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汪海岚：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汪涛、汪海岚：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汪涛、汪海岚：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兼论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三枚空首布
（首发）
汪涛 汪海岚
[我们两位作者都是谭朴森先生（Paul Thompson）的学生。汪涛1986年到伦敦亚非学院开始读研究生时，汪海岚是本科三年级学生。谭朴森先生对我们既是老师，也是很亲近朋友。我们从亚非学院毕业后，一位留在了亚非学院继续任教，另一位到了大英博物馆就职，从事的都是跟中国考古历史有关的工作。这篇讨论先秦钱币的短文，是我们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最早写于1994年，初稿请裘锡圭先生看后，裘先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根据近年发表的一些资料和研究，对文章又做了些修改和补充，现提交给裘锡圭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为纪念谭朴森先生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这也算是我们对Paul的怀念，以及对裘先生的感谢。]
大英博物院钱币徽章部的中国藏品中有三枚耸肩尖足空首布：
BM1：该布保存完好，带绿锈，体有三竖纹；通高14厘米，肩高9.5厘米，肩宽5.7厘米，足宽6.4厘米，銎高5厘米，口端宽1.7厘米，内有黄泥，重35.32克；布身中间一竖纹下有一短横相交，当为数目‘七’，或为‘甲’。
BM2：该布基本完好，有残孔，素面；通高11.9厘米，肩高8厘米，肩宽4.5厘米，足宽5.3厘米，銎高4.4厘米，口端宽1.3厘米，内有灰泥，重31.87克；布身带铭文，左上肩一字为‘己’，右下足为‘金’。
BM3：该布保存完好，素面，带绿锈；通高12厘米，肩高8.3厘米，肩宽4.5厘米，足宽5.5厘米，銎高4.2厘米，口端宽1.4厘米，内有灰泥，重30.12克；布身中部有铭文‘玄金’。
第1枚（BM1）是1883年入藏的，来自嘎德氏（Gardens）旧藏；第2（BM2），第3枚（BM3）的入藏年代晚至1980年代，大约是二十世纪中流散到海外的。历代泉币着录里，此类空首布实属少见。下面我们参照已经公布了的考古材料，就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分类，时代，以及铭文问题做点讨论。
王毓铨把耸肩尖足空首布列为专门的一类‘空首布乙型’，他同时注意到此类中有大，中，小之分。[1]朱活把它分为大小二式。[2]较详细的分类是蔡运章，余扶危二氏；他们把此类空首布分为特大，大，中，小四种形式，他们的分类标准仍然是布币的大小。[3]但我们认为按照型制上的特点，可以先把耸肩尖足空首布分为面带三道竖纹和素面两大类（I类和II类），然后再按大小来细分式。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当相混。据此重新分类如下：
I类：布身带三条竖纹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和拓本来看，可以根据大小分为7式：[4]
I-1式：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空首布；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收入《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697（以下简称《大系》）[5]；它通高15.5厘米，肩高11厘米，足宽7厘米，重38.5克；左上角带一铭文‘十’。
I-2式：比较常见，《大系》收录了14枚（681-685，687，689，691，693，699，701-704），除了博物馆藏品及旧拓，也有1950年代以后考古出土的。1989年出版的《中国山西历代货币》（以下简称《山西》）[6]收录了不少考古发现的材料。其中两枚1959年寿阳出土的空首布（8，9）可以归入此式。它们通高一般在14-15.5厘米之间，足宽在6.3-7厘米之间，重量在36.4-43克之间，肩高在10.5厘米左右。许多布面上铸有数字，来自《沐园泉拓》的一枚（《大系》：704）上有一个‘晋’字。
I-3式：《大系》收录有6枚（688，690，692，694，695，698），均为博物馆藏品及旧拓.《山西》所收寿阳出土空首布中有三枚（5，7，10）可以归入此式.它们通高一般在14-14.5厘米之间，足宽在6.4-7厘米之间，重量在36.5-42.5克之间，肩高约为10厘米；布面上亦常铸有数字。
I-4式：《大系》收录了4枚，1枚藏于上海博物馆（686），通高14厘米，足宽6.3厘米，重37.5克；其他3枚来自，《沐园泉拓》的旧拓（696，705，706）；《山西》所收寿阳空首布中亦有一枚（11）；还有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灵寿城出土的46枚。[7]它们通高都在13.5-14厘米之间，足宽亦在6.3-6.4厘米左右，肩高在9.5厘米左右。铭文一般除了数字之外，也有地名（《大系》：706）上有一单字‘共’。[8]）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空首布，BM1应该归入此式。
