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汉代诏书之三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提 要：在汉代，“诏书”这一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用法。广义之诏书，除诏书外，还包括策书、制书和诫敕（戒书）等多种御用文书；狭义之诏书，是指告谕性质的御用文书，此即蔡邕在《独断》中所说可分为“三品”的诏书，包括皇帝对官员的指示、对奏书的“制可”，以及由中央颁发的各种行政命令和文告等。汉代诏书之“三品”的划分，是由诏书的形成过程来决定的。一件诏书，它与皇帝本人的关係越直接、密切，它的“品”也就越高。
关键字： 汉代 诏书分类 《独断》 汉简 汉碑

在现存的汉代文献中，皇帝的命令文书数量不少，其种类不一，内容重要。但是，由于这些命令文书往往是节录，加之年代久远，制度湮没，致使其面目显得含糊，给準确辨识带来了困难。应当如何对它们进行分类，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今日所见的汉代皇帝的命令文书係经过转写，已非原形，故不宜以文体形式来分类，而只能以“制诏内容”来分类。[1]另一种意见认为，皇帝所下的文书有策书、制书、诏书、诫敕等四种，但其中诏书和制书的区别不明显，两者在实际使用中并无严格的划分。[2]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代的皇室文书泛称诏书，细分则有策书、制书、诏书、诫敕之别。[3]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嫌疏略。因为这些御用文书的样式（包括文体）并非全然不可分辨，且样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联，研究前者有助于对后者的探讨。第二种意见认为诏书与制书的区别不明显，亦欠準确。因为广义之诏书已包括了制书；狭义之诏书同制书相比，两者在文书等级方面与功能方面皆有差异。第三种意见较为稳妥，但缺少相应的申说，也没有对如何分类作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汉代，“诏书”这一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用法。广义之诏书，可泛指一切御用文书，包括皇帝的策书、制书、诏书和诫敕（戒书）等；狭义之诏书，则指皇帝的告谕性质的文书，此即蔡邕在《独断》中所说可分为“三品”的诏书，包括皇帝对官员的指示、对奏书的“制可”，以及由中央颁发的各种行政命令和文告等。本文拟就汉代诏书之“三品”进行辨析，着重探讨这三种不同等级的诏书的特徵与功能。
胡广的《汉制度》和蔡邕的《独断》是研究汉代皇帝的命令文书及其分类的最基本的文献。胡广，东汉人，历东汉安帝至灵帝六朝，曾任尚书郎、尚书僕射，典掌枢机多年，后官至太傅。《后汉书》本传称其“达练事体，明解朝章”。除撰写《汉制度》外，[4]他还曾为《汉官解诂》作注。[5]蔡邕，亦东汉人，其叔父蔡质是《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的作者。[6]蔡邕曾师事胡广，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东观。[7]《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8]胡广和蔡邕都熟悉汉朝的典章制度，又有依承的关係，他们的记述应当是可信的。如果说《汉制度》与《独断》未必能总括两汉制度的全貌，则其至少也应是东汉制度的反映。
兹将《汉制度》与《独断》中有关皇帝命令文书及其分类的记述迻录如下。《汉制度》曰：
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9]
《独断》曰：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乗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逺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10]，如故事，是为诏书；羣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羣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
戒书，戒勅。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勅，文曰“有诏勅某官”，是为戒勅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逺矣。[11]
将《汉制度》与《独断》两相比对，见可印合处颇多，但前者简略，后者稍详。它们都将皇帝所下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诫敕（或戒书）等四种。但《独断》称诏书“有三品”，并分述其式，这是《汉制度》中所未见的。
诏书，据《汉制度》、《独断》记载，“诏，告也”；“诏书者，诏诰也”。《说文·言部》：“诰，告也。”徐锴繋传：“诰，以文言告晓之也。”[12]《释名·释典艺》：“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13]是诏书为告谕文书。“诏”字始见于秦。《说文通训定声》：“诰，告也。……至秦又造‘诏’字以当之。徐铉补‘诏’入《说文》。”[14]《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15]里耶秦简8-461:“王谴曰制谴。以王令曰以皇帝诏。承令曰承制。”[16]又，《汉书·高帝纪》五年条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17]是自秦汉起，唯有皇帝的告谕文书称作诏书。
作为告谕文书的诏书，即狭义之诏书，其等级不及制书。前引《秦始皇本纪》曰“命为‘制’，令为‘诏’”；《汉制度》与《独断》皆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独断》又曰：“奉而行之名曰令。”是“命”、“令”有别，“制”、“诏”亦有别。《汉礼仪》：“天子称尊号曰皇帝，言曰制，补制言曰诏。”[18]《增韵》：“大曰命，小曰令。上出爲命，下稟爲令。”[19]制度乃国家大纲，故以最高级的命令形式“制”来行之；而不属于制度的“令”，则往往以“诏”来行之。[20]
从《独断》的记述看，要分辨汉代诏书的种类，应以“其文”（即诏书的用语）作为依据。如此理解虽有道理，但具体操作却相当困难。因为现存的史料显示，汉代诏书的用语及相关的分类情况，似乎不能够与《独断》的记述一一相合。实际上，用语只是诏书的局部表徵，在今日难得见到完整诏书的状况之下，恐不宜将此作为唯一的依据。我们或许应换个角度来看待《独断》的记述。《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似是分类，实指等级。在汉代文献中，以“品”来表示等级的例子甚多。如《汉书·食货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又《后汉书·循吏列传》：“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21]故《独断》所谓诏书“三品”之“品”，当正如《汉书·匈奴传》“给缯絮食物有品”条颜师古注：“品，谓等差也。”[22]
汉代诏书等级的划分，应是由诏书的形成过程来决定的。换言之，一件诏书，它与皇帝本人的关係越直接、密切，它的“品”也就越高。对于狭义之诏书的“三品”，或许应这样理解：第一品，皇帝直接下书给某官（即《独断》所谓“其文曰‘告某官官’”。按：疑此即《汉制度》之“告某官云云”）；第二品，臣子奏请，皇帝批覆（即《独断》所谓“羣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第三品，臣子奏请，无皇帝批覆而答曰“已奏，如书”，由有关官员下转到相应的部门（即《独断》所谓“羣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总之，告谕性质的诏书共分三个等级：由皇帝亲下，经皇帝批覆而下，奏闻皇帝而下。
（一）
由皇帝亲下某官的诏书为第一品。据《独断》记载，“其文曰‘告某官官’（告某官云云），如故事”。然而在今存的汉代史料中，使用此文例的皇帝命令文书数量甚少，偶能见之。如：
