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历史研究现状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历史-历史研究现状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历史研究现状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

我想从历史研究的现状谈谈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问题。
我认为，谈论历史研究的现状必须抓根本，坚持两点论。抓根本，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两点论，就是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打破理论禁区、深化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拓展研究领域、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而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然而，令人堪忧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中原已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近年来不仅循而未改，反而其趋势有所增强。其突出表现：
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否定。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可是，史学界却有一种说法，叫做“超越”唯物史观。“超越”什么呢？第一，“超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是可以超越社会存在的”。第二，“超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认为这个“规律”“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第三，“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形象说法”，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属严格的历史概念”，无助于“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可见，所谓“超越”，实则彻底否定。唯物史观被彻底否定了，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其次，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彻底否定。大家知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如果否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也势必变成一句空话。在史学界，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有种种表现：一是“支解”马克思，即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支解”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前期的马克思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普遍规律，所以提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后期的马克思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特殊规律，所以提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超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试图用后期的马克思否定前期的马克思。其目的在于证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二是“支解”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人为地对立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将五种社会形态说成是斯大林“概括”出来的，与马克思无关，不能把它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等等。三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抽象肯定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提出来，但它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历史实际有出入，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因此，应该放弃用五种社会形态“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四是假“反思”之名，行“反对”之实，即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把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接混同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以致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当做“教条主义”来反对，当做“僵化的理论误区”加以否定。
不仅如此，有人还借口反对学术问题政治化，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史学成就。例如，把我国历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一概斥之为“背后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命题”，“一旦离开其话语背景，它们能否成立都是问题”。一句话，全盘否定上述成就的学术理论价值。
上述种种表现，归根到底，就是试图通过证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达到彻底否定这一学说的目的，从而为他们在历史研究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寻找借口或托辞。
第三，它表现为近年出版的某些历史教材和历史着作存在着背离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
严重问题。举要地说：一是不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主线展开对历史过程的论述，而是以“中国文明在发生与演变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或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主线展开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二是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时，不做社会的定性分析，回避社会形态问题；三是否认“依据社会性质来为历史做出分期”，认为“中国历史的突出特征是连续性，而不是阶段性”；四是反对把“历史看作一种由低向高发展的过程”；五是否认生产力是历史的“永恒的动力”，也反对将“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和“历史动力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传统做法。
上述问题直接违反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历史分期理论和历史动力理论，因而是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相背离的。
必须指出，如果我们将这些历史教材和历史着作存在的问题或观点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相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某些相似点或共同点。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唯物史观时宣称：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只适用西方资本主义，而不适用西方以外的国家，认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唯一的原因。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发展主要是政治、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力量，不是生产力，因此，考察国家形态的变迁不能单纯从经济基础着眼。又说：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不能单纯以生产方式，而应以所谓“片断化特征”即“具有可指明的开端、趋势和后果的变化序列”为根据。后现代主义则公然声称：历史只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的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历史事件”的堆积，因此，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将历史过程“碎片化”，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再现这些历史事件各自的原状，而不必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的审视，整体的考察，更不必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历史发展本来就无规律可言。
总之，上述种种问题表明：在近年的历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严重背离唯物史观而与西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趋同或合流的新趋向。唯其如此，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这是我们应该从历史研究的现状中得出的结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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