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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首发）
叶玉英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古文字构形研究是指探索古文字的构成方式和演变规律的学问。具体包括古文字的产生， 古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 ， 六书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类化、音化、分化、美化、符号化、变形音化、讹变、借笔等问题。[1]纵观古文字研究一百来年的历史，古文字构形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六书分析的研究，时间大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第二阶段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的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进入了理论构建期，古文字构形理论趋于系统化，古文字构形学逐渐形成一个理论分支。古文字构形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古文字学日益成熟的标誌之一，因此对古文字构形研究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十分必要。本文所要论及的古文字指《说文》小篆以前的所有文字（《说文》小篆除外，但包括《说文》古文、籒文）。
一 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架构
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以后，中国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即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古文字研究。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说文》研究，金文也不仅仅 被用于订补《说文》，甲骨文、金文考释工作全面展开。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文字考释成果 可谓硕果累累，但古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唐兰先生首先意识到理论建设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1935年，他撰成《古文字学导论》。这是最早的一部关于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专着。[2]《导论》涉及的古文字构形问题有：（一）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产生的时代。唐先生批驳了八卦说、结绳说和仓颉造字说，认为文字的产生是自然趋势，并非一两个人所创造，并假定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前，而形声文字的发轫，至迟在三千五百年前；（二）上古文字的构成。唐先生打破传统“六书”理论的束缚，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象声；（三）文字演变的规律。唐先生指出：“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声的假借是文字演变的三条大路”；（四）字形演变的规律：1、简易。原始文字近于图画，写起来太费事了，于是把笔划太肥不便刀笔的地方用双钩或较瘦的笔划表现出来，这就促使文字走向线条化。到了形声文字发展以后，许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两部分组合的，由此许多图形文字由整个图形分析成两半。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2、增繁。一是因为文字的结构趋向整齐，所以在许多地方添一些笔划，使疏密匀称；二是因形声文字的影响，有些本是图形文字，又注音而成形声字；三是有的象意字改为形声字；（五）文字通转规律：1、有些型式在后世看来很有分别的，但在当时却是从一个系统裏演变出来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随便写；2、凡同部的文字，即由一个象形文字裏孳乳出来的，在偏旁裏可以通用；3、凡义相近的字，在偏旁裏可通转；（六）字形的混淆和错误。[3]
如果说《导论》还只是对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探索，那么于 1949年问世的《中国文字学》则可谓初成系统了。在这本书裏唐先生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文字的发生、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文字的变革等问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论题，如“孳乳、转注、緟益是形声字产生的途径”、“声化”、“省变”、“倒文”、“正反无别”、“反文”、“ 割裂笔划”、“複体字的字母式排列”、“一个字偏旁位置的随意性”、“趋简”、“好繁”、 “同化”等等。[4]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古文字构形理论。
六书研究是自宋以来学者用力最多的问题，但始终未能摆脱《说文》的巢臼。到了民国时期，除了唐兰先生提出的“三书说”敢于打破旧说以外，林义光先生是另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突破的学者。1920年，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一书问世，内附《六书通义》。在《六书通义》中，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六书理论，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旨作了新的阐释[5]。林义光先生在六书理论上的发明主要有：第一，他为一些用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找到了理论上的归宿，如“形变指事”、“二重形声”等；第二，从文字产生、发展、孳乳分化的历史出发，探索了形声字的来源；第三，视转注为汉字孳乳大法，从而较为合理地阐明了转注造字之旨；第四，从语言与文字的关係的角度，倡 导假借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然而，由于林义光早殁，所以他的六书理论也随之湮没，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基础上提出新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假借字必须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象形、象意应该合併为象形。[6] 1968年，李孝定先生发表了《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一文。此文对六书说的分组和次第提出新的看法：他把六书分为象形（表形文字），指事、会意（表意文字），假借、形声、转注（表音文字）三组。六书的次第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他认为转注字不过是形声造字大量应用以后，所造出来的古今音殊字和方言音殊字，它本身只能说是形声字，所谓转注，是说它和另一个字的关係而已。[7]
这一时期着述较多的还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文字起源及源流的，如沈兼士先生撰有《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的文字画》、《造字原则发展之程敍说》、《初期意符之特性》、《文字形义学》等文，对文字起源、造字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8]其他还有蒋善国先生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胡棣华先生的《文字源流》、易坤先生的《文字源流讲义》、李天根先生的《中国文字来源及变迁》等；另一类是在文字学通论性的着作中论及古文字构形问题，如杨树达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容庚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朱宗莱先生的《文字学形义篇》、丁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通论》、吴其昌先生的《古代文字学》、孙海波先生的《中国文字学》、陆和九先生的《中国文字学讲义》，蒋善国先生的《汉字形体学》等。
由于历史原因，五六十年代的论着较少，如郭沫若先生的《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说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对汉字简化问题只是简单一提，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9] 梁东汉先生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是影响较大的一部书。此书对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论的问题有：（一）探索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形声字产生的九种途径、汉字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简化和繁化是汉字发展的两大趋势；（二）指出汉字结构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些规律和特性，如异体繁多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行款对结构的影响、汉字结构的内在平衡律、汉字结构的複杂性、字体演变对于结构的影响等；（三）总结出汉字新陈代谢的规律：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三是不标音的字转化为标音的字；四是义符的音符化等。[10]
二 古文字构形规律的全面探索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古文字学的兴盛和发展，古文字构形研究也进入了全面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考古发现大量史前陶文，文字的起源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李孝定先生在《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等文中指出：1、半坡陶文应是已知最早的汉字，迄今六千年至五千五百年；2、从半坡陶文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假借字的情况来看，汉字应已经历了象形、指事、会意三个阶段；3、半坡时代应该有更多象形会意的文字； 4、汉字的起源是单元的。[11]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与李先生略有不同，他认为半坡陶文距今六千年，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郭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有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先于象形系统。[12] 裘锡圭、汪宁生、姚孝遂、高明诸先生也先后发表了他们对史前陶文与汉字起源关係的看法。四位先生一致认为因为史前陶文不能记录语言，所以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文字的範畴。高明先生称之为“陶符”，认为陶符与陶文有本质的区别。陶符自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开始，中间经过商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始终是每器只用一个符号，而且一直是独立存在，从不与汉字共同使用。形体亦然如旧，仍非常原始。[13]对此李孝定先生认为史前陶文之所以不能记录语言，是由陶器上刻画符号的特性所决定的，即陶器上除了极少数特定的目的，少有大量使用文字的机会。符号与文字，本是一物的二名，有的因约定俗成而成为文字，有的因使用的人少，所以停滞不前，如族徽和陶工的专业记号。 [14]
这一时期在六书研究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有：（一）于省吾先生在《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一文中指出：“形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在《释古文字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中于先生还指出有一类指事字的特徵是在某个独体字上附加一种极简单的点划作为标誌，赋予它以新的含意，但仍因原来的独体字以为音符，而其音读又略有转变 [15]；（二）姚孝遂先生在《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论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论文字形体的整体性》、《再论古汉字的性质》、《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等文中一再指出文字的形体结构来源和文字的功能作用是两个性质绝然不同的问题。文字的形体，都是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图像，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就这些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作用来说，它们却是表音的。一个独立的文字符号，不论是基本形体还是複合形体，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起到记录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时，这一整体不容许加以割裂。形声字的形符主要表明义类，并不能真正表意，所以从广义上说，形符也是一种区别符号。将文字的形体结构分割为形符和声符，只是我们探索文字形体来源和构成方式的一种手段。形声字的形符与声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形符和声符的作用是 受文字的整体形态和文字与语言的关係所制约的。 [16]孙常叙先生从文字记言写词的角度称假借和形声为“象声写词法”。他认为象声写词法出现后文字才真正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但他不同意姚先生以为先秦文字是表音文字的意见，他认为假借并没有改变先秦文字体系及其表意的性质，形声字的声符也不纯然表音。[17]（三）裘锡圭先生在唐兰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三书说”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其中表意字包括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此外裘先生认为仍有少数字不能纳入三书的範围，它们是：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和特殊来源字。[18]詹鄞鑫先生以裘氏构建的三书系统为基础，提出了“新六书说”：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新六书说”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结构类型之外，并将传统六书中的“指事”分为“ 指示”和“象事”。 “会意”除了以形会意、以义会意之外，还有会意兼声。“变体字”包括裘氏的“变体字”和不能纳入其“三书”範围的变体表音字和半记号字，分为取形变体字、取义变体字和取音变体字三类。[19]张亚初先生在《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一文中指出：“变形造字法是指用改变一个字的位置形状（指字形的正、倒、左、右），或者对一个字的笔划略加增损而创造出另一个新文字的方法。”“变形的基本情况有七种：横变竖、正面变侧面或侧面变正面、整体变局部、双变单、正变倒、局部变形、增减笔划。”[20]
