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始皇廿六年诏书》平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度量衡-《始皇廿六年诏书》平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始皇廿六年诏书》平议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始皇廿六年诏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颁布的重要文件。诏书文本屡见于出土的秦代器物。在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记录当推《顔氏家训·书证》，记的是隋文帝开皇二年长安所出秦铁权。后陆续发现，见于着录的已有好几十件[1]。以上海博物馆藏《始皇诏铜方升》爲例，其刻辞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爲‘皇帝’，乃诏丞相状、绾：‘灋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2]所记诏令虽然只短短数字，但不是很好理解，学者间看法颇相出入[3]。
对于《始皇廿六年诏书》的解读，我们腹测已久。大体説来，我们同意张文质先生的断读，以及他对于“则”、“歉疑”的判断，而对“灋”字则有不同理解。以下请逐一説明。
一、灋
“灋”是诏令中的第一个字。这个字主要有六种看法：
其一，史树青、许青松先生以爲指法律[4]。单育辰先生进一步认爲：可以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泛指秦帝国的所有的法律，狭义的理解可能仅指关于度量衡制度及与此制度相关的商品储存、买卖等方面的法律。
其二，孙常叙先生以爲“灋”与“度量“并列，指衡石之权。他指出：这个“灋”就是《管子·七灋篇》“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灋”的“灋”，是指计量器説的[5]。汤余惠先生説：法度，量长短的器具。《汉书·律曆志上》：“审法度。”注：“丈尺也。”[6]这与孙先生意见相近。
其三，张文质先生认爲“灋”指长度，“灋”字是度和量的定语，析言之即灋度和灋量。他引述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20·1）的话説：“‘谨权量，审法度’——权就是量轻重的衡量，量就是容量，度就是长度，法度不是法律制度之意。《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秦权、秦量的刻辞中都有灋度一词，都是指长度的分、寸、尺、丈、引而言，所以‘谨权量，审法度’两句只是‘齐一度量衡’一个意思。”
其四，刘翔、陈抗、陈初生、董琨先生编着的《商周古文字读本》认爲“灋”指法度，此处用爲动词，是统一的意思[7]。
其五，王辉先生也认爲“灋”本应作动词理解，意爲效法。《荀子·不苟》“畏法流俗”杨注：“法，效也。”《吕氏春秋·情欲》“必法天地”高注：“象也。”所谓“法度量则”，就是（提）供天下效法、参照的度量衡的标準器。
其六，陈平先生认爲：诏书中的“灋”应爲动词，其义是“取法”，依法製作的意思[8]。
这些説法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所以前面发表的见解，特别是较有影响者，往往不免受到后续研究者的批评。
对于孙常叙先生的意见，王辉先生指出：孙氏引《管子·七法》从而认爲：“灋，是指计量器説的。……‘度’、‘量’已见诏文，那麽这个‘灋’，……祇有衡石之权了。”照《管子·七法》的意思，尺寸、衡石、角量之类，都称爲“法”，故“法”不应与“度”、“量”并列，作“衡石之权”讲。
对于张文质先生的意见，王辉先生説：诏书的前半句无动词，没有从正面强调要统一度量衡，下半句却用假设连词，一味强调对不统一、有嫌疑的度量衡加以统一，一方面令人觉得突兀，另一方面也显得片面。
对于张文质、王辉先生的解释，单育辰先生一并加以驳斥説：我们认爲两説从语法和语言习惯上看明显是有问题的。孙常叙先生在其文中已驳议到：“如果把‘灋’理解爲‘法定的’，则与始皇诏‘不壹’相抵触，因爲既是法定的就不能不一。如果把它看作动词，则‘灋度量’动宾关係只説一事，与‘尽始皇帝爲之’相矛盾。”其言甚是。这裏我们再补充一点意见：张文质先生的问题还在于古代从无在“度、量”这些衡制前用“灋”做定语之例（古书常见的“法度”乃两个近义名词组成的并列结构）；王辉先生把“灋”理解爲“效法”，于其前又补充了“提供”一词，更难免有增字解经之嫌。
我们知道，一部分铭刻始皇廿六年诏书器物之上，还列有二世元年诏书。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两诏铜椭量爲例，其辞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灋度量尽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爲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9]这裏説“灋度量”“皆有刻辞焉”，所指当然是后世大量出土的铭刻有始皇廿六年诏书的权量一类器物。其中的“灋”不能理解爲“法律”，无待多言。
