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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狩猎者首领

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五千多年绵延不断历史文化的汉族，也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在自己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文字产生之前的传说时代。汉族先民有关创世纪、民族起源和始祖活动等传说时代的历史，起初都是由人们世代口耳相传，然后再经历代文人的加工载录，才得以继承和沿袭下来的。所以，有关汉族先民的始祖传说，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得相当的支离破碎、而且呈现出一些互相矛盾之处；甚至在不少地方，还揉合着神话内容和明显的梦幻性的色彩，以致使人们读后，会对它产生的迷茫不解、疑惑恍惚。
蚩尤就是这样一位因其传说的扑朔迷离，从而颇多歧义的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首领。蚩尤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一位始祖，也是传说时代活动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狩猎者首领。
有关蚩尤较可信历史的传说，应主要是得助于《史记·五帝本纪》的另星记载。由于受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观念，以及狭隘的旧民族意识影响，过去的史学家一般多将这位挺身而出，敢与汉族先民的至尊始祖炎帝和黄帝，争夺天下、谋取鼎足而立，然而终被“杀之中冀”的汉族先民首领，描述成“兽身人语”的形象。于是，也有些封建时代的文人，便将蚩尤贬斥为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敢于反抗中原王朝封建统治的少数民族首领。
然而，蚩尤的显赫声誉和英武业绩却是掩饰不了的。近年来，对蚩尤研究日益深入，不少立意新颖的妙论令人击节称快。有的学者提出并主张：蚩尤与炎帝和黄帝一样，都是炎黄文化的始祖。[1]也有的学者干脆认为：蚩尤应和炎帝、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三位祖先。[2]
不知是对传说时代始祖活动记述中的参差不一，还是后世学者解读附会上的差错所致，对于蚩尤与古代南方有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却仍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疑难。在此，笔者专就传说时代蚩尤的有关问题，及其所涉及的汉族先民融合问题，略陈窥见，以冀大家指正。
一、蚩尤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首领
《尚书·吕刑》所说的：“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直截了当地把蚩尤推到了犯上作乱的鼻祖地位。成书较早的各个汉文古籍，对蚩尤反抗黄帝事迹，都有着大体一致的记述。又据《逸周书·尝麦篇》称：“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政之卿，名蚩尤。”赤帝即指炎帝，说明蚩尤在炎帝统治时，位居上卿、分政掌权的显要地位。因此，“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冀。”由此可见，蚩尤不仅是和炎帝、黄帝同时代的中原地区汉族先民，同样也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的首领。而且，蚩尤更是一位敢于先后奋起对抗汉族始祖炎帝和黄帝的壮烈英雄。
《山海经·大荒北经》对蚩尤与黄帝的争斗，则记述得颇有神化色彩：“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管子·五行》还有一些蚩尤与黄帝争斗的背景叙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蚩尤对黄帝所统治的天下，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在《庄子·盗跖》中，反对黄帝执杀六相之首蚩尤，便仗义持言地谴斥：“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蚩尤与炎帝、黄帝的流血争斗？这是我们今天难以猜测的疑难之题了。不过，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辨析，炎帝和黄帝联合“执杀”蚩尤，应该暗示着传说时代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那就是在炎帝和黄帝之时，已经步入农耕生产的汉族先民，与尚未进入农耕的狩猎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碰撞。这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的冲突和碰撞的结果，必定是狩猎经济融入稳定的农耕经济。于是它就以传说时代汉族先民，“执蚩尤，杀之中冀”的历史悲壮，反映出汉族先民确立农耕文化的历史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以农为本的汉族先民，却始终对蚩尤别有所钟的。《史记·刘邦本记》记载着汉代“祠黄帝、祭蚩尤”的祀祭礼俗。《封禅书》也记载有齐祀八神的前三位是：“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如此赫然地将蚩尤敬奉于天、地之后，就说明汉族先民的确是给蚩尤以崇高的殊誉，使他能与黄帝一起享受人们的祭祀。这种黄帝和蚩尤并驾齐驱地现象，不禁引起人们的注意：蚩尤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汉族先民的首领！
蚩尤是传说时代中原汉族先民的狩猎者首领
不少汉文古籍在记载蚩尤时，总离不开“兽身人语”之类的描述。《述异记》便将蚩尤描述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初学记》引《归藏·启筮》也说：“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另外，《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龙鱼河图》也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应当说，在这些众口一词的“四目六手”、“头有角”、“兽身人语”等带有污蔑性的描述的背后，实际上正是旧时代的封建时代文人们，向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传说时代，以蚩尤为首的、众多驰骋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中，狩猎者“衣兽皮、戴兽帽”的服饰特征。
现代民族学家对我国直至近现代，仍以射猎禽兽为生的狩猎者，用他们所猎获兽类的兽皮，制作穿戴的衣、帽，有着生动准确的描写。例如建国前，我国东北地区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猎人，普遍头戴的用狍头皮制的帽子，就是用一个完整的狍子头皮缝制而成的，而且还保存着完好的狍角，狍子眼圈的两个窟窿，则用黑皮镶盖；但割去狍子头上的双耳，镶缝上用狍子头皮缝成的假耳朵，以免狩猎者伪装接近猎物时，被其他猎人误伤。