总的说来，文字的起源和六书等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古文字构形的内在演变规律。从笔者所见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三类：（一）从宏观上考察古文字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有所发现，如李孝定先生在《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和演变过程泛论汉字的整理》、《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从金文中的图画文字看汉字文字化过程》等文中总结概括了汉字“由不定型趋向大致定型”、“整齐划一的趋势”以及讹变、抽象化、简化、繁化、声化的规律，还指出了早期文字形体结构的特质，如早期文字具有不定型的特质、偏旁位置多寡不定、笔划多寡不定、正写反写无别、横书侧书无别、事类相近之字在偏旁中多可通用等。[21]赵诚先生在《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一文中探索了古文字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系统内部的制约而进行内部调整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如类变、类化、定型、统一、繁化、简化、转化等。[22]高明先生的《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主要讨论的是简化和规範化对汉字形体演变所起的作用。[23]林沄先生在《古文字学简论》第三章《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中谈了古文字简化、分化、规範化、讹变等问题。刘翔等编着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也有一节“古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指出古文字简化和繁化、循化和讹化、分化和整化的一些现象；（二）对某一论题作专项研究。如高明先生对古文字的形旁作了专题研究。他不仅整理出111个形旁从甲骨文到隶书的演变轨迹，[24]而且对义近形旁通用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了32组义近通用形旁。[25]其后，张桂光先生对义近形旁通用的定义作了明确的界定：“义近形旁通用，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现象：由于某些形旁的意义相近，它们在一些字中可以互易，而互易之后，不仅字义与字音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且于字形结构上亦能按同样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形旁的讹变、造字时因取意角度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形旁的现象以及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作形旁这三种情况不属于形旁通用範畴。张先生又进一步探讨了古文字义近形旁通用的原因和条件，他认为古人对义近形旁通用的利用，一般都是有意识的，或者出于同化的需要，或者出于表意明确化的需要。张桂光先生还撰写了《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徵的探讨》、《金文形符系统特徵的探讨》、《战国文字形符系统特徵的探讨》等一系列文章，对各个时期文字的形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既重视共时的横向 的分析，又兼顾历时的纵向的联繫。张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也是关于古文字构形研究的重要文章。文中对殷商时期到秦初小篆期间，古文字形体讹变的历史情况作了纵向的剖析，并按支配其变化的不同因素把讹变分为八种类型：因简省造成的讹变、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讹变、因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因割裂图画式结构造成的讹变、因一个字内相邻部件的笔划相交形成与别的偏旁相似的形象造成的讹变、因装饰性笔划造成的讹变、以文字形体附会变化了的字义造成的讹变以及因时代写刻条件、习惯的影响造成的讹变等。[26]金国泰先生在《讹变三题》中讨论了讹变与简化的区别，讹变前后正讹两字的共存、竞争和淘汰以及由于人们的误解而导致的讹变等问题。[27] 裘锡圭先生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和吴白匋先生的《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是较早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字体研究的成果。[28]此外云惟利先生的硕士论文《汉字演进过程中声化趋势的研究》、吴振武先生的硕士论文《古文字中形声字类别的研究》、袁家麟先生的《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马国权先生的《鸟虫书论稿》、陈初生先生的《谈谈合书重文专名符号问题》、林素清先生的《论先秦文字中的“=”符》、陈世辉先生的《略论<说文解字>中的 “省声”》等都属专题研究类；（三）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字构形演变规律进行总结。如赵诚先生的《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係》、《甲骨文形符系统初探》，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异字同形例》，李彤先生的硕士论文《甲骨文形声字声符研究》、姚淦铭先生的《论西周铜器文字演变的轨迹》、《论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规律》，张振林先生的《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马国权先生的《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林素清先生的《论战国文字的增繁现象》，唐莉先生的《战国文字义符研究》，黄盛璋先生的《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罗运环先生的《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止”“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的演变规律》，黄锡全先生的《楚系文字略论》等。汤余惠先生的《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这类文章中影响较大的一篇。此文就战国文字笔划、偏旁的省略，形体分合、字形讹变、辅助性笔划、地域特点以及与商周古文的辨正关係等问题作了深入细緻的研究，并对《古玺彙编》所收玺印进行分域，指出其中的燕系、楚系和齐系玺印。[29]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第三章“战国文字分域概述” 中也指出了战国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文字各自的区别特徵。在第四章“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中他还总结了一些战国文字形体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的规律。[30]
综观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批的学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第二，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文字的起源、六书等论题，而是古文字形体本身的演变规律，如符号化、简化、繁化、异化、同化、声化、讹变、双声符字、异字同形、义近形旁通用等；第三，虽然已经出现专题研究，如汤余惠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但从理论框架的建构上来看，还停留在点的研究上，而没有系统的研究。
三 古文字构形学的确立与完善
1991年，刘钊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正式出版后书名为《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称引均採用正式出版后的书名《古文字构形学》）。文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他指出：“古文字构形学是指研究古文字产生、构成及发展演变的学问。古文字构形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文字的构成方式，一是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具体包括古文字的产生，古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六书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类化、音化、分化、美化、符号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集合体，就构成了古文字构形学。”在《古文字构形学》中，刘钊先生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古文字中的“类化”、“变形音化”、“简省分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刘钊先生提出“古文字构形学”的宗旨：古文字构形研究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有古文字学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指导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实践意义。由于《古文字构形学》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开创之功，并且见解精闢独到，所以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书中一些古文字构形方面的术语及概念的界定如“饰笔”、“类化”、“变形音化” 、“讹混”等已得到普遍採用。
黄德宽先生也是致力于汉字学理论体系构建而且 收穫颇丰的学者之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在形声结构及其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获得了新结论，如从构成的角度对形声字给以新的类型划分，将形声结构的研究从笼统的描述引向科学的分析；将形声结构纳入汉字构形方式系统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31]除此之外，他还有相关的系列文章《古汉字形声结构的动态分析》、《形声起源之探索》、《论形符》、《论形声结构的组合关係、特点合性质》、《汉字形义关係的疏离和弥合》、《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和汉语文字学》等等。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即将出版）以声符为核心构建形声谱系， 再以“音”系连将形声谱系按古韵部和声部编列构建广义谱系。对每一字罗列古文字不同阶段之典型字型形成形体流变表谱，然后逐字分析字形，阐释用例，予以疏理证说，在此基础上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係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係，分层次构建古代汉字因发展沿革，形成的广义谱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2]所有这些研究都体现了黄德宽先生关于汉字断代史研究的思想核心：汉字构形系统是一个历时的演进系统，我们应该重视文字断代的研究，改变以往将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汉字置于同一历史平面作类型性概括的状况，用动态的历时的眼光观察不同时代汉字构形方式的异同及其内部调整，从而揭示汉字体系运动的规律。