I-5式：《大系》所收录的2枚，一枚（708）是《沐园泉拓》的旧拓，另一枚（707）是1981年5月山西稷山吴城村出土。[9]它们通高都为13.5厘米，足宽都为6.2厘米，肩高均为9厘米；两枚空首布的右上角都铸有铭文‘甘丹’。[10]另外，《山西》还公布了2枚1964年山西运城出土的空首布（1-1，12），肩高也都是9厘米，高度大小也一致；其中一枚带数字‘三’。最近，《中国钱币》发表了一枚带铭文‘剌’的空首布，形式大小与此类相同，也是从运城地区征集到的。[11]
I-6式：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大墓出土了一大批空首布，约674枚；据报告描述，此类空首布为‘平面长方形，尖肩尖足，面背中央皆起三垂线.肩中部有长柄方銎，上大下细，薄如锲形‘。[12]标本的通高为11.7厘米，肩高8厘米，肩宽4.9厘米，足宽5.5厘米。
I-7式：《山西》公布了1984年山西榆次出土的一枚小型空首布（4），据书的说明，它的通体长为8.7厘米，带范芯，重15克，是目前所见最小的空首布。[13]
II类：素面耸肩尖足空首布；按大小可以分为3式：
II-1式：《山西》一书中收录了三枚（2，17-1，17-2），一枚是1972年山西翼城县出土的，素面无文，通高约为12.9，足宽约5.6厘米，肩高约为8.5厘米.另外两枚是1959年山西侯马出土的，它们的大小尺寸跟上面那枚差不多。[14]侯马的这两枚上面均有较长的铭文，可都残缺不全。其中一枚发表较早，铭文‘XXX黄金’，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释读比较困难。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另一枚上的铭文更加不清楚，从剩下的字痕看，可能跟前一枚相同。
II-2式：略小，《山西》一书收录了两枚（14，16），都是山西侯马出土的；一枚重25.3克，上面带有铭文‘玄金’；[15]另一枚连同范土重30克，铭文为一‘玄’字。[16]它们的通高约为11.5厘米，肩高约8厘米，足宽约5.5厘米。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空首布，BM2和BM3都可以归于此式。
II-3式：《山西》一书收有一枚（3），1988年山西太原出土，它的通高约为11厘米，肩高约为7.5厘米。
以上分类的标准主要依据空首布的肩高，也就是铲身的长度。通常的方法仅仅从通高和重量来分类，现在看来是不够的。最理想的分类应当是绝对依据样品的大小重量与型制。可就目前资料所发表的情况看，往往记录得很不全面。再加上有时区别仅仅是很小的几毫米，可能是测量记录时不慎所致。重量的不同往往是取决于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和范芯内有泥无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进行严格科学分类的困难。当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发表的照片和拓本往往不注明具体尺寸，有时还互相矛盾。这很容易导致分类上的不精确。建议今后发表材料时尽量准确全面。如果是照片，一定要有尺度；以便于对比研究。总之，就有限的材料来看，这些空首布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它们的肩高，而且是有规律的依次减第，一般是0.5厘米左右。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同类的空首布之间有一定的规制。以往的研究者似乎对这一点重视不够。
从考古证据看，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出土范围主要在太行山两麓，卫河流域；包括山西中南部太原市，寿阳县，新绛县，侯马市，运城市，翼城县，稷山县，榆次县，以及河南西北部汲县，浚县，林县，安阳市。[17]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这种空首布是春秋时期晋国和卫国的铸币。郑家相认为这种空首布最早是卫国所铸，后来才流行于晋地。[18]可是春秋中期以前重要的卫国考古遗址中都未见到空首布的痕迹；河南嵩县出土的微耸肩弧足空首布，因为出土情况和年代都不确定，因此很难作为耸肩空首布起源于卫的坚实证据。[19]从目前考古的材料看，耸肩空首布应该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晋地所铸的货币。然而，如何区别不同类别的空首布，以及它们比较确切的铸造年代，却是一个重要但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先看它们铸造的地点。出土空首布的遗址中，最重要的要数1956，1959年发掘的侯马北西庄，牛村古城的铸铜遗址。遗址的年代属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遗址包括了住室建筑，窖穴，水井。同土物包括了陶器，铜器，骨蚌器，以及玉石器。从残存的大量制造空首布的陶范来判断，它们很可能是当时铸币的工场。而且，陶范和实物都包括了I类和II类空首布。也就是说，大英博物院所藏的3枚空首布都跟侯马铸铜遗址的证据相对应。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空首布，其中就包括了两枚带长铭文的；还有一枚带‘玄金’铭文，跟BM3铭文相同。[20]
