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编年记》法官与法吏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法官-《编年记》法官与法吏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编年记》法官与法吏考
（广州市）
笔者在《论秦代的吏治思想》一文中，根据《商君书•定分篇》的记载，认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有义务向其他官吏和民衆解答法律”，并举例认为云梦秦墓主人曾是安陆、鄢县的令史。因此，《法律问答》也是这一要求的産物”。[1]但从《里耶秦简》的相关记载上来判断，令史并非主管法令的官吏。因此，此说有不妥之处，应举例为“云梦秦墓主人曾为安陆狱史。而狱史在当时被称为法吏、治狱者被称为法官。因此，《法律问答》也是这一要求的産物”。
这就涉及到《云梦秦简•编年记》“喜□安陆□史”的释文问题。由于该简文存在两处字体模糊或缺失，整理小组认为“喜下一字疑为除，陆下一字疑为御”，即“喜除安陆御史”。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陈直认为“御与驭通,史吏二字,在古代最易混淆，简文所记喜当为安陆县之驭吏,驭吏见于《汉书•丙吉传》”。此外，还有谢巍“侍史”、黄盛璋“掾史”、栗劲“除安陆令史”以及刘向明“假安陆令史”等说法。[2]那麽，为什麽说“喜为安陆狱史”而不是上述所提出的六种说法？下面就此问题考证如下：
一、秦国在县一级设有法官及法吏
《定分篇》“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定分篇》有人认为不是商鞅的作品，实际上《商君书》并非商鞅所着作，而是商鞅死后由其他人收集相关文章整理成书，但该书的内容是符合商鞅的思想及政策。据《定分篇》这一记载，秦国当在县一级设有法官及法吏，并负责向官吏及民衆解答法律问题。因此，《法律问答》可看作墓主人用于解答法律问题的手册。《定分篇》“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云梦秦简》中又有《封诊式》，正好与《法律问答》相互印证，这说明墓主人曾担任安陆法吏。
二、秦汉狱史被称为法吏
汉代有法吏之说，如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这里的法吏实际上是狱史，可知秦汉时期狱史被称为法吏。根据《定分篇》记载，官吏或民衆询问法律问题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从这一记载可看出，官吏或民衆是不能私自或者随意向法官及法吏询问法律问题。《里耶秦简》8-1232简文有“私诣狱史王柏”，[3]可作为佐证。
三、秦汉治狱者被称为法官
治狱既指治狱者又指审理案件。如《里耶秦简》8-141+8-668简文有“廷下御史书曰县□治狱及覆狱者，或一人独讯囚，啬夫、长、丞、正、监非能与□□殹，不参不便”。[4]8-1470简文有“欲令
法官-《编年记》法官与法吏考华治狱亡”。[5]《云梦秦简•封诊式》“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既然狱史被称为法吏，则治狱者当被称为法官。墓主人先为安陆狱史，后为鄢县治狱。既符合官职升迁秩序，又符合官员任命条件。
《里耶秦简》8-632简文又有“御史覆狱治充”，[6]《定法篇》“御史置一法官及吏”。这说明法官及法吏与治狱者及狱史存在关联。此也可作为治狱者即法官及狱史即法吏的佐证。
四、汉代法官逐渐规範化
《里耶秦简》8-141+8-668简文已说明秦时要求治狱及覆狱者不能单独讯囚。《云梦秦简•法律问答》“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这也就是说，秦时只要是县官（包括诸官在内的官啬夫及丞、尉等长吏）都可以担任治狱者（即法官）。“汉宣帝即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书•刑法志》）这是对秦时法官範围过大的论述。如县无其他治狱者，通常由县丞或守丞充当治狱者，与狱史共同断狱，如《里耶秦简》8-754+8-1007简文记载“迁陵丞昌、狱史堪[讯]”及“即与史义论赀渠、获各三甲”。[7]《里耶秦简》8-406简文记载“男子皇楗狱簿”及“廿六年六月癸亥迁陵拔守丞敦狐史畸治”。[8]但至汉时县官及守丞已不得参与治狱，如张家山《二年律令•□盗律》“县道官、守丞毋得断狱及谳。”蔡万进对此有过论证，并举《奏谳书》六至十三例进行佐证，但他并未涉及法官制度。[9]这说明汉代开始形成县令、长、丞担任法官的制度。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5年4月19日14：15。）[1]林少平：《论秦代的吏治思想》，武汉大学简帛网，2015年4月。
[2]刘向明：《试释睡地虎秦简<编年记>所载喜口安陆口史》，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4]《校释》，第81页。
[5]《校释》，第335页。
[6]《校释》，第187页。
[7]《校释》，第216页。
[8]《校释》，第144页。
[9]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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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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