王宁先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指导一批博士生进行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并逐步构建起一套汉字构形学理论。1991年，李国英先生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小篆形声系统研究》，这是王宁先生设计的汉字构形系统描写研究的初步尝试。此后陆续完成的系列博士学位论文有王贵元先生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1994）、王立军先生的《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1994）、李运富先生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6）、曹永花先生的《西周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6）、罗卫东先生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7）、宋瑉映先生的《<秦简 >文字与<说文>小篆字形比较研究》（1997）、齐元涛先生的《隋唐碑誌楷书研究》（1998）、陈淑梅先生的《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1999）、赵学清先生的《战国东方五国文字的构形系统》（1999）、洪映熙先生的《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朴仁顺先生的《殷商一期甲骨文形义关係研究》（2000）、郑振峰先生的《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易敏先生的《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2003）、刘延玲先生的《魏晋行书构形研究》（2004）等。1995年王宁先生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关于汉字构形学的文章，题为《汉字和汉字构形学》。此后《中国教育报》又连载了她的《汉字构形学讲座》（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1999年，王宁、邹晓丽先生出版了《汉字》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构形学理论。王宁先生关于汉字构形学的思想还见于《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基于超文本环境的 <说文解字>知识库的建立》（与宋继华合作）等文。其理论核心是：1、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规律；2、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 “形位元” 。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3、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其组合过程以及层次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是了解汉字构意的重要途径。4、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有一批基础构件，它们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这是汉字最重要的属性。其次，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这是汉字的又一属性。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即结构方式）以及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是汉字的另外两个属性。汉字的构形模式是汉字的第五种属性。汉字的构形模式有：全功能零合成、标形合成、标义合成、会形合成、会义合成、形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形音义综合合成、无音综合合成、标音义合成、义与音兼义合成等。
李圃先生提出的字素理论也是关于汉字构形的研究。李先生的专着《甲骨文文字学》就是用字素理论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在《说字素》、《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文中他对字素理论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係提出来的。字素是构成汉字的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的结构要素。字素的位元包括上位和下位两个层次。出于上位的字素，或是稳性字素，或是活性字素，均具有直接显示语素音义的字素资格。而出于下位的则失去了字素的资格，退居到构成活性字素的构素成分了，它们与所表示的语素音义没有直接的关係。字素的类与位之间存在类位交变、类随位变的关係。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这种静态的字素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两种。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这种动态的字素包括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独体字是由一个字素构成的，故又称“独素字”。合体字一般由两个字素或三个以上字素构成。 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据此可把合体字的结构类型分为七组相对称的十四个类型：左右分置、上下叠置；竖式插入、横式插入；左下填入、右下填入；左上填入、右上填入；上部嵌入、下部嵌入；左部嵌入、右部嵌入；中间嵌入、中间穿合。根据汉字中所包含的字素的多寡和历时与共时的差异，可以把古文字的造字法分为八种：独素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更素造字、移位造字、省变造字、缀加造字和借形造字。[33]刘志基先生的《汉字体态论》採用了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论。[34] 张再兴先生则运用字素理论来研究西周金文的文字系统。[35]
此外，还有一批硕博论文採用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和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论，再结合电脑技术对古文字形体构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从而对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字构形系统进行描写。博士论文如陶霞波 先生的《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趋向研究》、吴建伟先生的《战国楚文字构建系统分析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文字考辨》、竺海燕先生的《甲骨构件与甲骨文构形系统研究》，硕士论文有陈青峰先生的《殷商金文构形研究》、郭利芳先生的的《春秋金文构建系统定量研究》、马晓风先生的《甲骨文会意字研究》、沈之杰先生的《楚简帛文字研究——形声字初探篇》、韩同兰先生的《战国楚文字用字调查》等。
以上所论是学界在古文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建构上所取得的成就。据此，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学界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文字构形学作为一个理论分支已经确立，并且仍在积极的探索中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古文字构形的分期分域研究较之前期，更加深入了，成果相当丰富。其中，探讨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的成果主要有裘锡圭先生的《从文字学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杂性》，董琨先生的《从甲骨文到简化字》、《周原甲骨文与汉字形体发展》，曹锦炎先生的《甲骨文合文研究》，黄天树先生的《略论甲骨文中的省形和省声》、《殷墟甲骨文“ 有声字”的构造》，沈建华先生的《甲骨文所见几种异体字释例》，蔡哲茂先生的《卜辞同文例研究举例》，潘杰先生的《甲骨文非形声合体字与传统会意字的区别》，郝文勉先生的《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刘志基先生的《试说殷商金文中的非通用构件》，施顺生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等；关于西周金文构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懋镕先生的《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李善洪先生的《简论周代金文省体字》，乃俊廷先生的《两周金文“其”字中的“丌”形偏旁研究》，江学旺先生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构形方式的演化》及其博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研究》，雷缙碚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同词异字研究》等；有关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成果最多，如林素清先生的《谈战国文字的简化现象》，林清源先生的《从“造”字看春秋战国文字异形现象》、《战国“冶”字异形的衍生与制约及其区域特徵》，黄文杰先生的《战国时期形声字声符换用现象考察》，黄锡全先生的《先秦货币文字形体特徵举例》等。战国文字形体的分域研究以楚文字为最，其中博硕士论文就有多篇，如魏宜辉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林清源先生的《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张静先生的《郭店楚简文字研究》、张传旭先生的《楚文字形体演变的现象和规律》、黄丽娟先生的《战国楚系形声字研究》，许文献先生的《战国楚系多声字研究》（硕），方勇先生的《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硕）等。期刊论文主要有罗运环先生的《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董琨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形用问题》，曹锦炎先生的《从竹简本<老子 >、<缁衣>、 <无行>谈楚简文字构形》，李运富先生的《从楚文字的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李天虹先生的《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李守奎先生的《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係 ——兼论依<说文 >部首编着的古文字编的体例》，林清源先生的《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徵》，许文献先生的《先秦楚系文字声符替换结构初探—— 分类之一“非属同一谐声系统之共时性同字异构例》、《先秦楚系文字声符替换结构初探》等。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将中山国文字与侯马盟书、战国三晋系铜器文字、传世字书（《说文解字》、《汗简》、《古文四声韵》）相比较，分析总结了中山国文字的构形特点[36]；秦汉文字形体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黄文杰先生的《秦至汉初简帛形近字辨析》、《秦汉时期形声字音近声符换用例析》、《秦汉时期形声字义近形旁换用现象考察》、《睡虎地秦简文字形体的特点》，张世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期用字现象举隅》，谢光辉先生的《秦文字形体研究》，林钦娟先生的《<石鼓文>：秦系文字构形演化发展的枢纽》，郝茂先生的《秦简新构字论析》等。专着有杜忠诰先生的《说文篆文讹形释例》。
第二，各类专题研究成果说明古文字构形研究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
1、字体演变研究
上文我们提到，裘锡圭先生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是较早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字体研究的成果。他注意到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上的文字在书体上具有隶书的特点，但有相当一部分跟篆文还很接近，还出现不少草书式的写法。通过研究，他认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古隶又发展出草书。[37]这一结论打破了千百年来一直以为隶变发生于小篆之后的错误观念。裘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对隶书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38]他明确指出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同时他认为战国时代六国文字的俗体也有向隶书类型字体发展的趋势。[39]1991年，赵平安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该文以西周、秦汉金文、秦陶文、秦汉印文、秦汉石刻文字、秦货币文字以及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等出土文字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得出“隶书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结论。同时他还分析了隶变的外因和内因，探索隶变的规律，指出隶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40]同年，丛文俊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书研究》也通过了答辩。与赵平安先生的研究相比较，丛先生则重于分析隶书字形，说明隶变与文字简化、偏旁分化、偏旁混同之间的联繫。 [41]