章帝下诏曰：告平陵令、丞：县人故云阳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上书陈状，不顾罪戾，怀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风．诗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其以县见穀二千斛赐勃子若孙，勿令远诣阙谢。（《东观记》）[23]
告豫州刺史冯焕：今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常为效用，边将统御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内以恩威抚喻，杜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去年鲜卑连犯鄣塞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中略）
元初六年十二月（《赐豫州刺史冯焕诏》）[24]
以上，第一条是汉章帝的诏书，其对象是平陵令、丞，文例为“告某官”，同《汉制度》所述；第二条是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的诏书，其对象是豫州刺史冯焕，文例为“告某官某”，同《独断》所述。
依理推想，儘管现存的完整的汉代诏书不多、辨识困难，第一品诏书的数量似乎也不应如此之少。疑“告某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可能涵盖了几种类似的文例，如“制诏某官”和“皇帝问某官”。
先看“制诏某官”。有不少学者将起首为“制曰”、“制诏”、“制诏某官”等带有“制”字的皇帝的命令文书一律视作制书。[25]这种观点或不够妥当。诚然，在皇帝命令文书中，起首为“制曰”的，必是制书；起首为“制诏三公”（包括“制诏御史”）的，大约也都是制书。但在此之外，其它起首为“制诏某官”的皇帝命令文书就未必如此了。例如：
陈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长子，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汉书·游侠传·陈遵》）[26]
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27]
制诏酒泉大（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大守察地刑（形），依阻险，坚辟（壁）垒，远候望。（《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242）[28]
以上，第一条是汉宣帝赐给太原太守陈遂的玺书，从内容看，是私信性质的诏书；第二条是汉宣帝赐给山阳太守张敞的玺书，是密令性质的诏书；第三条是汉宣帝下酒泉太守的诏书的片段，是军事指令。[29]它们皆无关制度，不应是制书，而应属狭义之诏书的第一品。
这裏要指出，制书之“制”，是指制度，如《独断》所谓“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而“制诏”之“制”，是指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裁断，义同“称制”之“制”。《说文·刀部》：“制，裁也。”《吕氏春秋·禁塞》：“以告制兵者。”高诱注：“制者，主也。”[30]《汉书·高后纪》：“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汉书·陆贾传》：“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颜师古注：“黄屋及称制，皆天子之仪。”[31]故皇帝裁可臣子的建议时，称“制曰可”；[32]使者奉皇帝旨意诏谕臣子时，称“承制诏某官”；[33]皇帝直接向臣子下诏时，则可称“制诏某官”。其实，《独断》中已有“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言曰‘制诏’”的说法。是皇帝之言皆可曰“制诏”。则“制诏某官”（不包括“制诏三公”、“制诏御史”）或与“告某官”类同。
此外，还有“皇帝问某官”。例如：
文帝嘉之，乃赐错玺书宠答焉，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汉书·晁错传》）[34]
（宣帝）以书敕让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汉书·赵充国传》）[35]
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汉书·赵充国传》）[36]
上不忍致法，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曰：“皇帝问淮阳王：有司奏王，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襃举诸侯，称引周﹑汤。以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为王伤之。……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王其勉之！”（《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37]
以上，第一条是汉文帝赐给太子家令晁错的玺书，是对其上言兵事的“宠答”；第二条是汉宣帝致后将军赵充国的“敕让”之书；第三条是汉宣帝对赵充国奏书的回覆；第四条是汉元帝赐给淮阳王刘钦的玺书，表示宽大和训诫。这四条“皇帝问某官（包括诸侯王）”之例，都是皇帝亲下的诏书，亦当属狭义之诏书的第一品。将用语“皇帝问某官”、“制诏某官（不包括三公、御史）”、“告某官”三者作比较，可见“皇帝问某官”略似书信，有尊重或荣宠的意味；“制诏某官”较为正式；而“告某官”在规格上或不及前两者。
在以上所讨论的九件第一品诏书中，至少有六件可确知是“玺书”（包括汉文帝赐给晁错的玺书，汉宣帝赐给陈遂、张敞、赵充国的玺书，[38]汉元帝赐给刘钦的玺书等）。玺书，即钤盖了皇帝的印玺，或以皇帝的印玺封缄的文书。有学者认为玺书即制书，[39]此观点或可商榷。诚然，据《独断》所述，除颁布赦、赎令的制书外，皇帝所下的制书通常皆“玺封”，[40]但“玺封”并非制书所独专，上引六件属于“玺书”的第一品诏书即为其例。《汉官旧仪》曰：“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凡封（命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皇帝）信玺，发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41]是皇帝有六玺，其用法有别。按此，可推知“玺书”当有多种，其功能与对象不同，所用印玺也不同。大约以皇帝本人名义而作，用皇帝印玺直接颁下，有专达对象的文书，皆为“玺书”。因此，第一品诏书有可能皆为“玺书”。
有研究者根据《独断》所谓“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认为“如故事”是此类诏书的结束语。[42]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上文所举诸条，无论是“告某官”、“制诏某官（不包括三公、御史）”，还是“皇帝问某官”之例，皆未出现“如故事”。而且从内容看，这些诏书中的大多数，即便全文俱存，也不大可能见其使用“如故事”之语。疑“如故事”在此恐非诏书用语，而是《独断》的作者对前一句“告某官”所做的说明，意思是“告某官”这种格式就如同以往的旧例。
（二）
经皇帝批覆而下的诏书为第二品。此类诏书由两部分组成：前为臣子的奏书，后为皇帝的批覆。批覆通常作“制曰：可”，表示准许；或作“下……（某官）”，表示批转某官。此类诏书的特徵明显，容易识别，屡见于文献和考古资料。文献中的例子，如：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着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史记·孝文本纪》）[43]
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蕩蕩，莫与比灵斯。周颂曰：‘于穆清庙，肃雝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后汉书·和帝纪》）[44]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史记·三王世家》）[45]
