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鄂伦春人的萨满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萨满-鄂伦春人的萨满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鄂伦春人的萨满观
鄂伦春人是我国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也是“使用驯鹿的人”之意[1]。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部完整的研究鄂伦春萨满的专着。目前能见到的只有秋浦先生所着《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一书。该书用丰富的调查材料为我们描绘了鄂伦春人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现了这一民族由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光辉历程，阐明了鄂伦春人的萨满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鄂伦春人的萨满情况未过多涉及。因此本文试图就鄂伦春人的萨满、萨满观加以研讨。
一、萨满的传承：珊蛮与萨满
萨满，并不是唯独中国的鄂伦春人所信仰，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信仰。这种信仰在世界各地区都独立地产生、存在和发展。例如美洲大陆信仰守护灵；在非洲大陆盛行祈祷、魔法；在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朝鲜、日本的信仰），可以被认为是属于这种特征的原始信仰。[2]
在中国，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巫、回族的毛拉、猡猓的必磨、苗族的鬼师、女真人的“珊蛮”[3]，均为萨满的不同表现形态。
鄂伦春人相信萨满在特殊的精神状态中能起到人神使者的作用。因此，鄂伦春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经常请萨满跳神，以祈消灾免祸，确保家畜兴旺。此外，鄂伦春的萨满社会地位较高，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职能，这也是鄂伦春萨满的一大特质。
鄂伦春的萨满是否源于女真“珊蛮”？为了考察清楚这一渊源关系，必须首先探讨一下鄂伦春人的祖源问题。“在十五世纪以后，居住在辽东边外的女真人中，又一次分化出新的先进者——建州、海西诸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其他族人出现了满族。也还有部分部落处在边远地区，未纳入满族共同体，他们就是今日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各族的祖先。”[4]
另外，据内蒙古东北调查组于1951年3月在鄂伦春地区的实地考察证实：“满族的语言和鄂伦春语言有三分之一有是相同的。”[5]此外，近代一些语言学家也都公认鄂伦春人的语言是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到目前为止，鄂伦春人中还有些年长者懂满文，能阅读满文资料。由此不难看出鄂伦春人和满人的祖先都应是女真人。[6]
元代记载的“林中百姓”，明清史书上的“树中人” “栖林”就是指大兴安岭一带的狩猎人，其中包括鄂伦春人。可鄂伦春人真正在历史上出现还是清朝初年，当时被清朝编为十一佐领，为清朝的打牲部。
此外，在信仰上鄂伦春人和女真人有无共同之处呢？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第一，从珊蛮和萨满的关系来看，“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神”[7]，意为女真人的珊蛮可以通神；鄂伦春人的萨满是“人神之间的使者”。[8]由此可见，珊蛮与萨满除字音相同外，其职能也颇相同。第二，从“杀伤仪”来看女真人和鄂伦春人萨满的关系。“（女真）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9]鄂伦春人也有此俗，如，凡故意杀人者，原则上使凶犯以命抵命，但经木昆达（木昆达是鄂伦春的氏族长）调解、诅骂，然后可以用马匹来偿命；或者使凶犯扶养被害者双亲到死为止方可罢休。恩格斯说：“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10]由此看来，鄂伦春人的萨满与女真人的珊蛮相同或相似点颇多。此外，鄂伦春人的萨满行事所用手鼓与女真人珊蛮行事用的手鼓（神鼓）等神器、仪式颇相似。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鄂伦春人的萨满与女真人的珊蛮关系密切。
二、鄂伦春人的萨满观
所谓鄂伦春人的萨满观，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鄂伦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对萨满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宗教意识。
这种宗教观念随着鄂伦春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经历解放后科学意识冲击的曲折。于是，现代鄂伦春人的萨满观便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内涵，呈现多元扑朔迷离的形态。
(一)从人到神：萨满
鄂伦春人的萨满观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着鄂伦春族的生活和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指成消费品。”[11]鄂伦春人过的就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或者几乎呈与世隔绝状态。因此，他们对神灵崇拜的观念也难以改变。正如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着作写道：“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12]这样看来，鄂伦春人在向深山老林的闭塞环境发展时，原始社会的萨满固有信仰很难改变。与之相反，同鄂伦春同一祖先的满族，由于不断同汉人接触，受其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影响，生产力得到发展，文化得到迅速提高，他们在共同首领努尔哈赤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后金，其后皇太极继位改满洲为大清帝国。在宗教信仰方面，不仅萨满教得到传承，同时还接受了佛教、道教。由此可以证明，自然环境对原始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影响是很大的，在一定时期还会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
“到十七世纪中叶，一部分鄂伦春继续在原地活动，而另一部分原在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两岸居住的鄂伦春，则已迁至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一带。”[13]这里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鄂伦春就凭这一天然的丰盛资源而在此生息下来。又由于清朝对这一地区的统一，使鄂伦春同汉人、满人等民族的接触、往来频繁，自然而然就打破了过去那种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次，鄂伦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把鄂伦春编入布特哈旗”[14]，利用他们进行多次远征。另一方面，“当时被编入八旗兵的鄂伦春，均发给了马匹，部分也发给了枪支”。枪支和马匹既传入鄂伦春地区，就代替了原来的弓箭和驯鹿。后来又由于铁器的输入，鄂伦春内部交换的发展，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使鄂伦春的社会向前迈进一步，原来的“乌力楞”再也无能为力，它的一切传统习惯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再成为体系，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亦自此始。[15]