陆续出土的战国及秦汉简帛文字资料，为隶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台湾学者陈昭容先生的《隶书起源问题重探》认为战国中期简率的刻划文字与隶书起源有关。谈隶书的起源与发展，必须东西土文字同时考虑，就隶书风格而言，战国东西土都有相同的经历。就隶书的结构而言，基本上是在秦文字俗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土简牍文字在结构上与秦相异的部分，在文字统一过程中被约定俗成的罢除了，汉代隶书结构与秦隶接近的原因在此。在隶书发展进程中，“吏”起过整理作用。[42]刘凤山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2006）也对“隶变”问题再作检讨。他指出：“隶变”不仅发生在战国秦文字中，楚文字的隶变也很明显。他把隶变的过程分为萌芽（战国中、晚期）、发展（秦、西汉早期）和完成（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三个阶段，并细緻地描写了各个阶段的特点。[43]
邱莹霓先生考察了齐系金文、陶文和玺文在年代、官私性质上所体现出来的书法风格与书体结构，并通过齐系文字的比较研究，整合齐系文字的书体结构和风格特徵。[44]林清源先生在对楚国金文书体风格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后认为：楚国金文的书体风格，从楚国立国直到春秋早期，仍然延续西周金文以来的传统风格书体。大概是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最具代表性的美术风格书体逐渐形成，此一书体发展到了战国早中期，线条布局日趋精緻，并且出现错金与加鸟虫形部件的现象，是楚国金文美术书体的鼎盛时期。到了战国晚期，美术风格书体的品质与数量都急剧衰退，代之而起的，则是草率风格书体，其字形往往解散篆体，破圆为方，表现出明显的隶化倾向。[45]张晓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分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四个阶段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她指出：“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是汉字字体从篆体到隶体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汉字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汉字结构发展与汉字字体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书写便捷与字体规範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6]杨宗兵先生全面考察了秦出土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 草书萌芽”，而且与严格意义的“狭义草书”相比已经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47]于丽萍先生在《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一文中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係，认为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 主要原因是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成熟。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影响了构形系统的平衡 ，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48]
继马国权先生的《鸟虫书论稿》之后，陆续有学者将鸟虫书作为字体的一种进行书体研究。如林素清先生的《春秋战国美术字体研究》、董楚平先生的《金文鸟篆书新考》，丛文俊先生的《鸟凤龙虫书合文考》、严志斌先生的《鸟书构形简论》等。
2、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季采素先生分析了导致文字形体讹变的五个内因和三个外因。[49]林志强先生认为对讹变现象的研究应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汉字演变过程，而不应只局限于古文字阶段，并强调应结合汉字符号学来研究讹变现象。[50]古敬恒、李晓华两位先生一方面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另一方面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51]沙宗元先生分讹变为有意讹变和无意讹变两类，进而分析了古文字各个阶段这两类讹变的情况。 [52]魏宜辉先生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易构讹变、类化讹变、音化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53]方勇先生细緻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54]闫华先生梳理出“西”、“勺”、“百”、“夜”、“陵”、“岁”、“登”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55]另外，上文提到的一些论着或博士论文中也论及讹变问题，如江学旺先生的《西周金文研究》、张静先生的《郭店楚简文字研究》、林清源先生的《楚国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张传旭先生的《楚文字形体演变的现象和规律》、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等。
从上述诸文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如江学旺先生在《西周金文研究》的第三章“讹变”下分“独体离析 ”、“形近混同”、“变形音化”三节；魏宜辉、林宏明、张静先生也将“变形音化”认定为一种讹变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刘钊先生在《谈讹混》一文中对“讹变”与“讹混”的关係作了界定，他指出：“从广义上看，‘讹混’与‘讹变’有相同之处，‘讹混’可以列为‘讹变’的一个小类。从狭义上看，‘讹混’与‘讹变’又有区别。‘讹混’与‘讹变’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讹变’所指的构形因素可大可小，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2、‘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56]关于“讹变”与“变形音化”的区别，我们可以从刘钊先生对“变形音化”所作的定义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变形音化”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 [57]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3、双声符字研究
宋代郑樵《六书略》[58]裏的“母子同声”字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双声符字”。近代学者林义光在《文源》裏举出二十四个“二重形声”字。[59]虽然他没有对其所谓的“二重形声”下定义，但从他的具体说解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 “二重形声”指的是两个偏旁都指表音而不表义且两个偏旁音同或音近。裘锡圭先生称这类字为 “两声字”，[60] 何琳仪先生名之曰“双重标音”，[61] 袁家麟先生则称之为“纯双声符字”。[62]刘钊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把双声符字（该文称为“双声字”）纳入古文字构形学的研究範畴，并作了较为周密的定义：双声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63]陈伟武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在《双声符字综论》一文中，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双声符字，另一类是在形声字基础上加注声符而形成的。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明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係、双声符字内部两个声符的语音联繫等问题。[64]许文献先生的硕士论文《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第四章《同取型多声符构形》分“双重标音例 ”和“形声标音例”两节，深入细緻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65]宋鹏飞在其硕士论文《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中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 [66]黄丽娟先生在《战国多声字研究》一文中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範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67]黄天树先生在《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一文中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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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等。[68]
4、饰笔
清代学者王筠最早注意到文字中有些笔划并不表意，而是起着文饰的作用。他在指出：“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已。沿袭既久，取其悦目，或欲整齐，或欲茂美，变而离其衷矣。此其理在六书之外，吾无以名之，强名曰文饰焉尔。”[69] 唐兰 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讨论到文字的增繁现象时曾指出：“凡垂直的长画中间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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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又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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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前缀是横画的，常加一画或“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字末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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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凡有空隙的字，常填以“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70]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饰笔。汤余惠先生在《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起辅助性作用的点” 这个问题时说：“战国文字基本形体之外的点，多半用为饰笔，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点饰无论其形式如何，均与文字的基本构形无关。”文中除了讨论了“一”、“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等一般饰笔外，还介绍了齐、燕、楚三系文字中的特殊饰笔。楚文字中有一种状似垂露的饰笔，如楚王酓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燕文字中有“鹤头书”，如燕玺“秦”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古玺彙编3853）；齐文字有尾形饰笔，如陈喜壶“族”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禹”、“禺”、“是”、“其”、“奠”、“典”、“甚”、“廷”等字为例，揭示了饰笔在文字符号化过程中的演变轨迹。同时，他还归纳出甲骨文中七种主要饰笔，并举了 60对甲骨文字例；再次，他指出了“饰笔”研究对古文字考释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在文中的许多考释中加以强调；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73]
张振林先生在《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一文中对刘钊先生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张先生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他认为羡符（饰笔）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没有统一用字标準时，它可以是装饰、平衡美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偶然的笔误，乃至积非成是。在政府和用字者的正字观念不强的时候，羡符被看作有某种合法性的异体字。相反，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错字。商代甲骨文的繁简异体，主要是符号系统改进期间的表像，增添减少的笔划，多数属于与字音字义有关的象形或指事符号。从西周初到春秋中期，文字形体在外观上主要是线条化和方块化，未有明显涉及装饰美的倾向。春秋中期以后，形声字在当时用字中的比重占了优势，满足了用字需要，于是在钟鸣鼎食之余，便有了使文字美化的特别追求，于是出现了蚊脚体、鸟虫书、悬针垂露体等美术字体以及一些与构形字理无关的羡符。随着羡符大量出现，还有形声构字心理驱使下的偏旁滥用，在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出现了一个文字繁化和异化的潮流。秦统一天下所推行的强力政策使得文字走向规範化。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範的古文字的孑遗。[74]
赵诚先生将甲骨文形符分为象形性形符、示意性形符、类别性形符、关係性形符、文饰性形符五类。其中“文饰性形符”指的就是饰笔。他说：“（文饰性形符）没有任何表义功能，只起文饰作用。”他认为“启”、“启”、“ 君”三字所从之“口”均为文饰性形符。[75]