（左将军彭）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亲封位特进，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诚奉公……博执左道，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义附从，大不敬；晏与博议免喜，失礼不敬。臣请诏谒者召博、玄、晏诣廷尉诏狱。”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汉书·朱博传》）[46]
以上，第一条、第二条是臣子奏请、皇帝“制曰可”之例；第三条包括了两件诏书，前者是臣子奏请、皇帝批转“下某官”之例（此处为“制曰：下御史”），后者是“制曰可”之例；第四条也是臣子奏请、皇帝批转“下某官”之例（此处为“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它们皆与《独断》所述相合。
传世文献中的此类诏书，其奏书部分往往是节录，罕能见其全貌。而在考古资料中却有一些格式、内容较为完整的例子，如居延汉简“元康五年诏书”：[47]
[简1]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太）常昌书言：大（太）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寝兵，大（太）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臣谨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太）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居延汉简10.27）
[简2]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燧）取火，[48]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居延汉简5.10）
[简3]制曰：可。（居延汉简332.26）
“元康”，汉宣帝年号；“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这是一件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通告夏至“更水、火”和“寝兵”等事项的诏书。[简1]—[简2]为御史大夫丙吉的奏书，[49]以“昧死言”开始，以“昧死以闻”结束。[简3]为汉宣帝的“制可”，提行顶格书写。
又如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永始三年诏书”（74.EJF1—8）：[50]
[简1]丞相臣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
明诏哀安元[元]，臣方进、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无大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不利宿麦，恐民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2]调有余结（给）不足，不民所疾苦也。可以便安百姓者，问计长吏，守丞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臣光奉职无状，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方进、臣光前对问上计，弘农太守丞立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3]郡国九毂（榖）最少，可豫稍为调给。立辅既言民所疾苦，可以便安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弘农太守丞立、山阳行太守事湖陵□□上□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4]令堪对曰：富民多蓄田，出贷□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移□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治民之道，宜务与本，广农桑□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5]来出贷，或取以贾贩。愚者苛□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6]来去城部流亡，离本逐末，浮食者□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与县官并税，以成家致富，开兼併之路。□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7]言既可许，臣请除贷钱它物律。诏书到，县、道官得取□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县官还息与贷者，它不可许。它别奏。臣方进、臣光愚戆，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8]制：可。
“永始”，汉成帝年号；“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这是一件关于灾后政策的诏书。[简1]—[简7]为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的奏书，[51]以“昧死言”开始，以“愚戆，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结束。“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表示残断，此处或当补“昧死请”或“昧死以闻”等字。[简8]为汉成帝的“制可”，提行顶格书写。
碑刻中的例子，如《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52]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五经，演《易繋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须报……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大（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
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宫
司徒公河南原武吴□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赵戒字意伯
此诏书的格式完整。“元嘉”，东汉桓帝年号；“元嘉三年”，公元153年。这是为孔庙置百石卒史以掌主礼器的诏书。前为司徒吴雄、司空赵戒的奏书，[53]以“稽首言”开始，以“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以闻”结束。后为汉桓帝的“制可”，提行顶格书写。文末有年、月、日及该日干支，写明“奏雒阳宫”，可知该奏书在雒阳宫上呈皇帝。
又如《无极山碑》：[54]
光和四年□[七]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55]大（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
尚书：谨案文书：男子常山盖高、上党范迁诣□□□为元氏三公神□，本初元年二月癸酉、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诏书出其县钱，给四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时)祠具。去年五月，常山相巡遣吏王勋、三□[老？]弘褒诣三公山请雨。山神即使高传言，令勋、褒归，□雨可得。三公山即与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臣愚以为如巡言，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珪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
尚书。
制曰：可。
“光和”，东汉灵帝年号；“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这是为无极山神建庙的诏书。前为太常陈耽、[56]丞敏的奏书。奏书以“顿首上尚书”开始，以“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结束，可知该奏书呈递尚书。“尚书”提行定格书写。后为汉灵帝的“制可”，亦提行顶格书写。