但它们的时代的上限可以推到什么时侯？考古学已经证明了今天侯马一带究是春秋时的新田。新田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据史书记载，晋景公迁都新田是在公元前585年。[21]我们可以考虑把侯马出土的空首布定为迁都以后。我们有理由推想，那几枚带长铭文的大型素面空首布甚至有可能是跟迁建新都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山西曲沃县跟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发现了晋国王室墓地，时代为西周晚到东周早期。发掘简报中没有关于发现货币的报告。[22]可以推测晋国在迁都以前有没有铸币。20世纪末在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尺寸型制都跟侯马遗址出土的差不多，可是上面没有铭文。它们出自春秋晚期的窖藏。时代估计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我们认为耸肩尖足空首布的最早年代应该是春秋晚期。这是目前考古证明的最早的铸币。当然，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得掌握更多的考古证据进行比较，目前还做不到。
耸肩尖足空首布铸造年代也可能跟三家分晋有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并且开始自己铸币。朱华根据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发现的铭文‘甘丹’（邯郸），推断此类空首布（I类5式）跟晋顷公封赵午为邯郸大夫有关，并把时间的下限定在公元前525--512年。[23]可是仅仅依据铭文，证据略嫌不足。赵国于公元前386年迁邯郸；‘甘丹’同样出现在后来铸造的平首尖足布和刀币上。可以推测，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前就有可能铸币。分晋之后，铸币更是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他们所铸货币的流通情况，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势力地日益扩大。
这里还涉及到1936年发掘的河南汲县山彪镇大墓（M1）的年代问题.这座大墓出土了约700枚耸肩尖足空首布（I类6式）。郭宝钧认为它们是冥币，非市面实用流通物；他把大墓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300-240年左右。[24]现在看来，这个年代推断是偏晚了。[25]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掘的魏国大墓中出土了18枚‘梁正币百当锊’平首布。王毓铨先生已经指出，公元前362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市），这种带‘梁’字的圆跨布，可能就是铸于此时，或稍晚一点。汲县山彪镇大墓不见平首布，表明它的年代应该早于辉县固围村大墓。[26]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榆次出土的那种特小的异形空首布（I类7式）。据说它们是从墓葬出土，可由于没见到发掘报告，无法确定墓葬的具体时代。空首布在发展过程中由大渐小；从型制上看，它是从耸肩尖足空首布到平首尖足空首布之间的过渡型。跟太原发现的小型素面空首布（II类3式）的情况近似。晋中的空首布要比晋南的小，表明它们的时代可能也稍晚。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出现的铭文问题。据黄锡全先生统计，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出现的铭文有40余种之多。[27]这些铭文，除了数目字以外，可以释读出来的‘吕’，‘晋’，‘共’，‘甘丹’，‘百邑’，‘剌’等，都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属于晋国的地名，证明它们的确为晋地流通的货币。[28]最成问题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铭文，就是侯马出土素面空首布上的长铭文。关于这条铭文的释读，一般比较谨慎的读法只释最后两个字，其他的留为阙疑，‘XXX黄釿’。汪庆正认为这里的‘黄’字当读作‘衡’，‘釿’是货币标度；‘黄釿’即衡千，当千的意思。[29]‘釿’字在早期货币上出现频繁。[30]山西出土的晋国《侯马盟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字，但它在那不是度量衡，而是用做人名。[31]仔细观察侯马出土的那枚空首布，最后一个字的下部已经残缺了，能否百分之百地肯定是‘釿’字尚难下最后结论。比较大胆的是朱活的解释。他认为这条铭文一共五个字，后三个字为‘共黄釿’，‘共’为晋邑；前二字从残痕推测读为‘辛晋’（新晋），新晋即新田。