湛玉书先生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羡余、非偏旁构件羡余、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76]
林宏明先生的硕士论文《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第二章第五节“装饰”分析讨论了中山国文字中的九种饰笔。[77]
5、借笔
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所论的“两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借笔”。他指出的“两借”字例有“斎从示齐省声，二字上属则为齐”“兜之从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从皃省也，以儿属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以儿属白为皃”“彖从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公子盂）、“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君子）、“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中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青中，读作“精忠”）、“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去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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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起）、“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冢） 等。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吴先生在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文字中的借笔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考察，共有362例。在结束语部分，吴先生指出：“不仅古文字中有借笔，到了今隶和真书阶段，仍会出现借笔。”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83]
刘钊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首先他指出合文、借笔、借字三者相互包容，但又各有其不同特点。合文、借笔、借字是三种不同的现象，但又有联繫。合文中常用借笔，借字与借笔在某种意义上相似，都是古文字记录语言时追求省便的一种变通方法；其次，他从定义上对合文、借笔、借字三者作了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合文，又称合书，是指二个或三个在词序上相连的文字符号用或不用合文符号，相对紧凑地写在一起的写词形式；借笔，又叫借划、兼笔、共用笔划，或称省略重複偏旁。借笔是指一字本身或词序相连的二个字之间共同佔有笔划或偏旁的古文字构形方法；借字又称重文，是指一个独立形体用借字符号或不用借字符号重複一次记录功能的写词方法；再次，将“借笔”作为一种独立的古文字特殊构形方式与合文、借字区别开来，指出其性质和特点：借笔要求合文借笔的二个字词序必须相连，不论二字借笔还是单字借笔。借笔的双方相邻的笔划或偏旁必须相同或相近。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84]
林清源先生把借笔作为文字简化现象进行研究。他认为“借笔”一词 的语意稍嫌含糊，所以改称“共用部件”。林先生考察了楚国文字中的共用部件现象，指出五例单字共用部件和四例合文共用部件。[85]
6、变形音化
变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变形音化大都是将原为象形字或会意字的形体改造为形声字。变形音化具有讹变的性质，但与讹变又有不同，它的改造过程具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因素。 [86]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唐兰先生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他指出：“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变作声符，应作为‘声化’的一类。 ”[87]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释“勿”“发”》、《说字小记》等文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转化成声旁，从而把原来的表意字改变成形声字的现象，是颇为常见的。”并举“何”、“昃”、[88] “悤”、[89] “羞”、“弦”[90] 为例。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汉字因隶变造成的声化现象，并称之为“声符化”。他说：“有些字本不是形声字，但其中的某一部分偏旁，经过隶变以后，变成与整个字音相近或相同，人们遂把这个字看成形声字，把该偏旁说成是声符。从后代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这样的偏旁是从非声符变成声符，这样的现象叫做‘声符化’。如亭字，字下部的‘丁’本像亭柱矗立的形状，但后代把它写成丁字，丁与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说文》说亭字从丁声。这样，亭字就从象形字变为了形声字，‘丁’声符化了。”[91]张桂光先生认为这类现象是因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如“敄”，金文作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又与“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变从今声，“胄”之变从由声，“良”之变从亡声，“皇”之变从王声，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声化从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报甲）与田、寅与交、午与十、灾与用同形。[100] 蔡信发先生对《说文》中的形声字同形异字例作了研究。[101] 许锬辉先生整理出《说文》中的同形字27组，并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同形同字，第二类是同形异字；第三类是因《说文》版本不同，中有形误，或许慎释形有误，以致看似同形，实乃异形，并非同形字。[102]詹今惠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同形字研究举要》对始见于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楚简、战国楚简之部件、不同书写材质中的三十组同形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先秦时期出现同形字的成因有字形同源，字形繁简、形讹和构字本义不同，字形偶然相同三种。[103] 杨郁彦先生将甲骨文中的同形字分为同源分化之同形字、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形近相讹之同形字和依声假借之同形字等五种类型。[104] 张新俊先生考察了上博楚简中的文字同形现象，如“不”与“辛”、“甲”与“亡”、“火”与“亦”在上博简中同形。[105]
8、类化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 “‘午’字写成‘么’字的样子，从午的‘御’字，有的会从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十’字变成了‘甲’，‘戎’、‘早’、‘卓’等字都跟着改。‘二’字变成‘贰’ ，又省作‘弍’，后来就造出‘弌’、‘弎’二字。‘凤皇’的皇变成‘凰’，‘烟熅’的烟写作‘壹’，从吉，所以又造了从凶的‘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凡同化的字，往往是由类推作用来的。”[106] 唐兰先生所谓“类推”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类化”，即一个字的形体变了，以它为形旁的一批字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同形旁的一批字往往因为其中一个字发生变化，其他的随之而变；记录双音节词的两个字本来形旁不同，后来也趋同了。
王力先生认为群众造字有两个方向：第一是类化法，第二是简化法。类化法通常是按照形声字的原则，把没有形旁的字加上一个形旁。例如“夫容”加成“芙蓉”。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形旁，如“果”加成“菓”，“梁 ”写成“樑”，“冈”加成“岗”、，“尝”写成“嚐”。最容易类化的是双音词。群众感到双音词是一个整体，形旁应该取得一致。于是“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 巴蕉”加成“芭蕉”，等等。有些字虽然都有形旁，但不一致，于是也改成一致，如“蒲桃”改成“葡萄”。甚至有时候改得没有什么“道理”，如“凤皇”改为“凤凰”（“凤”，从鸟，凡声）。[107]王力先生用了“类化”这个术语，但从他的论述过程来看，只有“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巴蕉”加成“芭蕉”这一类与我们所说的“类化”性质相同。另外，王力先生没有对“类化”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
沃兴华先生在《类化字及其训诂法》一文中讨论了古代汉字中，上下文字的形体类化的问题，认为类化字是指通过加旁或更旁来与上下文形体保持联繫的异体字。类化有四项规则：上下文有主谓关係、动宾关係、偏正关係、并列关係等。[108]在文中，沃先生虽然举了一些甲骨文、金文中的例子，但多数还是出自典籍。
率先对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的是刘钊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他指出：“类化，又称‘同化’，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受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和受同一文字系统内部其他文字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形体的影响，在构形和形体上相应地有所改变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文字‘趋同性’的规律，是文字规範化的表现。”他把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形体自身的“类化”，另一类是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而发生的类化。在文中刘钊先生考辨了50组古文字中的“类化”例。 [109]
林清源先生在刘钊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楚系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了的考察。他把楚系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分为自体类化、形近类化和随文类化三种。形近类化又分个别形近类化和集团形近类化。经林先生指出的类化例有17组。[110]台湾还有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对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的，如徐再仙先生的《吴越文字构形研究》、沈宝春先生的《春秋金文形构演变研究》、黄圣松先生的《东周齐国文字研究》、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徐筱婷先生的《秦系文字构形研究》、陈立先生的《战国文字构形研究》，等等。
黄文杰先生对战国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11组类化例。他认为类化现象多出现在俗体文字之中。类化的场合一般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字内部、一个片语、一个句子，甚至是一段话，凡有接触性的语言环境都可能出现类化。类化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不能以文字错讹现象解之。[111]
9、同源字
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内，同源字的概念被等同于同源词。蒋礼鸿先生在《读<同源字论>后记》对王力先生所谓同源字之名提出批评。他指出：“讲训诂，探求语源，如若不严格区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上产生若干难以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112]此后，陆续有学者试图把语言学上的同源字（同源词）与文字学上的同源字进行区分。如张兴亚先生认为推寻汉字的同源关係必须抓住字形上的渊源关係。从同一字根孳乳出来的字是含有同一来源的字，就是有字形结构上的渊源关係的字，就是同源字，而不管它表示的词是不是同源词。
