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有《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一枚，内容爲：
1 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
2 临湘丞掾驿马行[1]
对照图版，该木牍除释文所言左上部残断外，整个左部残损，且下部亦残断；第二行“临湘”二字已残，可录作“临 湘”。定名上，整理者采何双全先生说命名爲“缄”。而据其内容，这裏取传统习惯命名爲“‘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检”或更爲确切。[2]有学者指出“许多封检之封泥槽，当被削平或截断”，另外发现的封泥槽残片“有可能是从完整的封检上被砍削下来的”。[3]该意见值得重视，因此封检下部正残断。不过，发掘报告提到的三种封检，完整长度在9.2-23.9釐米之间。而这枚封检残长26.0釐米，残宽8.3釐米，[4]已超过上述长度上限，故其应属无封泥槽封检。第一行小字“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当爲收件小吏所写。中间大字“临 湘丞掾驿马行”则爲发文者所署。“临 湘丞掾”是收件人，“驿马行”爲传递方式。东牌楼汉简中其他封检，如《中平三年左部劝农邮亭掾夏详言事》正面书“夏详言事”，实际是对文书主要内容的交代。[5]仔细对照，其正面“邮亭掾”、“详”、“安定亭”诸字与背面正文所重复出现者，在书写风格、字体大小均接近，当出自一人之手。故其正背均爲发文者所书，与“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检应当区分。
二
第一行“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写法特殊。“行丞事”之“丞”，注释指出“此‘丞’接前指桂阳郡丞”，并引《续汉书·天文志中》“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爲佐证。翻检原书，引文后尚有“太守王衡拒守，吏兵格杀珍等”语，明确指出了吴郡太守是王衡。则“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非爲太守，只是以某职“行丞事”，不过这裏本职已省。《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又有“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吴郡丞羊珍”应即前引“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这更显示“某郡太守行丞事”非指太守代行郡丞事。
关于“行某官事”，有学者认爲两汉“也间有以高级官吏摄行低级官吏之事者，如《汉书·黄霸传》：‘黄霸爲廷尉，行丞相长史事’”，[6]与上述讨论有关。首先需指出：此引文有误。《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作：“闻（黄）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又，《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黄霸，家在阳夏，以役使徙云阳。以廉吏爲河内守丞，迁爲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可知黄霸曾爲廷尉监、正，而非廷尉。前两者秩均爲千石，与丞相长史同。故黄霸事例仍应视作“同级官吏而互相摄行者”。汉代“行某官事”作“以高级官吏摄行低级官吏之事”者，似见于《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此爲东汉创立初之特殊情形，岑彭以武将守益州牧，新有攻取，则暂“行太守事”，注引《东观记》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选官属守州中长吏。”所付也是武将。严耕望先生即言“光武中兴之初，仍因旧制置州牧以利军事之控制”。[7]此属其所归纳之“武官行文官事者”。由上，两汉时“行某官事”实际很少指称“高级官吏摄行低级官吏之事者”。[8]
“行丞事”前加有“桂阳大守”，也值得注意。这种例子除前举“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外，还有一些。陕西绥德县杨孟元墓前室南壁画象石有阴刻隶书：“西海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9]东汉缪宇墓誌文首云“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宇字叔异”。[10]又，四川昭觉县初平二年石碑碑侧文字有“尚书 十二月十六日丁酉越巂太守 行丞事”。[11]上述“行丞事”、“行长史事”前冠以“某某太守”等，很可能因郡一级机构中，太守府之外，都尉府亦有丞。居延汉简中就有很多“行丞事”是行都尉丞事。[12]如只冠以“某郡”则所属不明。由此而言，这裏太守实等同于太守府的含义。
至于行桂阳郡太守府丞事的主语，很可能就是南平县丞。据居延汉简，某官行某事，通常是採用自己的官印或私印。[13]具体到这枚封检，当是南平丞以本职官印行郡丞事，这与 “南平丞印”爲封泥录文的认识也相符合。不过，一般认爲“行”是“长官有缺，例由佐官中地位最高者代行其事，谓之行事，简称爲‘行’”；[14]或“官阙则卑者摄爲之”，[15]“遇有官缺，一时无适当人选补缺时採取的一种临时措施”。[16]而县丞级别较低，似无法行郡丞事。然而，《续汉书·祭祀志下》提到“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这种情况下，不但长官在任，并未出现“官缺”；[17]而且代者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不一定是“佐官中地位最高”或秩次接近者。居延汉简中，行太守丞事者有仓长、库令、库丞。此外还有库啬夫：“初元五年四月壬子居延库啬夫贺以小官印行丞事敢言
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312·16）。库啬夫已属少吏，而库丞则秩级更低。石刻资料中，东汉邛都安斯乡石表有“行丞事常如掾”，[18]撰写者以行丞事“应是正职”。[19]恐误。此应是以常如掾身份行丞事。又，《石门颂》“（都督掾）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20]与前举“西海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类似，爲县令长“行丞事”。及《张纳碑阴》“行丞事从掾位江州然存”，[21]则是以散吏“行丞事”。由上，行丞事官吏的情况较爲複杂：其秩级有与长官接近者；也有相差较大，秩级较低者。除长官出缺，近次官吏权且代行外，也有长官在任，因某种需要而由县一级官吏代爲处理某事的。南平县丞因某种需要以本职官印行郡太守府丞事，是可能的。
