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从“握卷写”到“伏纸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古人的书写姿势，经历过一个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的转换过程。所谓“握卷写”，是指不使用书写承具，而以一手握持书写材品，[1]另一手悬空而写的姿势。书写材品包括简册之卷、帛卷、纸卷以及牍板、简支等，因“卷”在其中佔据主导的地位，故如此称之。所谓“伏纸写”，是指将纸铺放到案或桌上，伏在纸面而写的姿势。这两种书写姿势一早、一晚，转换是逐步进行的，经历了漫长的时段。
书写姿势的转换在书写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同文人的笔墨活动、书画作品等直接关联，对于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和社会风貌亦有影响，很值得关注。然而，在传世文献中，罕见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但犹有蛛丝马迹可寻，并非完全阙如。在古代的图像资料中，则存留了不少宝贵而生动的信息，可供观察、比对和揣摩。它们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2]
先要指出，同文字资料相比，图像资料有其优长之处：直观，生动，可包含多重信息，可展现场景，并提示场景中的人、物之间的关係等。但图像资料也有弱点，将其用为史料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第一，选择与定位的困难。这裏说的是如何选择图像、如何判断图像的内容与时代之关係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图像都与其时代同步，也有不同步的。这是因为，有些图像是写实的，有些图像则含有虚饰的成份或复古的意味。当画手因袭旧传的稿本时，也会导致滞后。而当画手用现世的样貌或想像去摹绘前代的情形时，则又会导致提前。所以，即便我们知道某图像的製作年代，也不宜贸然将该年代与图像的内容简单地对接，而要进行审视和推敲。就一般情况而言，将图像用为史料时，应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尽可能选取较为纪实的、有代表性的或者可供比对的作品。第二，有些图像的含义不易明了。通常，图像所表达的意思对当时人来说是清楚的，即便没有文字解说，也大致能懂。但对后代人来说就不同了。由于时间的阻隔，世事的迁移，其含义会渐渐模糊起来。加之图像的信息大多是混杂的，不若文字清晰、明确，假如不细加考辨，就很容易误读。第三，由于图像的特质，製作、複製与保存的困难，其数量远逊于文字资料。与此相联繫，图像资料往往零散、孤立，因而其代表性也会受到限制。以上所说，都是我们在使用图像时所应慎重考虑的。在本文中，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与年代相关，故第一点最为要紧。
（一）从敦煌学郎诗中的“侧书”说起
“敦煌学郎诗”是散见于敦煌遗文的“学生”、“学士”们的诗歌。其中，似可见到一些到有关书写姿势的信息。20世纪60年代末，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唐墓出土了一件《论语郑氏注》写卷。卷内有抄写者的题记，作“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景龙”，唐中宗李显的年号；“景龙四年”，710年。可知抄写者卜天寿是唐代西州高昌县人，一个十二岁的学生。[3]在《论语郑氏注》的后面，卜天寿抄写了数首诗词，其中有一首《他道侧书易》：
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
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4]
这是一首“打油”体的五言诗，共二十字，其中多次提到“侧书”。什麽是“侧书”？这个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和不同的意见。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论语》抄本卷后的《他道侧书易》诗

学者们的意见大致为三种。第一种意见由郭沫若提出。他最早注意到此诗，认为诗中的五个“侧”字可能是“札”字的误写。并说：“我所理解的诗的大意是这样:有人说从书本上札要抄录是容易事，其实不容易；因为你要札要抄录总要札出句读来，而且还要有札录的眼识。”[5]其说未安。因为“侧”“札”的读音差别较大，二字之间不似有误写的关係；而将“侧书”解释为“札要抄录”、“侧读”解释为“札出句读”、“侧眼看”解释为“有札录的眼识”，则显得牵强。钱锺书不认同郭氏的意见，但他也认为“侧”字应是另一个音同的字。[6]
龙晦提出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侧”字没有错。他说：“‘侧’校作‘札’于音变通转无据……特别是在那样早的时期，更无通转之例……卜天寿这个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比较调皮，字虽写得好，可能姿势不正，甚至有侧起写字的习惯。所以他说:‘你说侧起写容易吗?我说侧起写可不容易啊!侧起写还要侧起读，还要你侧起看呢?’”[7]龙氏说“侧”是“侧起”，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8]但他认为“侧书”与“卜天寿这个小孩子……比较调皮”有关，则似可商榷。因为在敦煌文书法藏P.3189号写卷中有一首与之相似的诗《闻道侧书难》:
闻道侧书难，侧书实是难，
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立看。[9]
此诗写在《开蒙要训》的后面。该处的题记是：“《开蒙要训》一卷，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闻道侧书难》和《他道侧书易》这两首学郎诗都专说“侧书”，只在字面上有少许不同，似是同一首诗的不同传本。有学者指出，这两首诗和敦煌写卷中的其它一些学郎诗显示出了集体性的特徵，它们极有可能是唐五代间流行于西域地区学郎中的一种儿童语体诗，“相当于今天的儿歌童谣”。[10]按此，“侧书”或许是当时的学郎们的一个颇为普遍的话题。而“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闻道侧书难，侧书实是难”等诗句显示，在学郎们中似乎还存在着关于“侧书”之难易的讨论或争辩。可知“侧书”应当不是某个小孩的“调皮”行为，而是一件令许多学郎感到困难的事情。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开蒙要训》抄本卷后的《闻道侧书难》诗

柴剑虹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认为“侧书”是写胡语。他说：“卜天寿诗抄裏‘侧书’这个词语……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在写胡语,即当时也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普遍应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因为汉字是竖着写的,从右到左,而有些胡语,如梵文、吐蕃文,是从左往右写,是横着写的。那么对于汉族学生来说,他就觉得是很困难的……这就说明汉族的学生也在学写胡语。”[11]其说也值得商榷。诚然，梵文、吐蕃文等是从左往右横写的（即右行横排），[12]但从左往右横写时书写者的右手并不遮挡字迹，故无须“侧读”、“侧眼看”，“侧立书”、“侧立看”。而且，像卜天寿、张彦宗这样的汉族学郎当时所受的大抵是汉文化的教育，[13]所写的也大抵是中文，包括抄录《论语》等儒家经典、《开蒙要训》等蒙学读物以及其它的中文书籍等。不排除当时也会有胡、汉双语的教育，一些人也会“学写胡语”，但这恐怕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由此带来书写和阅读困难、以致在汉族学郎中形成话题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太大。[14]
综合上面的分析和考辨，我们或可得到这样的推论：敦煌学郎诗中的“侧书”之“侧”不是误写；“侧书”应是一种影响到书写、阅读之难易的书写姿势；年轻的学郎不喜“侧书”，觉得困难；它有可能是唐五代间学郎们的一个议论的话题。那么，这种被称作“侧书”的书写姿势究竟是怎样的？它与当时流行的其它书写姿势有何不同？
（二）简牍时代和纸时代早期的书写样貌
在纸时代以前，中国有过一个长达千年以上的简牍时代。纸是在汉世出现的，并开始慢慢普及。但简牍并未因此而废止，而是与纸共存了数百年。《初学记》载《桓玄伪事》曰：“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5]桓玄当政的时间在5世纪初的东晋后期。我们可将这简纸并用的数百年及后延的一段时间，即东汉至隋（约1—6世纪），视为简牍时代至纸时代的过渡期或纸时代早期。
先来看使用简牍时的书写姿势。关于简牍时代的书写，笔者已有专文详论，[16]不赘述。这裏仅举出书写姿势的图像，以供比较。如图1：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简册（见a、b、c），牍板（见d、e），简支（见f），东汉
以上图像依次为：a，东汉画像石，山东嘉祥武氏祠，约桓帝建和元年(147年)；b、东汉画像石，山东阳穀八里庙；c、东汉画像砖，四川什邡搜集；d、东汉壁画（摹本），河北望都1号汉墓，灵帝光和五年(182年)；e、东汉画像石，江苏徐州贾汪区汴塘镇；f、东汉画像石，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17]它们的年代皆属东汉，图中的书写材品皆为简牍。在该时期的有关书写的图像中，尚未见使用其它书写材品的例子。可注意的是，书写者或立或坐，坐姿皆为跪坐，书写姿势则都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可以认爲，这样的书写样貌，大约也是整个简牍时代的书写样貌。
西晋的例子，如图2：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 牍板：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书写俑、对书俑，西晋