词的同源关係不是确定同源字的基本依据。虽然许多同源字表示的是同源词，但有的并不表示同源词。表示同源词的字不是同源字，音义皆近的字不一定是同源字。假借字表示同源词。 [113]林沄先生在《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王”与“士”、“月”与“夕”、 “卜”与“外”本是一形多读字，后分化为两个形体相似的字，在字形上具有同源关係。 [114]林 先生在《古文字转注举例》中所举的“女”与“母”、“鼻”与“自”、“主”与“示” 、“帚”与“妇”、“毕”与“禽”等也是同源字。[115]王蕴智先生在概念上对两者作了区别。他指出“凡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同一语义来源和分化的词叫同源词；凡具有同一形体来源和字形分化关係的字叫同源字。同源词属于词义系统的问题，同源字则属于字形系统的问题。”[116]对于同源字之间在语音、语义上的关係问题，王先生认为同源字之间的语音相同或相近，语义上也关係密切。他说：“对于同源分化字来说，其义或缘自本形，或借字写词，意义仅依附于音，或者形、音、义互有依託，不一而足。”“凡涉及到同源关係，不管是字还是词，本初读音基本上是相同或相近的。”[117]这与林沄先生的看法不同，林沄先生认为同源字之间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没有联繫。郝士宏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中对同源字作了新的界定：同源字是指汉子在发展过程中孳乳分化来的一组在字义或构形上有意义联繫的分化字。同源分化有三种途径：语义引申引起的分化、事物命名的理据引起的分化和汉字表意特点引起的分化。同源分化可归併为四种类型：“增加、减省、改易、形声同取。同源分化方式在汉字不同阶段也表现也出差异。在表意阶段（西周早期以前）的主要方式是加注区别性符号、加注点划、改变点划方向、截除、省简点划、变体等方式，属象形表意性；形声阶段的分化方式有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形声同取、替换等。除了理论上的探索，郝先生还考辨了50组同源字例。[118]杜永俐先生在《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一文中认为讨论同源词，应该从词的音与义出发，而讨论同源字，则必须从汉字的本体——字形出发。凡由同一字根(通常是声符) 孳乳出来的一组字叫同源字，具有共同的形体来源。同源词则指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相同的隐性义素的一组词。两者的关係表现为：（1）重叠关係，即同源字同时也是同源词；（2）是同源字而非同源词。即因同音借用而在一个声符的基础上孳乳产生的一组形声字，它们是同源字，记录的却不是同源词；（3）是同源词而非同源字。[119]台湾学者洪燕梅先生在其硕士论文《睡虎地秦简文字研究》中考察了简文中的同源字，如 “买”与“卖”、“直”与“值”、“ 知”与“智”、“为”与“伪”、“五”与“伍”等。 [120]程燕先生的《“岂 ”、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同源考》、师玉梅先生的《系、联、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等字同源》、王蕴智先生的《同源字例释三组》等文则是关于同源字的考释文章。
10、转注
六书中的“转注”一直是个纷争不断的论题。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孙雍长的《转注论》。他认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类”即事类，“首”即“类首” 。“同意”即谓“转注原体”与“类首”的旨趣相同，也就是“转注原体字”所包含的某一语词或意义与“类首”所代表的事类範畴相符合。“相受”即谓“转注原体字”与“类首”的两相结合，故所谓“转注”，就是将“转注原体字”转移附注到“类首”上的一种造字法。[121]林沄先生以为转注就是把记录A语词的表意字转作记录B语词的表意字。转注和假借一样，都是原有字形的利用。使原字和转注字分化的方法，有利用异体、添加点画、加意符、加声符等。[122]林小安先生则认为“转注”是说字义从某一範畴的含义向另一範畴转移，而注入了新的含义，即用引申义造字。[123]
第三，新的论题陆续出现，说明古文字构形学具有可拓展空间，生机无限。
1、糅合
侯马盟书67：45片上的“献”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吴振武先生认为这一形体的出现似应跟当时“献”、“鲜”二字经常通假有关係。 “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可能捏合了“献”、“鲜”二字。[124] 上博简《孔子诗论》“害”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字的影响。吴振武先生进一步指出同样写法的“害”字，亦见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字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简61）。这种“害”字实际上是糅合了“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害”这两个经常可以通假的字后形成的。其中间的“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字的中部。这与侯马盟书“献”字从羊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正相似。[125]张新俊先生的博士论文《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在其师吴振武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设专节讨论“文字的糅合”问题，指出上博简中的文字糅合现象共三例，如《性情论》简38“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红”而成，《逸诗》简1“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字是混合“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驭）、“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御）而成的。他还归纳出文字糅合的三个条件：其一，糅合A、B而成 C，这时A、B的读音一定要相同或密近；其二，当时任的书写习惯上A、B二字常通假（但此项并非必须条件，实际上单纯的同音字也可以糅合）；固然这也属于双声字的範畴之一，但其与一般双声字不同的是：A、B二形结合时，结构上必有所省减。[128]
2、异体揉合
裘锡圭先生曾指出“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当是“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的变体，“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是把“纸”、“帋”熔为一炉了。[130]江学旺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异体揉合”。“异体揉合”是指将两个或几个(大多为两个)异体字的不同部件揉合在一个构形单位(即字) 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异体字。他把这种新的异体字称为“揉合体”。异体揉合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在“揉合体”出现之前，就已出现了参加揉合的两个或几个异体。古文字中由异体揉合而成的新字形大多是由三个部件构成。参加异体揉合的，可以是两个表意字，也可以是两个形声字，还可能发生在表意字和形声字之间。没有相同部件的合体的异体字之间，一般是不会发生揉合现象的。如果是两个独体的异体字，即便字形相差很远，也有可能被揉合。异体揉合不同于一般所讲的“增加形符”和“增加声符”。“增加形符”和“增加声符”，从文字演变的过程来看，都只能有一种正确的字形分析，如“龏”字甲金文都从廾龙声作“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那么，西周晚期的“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就不能简单地析为“盨”加“金”，或“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加“皿”，而应当认为是前两个异体揉合的结果。“异体揉合”从表面上看与“合文” 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合文”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多为两个) 字合写在一起，使它们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构形单位，实际上却记录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大多是两个)音节，应当读成两个(或几个) 字。而异体揉合却不能读成两个字，揉合的结果只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异体字而已。 [131]
3、错别字
台湾学者施顺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第二章第四节中把“错字”作为甲骨文书写时的特殊状况进行专题研究。[132]裘锡圭先生在《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一文中对上博楚简和郭店楚简《缁衣》和《性自命出》进行互校，指出其中的错别字。他认为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有一个过去释为“坪”或 “塝”的字，很可能是“圣”字的误摹。同时，他强调指出：“我们在释读楚竹书的时候，应该把竹书中有错别字这一点牢记在心。如果遇到错别字而不能辨明，就会无法理解或误解文义。” [133]李零先生也曾指出：“过去，古文字学家对‘同音假借’和‘同义换读’等正常现象注意比较多，而对错字却不大理睬，没有注意它在文字考释上的重要性和规律性（历代都有这类问题）。简帛文字的错字分两种，一种是因形体相近，偶尔写错；一种是我成为‘形近混用’，积非成是的合法错字。这两种错字都要结合当时的书写习惯去认定。”[134]张新俊先生认为在出土简帛中不大适合用“别字”这个概念，主张以“错字”名之。他以楚文字中的“龟”、“黾”为例，认为类似这种涉及楚人用字习惯的情况不能看作“错字”，又以“名 ”和“明”为例，说明这类由于偏旁混同造成的错误，不能视为“错字”。他把错字分为“坏字 ”、“抄手笔误”、“形近而误”三种情况，并指出造成错字的原因有：1、底本本来存在错误；2、由于文字国别的不同，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误写；3、文字类化造成的误字。[135]
4、字迹研究
字迹研究一开始是与甲骨文断代相联繫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董作宾先生提出的十项断代标準中“字形”和“书体”就跟字迹有关。当代学者李学勤、彭裕商、黄天树、林沄等先生提出的卜辞分类依据的也是字迹。张世超先生的博士论文《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卜辞字迹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卜辞的字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张先生所谓的“甲骨字迹”是从甲骨刻辞的整体着眼，除字形与书体风格外，刻痕、行款布局、记事的书面语言形式等可以反映刻写活动特徵的考察内容都包括在内。他从个体特徵、群体特徵与综合特徵，意识规律与下意识规律、字迹布局与契刻时序等方面对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卜辞字迹进行了考察。考察和鑒定的内容包括文字布局习惯体系、刻写动作习惯体系（书体风格、字形结构、字的方向）和书面语言习惯体系（谦辞、特定部位上的刻辞用语、虚词、用字现象、合文）三个方面。通过对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卜辞字迹的鑒定、规分，在甲骨断代上论证了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大字是殷墟年代最早的甲骨刻辞，证明了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大字的肥笔类（文中的NS1字迹）和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小字的A类（文中的NS3字迹）和B类（文中的NS4字迹），并论证了A类的刻手师承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大字
出土文献-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组大字的肥笔类，两个刻手也是基本同时供职，且互有影响。字迹研究为今后的甲骨断代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的研究方法。李儒松先生的硕士论文《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按字迹特点将郭店楚简分为五类：第一类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篇，《太一生水》；第二类是《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缁衣》、《五行》、《语丛四》；第三类为《语丛一》、《语丛一》、《语丛三》；第四类有《忠信之道》、《唐虞之道》；第五类是《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他还根据字迹特徵重新编联了《语丛四》。[136]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许学仁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他通过探寻先秦书风的流变以及战国时期各国关係文字的结体特点对战国文字进行分域和断代研究。[137]王帅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断代》[138]、张懋镕先生的《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139]则是把书体研究与铜器断代结合起来，互相印证。
林清源先生在《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徵》一文中选取楚文字中的“金”、“阜”、“贝”、“寿”等十八个例字，观察它们的各种构形，将之区分为旧体和新体两类，并进一步考证新体形成的年代，以及新旧二体变迁的时程。最后再运用那些时代印记比较鲜明的新体，断定“罗高之官壶”为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器。林先生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标準构形研究法。”[140]
这一时期有关古文字构形的文章还有林沄先生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陈伟武先生的《同符合体字探微》，陈初生先生的《古文字形体的动态分析》，孙雍长先生的《汉字构形的心智特徵》（上），张希峰先生的《古文字形体分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简论古文字形体的分化形式及其相互补足和运用》，丛文俊先生的《论古汉字形体的联想特徵与组合原理》，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吕瑞生先生的《论异体字例及其运用》，钟柏生先生的《秦以前古文字中文字部件“一”的来源及其演变》（上）， 许进雄先生的《判定字形演变方向的原则》，吴振武先生《古文字中的“注音形声字”》，许锬辉先生的《形声字声符表义释例》，江学旺先生的《<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李海霞先生的《形声字造字类型的消长——从甲骨文到<说文>小篆》，马育良先生的《关于汉字早期形声化现象的再认识》，王建民先生的《从马王堆医书中的俗字看汉字形声化》，孟广道先生的《声符累增现象初探》，殷寄明先生的《形声字声符新论》，孙雪英先生的《试论古文字阶段形声字形符的演变》，徐莉莉先生的《论<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声符替代现象及其与古今字的关係》，费锦昌、孙曼均先生的《形声字形旁表义度试探》，曹先擢先生的《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简化》，吴九龙先生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陈焕良先生的《从<说文>看繁简字的关係》，马海江先生的《试论象事造字法的构形特点》、《古汉字中象事造字法构形特点新探》，郑春兰先生的《从甲骨文看<说文>或体》，张明海先生的《反形字浅论》等等。