以上几件见于考古资料的诏书，其基本结构一致，但奏书部分所用的敬辞却有差异。这些差异与时代和奏书的上呈方式相关。西汉时，敬辞用“昧死”，后来又加“愚戆”、“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东汉时，敬辞则用“稽首”和“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此与《独断》的记述大致相合：“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独断》说的是上呈皇帝的奏书中的敬辞。而在呈递尚书的奏书中，“稽首”则改为“顿首”，并省减部分敬辞。在后文中，见于奏书的敬辞之例还有不少，其用法大抵如此。
此类诏书虽为第二品，但其内容却往往很重要，甚至会关係到制度。例如，前引《史记》中《孝文本纪》所载汉景帝“制可”丞相等奏请允许郡国诸侯为文帝立庙的诏书、《三王世家》所载汉武帝“制可”众朝臣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的诏书等。而臣子们的奏请，亦往往是奉皇帝命令进行讨论后提出的建议。[57]有些第二品诏书最终成为律令。例如：
御史请诸出入津关者，诣入传□□吏（？）里□长物色□瑕见外者及马职（识）物关舍人占者，津关谨阅，出入之。县官马勿职（识）物者，与出同罪。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制曰：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简498—499）[58]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津关谨阅出入。马当复入不入，以令论。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相国、御史以闻。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制曰：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简504—505）[59]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令丙苐（第）九
丞相言：请令西成、[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至。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先 告过所县用人数，以邮、亭次传。人少者，财助献。起所为檄，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时。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诣（？）大（太）官，[大（太）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穉（迟）者。御史奏请许。
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松柏一号汉墓简牍）[60]
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
皇帝陛下：臣广知陛下神零，覆盖万民，哀怜老小，受王杖承诏。臣广未常有罪，耐司寇以上……臣广愿归王杖，没入为官奴。臣广昧死再拜以闻
皇帝陛下
制曰：问何乡吏？论弃市，毋须时。广受王杖如故。
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散见简牍合辑》简153—160，《王杖诏书令册》）[61]:
大（太）皇大（太）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降农自安，不堇作[劳]，是以数被灾害，恻然伤之……故建羲和，立四子，……时以成岁，……其宜囗岁分行所部各郡。
诏条
（中略）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敬授民时，曰：扬谷，咸趋南亩。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禁止伐木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毋擿剿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谓剿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毋杀幼虫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谓幼少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中略）
·羲和臣秀、和叔[臣]晏等对曰：尽力奉行。
安汉公□□□太傅大司马□昧死言：臣闻帝岁□□□□曆象日月……皇太后圣德高明权……臣谨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羲和四子所部京师、郡国、州县，至……岁竟行所不到者，文对……牒囗。臣昧死请。
大（太）皇大（太）后[制曰]：可。（敦煌悬泉《四时月令诏条》）[62]
以上五条，从它们的内容和结构看，都是由臣子的奏书和皇帝（或太皇太后）的“制可”组成的第二品诏书。文中的“制曰”、“皇帝陛下”、“大皇大后”等皆提行顶格书写。[63]第一条、第二条出自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津关令》，该《津关令》包含了十余件与此类似的诏书。第三条出自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1号西汉墓，此係汉令之“令丙苐（第）九”的抄件。第四条出自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王杖诏书令》册。该册共收录五件诏书，此係其中之一。其末简署“右王杖诏书令”，可知这些诏书具有“令”的性质。第五条是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四时月令诏条》。这是一组文书：前半部分是大（太）皇大（太）后的诏书，从内容看，其性质当属制书；后半部分包括月令五十条、“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关于派遣羲和四子督察各地奉行诏书的奏书和大（太）皇大（太）后的“制可”，其性质当属狭义之诏书的第二品。前后两件诏书构成了具有制度与法令意味的“使者和中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此即本组文书的题署。《史记·酷吏列传》载杜周曰：“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64]以上几例，或可与杜周之说相证。
附带谈到，在文献中，有关于臣子上呈奏书而“报闻”的记载。有研究者认为，皇帝对奏书“可根据情况画‘闻’”相报，“这种批示语与相应的奏书同样也合而形成一份诏书”。[65]疑此说法未安。“报闻”并不一定是皇帝的回示。《汉书·东方朔传》：“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颜师古注：“报云天子已闻其所上之书，而罢之令归。”[66]在一般情况下，那些未被採纳的奏书，应当是由有关部门来回覆上书者，告之已奏闻皇帝，此为“报闻”。被“报闻”的奏书，通常是不会形成诏书而颁行的。
（三）
奏闻皇帝而下的诏书为第三品。此类诏书规格最低，用于一般性行政事务，无须皇帝亲自颁旨或裁定。按《独断》所述，“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可推知此类诏书的形成过程是：臣子呈递奏书；尚书报告皇帝并批答奏书、照準所请，诏书遂成；最后由负责本项事务的官员将该诏书下发到相关部门。
尚书，官署名，亦官名，秦始置于宫中，职掌收发文书，传达、记录诏命章奏。西汉成帝以后，尚书定置五员，分曹治事，成为重要的宫廷政治机构。[67]东汉置尚书台，职掌纳奏、拟诏、出令，综理政务。其长官为尚书令，秩千石，兼有宫官、朝官双重身份，秩位不高而权重。[68]