这是两件出自湖南长沙金盆岭晋墓的青瓷俑，[18]其年代为西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左边的是书写俑(见图2之a)，该俑跪坐，左手握牍，右手执笔，作正待书写状。右边的是同墓所出的对书俑（见图2之b)，为二人相对跪坐，中间有低矮的书案；其中一人左手握牍，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可注意的是，他们的坐姿皆为跪坐，书写姿势也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东晋的例子，如图3：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3.牍板：高句丽安岳3号墓（冬寿墓）壁画，东晋
这是朝鲜黄海南道高句丽安岳3号古坟的前室西侧室西壁的壁画，[19]其年代为东晋穆帝永和十三年（357年）。墓主人冬寿，曾为前燕司马，后逃亡高句丽。[20]图中，墓主人右边的男子为跪姿，其双手捧持简册，简册上依稀可见编绳（见图3之b）。墓主人左边的男子，其头侧有榜题“记室”。此人似为立姿，其左手握牍板，右手执毛笔，正待书写（见图3 之a）。可注意的是，他的书写姿势也是“握卷写”。
以上，图1至图3显示，从东汉到东晋初(约1—4世纪)，在有关书写的图像中，使用简牍时的书写姿势全都是“握卷写”。无论书写者是立(见图1之b、c，图3)还是坐（图1之a、d、e、f，图2之a、b），坐于地还是坐于枰、榻，无论身前有无书案（图1之e、图2之b有低矮的书案），都以一手握持书写材品，另一手持笔，悬肘、腕而书，不使用书写承具。还要强调的是，图中众坐者的坐姿一律为跪坐，而跪坐的坐姿是不便使用书写承具的。[21]
不过，在较晚的时候，也有略显不同的例子。如图4：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4.牍板：吉林集安洞沟舞踊墓壁画，高句丽
这是吉林集安市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中部舞踊墓的壁画，[22]其位置在藻井第三层叠涩，年代为4世纪中叶。图中，一男子坐榻上，左脚垂落地面，右脚搭放在左股上。其左手所握似为牍板，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可注意的是，书写者的姿势仍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但坐姿已改，不再是跪坐，而是变得较为随意自由。
下面来看使用纸时的书写姿势。如图5：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5.纸卷：《女史箴图卷》，东晋
这是《女史箴图卷》（唐摹本，局部），[23]作者顾恺之（约345—406年），东晋人。图中，一女子站立，左手握着反捲的纸卷（书写面在外），[24]右手执毛笔，正在书写。可注意的是，其书写姿势仍是“握卷写”，与用简牍时相同。
又如图6：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6.纸卷：高句丽德兴里古坟壁画，高句丽
这是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德兴里古坟壁画，其年代为永乐（高句丽广开土王高谈德年号）十八年（408年）。[25]图中，右边有二人站立，靠前者左手握着反捲的纸卷（书写面在外），卷上有字迹，其右手执毛笔，正在书写。前方的榜题为“射骑注记人”。可注意的是，其书写姿势仍是“握卷写”，与用简牍时相同。
又如图7：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7.纸卷：《北齐校书图卷》，北朝
这是《北齐校书图卷》（宋摹本，局部），[26]作者佚名。[27]此图描绘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校订五经诸史之事。上图(a)，书写者坐在胡床上，垂脚。其左手持纸卷（一从者为其将纸卷展开），右手执笔，正在书写。下图(b)，书写者坐在大床上，似为盘腿。其左手持纸，右手执毛笔，正在纸的反捲处运笔。可注意的是，图中众坐者的坐姿都不是跪坐，并出现了可供垂脚坐的胡床；而书写者的姿势仍是“握卷写”，无书写承具，与用简牍时相同。
又如图8：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8.纸卷：传北齐杨子华《勘书图》，北朝
这是传北齐杨子华所绘《勘书图》（明末清初摹本，局部）。[28]图中，左床上有一人盘腿而坐，低头，其左手握着反捲的纸卷（书写面在外），右手持笔托腮，正待书写或在思考（见图8之a）。右床上也有一人盘腿而坐，头侧转，其左手握着反捲的纸卷（书写面在外），右手持笔，正在书写（见图8之b）。可注意的是，图中众坐者的坐姿都不是跪坐；书写者的姿势仍是“握卷写”，无书写承具，与用简牍时相同。
又如图9：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9.纸卷：《授经图》，隋代
这是《授经图》，[29]作者展子虔（约550—604年），北周末隋初人。图中，左边有二人站立，矮者手持毛笔和砚，笔毫已染，砚中有墨痕；高者双手握持纸卷，似是书写甫毕或正待书写；右边也有二人，或持卷，或读卷，皆席地随意而坐。因画面中未见书案之类的承具，可推测书写者当为“握卷写”，与用简牍时相同。
以上，图5至图9显示，自4世纪下叶起（约东晋中后期），在有关书写的图像中，书写材品已由简牍改换为纸；书写者的坐姿已非一律跪坐，北朝时并出现了高坐具（见图7之a）。[30]但是，书写姿势却延续简牍时代的旧传统，仍是悬空的“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书写者以皆一手握持反捲的纸卷，另一手执笔，纵行而书，从右到左。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将纸卷反捲的作法当来源于简册。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写在简册上的。简册是以狭长的简支爲材，将其纵直排列，用绳子编连而成。中国古人席地跪坐的习俗，家具的低矮，硬质的书写材料，导致了肘、腕悬空的“握卷写”。其具体作法是，以左手握持向后反捲的简册之册卷，右手执毛笔而书；字序为纵写、左行。[31]图像资料表明，在纸时代早期，纸卷的捲法与上述简册之卷的捲法是一致的。除了坐姿的改动外，书写方式的变化不大。
关于本阶段的书写姿势，文献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史记·赵世家》：“愿为鄂鄂之臣，墨笔操牍。”[32]东汉人杨脩《答临淄侯牋》：“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33]南朝梁人沈约《宋书·志第一·志序》：“每含毫握简，杼轴忘飡。”[34]南朝陈人周弘让《答王裒书》：“清风朗月，但寄相思，搦管操觚（案“觚”指简牍），声泪俱咽。”[35]则知用简牍书写时，对书写材品的操控方式为“墨笔操牍”、“握牍持笔”、“含毫握简”、“搦管操觚”等，是以单手来握持的。又，西晋人成公绥《隶书体》：“尔乃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36]西晋人潘岳《秋兴赋序》：“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37]东晋人谢灵运《山居赋》：“援纸握管，会性通神。”[38]则知用帛卷（“素纨”）和纸书写时，对书写材品的操控方式为“握素纨，染玄翰”，“染翰操纸”、“援纸握管”，仍是以单手来握持的，仍是“握卷写”。
不过，在本阶段的末尾，文献中已出现了有关“伏纸写”的零星记载。如《弘明集》卷一二载齐释道盛《啓齐武帝论检试僧事》曰：“伏纸流汗，谨啓。”[39]《隋书·文学传·王贞》：“贞启谢曰：‘……伏纸陈情，形神悚越。’”[40]在上述两例中，都提到了“伏纸”。
（三）唐五代时期的书写样貌
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约7—10世纪），约当纸时代的中期，是印刷术盛行以前的纸时代。在本阶段，简牍已基本绝迹，而纸的使用则极为普遍。由于纸质轻，受墨性能好，便于书写、携带和收存，加之其製作不繁费，价格较廉，故用量大增。此时的人们更加懂得纸的好处，也更加懂得利用纸。发明印刷术、将纸用为印刷材料就是一例，将书写姿势由“握卷写”改为便利的“伏纸写”也是一例。
此前，在简牍时代，人们以硬质的简牍为书写材品，故书写时可无须承具。在纸时代早期，纸是作为简牍的直接替代品而被使用的，其质粗厚，[41]故人们仍握纸卷而书，就如同往昔之握简牍。又因席地起居的旧俗，家具仍较低矮，没有可以用作书承具的较高的书案，故“握卷写”的姿势沿袭不改。
但是，自唐代开始，情况渐渐起了变化。如图10：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0.纸卷：《伏生授经图》，唐代