传说时代狩猎者以狍、鹿、犴等兽类为衣食之源，他们的衣帽多用狍皮、鹿皮、犴皮等缝制。这种“衣兽皮”的服饰特征，在古代文人见闻狭隘的情形下，自然就将之描述成“头有角”、“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等类似兽身的形象了。因此，蚩尤的“兽身人语”正印明了他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的狩猎者。而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则反映了当时狩猎者们的驰骋中原的骁勇。而“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更是定居农耕的汉族先民，对善于观天时、察风向追踪兽类的狩猎者，融入农耕经济，推进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赞美和颂扬。
对于传说时代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以炎帝和黄帝为首的汉族先民来说，这支以蚩尤为首从事狩猎的汉族先民融入农耕文化，不仅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是对当时农耕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对农作物的稳定发展和农产品的保护，都起到了积极的因素。这兴许就是让重农汉族先民，表现为“祠黄帝，祭蚩尤”的深邃蕴涵之所在。
三、蚩尤不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先祖
蚩尤和古代南方有的少数民族关系值得深入探究。《尚书·吕刑》所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指出蚩尤是犯上“作乱”的始作俑者，是敢于反抗统治的最早领袖，其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在这里，丝毫没有涉及蚩尤的民族属性问题。兴许是，到了唐代学者孔颖达对此作疏时提出：“顺古有遗训言，蚩尤造始作乱，恶化相易，延及平善之人。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将蚩尤和传说时代九黎联系了起来，才对蚩尤的民族属性有了不同的说法。
现代也有学者认为，传说时代的九黎族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不属于汉族先民的范畴。[3]于是，九黎就自然会与汉族先民产生民族间的冲突和矛盾。所以《国语·楚语》便记叙了：“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然而，即使是《国语·楚语》的这段记叙，也并没有提出蚩尤和九黎族之间的族属关系。它只是说明了九黎与三苗有着时代上的先后关系。因而才会有“三苗复九黎之德”之说。蚩尤作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汉族先民的狩猎者首领，与传说时代南方少数民族九黎族是有泾谓之别的，蚩尤并不是九黎族的首领。
按《帝王世纪》所提出的：黄帝和正妃嫘祖生玄嚣，是为青阳，即少昊之说。那么，蚩尤的“作乱”，是针对炎帝和黄帝的。显而易见，蚩尤应是和黄帝、炎帝是同时代的。而九黎的“乱德”，是乘“少昊之衰”的机会，可见九黎应是和少昊属于同一时代的。因此，从所属时代上看，蚩尤和九黎在活动的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蚩尤不会是反抗少昊的九黎之君。
特别是，蚩尤和九黎两者的活动地区也不相同。蚩尤是传说时代活动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狩猎者的首领。九黎却是传说时代南方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不属当时的华夏。蚩尤和九黎两者并不在同一地区活动。所以根本有关记述来看，蚩尤和九黎除了在“始作乱”的“乱德”方面，被联系在一起受谴责之外，并没有在民族的族属上，有实质上的相同之处。
另外，蚩尤的“始作乱”和九黎族的“乱德”，其后来的结果也是大不一样的。蚩尤作乱是以蚩尤被“杀之中冀”，从而反映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汉族先民中的狩猎者，融合于中原华夏的农耕文化。而九黎“乱德”的结果，则是以后来的“三苗复九黎之德”，来表示传说时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依然存在的民族间矛盾，将继续发生和冲突。
还需提及的是，传说时代的九黎族和尧舜之时的三苗，究竟有没有民族属性上的联系？这同样是人疑团莫解的迷题。而《尚书》关于三苗的记述，多有互相抵牾之处。历来注家对之少有肯定之说。可贵的是，现代有些学者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舜典》中所说的“窜三苗于三危”记述，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认为这里的“三”，应该是指“群”数，“窜三苗于三危”的意思就是“窜群苗于群山”。[4]这么一来，就使我们可在尧舜之时“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三苗，与退至“左洞庭、右彭蠡”地区的三苗，直到秦汉史籍所记的长沙武陵蛮、五溪蛮之间，寻觅到了一条民族发展和文化沿袭之前的历史脉络。
所以，近来也有学者循此而提出：蚩尤、九黎不能引作苗族族源，似可加以认定。而因此寻找到三苗和五溪蛮之间的历史及地理联系，却是颇有意义的。[5]
综上所述，作为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始祖之一、汉族先民中的狩猎者首领蚩尤，既与九黎族之间没有族属关系，又不能作为古代民族三苗之先祖。所以，蚩尤不应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先祖。然而，由于在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逐步形成过程中，经常出现文化的跨民族传播和互相流通。以致于有关蚩尤的业绩及其反抗的精神，不断地传入南方少数民族之中，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加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文人，受他们所处的社会局限，以及认识狭隘而作的、望文生义的片面注疏，遂使蚩尤和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之间，蒙上了一张漏洞千百的迷网，长期导致了两者似是而非的关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１月６日载：“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涿州举行”。
[2]陈靖、春坦：《蚩尤应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先人》，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４期。
[3]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对“九黎”释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213页。
[4]马少侨：《“窜三苗于三危”新释》，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5]张岳奇：《“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载《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本文曾载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1期。此次投贵网络中心作者做了较大的修改，。2005年月3月22日。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发布，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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