尚书诸曹各有职司。《晋书·职官志》记载：“（汉成帝）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僕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后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是为五曹。后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69]一说东汉为五曹，六人，见《通典·职官典·职官四·尚书上》：“后汉尚书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书二人、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70]
东汉有所谓“五曹诏书”，应是指这种由尚书台批答、下发的诏书，即狭义之诏书的第三品。应劭曰：
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71]
又其所撰《风俗通》记载：
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补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着板上，一劳而九逸。[72]
宣达而至乡亭的“五曹诏书”，其内容或与基层吏民有较为密切的关係。
现存的汉代文献中的狭义之诏书，多属第一、二品。这些诏书的等级相对较高，往往与大事、要政有关，因而为史籍所收录。但是，由于汉朝实行集权统治，帝国庞大，行政繁忙，各类地方事务亦统归中央控制，故奏闻皇帝而下的第三品诏书的数量实际上是很大的。今日稀见此类诏书的原因，是其未受史家关注而失载之故。儘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各种史料中搜检到它们的蹤迹。
居延汉简中有这样的记录：
十二月三日
北书七封
其四封皆张掖大守章：诏书一封、书一封，皆十一月丙午起。诏书一封，十一月甲辰起，一封十一月戊戌起。皆诣居延都尉府。
二封河东大守章，皆诣居延都尉：一封十月甲子起，一十月丁卯起。
一封府君章，诣肩水。
十二月乙卯日入时，卒宪受不今卒恭。夜昏时，沙头卒忠付骍北卒护。（居延汉简502.9A,505.22A）[73]
十二月十二日
二封张掖大守章，一封诏书，十二月乙卯起，一封十二月丁巳起。四封皆府君章，其三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居延汉简495.2）[74]?
以上，两条简文都是传递公文的记录。第一简记录了十二月三日收发的七件公文，其中有三件是诏书。这些诏书皆钤盖了张掖大（太）守章，发出日期分别为十一月甲辰、十一月丙午、十一月戊戌，目的地是居延都尉府。甲辰至丙午是三天，丙午至戊戌是两天，则从甲辰至戊戌的五天内，由张掖太守府发往居延都尉府的诏书计有三件。第二简记录了十二月十二日收到的公文，其中有一件（或两件）是诏书，该诏书大约也钤盖了张掖大（太）守章。通过这些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诏书在西北边地传送的一些情况：当时的公文传递颇为繁忙，诏书亦在其中；这些诏书在传递时无加急、专送等特殊处理；其数量似乎不少。由此看来，以上简文所记录的诏书有可能是“五曹诏书”，或者其中一部分是“五曹诏书”。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例子。例一，四川省昭觉县的《光和四年邛都石表》：[75]
[正面]
领方右户曹史张湛白：前换苏示有秩冯佑转为安斯有秩，庚子诏书：听转示部，为安斯乡有秩，如书；与五官掾司马蒍议请属功曹，定，入应书时簿。下督邮李仁，邛都奉行。言到日，见草。○行丞事常如掾，○主簿司马追省，府君教诺。○正月十二日乙巳，书□昌、延□（主？）。○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丙午，越嶲太守张勃，知丞事、大张□使者益州治所下，三年十一月六日庚子。○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诏书听郡，则上诸、安斯二乡复除，□齐□乡及安斯有秩，诏书即日□□□劝农督邮书掾李仁，邛都奉行。勃诏□诏州郡，□□□死罪，敢言之。○□□□□□下庚子诏书，即日理判也。三月十四日丙午，诏书太守勃行于东。大官守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使者益州□□□□治□□□□言□。○高官□□诏书，即日始君、迁里、□□□□□□□等十四里。○将十四里丁众受诏，高米立石表。师齐，驱字彦新。
[侧面]
越嶲太守、丞、掾奉书言：□□常□都□□□□□，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大官守长常□部曲、部劝农督邮书掾李仁，邛都□□□于诏书，书到，奉行务□□□□□□□诏书□」□□真□湛，书佐延主。
表文约400字，是一组文书，包括诏书和相关的下行文书、覆命文书，内容涉及更换乡有秩、调动郡吏、复除上诸、安斯二乡的赋役等。光和，东汉灵帝年号。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越嶲”，郡名，属益州刺史部；“苏示”、“邛都”，皆县名，属越嶲郡；[76]“上诸”、“安斯”，皆乡名，当属邛都县。“领方右户曹史”，吏名，疑属尚书五曹之户曹。[77]“领方”，掌领一方。[78]《汉官仪》曰：“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又曰：“左、右曹受尚书事。”[79]“乡有秩”，吏名，掌一乡人。[80]“督邮”，郡府属吏，掌监属县，宣达教令。[81]表文所载“督邮李仁”、“劝农督邮书掾李仁”、“部劝农督邮书掾李仁”等，应为同一人，是在本郡邛都县“奉行”诏书的郡吏。
表文中的“诏书”应就是“五曹诏书”。[82]此碑未见皇帝批奏所用的“制曰”、“制可”之文；其所载“庚子诏书：听转示部，为安斯乡有秩，如书；与五官掾司马蒍议请属功曹，定，入应书时簿”等，皆公文套语；其内容属一般性行政事务，且相当琐细。由上述情况看，此“庚子诏书”可能是尚书五曹中的户曹对越嶲太守所上奏书的批答文字。而这种由本曹回覆相关奏书的处理方式，以及批答文字中所使用的“如书”一语，也与《独断》所述第三品诏书的特徵“羣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大致相合。但在此例中，谁是“本官下所当至”之“本官”？是呈递奏书、下传诏书的越嶲太守，还是批答奏书的户曹？因缺少更多的资料和证据，尚难判断。
例二，《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筭碑》：[83]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
尚书：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肥，用穀槀（稾）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每被诏书，调发无差，山高听下，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有饑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筭，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兴之祚。臣辄听行，尽力奉宣诏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
尚书。
掾臣条、属臣淮、书佐臣谋
这是弘农太守樊毅为请求免除华山下十里之内民众“租田口筭”而呈递尚书的奏书。文中，“尚书”皆提行顶格书写。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洪适指出：“此碑全载光和二年十二月壬午奏牍，别无它词。……虽不同孔庙卒史碑并载朝廷施行语，案后碑云‘上奏复赋，克厌帝心’，则知已从其请矣。”其说是。该奏书是呈递尚书的，既刻诸碑石，显然其请求已获允准。奏书的内容无关要政，碑文中亦未见皇帝之“制可”，可知它应当是由尚书允准和批答的。尚书的批答连同奏书便形成诏书，此即“五曹诏书”。奏书称：“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筭，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兴之祚。臣辄听行，尽力奉宣诏书。”是樊毅在提出请求之时，已表明自己要及时、尽力地奉行和宣达诏书。或因尚书的秩位不高，加之对该奏书的批答无非是套语，如《独断》所述“已奏，如书”之类，故此碑不录。但该奏书的性质却由此而发生了变化，成为诏书的组成部分，故刻诸碑石，向世人宣示。
例三，《鲁相史晨祀孔子庙奏铭》：[84]
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