这是《伏生授经图》,[42]作者王维（701—761年，一说699—761年），唐人。此图描绘西汉文帝时伏生授其所藏经典之事。图中，伏生两腿盘曲，席坐，姿态随意，双肘放在较高（席地坐时约可及腰）而宽的书案上，其旁置笔、砚。他右手握一展开的纸卷，左手在卷上指点。图中人物的服饰、坐姿、家具、书卷等，皆与今存的汉代图像资料（如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不合，当为唐人据其现世样貌及想像所绘。可注意的是，其坐姿不是跪坐；书案较高而宽，与前不同（简牍时代的书案低小，席地坐时约可及膝，可参看图1之e、图2之b）。图中未绘书写形貌，但这样的坐姿和书案表明，“伏纸写”的条件应已具备。
不过，书写姿势在此时还没有完全改观，在相当长的时间裏，似是处在一个较为混杂的状态中。如图11：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1.牍板：焉耆明屋壁画，唐代
这是新疆焉耆明屋Mi.xiii佛寺北墻群上的壁画，[43]唐代作品。左图(图11之a)，一个坐在方杌上的高僧在讲经，其左手执板，右手执笔；他的对面有四个席地跪坐的年轻僧人，其中三人亦执板、笔。可注意的是，这五个人的坐姿既有跪坐，又有垂脚坐，垂脚坐的坐具是高脚方杌；其书写材品是牍板，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右图(图11之b)，一僧人交脚而坐，从坐姿看，似坐在胡床之类的坐具上。前有一小桌（其高度在垂脚坐时约可及膝）。此人左手执板，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可注意的是，书写材品是牍板，坐姿是交脚坐，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12：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2.纸卷：《六逸图》，唐代
这是《六逸图》（局部），传唐人陆曜所绘，疑为同时代或稍后的摹本。[44]图中，一男子踞坐于蒲团，正和小童漉酒。其旁边的地面，放置墨砚、搭在砚上的笔和半展的纸卷。纸卷内有多列纵行墨迹，[45]应是方才写就。因画面中未见书案之类的承具，可推测其当爲“握卷写”。本图榜题作“陶潜葛巾漉酒”，则知此为东晋末南朝宋初人陶潜（约365—427年）的画像。但其中方才写就的纸卷却是正捲的（从左向内捲），书写面在内，似与时代不合（纸时代早期的纸卷的捲法为反捲，见本文图5、图6、图7、图8）。未知该时代是否也存在这种捲法。而可能性更大的是，此为唐人的捲法，为唐人据其现世情况和对前代的想像所绘。可注意的是，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13：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3.纸卷：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唐
这是甘肃敦煌莫高窟468窟的壁画，[46]中唐作品。图中，一位学郎赤脚立于学堂的庭院，正在接受体罚；旁边厢房内，两位学郎盘坐（？）观望，身前为展开的纸卷。纸卷下或当有书写承具，但因画面模糊，且笔触简略，情况不详。左边着蓝衣的学郎将双手放在纸卷两旁；右边着绿衣的学郎左手抬起，右手张开，似正欲抓取搁在纸卷旁的笔。可注意的是，此为敦煌学郎的书写图，其书写材品是纸卷，坐姿是盘坐（？），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14：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4.伏案写：安西榆林窟壁画，中唐
这是甘肃安西榆林25窟北壁的壁画，[47]中唐作品。图中，一男子坐在书案前，左手扶一横置的圆筒状物，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其坐姿被书案遮挡，不详。而从书案的高度（席地坐时当约在腰上）看，似未使用垂脚坐的高坐具，有可能是盘腿而坐，或是坐在不太高的坐具上。[48]可注意的是，较高而宽的书案，书写姿势是伏案而书。
又如图15：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5.纸张：摩尼教经书残画，晚唐至五代
这是新疆吐鲁番地区K寺所出的摩尼教经书手稿中的插图，[49]晚唐至五代作品。图中，上下两排人物穿白袍、戴白高帽，皆摩尼教徒。他们的坐姿被遮挡，不详。而从其身前书案的高度（席地坐时约可及腰）看，似未使用高坐具，有可能是盘腿而坐。[50]多数人的手中执笔（有的人双手皆执笔），案上纸平铺，正在纸上书写。可注意的是，盘坐（？），较高而宽的书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16：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6.经折(?)：安西榆林窟壁画，五代
这是甘肃安西榆林19窟前室甬道北壁的壁画，[51]五代作品。图中，一守墓男子坐在庐门处，似为盘腿，身前是较小而窄的案（席地坐时其高度约在膝上，案面较窄），其上放置经文和抄写经文的材品。[52]该男子左手握着一件书写材品，右手执笔，当在书写过程中。本图可与后文图20北宋的守墓写经图相比较。可注意的是，盘坐，较小而窄的案，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17: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7.纸卷：《文苑图》，五代
这是《文苑图》（局部），[53]作者周文矩（约907－975年），五代十国南唐人。此图描绘前代唐玄宗时江宁县丞王昌龄与其诗友在琉璃堂雅聚之事。图中，一男子将双肘放在松旁的垒石上，左手托着半展的纸卷，右手持笔支颐，正在思索。可注意的是，此人手中的纸卷是正捲的（从左向内捲），书写面在内；儘管所倚的垒石可作承具，但此人有可能仍是“握卷写”。
又如图18: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8.纸卷：敦煌文书之《佛说十王经图》，五代
这是敦煌文书法藏P.2870《佛说十王经图》之七（图18之a）和十二（图18之b），[54]五代作品。左图（图18之a），三七宋帝王坐在殿中，身前为一较高而宽的案，案上放置展开的纸卷和墨砚。他左手放在案上，右手提笔，正要书写。其坐姿被遮挡，不详。而从案的高度（席地坐时约可及腰）看，似是盘腿而坐。可注意的是，盘坐，较高而宽的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右图（图18之b），五道转轮王坐在一较高而宽的案前，案上放置展开的纸卷，卷内有数列纵行的墨迹。他左手扶在膝盖上，右手执笔，当在书写过程中。从案的高度（交脚坐时约可及腰）和他的身形看，似是交脚坐在不太高的坐具上。[55]此二图可与后文图26南宋的“十王图”相比较。可注意的是，交脚坐，较高而宽的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19：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19.纸卷：《闸口盘车图》，五代
这是《闸口盘车图》（局部），作者不详，当为五代（或北宋初）作品。[56]图中，一吏坐在高案之前，从案的高度和其身后的椅背看，他应是垂脚而坐，坐具为椅子。该吏一手垂下，另一手在指点身旁的立者。案上有文具和展开的纸卷，卷内有数列纵行墨迹，似在书写过程中。可注意的是，垂脚坐，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以上，图10至图19显示，在唐五代，即纸时代中期，书写姿势基本为两种，一是旧式的“握卷写”（见图11之a、图11之b，图12、图16、图17）,一是新式的“伏纸写”（见图13、图14[？]、图15、图18、图19）。[57]书写者的坐姿呈现多样,有跪坐、盘坐、交脚坐、垂脚坐等，[58]坐具亦有高有低。[59]特别要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书写承具。当“伏纸写”时，所用承具是较高而宽的案或高案。
关于本阶段的“伏纸写”，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如白居易《与元稹书》曰：“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又曰：“引笔铺纸，悄然灯前。”[60]栁宗元《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啓》：曰“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纸惶恐，不胜战越。”[61]李商隐《为举人上翰林萧侍郎启》：“濡毫伏纸，亿万常心，干冒尊严，伏用战灼。”[62]黄滔《与卢员外书》曰：“含毫汗下，伏纸魂惊。”[63]上述例子中的“手肘成胝”、“引笔铺纸”、“伏纸”和“濡毫伏纸”等，都是“伏纸写”或是与之相关的情状。还应指出的是，本阶段已稀见有关“握卷写”的记载。
（四）宋代已降的书写样貌
从北宋开始(约10世纪下叶起)，为中期以后的纸时代。其特徵是印刷术盛行，“伏纸写”的书写姿势成为主流。此时的纸与先前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造纸原料，西汉用麻，东汉亦用楮皮等树皮，晋代亦用藤，唐末开始用竹。到了宋代，竹成为最主要的原料。竹纸的成本更低，价廉易得，又平滑受墨，因而大为普及。但它的缺点是拉力差，不够坚韧。[64]这样的纸质，应已不大适宜捲为纸卷而“握卷写”，而更适宜平铺而“伏纸写”与印刷。[65]