至于南平丞“行丞事”是在郡治郴县还是南平，较难判断。一般理解，“行丞事”时自然当在郡治，不少材料也支持这种认识。前举居延汉简各“行丞事”官吏所参与的政事下达是从太守府发出的。邛都安斯乡石表“行丞事常如掾”、《张纳碑阴》“行丞事从掾位江州然存”排列上均在主簿前，居于显要位置，也当在郡治治事。《石门颂》提到“王府君（汉中太守王升）……特遣行丞事西成韩朗字显公”，也显示“行丞事”者原在郡治。不过，前举《续汉书·祭祀志下》因“园庙去太守治所远”，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则与上有别。“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西海大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与《祭祀志下》情况接近，“行丞事”者身份又都是县令长。他们因某种需要而行郡丞事，很可能也不在郡治。“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与后类情况接近。所以，我们倾向东牌楼汉简整理者意见，“本件……来自长沙临湘以外的桂阳南平”。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记顺帝永和五年（140）“乃徙西河治离石”。有学者据上举“西海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及永元四年田鲂墓刻铭，认爲“西河郡治所由平定迁徙离石的时间应早于顺帝永和年半个世纪，至少在和帝永元初或更早一些时间”。[22]所使用“永元四年田鲂墓刻铭”论证之误，裘锡圭先生已指出。[23]而关于前者，裘先生并提到：“永元八年‘西河大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孟元墓中刻石，能否证明当时西河郡治已迁至离石，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24]今据我们对前一材料的相关讨论，它同样不能证明当时郡治已移。西河郡徙治所于离石的时间，仍应定于永和五年。

三
第二行“临湘丞掾驿马行”。临湘，东汉后期长沙郡治，今长沙市南。此简又出土于今长沙市东牌楼建筑工地第七号古井中，与“临湘”乃发件人所题署之目的地正可对应。走马楼吴简有“临 湘 丞 印月日驿马来 侍吏 白解”（壹·4335），学者已指出“在水驿畅通的湖湘地区，‘驿马’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25]封检中提到的南平濒临钟水；临湘濒临湘水，而钟水正汇入湘水。不过，《水经·钟水注》提到“钟水出桂阳南平县都山，北过其县东”，则南平实在钟水上游，水运条件并不理想。故从南平往临湘使用了陆路方式的“驿马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记：“十六、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请得买马十，给置传，以爲恒。·相国、御史以闻，请许给买马。·制曰：可。”（五一六、五一七）这在表明长沙卑湿不适宜马匹饲养外，还显示西汉初年当地备马供给传驿已爲定制。这裏涉及临湘的两枚简，文书传递均採取“驿马行”恐非偶然。当时长沙、桂阳等郡文书往来中，相当一部分应当採取了这类交通方式。
（附记：文章完成后，先后得到邬文玲、汪桂海先生，赵宠亮、钟芳华学友帮助，谨致谢忱）
（文章原刊《文物》2010年第10期，今略有修订）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11月9日22：33。）
[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版第11页，释文第71页。
[2]承汪桂海先生2007年11月22日来信告知：“汉代官文书的封检上都题署收文者，其形制则主要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封检较厚，有封泥槽，另一种封检略薄，无封泥槽。无封泥槽的封检在以线绳封缄时，需要加一枚封泥匣，以容纳封泥。”
[3]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1页。
[4]该资料书中未提供，此爲实测所得。又，实测封检长度比所提供的资料略长。这可能同测量与拍照时间不同，简牍在脱水前后发生伸缩有关。
[5]《光和六年东部劝农邮亭掾周安言事》封检也属此类。
[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第862页。
[7]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4页。
[8]此后代有变化，北朝已出现一些“以高阶官品爲行事者”；至唐，则以高职事卑者爲“行”。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54-855页；[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28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785页。
[9]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文物》1983年第5期；收入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图351，第111页。
[10]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宋治民：《缪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年第1期。
[11]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昭觉县文管所：《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穀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12]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
[13]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89页。
[15][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六“行”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370页。
[1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862页。
[17]参看大庭脩着，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汪桂海：《汉简丛考（一）》，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
[18]录文作“行臣事”，对照图版，“臣”当作“丞”。
[19]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
[20]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21][宋]洪适：《隶释 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第63页上栏。
[22]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23]裘锡圭：《读〈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小记》，《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24]裘锡圭：《读〈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小记》，第64页。
[25]王子今：《走马楼简所见“邮卒”与“驿兵”》，《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第324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295.html

以上是关于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