[32]黄锡全先生对铭文前面的两个字有新解，认为可以释作‘亥盾’，以音推求，读为‘狐厨’，为《左传》中出现过的一晋地名。[33]更重要的是，黄锡全先生还对近年新发现的另外一枚同类型空首布上的铭文进行对比释读；那枚空首布铭文可以读为‘董以黄釿’，董亦为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一带。但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铭文读作‘重以衡釿’，不关地名，而是表明国家颁布的权衡的标准。[34]如果后一种读法成立的话，将对先秦货币的释读和解释有重大意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先秦货币上铭文有吉语的例子。[35]再结合侯马出土的那枚空首布上的5字铭文，也许它们暗示出这些耸肩尖足空首布是晋国迁都新田后专门铸造的纪念币。
大英博物院所藏空首布上的铭文为‘己金’（BM2）和‘玄金’（BM3）。前面提到过，1963年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过一枚同类空首布，上有相同铭文‘玄金’，虽然"金"字最下面那一横划已经看不清了。这两条铭文都在空首布身的中部，可是它们字的风格却不太一样。侯马出土的那枚上的‘玄’字下部带一尾巴状的勾，字体也稍小。大英博物馆这枚上"玄"的写法却跟侯马牛村古城1986年出土的一枚空首布上的"玄"字接近，字形大，做折笔。货币上的文字跟货币本身一样，都是每件单范铸造，所以很少有完全相同的例子。这条铭文，朱活读为"幺金"，即一金也；或释"邑金"。[36]何琳仪根据战国中山国铜器铭文中‘金’字的用法，把它读作‘百邑’。[37]如果读作‘玄金’，那它也许可以理解为吉语。[38]两周金文中常有用"玄"，"黄"来描述金属颜色的例子；例如孝王时的《白公父簠》："其金孔吉，亦玄亦黄"。[39]但这里究竟应该如何读还是个问题。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另外一枚空首布（BM2）上的铭文可以读作‘己金’。‘己’一般读作干支数。但据黄锡全先生考释，‘己’可以是地名。古山东有‘己氏’，汉置己氏县。但空首布为晋铸币，山东未见。黄锡全先生于是把‘己’，转读为‘箕’；《左传》中有晋地名箕；这样就带‘己’的空首布就跟晋国挂上了关系。[40]这种推断虽然有些道理。但还是缺乏更多更坚实的证据。我们在这篇短文中，就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三枚空首布做些初步讨论，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看法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在耸肩尖足空首布的研究中，仍然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汪涛、汪海岚：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1]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3-34页。
[2]朱活：《布钱新探--空首布钱的分类及有关问题》，《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9-31页。
[3]蔡运章，余扶危：《空首布初探》，《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88-89页。
[4]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94-95页，将山西侯马收集的两件耸肩弧足空首布，以及河南嵩县出土的两件肩微耸弧足空首布单独列为一类‘特大型肩微耸弧足空首布’。我们同意这类空首布可能是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前身。但它们跟标准的耸肩尖足空首布之间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我们这里仍然保留了我们最初的分类法。
[5]汪庆正主编，马承源审校：《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山西省钱币学会编：《中国山西历代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7]见陈应祺：《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研究》，《中国钱币》，1995年2期，12-19页。
[8]见朱活：《古钱新探》，29页。
[9]见朱华：《稷山县出土‘甘丹’空首布》，《中国钱币》，1984年2期，24-25页，一共发现了23枚。这个铭文原误读为‘吕’。
[10]美国A.B.COOLE：《The Early Coins of the Chou Dynasty》（Boston，1973）中收录了两枚耸肩尖足空首布，其中一枚亦带铭文‘甘丹’。从拓本看，它们的尺寸比此类要小0.5厘米，可能是印刷处理所致。
[11]钱卓，车新亭：《山西出土‘剌’字耸肩间足空首布》，《中国钱币》，1993年2期，49页。
[12]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36-37页.从已经发表的照片拓本很难看出布面上的竖纹。