此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也有变化。席地坐的习俗渐近废弃，家具普遍升高，[66]但这些变化的总态势是趋向稳定。高承具的大量使用，对书写有直接的影响。如图20：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0.纸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宋
这是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扉画（局部）。[67]此图刻画前代唐高宗永徽时（650—655年）乔卿明守墓刺血写金刚经的故事。图中，一男子在庐门处盘腿而坐，身前为一较高（席地坐时约可及腰）而宽的书案，案上铺着展开的纸卷。该男子左手按纸，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将本图与前文图16五代的守墓写经图比对，见两者中的书案、书写姿势和材品皆有不同。可注意的是，盘坐，较高而宽的书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21：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1.纸卷：《译经图》，西夏
这是元刻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卷首杂裱的他经木刻版画，年代当为西夏惠宗、崇宗时期（1068—1139年）。[68]此图刻画白智光法师主持译经的情景。图中，法师居中，左右各有两排僧俗人物，其前放置低矮的书案（席地坐时约可及膝），书案上有笔、砚、墨等文具。僧人皆盘坐，左手或抬起、或握纸卷（纸卷的捲法不详），右手执毛笔，正待书写。画面下方左右两边，垂脚而坐的分别是亲临译经场的太后与皇帝。本译经图可与后文图28明代的译经图相比较。可注意的是，盘坐，低矮的书案，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22：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2.纸张：《解盐图》，北宋
这是北宋人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四的插图《解盐图》。[69]图中，一吏坐在高案前，其坐姿被遮挡，不详。而从案的高度看，他应是在高坐具上垂脚而坐。案上有笔砚等文具和平铺的纸张，纸张的右半部分有两列纵行墨迹，可推测是从右到左，纵行而书。该吏双手放在案上，知其书写姿势当爲“伏纸写”。可注意的是，高坐具和垂脚坐，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23：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3.纸卷：《清明上河图》,北宋
这是《清明上河图》（局部），[70]作者张择端（1085年—1145年），北宋人。此图绘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记录了当时东京城的繁华面貌。图中，临街的店铺内，一男子在高桌前垂脚而坐，坐具为交椅，桌上有文具和展开的纸卷。该男子左手放在纸卷旁，右手执笔，正欲书写。可注意的是，高坐具和垂脚坐，高桌，书写姿势是“伏纸写”。[71]
又如图24：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4.纸卷：《人物图》，北宋
这是《人物图》，作者佚名。从装裱、印章、图内画屏的特色以及本图的内容所表露的情趣来看，此是北宋徽宗时的作品。[72]图中，一男子坐在床沿，左腿垂下，右腿盘起，坐姿随意；其左手握一反捲的纸卷（书写面在外），右手执笔，正待书写。其服饰和室内的若干器物有六朝之风，故一些研究者认为本图是王羲之的画像。[73]该看法不无道理，但证据略显不足，因为这也可能是某位慕古的宋人的画像。还应指出，王羲之所在的东晋，如图中男子那样的坐姿已有，但不多见；床前和旁侧的高脚桌则是五代和宋时样式，[74]旁侧的高脚桌上叠放的书册也是较晚之物。不过，该男子所握纸卷的捲法却颇具古意。以上种种，应是宋人以其对历史的知识、记忆、想像兼喜好所绘。本《人物图》可与后文图27元代的《倪瓒像》相比较。可注意的是，随意坐，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25：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5.纸卷：《西园雅集图》，南宋
这是《西园雅集图》（局部），[75]作者马远（约1140－约1225年后），南宋人。此图描绘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米芾、苏轼等十六位名流在王诜府邸西园聚会之事。图中，众人或坐或立，围在一张高而宽的大案旁，案上放置文具和展开的纸卷。米芾在案前俯首而立，身后有一方杌，其左手放在纸的下缘，右手执笔，正在书写。书写格式是纵行，从右到左。可注意的是，高坐具，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26: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6.纸张：《四七五官大王图》（a），《五七阎罗大王图》（b），南宋
左图（图26之a），是传南宋人陆信忠所绘《地藏十王图》中的《四七五官大王图》。[76]图中，五官大王坐在高案前，案上放置笔、砚和平铺的纸。纸的右半部份有数列纵行墨迹，可推知是从右到左，纵行而书。从案的高度和该王身后的椅背看，他应是垂脚而坐，坐具为椅子。其左手按纸，右手提笔，正欲书写。右图（图26之b），是南宋人金处士所绘《十王图》中的《五七阎罗大王图》。[77]图中，阎罗大王的高案、坐姿、坐具等都与左图中五官大王的相似，案上亦平铺纸，纸上有多行墨书。其左手按在纸上，似在检点；右手执笔，正待书写。将此二图与前文图18五代的“十王图”比对，见这裏的案已明显升高，坐姿发生了变化，纸卷亦改为纸张。可注意的是：高坐具和垂脚坐，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27：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7.纸卷:《倪瓒像》，元代
这是元人所画倪瓒像，作者佚名。[78]倪瓒（1301—1374年），元代着名画家，清高博学而好古。图中，倪瓒盘腿坐在床上，侧倚一隐几，身旁放置三足圆砚和包在书槴中的卷轴；其左手握一纸卷，纸卷为正捲（从左向内捲），书写面在内，右端下垂；右手执毛笔，正待书写。从图中的陈设和倪瓒的服饰、样貌看，其复古之意显然。但他的坐姿、隐几的用法、[79]纸卷的捲法却不甚古，应是元人以其对历史的知识、记忆与想像为之。将本图与前文图24北宋的《人物图》比对，见二者皆文士像，皆复古，握持纸、笔的姿态略似，但细审便知纸卷的捲法不同。是元人或已不知更古的反捲之法。可注意的是，盘坐，书写姿势是“握卷写”，不使用书写承具。
又如图28：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8.纸张：朱墨套印《金刚经注》，元代
这是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刊《金刚经注》的插图，朱墨套印。[80]图中，一老僧坐在高案前，案上放置砚台和铺开的纸，纸页为“经折”样式。从案的高度和此僧身后的椅背看，他应是垂脚而坐，坐具为椅子。其左手按在纸上，右手执笔，正在书写，书写格式为纵行，从右到左。可注意的是，高坐具和垂脚坐，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又如图29：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图29.纸张：《玄奘法师译经图》，明代
这是初刻《南藏》的扉画《玄奘法师译经图》（摹绘），[81]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南京蒋山寺所刊。图中，玄奘法师端坐正中，其身前放置高案，案上有砚台等文具，纸平铺。从案的高度和法师身后的椅背看，他应是垂脚而坐，坐具为椅子。其左手按在纸上，右手执笔蘸墨，正欲书写。他的两侧各有一位僧人坐在椅子上，坐姿随意自由，身前亦有高案，案上纸平铺。二人皆右手持笔，正待书写。图中众人的坐姿、书写姿势、书写材品和家具等，应係明人据其现世的情况及想像所绘。将本译经图与前文图21西夏的译经图比对，见二者的差别甚大。可注意的是，高坐具和垂脚坐，高案，书写姿势是“伏纸写”。
以上，图20至图29显示，从北宋开始（约10世纪下叶），即纸时代中期以后，书写姿势大抵为“伏纸写”，“握卷写”已很少见。这两种书写姿势的转换在南宋时基本完成。此后，书写者的坐姿多为垂脚坐，坐具多为杌、椅子，书写承具则多为高案、高桌。
关于这一时期的“伏纸写”，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如苏轼《上吕僕射论浙西灾伤书》曰：“干冒台重，伏纸慄战。”[82]黄庭坚《与党伯舟帖》：“公书字已佳，但疑是单鈎，肘臂着纸，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态耳。”[83]冯时行《和探山水有清音韵赋诗得有字》曰：“向来事朱墨，伏案蠒生肘。”[84]郑獬《酬随子直十五兄》：“发以鉅策健笔随，铺纸吐论语亦奇。”[85]上述例子提到了“伏纸”、“肘臂着纸”、“伏案蠒生肘”和“铺纸吐论”等，所记述的都是“伏纸写”，或是与之相关的情状。
（五）书写姿势变迁过程试探
通过上文第二、第三、第四节对简牍时代和纸时代早期（东汉至隋）、纸时代中期（唐五代）、纸时代中期以后（宋代已降）的相关图像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书写姿势的变迁是同书写载体、坐姿、坐具和书写承具等四个因素相关联的。现将这些情况归纳、整理成表，以便比对：
图像所见中国古人书写姿势变迁对照表
图号
朝代
年代
书写
载体
坐姿
坐具
书写
承具
书写
姿势
备注