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鄂伦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鄂伦春的原始社会逐渐趋于瓦解，鄂伦春人对多神的崇拜必然逐渐减少，作为满族的固有的萨满必然再一次冲击鄂伦春的上层建筑，于是萨满在鄂伦春的社会中，倍受尊重。萨满不仅是鄂伦春的专门巫师，同时似乎又是神灵的代表。鄂伦春人在整个生产、生活中都离不开萨满。如，捕捉不到野兽时，就要请萨满去祈祷；人有病也请萨满来跳神。萨满在鄂伦春中起到综合治理的作用。此时鄂伦春以信仰萨满为主。
在这个时期，萨满信仰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表现是：萨满已为鄂伦春人普遍信仰，他们为人治病时，由原来不收任何报酬到索取价值很高的代价物。如，“病人请萨满跳神，萨满就借某某神说的，要许给神一匹马病才能好。病人信以为真，很快把马笼头送到萨满家挂上，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如果病真好了，就取马笼头把马套上送给萨满。这时萨满须给马主人退回马价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无需多说，已被装进自己的腰包了”[16]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17]此时萨满由综合性的职能，逐渐演变为鄂伦春人的专门巫医。
（二）信仰的嬗变：从神到人
由于鄂伦春社会发展的缓慢曲折性，作为鄂伦春的精神支柱——萨满的信仰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寻常的道路。然而，宗教信仰同世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产生、消亡的历史。如果说，萨满信仰这一宗教观念，是在鄂伦春人形成最初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最低阶段上形成的话，那么到鄂伦春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这一宗教信仰就应从人们头脑中逐渐消失了。鄂伦春人对萨满信仰的历史对此已有充分的证实。
解放前，在鄂伦春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原始的萨满信仰一直成为鄂伦春人的宗教意识之一，长期占据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相信萨满能通神，从而将自己的愿望都寄托在萨满和神的交往上。当捕捉不到野兽时，企图托神的保佑获取猎物；人或者牲畜生病时，又战战兢兢地站在萨满面前以求得到神的宽恕，免于一死。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鄂伦春地区疾病蔓延，鄂伦春人濒于灭亡之边缘。到解放前夕，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只有一千人左右[18]。
解放后，党和国家先从物质上给鄂伦春人大力支持，使鄂伦春人的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次，对广大鄂伦春人进行科学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在鄂伦春聚居区办起了小学、中学、卫生所、医院，使他们从“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双重压迫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宗教的信仰方面，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的教导，并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伴随着社会的条件改革，在萨满内部已有了分化。一部分人已经相信了科学，从而能够辨别是非了。而另一部分人仍对于鬼神的信仰很浓。这部分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一般群众请萨满治病的人逐渐减少，找医生治病的人日益增多相信科学的呼玛地区鄂伦春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多数萨满已经不跳神或根本上不相信大神了。”“十八站有一个萨满名叫赵立本，在此次改革中起带头下水作用。但该人过去是在群众中和萨满中有很高威信，群众公认赵萨满的神灵高，有治病的经验。因群众一有病就请他跳神的次数多些。……他本人不但个人想改掉，而且让别的萨满同时改革。他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法，就在一九五三年的一个夜间，赵立本将本村的所有萨满都召集在一起，但别的萨满并不知道他们集合的目的，抱着集体跳神的好意而前来参加。萨满一个一个都到场了。当大神还没有跳起来的时候，赵立本突然站起来，在萨满的面前，将自己的神衣和其他用具一一的撕坏了。撕坏后却制成了鞋子，当作毛巾和裹脚布等使用了。从此萨满将自己的神衣和其他用具撕坏仍到水里。”[20]
由此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不断促进人们科学意识的觉醒和对现代科学的皈依，正是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萨满的认识不断加深，使延续数百年的萨满不得不脱掉神的外衣。至此，便万说归宗。越来越多的鄂伦春人固有的萨满观正在迅速被现代科学观所取代，“鄂伦春人逐渐认识到，解救自己疾病痛苦的是现代医院及医护人员而不是什么神”[21]。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鄂伦春人的萨满观的嬗变过程尚未结束，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资料汇编》。
[2] 《世界大百科事典》卷14，《萨满教》。
[3]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第104页；《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岁时杂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族简史》（初稿）。
[5] 内蒙东北调查组：《关于鄂伦春调查报告附录》。
[6] 内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逊克县鄂伦春民族乡情况》。
[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8]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第170页。
[9] 《金史》卷六十五，《谢里忽》。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344页。
[11] 《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1页。
[13]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第20—116、117—180页。
[14]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第20—116、117—180页。
[15] 《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16]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第20—116、117—18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资料汇编》第82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1页。
[20] 内蒙古东北调查组：《关于鄂伦春族调查报告附录》。
[21] 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萨满教文化研究》第1辑，第254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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