四 结语
综上所论可见，学界在古文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可谓成绩斐然。既有对古文字本体的研究，也有断代的平面的描写，还有纵贯汉字史的探索。较之前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显示着古文字构形研究在理论上正在走向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古文字构形研究已经无事可做。它还具有广泛的可拓空间。刘钊先生在《古文字构形学》一书中对此作了展望。他认为今后的古文字构形研究在资料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大力度。在资料方面：第一，应该加快各种字编或字形库、检索系统的编辑出版。字编、字形库、检索系统的内容可以是收录某一宗资料的，也可以是收录某一类资料的，或是收录某一时期资料的；第二，编辑出版古文字字形大全和古文字偏旁谱；第三，编辑古文字考释的发明史，确定每个字的正确考释者和考释时间，总结正确考释所使用的方法；第四，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各类古文字资料《诂林》的编辑；第五，编写《古文字论着书目解题》或《古文字论着书目提要》，对现有的所有古文字研究的论着进行编排并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说明；第六，编写古文字通假字典和《古文字讹混字典》。在理论方面：第一，编写《中国古文字学史》；第二，编写《古文字基本形体演变谱系》，将所有古文字基本形体按其发展脉络进行排谱，描写并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规律；第三，进一步对不同地域、不同依附材质的大宗古文字资料进行构形分析，从而更全面地观察现象、归纳问题、找出规律，总结出理论。[141]
除此之外，古文字构形和上古音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刘钊先生曾强调指出：“以科学的文字符号观来认识文字，始终以符号的眼光来看待文字，重视声音在文字孳生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正确考释文字的关键。汉字在发展演变中，其许多形体上的变化是受语言的影响而以声音为枢纽的，一个形体可以分化出一个或几个形体，这种分化有时只有音的联繫而无义的联繫，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分化，才能对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取得科学的结论。”[142]因此正确认识语音在文字构成演变中的枢纽作用，从声音的角度去探索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必将有新的创获。
[1]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 在唐兰先生之前，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谈到不少文字构形规律。如“两借”、“文饰”、“分别文”“体同音义异” 、“或体”、“俗体”、“籀文好重叠”等，但王筠的研究局限于《说文》小篆，且以六书为框架。孙诒让在《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成功地採用偏旁分析法来考释古文字，是对古文字构形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们之所以认为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是最早的一部关于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专着，是因为《导论》论及的不仅仅是汉字结构问题(六书)，而是用动态的历史的文字发展观广泛地考察汉字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探索文字内在演变规律。他的研究的重心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不再局限于《说文》小篆。
[3]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4]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林义光的六书理论虽然也沿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些旧称，但含义却与旧说大不相同。关于他的六书之旨详见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福建师範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7]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31-39页。
[8] 上述沈兼士先生诸文均已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9] 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说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7期。
[10]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年。
[11] 李孝定先生诸文皆已收录于《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12]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正发展》，《考古》1972年3期。
[13]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国语文》1978年3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 1期；姚孝遂《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学论集》，1983年；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6期。
[14]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78-279页。
[15]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6] 参看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论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论文字形体的整体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 5期；《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7] 孙常叙《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6-109页。
[19] 詹鄞鑫《汉字说略》，瀋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9-216页。
[20] 张亚初《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庆祝苏秉琦先生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38-345页。
[21] 李孝定先生诸文皆已收录于《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22] 赵诚《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365页。
[23] 高明《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24]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古文字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90页。
[25] 高明《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中国语文研究》1982年4期。
[26] 以上所述张桂光先生诸文均已收录于张桂光《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7] 金国泰《讹变三题》，《吉林师範学院学报》1989年3期。
[28] 吴白匋《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2期。
[29]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0]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1] 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2] 黄德宽先生在《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係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古文字谱系疏证>》一文中对此书的内容和学术意义作了详细的介绍。该文刊于《学术界》2005年1期，第292- 95页。
[33] 参看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说字素》，《语文研究》1993年1期；《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学术研究》2004年4期；《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文字研究》第 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 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4] 刘志基《汉字体态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5] 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上海：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
[36]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37]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1期。
[3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9页。
[39] 关于六国文字与隶书的关係，唐兰先生在1949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已指出：“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河。”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郭沫若先生认为长沙楚帛书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正的发展》，《考古》1972年3期，第8页；李孝定先生也指出：“传世楚缯书，其结构是六国古文一系，但在书法和形式上，已饶有分隶的意味”；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二分、第三分，1974年；马国权先生认为：“象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马王堆帛书这样早期的古隶，他的行格架式，波势挑法，在战国中晚期的楚简文字中，已孕育了雏形。”马国权《战国楚文字略说》，《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林素清先生也举包山楚简中许多“隶味”十足的例字说明“隶书的发展，也吸收了楚国及其他各国古文的因素”。林素清《探讨包山楚简在文字学上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1995年；林清源先生的《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绪论部分也谈到了楚国文字所见的隶变现象。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私立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97年；罗运环在《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一文中说：“隶变发生在战国时代，一般来说是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篆体，在楚国则主要是用平直、简便的笔法改造篆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字简化。”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古文字研究》第22辑，2000年。
[40] 赵平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已于1993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41] 丛文君《隶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42] 陈昭容《隶书起源问题重探》，《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年。
[43] 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範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44] 邱莹霓《东周齐国书风研究》，国立台湾艺术大学，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
[45] 林清源《楚国金文书体风格的演变历程》，《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2卷第2期，1997年。