1

东汉

约1—3世纪上叶
简册
跪坐
席地
无
握卷写

画像石、画像砖、墓葬壁画等
6种
立

无
握卷写
立

无
握卷写
牍板
跪坐
枰
无
握卷写
跪坐
榻
无，
案低小
握卷写
简支
跪坐
席地
无
握卷写
2
西晋
4世纪初
牍板
跪坐
席地
无
握卷写
长沙青瓷俑
2种
牍板
跪坐
席地
无，
案低小
握卷写
3
东晋
4世纪中叶
牍板
立

无
握卷写
冬寿墓壁画
4
高句丽
4世纪中叶
牍板
随意坐
榻
无
握卷写
洞沟舞踊墓壁画
5
东晋
4世纪下叶
纸卷
立

无
握卷写
顾恺之·女史箴图
6
高句丽
5世纪初
纸卷
立

无
握卷写
德兴里古墓壁画
7
北朝
6世纪中叶
纸卷
垂脚坐
胡床
无
握卷写
北齐校书图
盘坐
床
无
握卷写
8
北朝
6世纪中叶
纸卷
盘坐
床
无
握卷写
传杨子华画作
9
隋
6世纪下叶
纸卷
立

无
握卷写
展子虔·授经图
10
唐
8世纪上叶
纸卷
盘坐
席地
案较高而宽
不详
王维·授经图
11
唐
7世纪—10世纪
牍板
垂脚坐
杌
无
握卷写
焉耆明屋壁画
2种
跪坐
席地
无
握卷写
牍板
交脚坐
胡床(?)
无
握卷写
12
中唐(?)
8世纪下叶—9世纪上叶
纸卷
不详
席地
无
握卷写
传陆曜·六逸图

13
中唐
8世纪下叶—9世纪上叶
纸卷
盘坐(?)
席地
不详
伏纸写
敦煌莫高窟壁画
（学郎图）
14
中唐
8世纪下叶—9世纪上叶
纸(?)
盘坐(?)

席地(?)
不太高的坐具(?)
案较高而宽
伏案写
安西榆林窟壁画

15
晚唐至五代
9世纪中叶—10世纪
纸张
盘坐(?)
席地
案较高而宽
伏纸写
摩尼教经书插图
16
五代
10世纪
折页(?)
盘坐
席地
无，
案较小而窄
握卷写
安西榆林窟壁画
（守墓写经）
17
五代
10世纪
纸卷
立

垒石高而平
握卷写
周文矩·文苑图
18
五代
10世纪
纸卷
盘坐
席地
案较高而宽
伏纸写
敦煌文书十王图2种
交脚坐

不太高的坐具
案较高而宽
伏纸写
19
五代
10世纪
纸卷
垂脚坐
椅子
高案
伏纸写
闸口盘车图
20
北宋
10世纪下叶—12世纪上叶
纸卷
盘坐
席地
案较高而宽
伏纸写
佛经插图
（守墓写经）
21
西夏
11世纪下叶—12世纪上叶
纸卷
盘坐
席地
无，
案低矮
握卷写
佛经·译经图
22
北宋
约11世纪
纸张
垂脚坐
杌(?)
高案
伏纸写
正类本草·解盐图
23
北宋
12世纪上叶
纸卷
垂脚坐
交椅
高桌
伏纸写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24
北宋
12世纪上叶
纸卷
随意坐
床
无
握卷写
人物图
25
南宋
约12世纪下叶—13世纪初
纸卷
立
杌
高案
伏纸写
马远·西园雅集图
26
南宋
约12世纪下叶—13世纪下叶
纸张
垂脚坐
椅子
高案
伏纸写
十王图
2种
纸张
垂脚坐
椅子
高案
伏纸写
27
元
14世纪中叶
纸卷
盘坐
床
无
握卷写
倪瓒像
28
元
14世纪中叶
折页
垂脚坐
椅子
高案
伏纸写
佛经插图