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建甯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圣，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
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辄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礼，以共禋祀，余□赐先生执事。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尽力思惟庶政，报称为效，增异辄上。臣晨诚惶诚□，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
尚书。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
这是鲁相史晨请求为孔子庙增祀而呈递尚书的奏书。文中，“尚书”、“朝廷”皆提行顶格书写。建甯，东汉灵帝年号；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该奏书和上例弘农太守樊毅的奏书相似，[85]也是先呈递尚书，后刻诸碑石，这说明它也获得了允准。在碑文中，同样没有皇帝之“制可”，这表明它也是由尚书允准和批答的。尚书的批答使该奏书转化为诏书的组成部分，故向世人宣示。
例四，甘肃省甘谷县出土的《甘谷汉简》：[86]
[简1]延熹元年十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宗正臣柜、丞臣敬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柜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文书：永寿三年三月十六日，蜀郡大守稙书言：乙酉示章诏书：宗室、
[简2]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复除。宗室刘槐、刘直，自讼为乡县所侵，不行复除。稙到官劝耕桑，槐、直等骆驿愬（诉）讼。当如永和六年庚午诏书，
[简3]谒以补正。
（中略）
[简18]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等令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酉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为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曹华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史许秉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上请□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鞌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钱其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吏责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19]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诏书，宗室有属、属尽，皆勿事。乃令……勿令为吏。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诏书，发郡县士，或收宗室属尽钱，或不明……复除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20]四月七日丙子，[87]凉州刺史超使告部汉阳从[事]史忠等：[88]移
郡国大（太）守、都尉，写移，书到检案，奉行右言。被书后五日，如宗正府书律令。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21]鞌□□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尉吏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如为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文无旧典，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
[简22]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凉州刺史陟使下郡国大守、都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核谁，为州集簿。……如律令，书到言。
[简23]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三）日壬午，汉阳大守济、长史亿下冀中西部督邮曹掾术亮、史叙、属县令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所部正处，书到言，如诏书律令。
这是一份请求维护宗室人员权益的文件及其下行文。“延熹”，东汉桓帝年号；“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此批木简已经残断，但诸简背面皆有编号，故可确定它们属于同一简册，并可确定简序。[简1]—[简18]为呈递尚书的“宗正府书”，是宗正（刘）柜[89]等报告各地宗室人员权益受侵、要求依照以往诏书给予优待的奏书。[简19]的情况较为複杂，需稍加辨析：该简的位置在下行文之前，通常这裏是批答奏书的位置；该简的简文至少有两次提到了“诏书”，内容重要，因而有可能是批答奏书的诏文，惜已失其完貌。[简20]—[简23]，皆该文件的下行文。
因木简残断而导致的文字缺损给研究这份文件带来了困难。不过，从该文件的内容和结构看，它不是由皇帝亲下的第一品诏书。该文件的前半部份是奏书，但在批答奏书的位置未见皇帝之“制曰”、“制可”，因此它也不像是由皇帝批覆的第二品诏书。该文件中的奏书是“上尚书”的，其内容较为琐细；批答文字处虽有缺损，但如前所述，见其两次提到了“诏书”；而它的两级下行文（[简22]、[简23]）中又都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之语，故该文件很可能是一件由“上尚书”的奏书与尚书的批答所形成的诏书，即第三品诏书。
通过对《光和四年邛都石表》、《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筭碑》、《鲁相史晨祀孔子庙奏铭》、《甘谷汉简》等4例所作的分析，可知这几件第三品诏书具有下述的特徵：1、诏书起始于呈递尚书的奏书（见例一、例二、例三、例四，但例一没有直接的证据）；2、奏书的内容较为琐细或无关要政，所请都获得了允准（见例一、例二、例三、例四）；3、诏书中没有皇帝“制曰”、“制可”之类的批覆（见例一、例二、例三、例四）；4、对奏书的批答的文字简明扼要，使用公文套语（见例一，其它各例情况不详）；5、它们被称作“诏书”（见例一、例二、例四）。上述几点，在相关史料稀少而零散的现况下，或可将其作为寻找和辨识此类诏书的綫索。
汉代诏书的分类是个既重要而又複杂的问题。充分利用有关的传世文献和各种考古资料，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研究的基础；以特徵、性质不同的诏书为考察对象，着重探讨它们的形成过程；将诏书与皇帝本人的关係作为判定诏书之等级的标準，这或许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思路和办法。
附记：本文的初稿曾以《汉代诏书的分类》为题，发表于日本秦汉史学会、日本爱媛大学主办的“第20届日本秦汉史年会”（2008年，日本，松山）。2009年6月二稿。2013年1月三稿。
（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65—83页）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6月26日23：10。）
[1][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5—190页。