[13]《山西》，10页；可是从照片来量，它通高约8.5厘米，肩高约5厘米。
[14]《山西》一书中发表的照片较清晰.《大系》亦收录了这两枚空首布，但是拓本比实物缩小了0.5厘米，而未做说明。
[15]《山西》一书注明是1959年出土；而朱活说是1963年（《古钱新探》，30，34页）。
[16]周忠：《山西侯马发现春秋晚期空首布》，《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55页；据报告者说，是1986年出土的.当时发现的货币数量至少在200枚以上.《山西》一书把出土时间误做1988年.
[17]见蔡运章：《谈解放以来空首布资料的新发现》，《中国钱币》，1983年3期，11页。较新的材料可参见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108-114页，‘平肩、斜肩、耸肩空首布出土情况统计简表’。
[18]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42页。蔡运章，余扶危的文章同意郑的说法，也认为这种空首布是晋，卫地区的铸币（见注3）。
[19]白秦川认为耸肩尖足空首布跟平肩弧足空首布没有演变关系；见其《耸肩尖足空首布起源于耒说》，《中国钱币》，1989年1期，3-7页。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408-411页。最早的报告可参见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年6期，42-44页；《1959年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8-9期，11-14页。
[21]《左传·成公六年》；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453页。
[2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4-28页.
[23]朱活：《古钱新探》，29页。
[24]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46-47页.
[25]最近读到吴荣曾：《战国墓出土钱币及其断代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65-70页；吴先生也持此说。
[26]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57-58页。吴荣曾：《战国墓出土钱币及其断代问题》，66页，也有类似观点。但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如此简单。裘锡圭先生在与作者的通信中（1994年9月25日）指出：‘三家分晋之前，晋国已由铸空首布改为铸平首布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很可能空首布，平首布有一段共存的时间。’裘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
[27]参见黄锡全：《尖足空首布新品六种述考》，以及《尖足空首布新品‘禺主’考》，收入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31-39页，56-66页。
[28]参见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103页。
[29]汪庆正：《十五年以来古代货币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65年1期，30页。
[30]较详细的讨论，请见郑家相：《古布釿之研究》，《泉币》，23期（1944年），3-7页；24期，7-12页；25期，9-11页；26期，5-8页。
[31]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85.13），文物出版社，1976年。
[32]朱活：《古钱新探》，30页。
[33]黄锡全：《晋国尖足空首布三考》。
[34]黄锡全：《尖足空首布新品六种述考》。
[3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109页。
[36]朱活：《古钱新探》，30页.
[37]何琳仪：《百邑布币考》，《史学集刊》，1992年1期。
[38]黄锡全同意‘玄金’的读法；但他认为‘玄’指泫，为地名。见黄锡全：《山西稷山新出空首布布文初探》，《先秦货币研究》，19-30页。
[39]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01），文物出版社，1986年。
[40]黄锡全：《尖足空首布新品六种述考》。
本文是提交2009年6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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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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