29
明
约15世纪初
纸张
垂脚坐
椅子
高案
伏纸写
佛经·译经图

说明：（1）此表收入本文所引用的图像资料，共计38种。
（2）表中的“朝代”、“年代”，是指图像本身的绘製时间，而不是指其内容所要表现的时代。
查看此表，我们或可对上述四个因素在书写姿势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几点认识：第一，在此过程中，书写载体是重要的因素，其变动甚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图像显示，书写载体由简牍改为纸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书写姿势由“握卷写”改为“伏纸写”的时间，两者相差了数百年。第二，在此过程中，坐姿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如前所述，若不改掉跪姿，就不方便伏案，就不能进而“伏纸写”。但坐姿同样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图像显示，坐姿由基本单一的跪坐改为随意坐的时间，[86]也早于书写姿势由“握卷写”改为“伏纸写”的时间。第三，在此过程中，坐具是不太重要的因素。因为是否使用坐具、使用何种坐具，同书写姿势是“握卷写”还是“伏纸写”似乎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图像显示，坐具的升高比案、桌等承具的升高要早。[87]最初出现的高坐具，并没有相应的高承具来与之搭配。第四，在此过程中，书写承具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只有在较高而宽的案或高案、高桌上纔能够“伏纸写”，后者是跟随前者的，两者是相伴的。握卷写之改为伏纸写，固然与人们更加懂得用纸有关、与纸质的变化有关，但高承具的出现应是最重要的。还须指出，这种用为书写承具的案、桌的出现时间较晚，迟于简牍之废、跪姿之改和高坐具的出现。
从图像资料看，中国古人的书写姿势（指其常态，这裏暂不讨论立姿）的变迁轨迹大致是这样的：（1）用简牍、跪坐、“握卷写”→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简牍、随意坐、“握卷写”→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纸、随意坐、“握卷写”→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纸、随意坐、用较高而宽的案、“伏纸写”→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纸、垂脚坐、用高案或高桌、“伏纸写”。按时代来划分，在唐以前（7世纪以前），即简牍时代和纸时代早期，书写姿势是“握卷写”；在唐五代时期（约7至10世纪），即纸时代中期，书写姿势既有“握卷写”，又有“伏纸写”，较为混杂；自北宋起（约10世纪下叶起），即纸时代中期以后，书写姿势基本为“伏纸写”，南宋以降少有变动。
纵观中国古人书写姿势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唐五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有关书写的各个方面，包括书写材品（基本为纸卷，也用纸张，并可见简牍的孑遗）、坐姿（有盘坐、跪坐、交脚坐、垂脚坐等）、坐具（有低、有高）等都呈现出多种样貌，且处于变动的状态中。特别突出的是，该时期始见书写承具，产生了新的书写姿势“伏纸写”。由此，持续已久的“握卷写”的旧传统被打破，出现了两种书写姿势——“握卷写”与“伏纸写”并行的局面。直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已降，这种变动的状态纔渐渐地止息，从大势看，书写材品稳定于纸张，坐姿稳定于垂脚坐，坐具稳定于杌、椅子，书写承具稳定于高案、高桌，书写姿势则基本为“伏纸写”。
现在回到本文第一节留下的问题，即敦煌学郎诗所谓“侧书”为何的问题。据前文所考，“侧书”应是一种关乎书写与阅读之难易、且为学郎所不喜的书写姿势。本文的图13恰与敦煌学郎有关，描绘了学堂中的年轻学郎铺开纸卷、取笔待写的样貌。按图中情形，其接下来书写姿势也不大可能是“侧书”。就时间观之，敦煌学郎诗产生于唐五代，正值纸时代中期，此时的书写姿势大致为“握卷写”与“伏纸写”两种。就诗中所述观之，“侧书”应当与“伏纸写”无干，而与“握卷写”颇为接近。“握卷写”是以一手握持纸卷，另一手从旁运笔；纸卷是渐次打开的，展露的书写面较窄，偏在一侧；书写过程中，由于不使用承具，写毕部分的纸卷会向右侧下垂，故阅读、查看时须“侧读”、“侧眼”，正如诗中所说“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再者，当“握卷写”时，纸卷不像“伏纸写”时那样被摊开平放在承具上，而是被侧立起来握在手中，阅读、查看时亦如此，正如诗中所说“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立看”（持纸卷的“握卷写”，可参看图5、图6、图7、图8、图17、图21、图24、图27等）。就“侧书”在当时的处境观之，“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闻道侧书难”，可知学郎们不仅不喜“侧书”，恐怕也不大用之。儘管“他”（应是指习惯于旧传统的人）说“侧书”容易，但“我”（年轻的学郎们）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似乎已预示了“侧书”的行将退场。而这与“握卷写”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总之，敦煌学郎诗的所属时代、诗中所见“侧书”的具体情形及其命运等，都显示出“侧书”当可与“握卷写”相合。因此，敦煌学郎诗中的“侧书”，大概就是指正处于纸时代中期而渐近衰废的书写姿势“握卷写”。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细节。第一，在图像资料中，纸的始见年代迟于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时，已有用纸书写的事例。如《汉书·外戚传》云，汉成帝时，赵昭仪差人给产子的中宫史曹宫送去“赫蹏书”和毒药，“赫蹏书”即薄小的字纸。应劭《风俗通》云，东汉初，“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可知西汉皇家所藏的“经”係用“素、简、纸”书写。又，《后汉书·宦者列传》云，东汉蔡伦造意作新纸，奏上和帝，“蔡侯纸”遂行用天下。[88]考古实物则可与文献记载相应。例如，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了西汉文景时期的绘有地图的“放马滩纸”（1986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悬泉纸”（1990年），甘肃额济纳汉代居延遗址出土了西汉（可能是昭宣时期）的“查科尔帖纸”（194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了东汉的“旱滩坡纸”（1972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东汉晚期的“罗布淖尔纸”（1901年）等，它们都是字纸。[89]但是，在图像资料中，纸却始见于东晋。[90]有意思的是，此与前引《桓玄伪事》所载桓玄下令以“黄纸”代“简”的年代接近。这一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出土实物有出入的现象，未知是否同今存的图像数量较少有关？还是由于图像所显示的情况相对迟滞？这种看起来“迟滞”的情况有没有普遍的意义？目前还难以遽定。不过，上述现象至少提示了我们：从简牍到纸的转换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第二，在图像资料中，简册与牍板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简牍是以竹、木製作的简与牍的统称。简是细长的条片，容字少，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编连成简册；牍是较宽的板，容字稍多，可单独使用；故图像中的简牍大多为简册和牍板。将图像中的简册与牍板进行比对，见二者的数量与使用时间均有差别。在本文所引的13例使用简牍书写的图像中（见图1、图2、图3、图4、图11），使用简册的有4例（图1之a、b、c，图3之b），使用牍板的有8例（图1 之d、e，图2之a、b，图3之a，图4，图11之a、b）,另有1例使用简支(图1之f），则简册的数量逊于牍板。非但如此，图像还显示，简册在东汉以后就颇少见，而牍板的使用却持续很久，甚至迁延到唐代。据此推想，简册的废用或有可能早于牍板的废用。[91]而这也正如王国维在议论桓玄下令以“黄纸”代“简”时所说：“至版牍之废，则尚在其后。”[92]究其原因，儘管简册的容字量大，但其笨重，需用编绳、易散乱，故较早地被容字量同样较大而又轻便，且不存在编绳问题的纸所取代。但以上所说只是猜测，其正确与否，还有待更多的材料和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
第三，纸的用法几经改易。在纸时代早期，书写时的纸是像简册那样反捲起来的。将简册反捲起来握在手中，可以成为书写的凭托。如下图：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附图1. 简册之卷的握持与书写
前已提及，纸时代早期的纸是作为简牍的直接替代品来使用的，较为粗厚，书写姿势则仍是“握卷写”，故纸卷也照样反捲。如下图：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附图2. “握卷写”之反捲纸卷
图中，书写者皆以左手持纸卷，右手执笔；其纸卷皆为反捲，书写面在外；纸卷垂下的一端为纸的右端，是写毕的部份（案：以上两图中，5a、6a、8b可与1a对照，7a、8a可与1c对照，1b的持卷情况欠详）。据此，可推知其书写格式是纵行而书、从右到左，这与后世“伏纸写”时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纸轻、挺括，不像简册那样沉重而垂坠，不一定需要捲起来以作书写的凭托；其质洁净、吸水力强，将书写面外捲而握在手中易洇湿污染；其质又脆弱，写过的纸在收存时须正捲过来以保护墨迹，如此先反后正的操作易致破损；因此，当人们更加熟悉和了解纸的特性时，纸的使用方法就发生了改变。起初仍用纸卷，但由反捲改为正捲。如下图：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附图3. “握卷写”、“伏纸写”之正捲纸卷
图中，无论是“握卷写”还是“伏纸写”，其纸卷皆为正捲，即向前、向内而捲，书写面在内。“握卷写”者，其左手所执的是从左侧向内而捲的纸卷（见上图12a、17a、27a）。“伏纸写”者，其身前的案、桌上所铺的是从两侧皆可向内收捲的纸卷（见上图18a、18b、19a、20a、23a）。从时间上看，正捲而“握卷写”为先，正捲而“伏纸写”为其后。
再后来，由于纸卷在使用和书写、阅览时须重複展舒、收捲，仍不够方便，又改为平铺纸张。平铺纸张的作法在唐代已现端倪，宋代增多，元代以降则基本都是如此。如下图：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
附图4. 平铺纸张
图中，纸张皆平铺案、桌上（上图15a为唐代之例，22a、26a、26b为宋代之例，28a、29a为元、明之例），墨砚等文具多置其右旁。纸张的幅宽与先前的纸卷相似，长度则不等，大致为幅宽的两倍或更多。较长的纸张，可以作成折页（如28a）。较多时，可以叠放（如29a）。
明人胡应麟曰：“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裏，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紬阅展舒，甚爲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爲印摹，卷轴一变而爲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93]胡氏的这段话中，有关年代的说法不一定很準确，但其所论从简牍到纸、从手抄到印刷、从卷轴（纸卷加轴而成卷轴）到书册（纸张装订而成书册）的演变却是很精到的。纸卷的改易在书写发展史上也是重要的一节，它意味着简牍文化印记的逐步脱失。
本文以图像为基本史料，按照时间的顺序，对中国古人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的书写姿势的变迁进行了考察。考察的对象，除了书写姿势，还包括坐姿、坐具、书写承具等多个方面，尤其留意书写材料与材品的情况。“握卷写”源自古老的简牍时代，在纸时代早期依然延续，到纸时代中期出现变动，后来纔改为“伏纸写”。在此过程中，古人的起居生活和坐姿渐渐变化，家具逐步升高，直至出现了高案、高桌；书写载体则由竹、木製作的简牍转换为纸，纸的使用又经历了书写时的反捲纸卷（模仿简册）、正捲纸卷（不完全模仿简册）到平铺纸张（脱离简册影响）。因此，书写姿势的变迁过程也是简牍文化的退隐过程。不过，即便当人们垂脚而坐，在高案、高桌上平铺纸张而写的时候，简牍文化的印记也仍然存在，纵行而书、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就是一个例证。
2014年1月
本文刊登在《形象史学研究》（２０１３），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3月18日12：07。）[1]这裏所谓“书写材品”，是指经加工而製成的具有一定形制的受载书写的物品，与竹、木、帛、纸等“书写材料”有别。二者可笼统地合称爲“书写载体”。