[2]例如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262页；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汪桂海的说法略同，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4]《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李贤注、《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在徵引《汉制度》时，皆称“胡广《汉制度》曰”，可知胡广是《汉制度》的作者。见《后汉书》第2546页、第3630页。按本文所引《后汉书》，皆中华书局标点本。
[5]《后汉书》卷44《胡广传》：“所着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见第1511页。《隋书》卷33《经籍志》：“《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见第967页。按本文所引《隋书》，皆中华书局标点本。
[6]《后汉书》卷60《蔡邕列传》，第2001页；《隋书》卷33《经籍志》，第968页。
[7]《后汉书》卷60《蔡邕列传》，第1990页。
[8]《后汉书》志第4《礼仪上》，第3101页。
[9]《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李贤注引，第24页。
[10]“告某官官”，《唐六典》卷9“中书令”条引蔡邕《独断》作“告某官某官”。[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274页。
[11][汉]蔡邕：《独断》卷上，《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渊阁本， 第850册，第76-78页。
[12][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繋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3][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6《释典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16-317页。
[14][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287页。
[1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6页。按本文所引《史记》，皆中华书局标点本。
[1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释文第33页。
[17]《汉书》卷1《高帝纪》，第53页。按本文所引《汉书》，皆中华书局标点本。
[18][汉]应劭：《汉官仪》卷上引《汉礼仪》，[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24页。
[19][宋]毛晃：《増修互注礼部韵略》卷4《去声》。《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韵书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渊阁本，第237册，第533页。
[20]徐望之认为：制与诏，惟天子乃得用之，其次皇后、太子之言始得称令，是古代之令不敌命之又一佐证。徐望之：《公牍通论》，《民国丛书》第三编44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50页。
[21]《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4页；《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秦彭》，第2467页。
[22]《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
[23]《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注引，第850页。
[24][宋]洪适：《隶释•隶续》卷15《赐豫州刺史冯焕诏》，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57页。
[25]如王国维《敦煌所出汉简跋一》，《观堂集林》卷17《史林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522页；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第170-173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31页；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第25页。
[26]《汉书》卷92《游侠传·陈遵》，第3709页。
[27]《汉书》卷63《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第2767页。
[28]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 1984年，第47页。
[29]王国维认为，“此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见王国维《敦煌所出汉简跋一》，《观堂集林》卷17，第521页。疑未安。
[30]《吕氏春秋》卷7《孟秋纪·禁塞》，《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31]《汉书》卷3《高后纪》，第95页；卷43《陆贾传》，第2116页。
[32]“制曰可”之例，详下文。
[33]“承制诏某官”之例，如《汉书》卷78《萧望之传》，第3280页；《后汉书》卷16《寇恂传》，第620页。
[34]《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3页。
[35]《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9—2981页。
[36]《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2页。
[37]《汉书》卷80《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第3316页。
[38]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征羌时，宣帝频赐玺书，如“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语未卒，玺书报”。本节所引的两件，应当也是玺书。
[39]王国维认为玺书即制书，并以汉宣帝“制诏太原太守（陈遂）”的玺书为制书之例。见王国维：《敦煌所出汉简跋一》，《观堂集林》卷17，第521页。
[40]应劭《汉官仪》卷上：“凡制书皆玺封，尚书令重封。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41][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30—31页。
[42][日]大庭脩着、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69页；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行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348页；又见所着《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第394—395页。另，汪桂海指出，“如故事”是此类诏书的结束语，但并不一定普遍使用，见所着《汉代官文书制度》，第32-33页。
[43]《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36页。
[44]《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67页。
[45]《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5-2110页。
[46]《汉书》卷83《朱博传》，第3407页。
