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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吉林大学）
某藏家收藏一件战国晚期的三晋刻铭铜矛，[1]骹部刻有铭文3行26字（见图1）：
贞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王二十=三年新城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徒帀=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2]司寇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右库工帀=□□冶寓（？）曹
矛身另有秦刻铭“武始”2字。从骹部长铭所表现的铸造制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战国晚期韩国兵器。根据黄茂琳的研究意见，韩兵刻铭中在“令”之后增加“司寇”爲监造者的时间不早于桓惠王九年（引按，根据新出资料应改在八年[3]）。[4]据此，这是一件韩桓惠王二十三年时的兵器，具体铸造时间爲公元前250年。
“新城”地名还见于韩宣惠王时“八年新城大令戈”[5]（《殷周金文集成》11354，以下简称爲《集成》）等，其地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新城是韩、楚两国的边境重地。《战国策·楚策一》“城浑出周”章，城浑对楚国新城公説：“郑、魏之弱，而楚以上梁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之。”《韩策二》“韩公叔与几瑟争国”章：“郑强爲楚王使于韩，矫以新城、阳人合世子，以与公叔争国。”两则策文的事件约发生在秦取宜阳（前307年）不久，反映出新城对于楚、韩两国的战略价值。《史记·秦本纪》昭王十三年（前294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秦国在夺取宜阳之后，也加入了对新城的争夺。新城何时入秦，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单从《秦本纪》昭王二十五年（前282年）“与韩王会新城”来看，似不得晚于此时。至于矛身加刻的秦铭置用地“武始”（具体地望待定），原也是韩地（见前引《韩世家》）。
新城作爲韩国三川地区的重要城邑，对屏卫都城新郑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宜阳失守之后，新城、南梁、阳城等城邑就成爲抵御秦国东侵的前沿地带。《韩世家》桓惠王十七年，秦灭西周并攻佔韩国的阳城、负黍，随后魏国反攻至河东的吴，估计韩国也趁秦国大败之机收复失地。这件“新城令矛”铭文説明，至迟在桓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时韩国曾一度收复了新城。它与韩王安时的“二年梁令矛”[6]（前237年）一起，可以説明战国末期的韩国还据守汝水上游的“新城”、“南梁”等地，补充了《史记》等书关于此时韩国疆域西界记载的缺失。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名司寇
麻维右库工帀=甘丹=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冶向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王”无疑就是襄城令矛中的“贞壮王”，区别在于两件矛铭的行款略异。襄城在今河南襄城县，是韩国南阳郡的城邑。从铸造制度判断，这件矛的铸造时间也是桓惠王二十三年。
襄城令矛铭文中的“贞壮王”，旧有“贞寺（持）”、[7]“
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可能就是《説苑·反质》中的“徒师沼”：“有徒师沼治魏，而市无预贾。郤辛治阳，而道不拾遗。芒卯在朝，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徒师沼（韩桓惠王23年当魏安釐王27年）应与主要活动于魏昭王、安釐王时的芒卯等人时代相当。
[3] 吴良宝：《谈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348、349页。
[4] 黄茂琳：《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7页。
[5]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05页注释43。
[6] 韩自强：《过眼云烟——记新见五件晋系铭文兵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327页图三。
[7] 张亚初编着：《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173页。
[8] 《集成》修订增补本第八册第6330页。
[9]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冯胜君教授），2009年10月，第18、1147页。
[10]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4页。按，《白起列传》説“秦已拔上党”，《秦本纪》也説“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但从下文列举的韩兵器铭文看，大概韩国上党郡地始终未曾全部被秦佔领过，比如秦、赵长平酣战时，韩国仍在上党郡的介县造兵器。梁玉绳《史记志疑》疑昭王时“所定者惟降赵之城邑十七，今所攻者，并其余城而攻之”（《秦本纪》“王龁攻上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册第162页），亦非。
[11] 吴良宝：《战国晚期韩国疆域变迁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十七卷第一辑，2012年，第95、96页。
（编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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