[2]关于古人的书写姿势，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沙孟海、启功等主要关注执笔的手势（即所谓古今之“单苞”、“双苞”）、坐姿的变化及其对书法的影响，见沙孟海《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收入《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第204页；啓功《学书首需破迷信》，《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9—120页。张朋川进一步研究了这种与今不同的执笔手势，认为其“曾经主导汉唐书坛”，见张朋川《中国古代书写姿势演变略考》，收入所着《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223—227页；《文物》2002年第3期，第85—91页。刘元堂将古人的书写姿势分为“左执右书”、“伏案书”、“题壁书”、“伏地书”等，对不同的姿势与书法的关係进行了探讨，见刘元堂《中国书法创作书写姿势论》，《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第164—169页。但是，发生变化的其实不仅是执笔的手势和坐姿，还有操控书写材品的方式和整个上身的姿势；书写姿势之变化的意义与影响，也不止于书法。
[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48页，第551页；文物出版社：《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1972年第2期，第13页。
[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前引书，第550页。因纸卷的下边破损，本诗第二句、第四句中的“书”、“眼”已残，末字缺失。郭沫若分别以“难”、“看”补两句中的末字。见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第5—7页；收入所着《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页。
[5]郭沫若，前引文，第6页；所着《出土文物二三事》，第5页。
[6]钱锺书说，“（卜天寿）侧字不解为音同之何字”，见陈尚君《钱读拙辑《全唐诗续拾》札记的启示》，《东方早报》2012年4月8日。
[7]龙晦：《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考古》1972年第3期，第57页。
[8]例见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3—144页；巨虹《敦煌学郎诗内容考略》，《晋中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3年2月），第106—107页。
[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册，第110页。参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第16页。笔者案：由此诗的“还须侧立看”句不可改作“还须札立看”，亦可证《他道侧书易》中的“侧”字不会是“札”字的误写。
[10]徐俊，前引文，第16—17页。
[11]见《边地上的国学》，《光明日报》2009年1月27日，柴剑虹在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议（吐鲁番文物局主办，2008年10月20日，新疆吐鲁番）的发言。
[12]藏文是七世纪时吞弥·桑布札主要根据古印度梵文创造的文字，由左向右横写，走向清晰而固定。参巴桑次仁《藏文起源探索》，1986年第4期，第29—37页；纵瑞彬《藏文书法形态发微》，《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13]可参看杨秀清《浅谈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以学郎诗和学郎题记为中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38—144页；颜廷亮《关于敦煌文化中的教育》，《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26—28页；朱玉麟《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91—192页。
[14]另外，在传统的书写格式裏也有所谓“侧书”。这种格式又称“偏写”，即在竖行中，将某些字句靠近行的右边写，字体略小一些，以示谦敬。又，《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都省》曾提到勅牒上的“侧书”：“后唐天成四年八月，诏曰：‘朝廷每有将相恩命，準往例，诸道节度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并列衔于勅牒后，侧书‘使’字。”但是，此类“侧书”并无难易，也无须“侧眼看”、“侧立看”等，故与这裏所讨论的学郎诗中的“侧书”无关。
[15][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纸》，中华书局1962年，第517页。
[16]马怡：《汉画所见简牍时代的书写》，《中国汉画学会第14届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51 —181页。
[17]分见：（a）、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60页，图84；（b）、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图223；（c）、《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图156；（d）、胡文彦、于淑岩：《中国家具文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97页，《家具与绘画》图31；（e）、原石现藏白集汉墓陈列馆，徐州画像石艺术博物馆武利华先生提供拓片；（f）、王家云、王传昌主编：《山东长清孝堂山汉石祠画像》，齐鲁书社2001年，东壁画像拓片。
[18]分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4页，图版玖：5；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图158。
[19]线图见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第30页，图六；彩图取自[日]平山郁夫《高句丽壁画古坟》，东京：共同通信社2005年版，第72—73页，图5。
[20]见《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资治通鑒》卷九五，“冬寿”作“佟寿”。参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第101—104页。
[21]跪坐时，人体的重心在脚跟，双腿是折叠而相对放鬆的；倘若此时俯身书写，重心就要前移，腿肌会紧张，膝盖会受压，且腰背蜷曲，让人感到吃力和不适。所以，即使书案有足够的大小和高度，也不能适合跪坐状态下的书写。见马怡《中国古代书写方式探源》，《文史》，2013年第3辑，第153页。
[22]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8册，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图120。
[23]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2卷《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图93；线图见李岩、刘然编绘《古典临摹白描·女史箴图》，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原画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24]因当时仍有用帛做书写材品的，故也有可能是帛卷。
[25][日]平山郁夫，前引书，第136-139页，图97、图98。案：该墓的墓主人为亡命高句丽的后燕幽州刺史。
[26]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2卷《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第170页，图104；线图（上），见胡文彦、于淑岩，前引书，第23页，《家具与佛教》图14；线图（下），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图99。原画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27]据宋代文献记载，此图或爲北齐杨子华所绘。参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2卷《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图版説明》第60页。
[28]林柏亭：《北齐勘书图》，《故宫文物月刊》第15卷第2期（1997），第33—39页。原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是原画之一段的摹本。原画的其它部份，当参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校书图卷》的宋摹本（见本文图7）。将两者合而观之，可大致了解原画的全貌。感谢邢义田先生惠示此条资料。
[29]刘人岛主编：《中国传世人物名画全集》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第20页，图23。原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30]杨泓指出，“导致家具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的逐渐被废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从而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家具的形体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十六国至北朝，正是上述趋势开始出现的关键时期”。杨泓：《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31]详马怡《汉画所见简牍时代的书写》，第151—181页；马怡《中国古代书写方式探源》，第174—178页。
[32]《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92页。
[3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〇《牋·杨德祖〈答临淄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19页。
[34]《宋书》卷一一《志第一·志序》，第206页。
[3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〇《人部十四·别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536页。
[36][晋]成公绥：《隶书体》，载[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4册，第32页。
[3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岁时部上·秋》，第51页。
[38]《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1770页。
[39][梁]释僧祐编：《弘明集》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8册，第 195页。
[40]《隋书》卷七六《文学传·王贞》，第1738页。
[41]据学者研究，“汉代纸多厚重”，其厚度为0.20—0.29毫米；魏晋南北朝纸的厚度为0.15—0.2毫米，0.1毫米以下的少见；而唐代纸（写经纸）的厚度仅为0.05—0.14毫米，较前减少许多。见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221页。
[42]刘人岛，前引书，第25页，图28。原画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43]“焉耆明屋”，即焉耆七个星千佛洞和佛寺遗址。左图，见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1卷《原始社会至唐》，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图155；右图，见[英]奥雷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着、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壁画mi.xiii.5。原画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44]见萧燕翼主编《中国书画定级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图059。原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卷首题“李太尉旧物”等文字，卷尾又抄录李德裕（787—850年）写于“会昌四年（844年）十一月冬至后三日”的观款，故该画应不是李氏的那件“旧物”，而是同时代或稍后的摹本（《中国书画定级图典》第121页）。则知“李太尉旧物”当绘于中唐或更早。