[47]此诏书诸简的编排，参[日]大庭脩着、徐世虹译：《汉简研究》第一篇《册书研究》，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释文参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48]“除（？）燧”，陈梦家、于豪亮释作“阴燧”。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页。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第181—183页。
[49]其时丙吉为御史大夫、苏昌为太常、魏相为丞相，见《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第803-806页。
[50]本册书的图版，见《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释文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104页。该诏书的下行文中有“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之句。
[51]其时翟方进为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见《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第835页。
[52][宋]洪适：《隶释·隶续》卷1，第17—19页。
[53]其时吴雄为司徒，赵戒为司空。见《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297、298页。
[54][宋]洪适：《隶释·隶续》卷3，第44—45页。
[55]“七月”，据陈垣《朔闰表》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40页。
[56]其时陈耽为太常，见《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6页。
[57]大庭脩认为，将皇帝的命令、朝臣的答申及皇帝最终的“制可”相合，是为诏书形式之一。大庭脩着、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74—178页。
[5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5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7-208页。
[60]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61]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17页。
[62]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
[63]第一条、第二条简文中的“
三公九卿-汉代诏书之三品”的作用，相当于提行另书。
[64]《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集解》《汉书音义》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 第3153页。
[65]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34页。
[66]《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1页。
[67]《宋书》卷39《百官志上》：“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第1233页。《晋书》卷24《职官志》：“案尚书本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第730页。按本文所引《宋书》、《晋书》，皆中华书局标点本。
[68]《后汉书》卷46《陈宠附子忠传》：“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第1565页。《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 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第1657页。应劭《汉官仪》卷上：“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其三公、列卿、〔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僕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并参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1章第2节，中华书局，1993年；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3章第2节，齐鲁书社，2007年。
[69]《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0页。
[70][唐]杜佑：《通典》卷22《职官四·尚书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601-602页。
[71]《后汉书》卷48《应奉列传附子应劭传》，第1613页。
[72]《太平御览》卷593《文部九》引应劭《风俗通》，中华书局，1960年，第2670-2671页。
[7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599-600页。
[74]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592页。
[75]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第434—437页。
[76]见《汉书》卷28《地理志》，第1600页。
[77]有研究者以为此“户曹史”是郡县户曹小吏，见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第435页。疑未安。
[78]《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第2600页。
[79][汉]应劭：《汉官仪》卷上，[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41页。
[80]《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 第3624页。
[81][汉]应劭：《汉官仪》卷上：“督邮、功曹，郡之极位。”第153页。
[82]吉木布初、关荣华指出：表文中的“诏书”是以“五曹诏书”的形式颁发，由督邮下达。见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第437页。其说是。
[83][宋]洪适：《隶释·隶续》卷2，第28页。
[84][宋]洪适：《隶释•隶续》卷1，第23页。
[85]洪适认为：“此亦奏牍，乃云上尚书者，郡国异于朝廷，不敢直达帝所，因尚书以闻也。樊毅复华下民租奏，其式与此同。”[宋]洪适：《隶释•隶续》卷1，第24页。
[86]本册书的图版，见张邦彦：《甘谷汉简摹本》，《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7页图9。释文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第5-8页；并参何双全《简牍》，第46-48页。
[87]“四月七日丙子”，《散见简牍合辑》作“十月廿日丙子”；张邦彦作“十月廿日丙子”；何双全作“□月二十日丙子”。分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第8页；张邦彦《甘谷汉简摹本》；何双全《简牍》，第48页。今据图版改。
[88]“从事史忠等”，《散见简牍合辑》原误作“从史忠等”。今据图版改。
[89]柜通矩；（刘）柜，应即刘矩。《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刘矩传》：“复为尚书令，迁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太尉。”参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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