[46] 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47] 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44页。
[48] 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範大学学报》2004年6期，第100-03页。
[49] 季采素《汉字形体讹变说》，《汉字文化》1994年2期，第37- 2页。
[50] 林志强《关于汉字的讹变现象》，《福建师範大学学报》1999年4期，第82- 84页。
[51] 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第70- 3页。
[52] 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3] 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54] 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55] 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56] 该文于2004年古文字年会上宣读，后经修改收录于《古文字构形学》第十章“古文字中的‘讹混’”。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57] 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58] 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9] 林义光《文源》，福建师範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三册，1920年。
[60]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7页。
[61]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62] 袁家麟《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2期。
[63]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64]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8-339页。
[65] 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範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66] 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67]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184页。
[68]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 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二分，2005年。
[69]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第219页。
[70]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23页。
[71]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1986年，第9-100页。
[72]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9-234页。
[73] 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74] 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75] 赵诚《甲骨文文字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8-169页。
[76] 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3期，第64-66页。
[77]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78]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武汉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125页
[79] 杨五铭《西周金文数 字合文初探》，《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年，第139-149页。
[80]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81]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1-83页。
[82]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193页。
[83]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8-337页。
[84] 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97-410页。
[85] 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私立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97年。
[86]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87]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89-90页。
[88]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第78页。
[89]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第643页。
[90]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年，第153页。
[91]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音与文字的某些关係》，《语文园地》 1985年1期。
[92] 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3]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 1998年，第2、784页。
[94] 赵平安《汉字声化论稿》，《河北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95] 赵平安《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
[96] 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50页。
[97]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8-281页。
[9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1-217页。
[99] 陈伟武《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于省吾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228-232页。
[100] 施顺生《甲骨文异字同形之探讨》，《第十三届全国暨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002年。
[101] 蔡信发《形声字同形异字之商兑》，《第十三届全国暨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002年。
[102] 许锬辉《<说文>同形字探究》，《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第51-62页。
[103] 詹今惠《先秦同形字研究举要》，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104] 杨郁彦《甲骨文同形字疏要》，台湾辅仁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105]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3-76页。
[106]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107]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第43页。
[108] 沃兴华《类化字及其训诂法》，《于省吾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2-316页
[109]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108页。
[110] 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155-172页。
[111] 黄文杰《战国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古文字研究》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0-455页。
[112]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113] 张兴亚《简论同源词与同源字》，《殷都学刊》1996年3期，第88- 90页。
[114] 林沄《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5] 林沄《古文字转注举例》，《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116] 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117] 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118] 郝士宏《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19] 杜永俐《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烟台师範学院学报》2004年3期，第69- 72页。
[120] 洪燕梅《睡虎地秦简文字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
[121] 孙雍长《转注论》，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
[122] 林沄《古文字转注举例》，《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3] 林小安《殷契六书研究》（一），《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殷契转注刍议》，《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4] 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复姓十五篇）》，《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页。
[125] 以上冯胜君、吴振武两位先生的说法均可参见吴振武《战国文字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构形方式》，《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3辑）：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93页。
[126] 此例是由吴振武先生提供给张新俊先生的。参看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8-23页。
[127] 参看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8-23页。
[128] 金俊秀《文字的糅合》，《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第298-305页。
[129] 裘锡圭《释“”》，《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第13页。
[130]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131] 江学旺《浅谈古文字异体揉合》，《古汉语研究》2004年1期，第77- 79页。
[132] 施顺生《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133]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新出土文献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80页。
[134] 李零《简帛古书的整理与研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71页。
[135]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6-55页。
[136] 李儒松《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37] 许学仁《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台湾师範大学博士论文，1986年。
[138] 王帅《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断代》，西安：陕西师範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139] 张懋镕《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6辑，2006年，第188-192页。
[140] 林清源《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4分， 2005年。
[141]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142]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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