[45]墨迹为陶潜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等句。
[46]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102页，图90，图91。
[47]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第200页，图178。
[48]张朋川说，此人“端坐于椅上，正操笔在置放于桌面的经卷上书写”。见张朋川，前引文，第86页。似不够準确。
[49]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2卷《五代至北宋》，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8年，第26页，图18。
[50]有整理者认为，他们“皆跪坐在覆盖红桌布的矮桌旁”，见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2卷《五代至北宋》，第25页。疑未安，因跪坐时颇不便伏案书写。
[51]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第166—167页，图150、图151。
[52]《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卷》的说明文字是：“孝子在草庐中守孝，面前案几上放经卷。”见第167页，第151图。图像显示，书写者手执的书写材品没有垂下的一端，不似卷子，或有可能是叠成折页的“经折”。
[53]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3卷《隋唐五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图63。原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54]马明达、由旭生编：《敦煌遗书线描画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第88页。
[55]张朋川认为是“坐于凳上”。见张朋川，前引文，第86页。
[56]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3卷《隋唐五代绘画》，第156—159页，图74；图版说明，第44页。原画现藏上海博物馆。
[57]张朋川认为，自东晋至唐代，大量的书写是在手卷上，使用的承具是“较高的案桌……桌面长而不宽”，见张朋川，前引文，第89—90页。其所说案桌的样式不误，但书写承具的使用却并没有那样早而普遍。刘元堂认为，“唐代以后人们普遍採用伏案书的书写姿势”，见刘元堂，前引文，第165页。其所说亦欠準确。
[58]朱大渭认为，“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坐的全过程从魏晋开始，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见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收入所着《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第62页。从图像资料看，似稍欠準确。
[59]李宗山指出，两汉至初唐属早期古典家具（适应席地起居的矮型家具）阶段，宋、明是晚期古典家具（适应垂足坐的高足家具）阶段，而唐五代是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李宗山：《中国古代家具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4页。其说是。
[60]《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4347页。
[6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7页。
[62][唐]李商隐：《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349页。
[63][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第168页。
[64]参潘吉星，前引书，第253—261页。
[65]“握卷写”与“伏纸写”对纸的品质的要求会有所不同，后者当不及前者。有学者对60余件5—10世纪的敦煌纸进行显微照相分析，发现早期的纸品质优良，8世纪以后急剧下降，显得厚而疏鬆，质地不匀，“一般认为是唐代后期混乱的政治经济局面而造成的”，见钱存训《纸和印刷》，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9页。该时期纸的品质的下降，或许也同书写承具的使用、书写姿势的变化有所关联。
[66]宿白指出：“从晚唐五代开始用桌椅，至北宋中叶以后桌椅相当普遍”，“此时人们于室内之工作方式，已由汉唐以来之跪、踞或盘坐于席、床上，逐渐改为垂足坐杌、椅，面前设高桌……此种变动为我国室内布置和人们起居生活之一大跃进。”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第116页。陈振认为：“中古汉人从席地而坐到普遍使用高足家具……直到北宋末南宋初纔基本完成”。陈振：《再谈中古汉人从跪坐到垂脚高坐的演变》，《北大史学》（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李宗山认为：“高足家具在宋代已成为家具发展的主流……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被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所取代。”李宗山，前引书，第34页。
[67]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版画全集》1《佛教版画》，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42页，图57。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68]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版画全集》1《佛教版画》，第88页，第129图。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69][北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4，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98页《解盐图》。
[70]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3卷《两宋绘画》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图51。原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71]在该男子的前方，店铺外另有一姿势为“握卷写”的男子在登记卸载的货物，这是临时性的书写，此处不论。
[72]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276—279页。原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73]（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前引书，第276页。王羲之的生卒年为303—361年，一说为321—379年。
[74]此即见于五代与宋代画作的“鹤膝槕”。参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收入所着《明式家具之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50—158页。
[75]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3卷《南宋》，第68页，图45。原画现藏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
[76]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3卷《南宋》，第203页，图151。原画现藏日本永源寺。
[77]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3卷《南宋》，第258页，图199。原画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78]王世杰：《故宫名画三百种》（五），[日]东京：大冢巧艺社1959年，图205。原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79]关于隐几之用法的变迁，可参看扬之水《隐几与养和》，《收藏家》2002年第12期，第29页。
[80]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版画全集》1《佛教版画》，第108页，图161。原件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81]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版画全集》1《佛教版画》，第117页，图176。原件现藏成都四川省图书馆。
[82][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七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229页。
[83][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巻一八《与党伯舟帖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721页。
[84][宋]冯时行：《缙云文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828页。
[85][宋] 郑獬：《郧溪集》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7册，第342页。
[86]这裏所谓“随意坐”，包括各种坐法，如盘坐、踞坐、交脚坐、垂脚坐等，跪坐亦可在内。其中，似以盘坐最为多见。陈振认为，“席地而坐时期的坐姿，分为前期以跪坐为主，而后期以盘坐为主两个阶段”，见陈振，前引文，第207页。其说是。但他认为“盘坐为主的阶段大概发生在唐末五代，到北宋初叶，也就是10世纪中期，已基本完成”，则似可商榷。因为在唐末五代以前的的图像资料中，屡见盘坐之例。
[87]高坐具与低承具并见的例子，较早的，如吉林省集安市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中部舞踊墓壁画中的“家居图”（高句丽，4世纪中叶），见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图107；较晚的，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10世纪），见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第3卷《绘画编·隋唐五代绘画》，第127—137页，图65。
[88]以上事例分见《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孝成赵皇后》，第3991页；[唐]马总《意林》卷四《风俗通三十一卷·应劭》，《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01页；《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蔡伦》，第2513页。
[89]参潘吉星，前引书，第61—65页，第103页；武威县文管会、党寿山《甘肃武威县旱滩坡东汉墓发现古纸》，《文物》1977年第1期，第59—61页。
[90]此指本文图5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另，在顾恺之的《斵琴图》中，绘有一立姿的书童，其双手捧持以书槴包裹的多个卷轴，这些卷轴也很可能是纸卷。《斵琴图》（宋摹本），见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2卷《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第142页，图97，原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91]这裏所说的是普通的简册，而不是用于特殊场合的具有礼仪性质的简册。
[92]王国维原着，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9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中华书局1958年，第6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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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从“握卷写”到“伏纸写”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