈赤对前来游方的蒙古喇嘛采取优待措施，奠定了清代黄教政策的基础。乾隆帝曾直言不讳：“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因西藏是黄教的发源地，加之达赖和班禅喇嘛在蒙藏僧俗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才使得清朝格外关注西藏。
清代统治者为何对蒙古各部如此看重，甚至影响到其中国观的形成？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在驳斥陆生楠的有关言论时所说的一段话，应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他提出，孔孟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早就倡言一统。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这段话点出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两条脉络：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发展史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发展史，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和两个“一统”，即秦创立的“中国”（中原）一统和元缔造的塞外一统，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历史，而将两种文化融会起来并达到极盛的则是清朝。
从这个意义而言，蒙古诸部不仅是满族入主中原、维护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而且是元朝统绪的继承者，对蒙古各部及其管辖范围的统合相当于对塞外一统的承袭。因之，皇太极才会锲而不舍地打击北元末代大汗的力量，并为获得元朝“传国玉玺”而欣喜若狂；康熙帝才会发出“昔秦兴土石之工，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之语。乾隆帝在确定西北疆界时运用的也是这一思想，他明确交代舆图测绘人员，以两个要素来确定西北疆域范围：一是准噶尔部的控制区域；二是汉唐的管辖范围。
入关前，清朝已开始着手将《明会典》《六韬》《孟子》《资治通鉴》等汉文经典译成满文，而且启动了对《辽史》《金史》《元史》的翻译。这说明清朝从一开始就重视对两种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借鉴。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终结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纷争，不能不说得益于这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随着中原与塞外一统的形成，“中国”不再仅仅是汉族的国家名称，而成为汉、满、蒙、藏等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名称。如雍正帝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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