我们同意“灋”应该是一个动词的判断，但不是效法、取法一类意思，而当训爲“正”，是端正、齐一的意思。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贾邹枚路传》“法而不谲”条云：“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念孙案：法犹正也。故《论语》作‘正而不谲’。僖二十年《穀梁传》‘南门者法门也’，法门即正门。《史记·贾生传》：‘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恶篇》云：‘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义法正也。’《家语·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笃孝而法正。’《大戴礼记·劝学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与‘正’同义。师古以法爲守法，则于义稍迂。”[10]
古书中正好有“正度量”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説：“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史记·蔡泽列传》记蔡泽説应侯曰：“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睡虎地《秦律十八种》100号简説：“县及工室听官爲正衡石赢〈羸〉（纍）、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勿爲正，叚（假）试即正。”是更具体的表述。《三辅黄图》卷一：“销锋镝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廿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爲郡县，一法律，同度量。’”“一法律，同度量”，《水经注·河水》卷四引作“正法律，同度量”。可见“正”就是“一”的意思。
王辉先生质疑张文质先生将“灋”理解爲定语、将“则”看作假设连词时曾説：“诏书前半句无动词，没有从正面强调要统一度量衡，下半句却用假设连词，一味强调对不统一、有嫌疑的度量衡器加以统一，一方面令人觉得突兀，另一方面也显得片面。”王辉先生由此出发，同意把“则”看作名词。然而以始皇廿六年诏书与二世元年诏书对读，“则”不可能是名词。因而王辉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可以用来説明“灋”应该是动词的道理。孙常叙先生引述二世铭辞反驳把“灋”看作动词的观点。其实，诏令“度量”包举各种度量衡器，而当时实际铭刻诏书的器物又非常之多，无论从哪个角度説，‘灋度量’的动宾关係决非只説一事，其与“尽始皇帝爲之”并不矛盾。
先前把“灋”当作动词的具体理解，无论“效法”还是“取法”，还原到文句中，都不免生硬。刘翔等先生认爲“灋”指法度，此处用爲动词，是统一的意思。虽然对“灋”最终理解与本文相合，但未给出必要的训诂证据，也缺乏説服力。这是具体理解的问题，与“灋”是否动词属于两个问题。
二、则
以诏令的“则”爲名词，看作“度量”一类物件，王筠、端方等清代学者已发其先声[11]。当代学者作有进一步论述。如骈宇骞先生根据出土的北宋铜则认爲，始皇廿六年诏书中的“则”，应当就是铜则之“则”，是标準权器的名称[12]。孙叙常先生也以爲，从北宋铜则看秦廿六年权量诏文，説“灋度量则”的“则”是标準器或标準，是可以无疑的。
对这种説法，张文质先生提出有力的驳难。他首先指出，如果“则”字在当时是标準权器的名称，而且诏版的读法又爲“灋度量则”，那麽与此相对应的二世元年诏书也应作“灋度量则”，不应当只作“灋度量”，把表示始皇帝“成功盛德”的统一度量衡三部分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则”字漏掉。张先生接着指出：战国秦汉自有表示权器的名词，那就是羸、或作纍。睡虎地秦墓竹简多次提到“衡羸”或“衡石羸”，如《内史杂》、《效律》、《工律》、《法律答问》等。张先生认爲：秦诏版的“则”字作名词或动词来理解都是不合适的，这裏仍应作虚词爲宜，但不是承接之辞，而是假定之辞。
王辉先生称许张文质先生的“论据是有力的”，但对张氏有关“灋”、“则”二字的解释却并不认同。在把“灋”説成效法的同时，王辉先生赞成孙叙常先生所云，将“则”看作标準器。
陈平先生另创新説，引述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作务员程》“卅步爲则”的简文，认爲诏书中的“则”，就是“卅步爲则”的“则”。
单育辰先生认爲：骈宇骞先生把“则”理解成与“灋”、“度”、“量”爲并列关係的説法是正确的，因爲若按孙先生的理解，“灋度量则”在古时应写爲“灋度量之则”，是不大可能省略掉助词“之”的。单先生还説道：骈宇骞先生把“灋度量则”理解成四个爲并列关係的名词，是十分正确的，但其中的“则”并不一定非像他理解的那样，要和北宋嘉祐元年铜则中的“则”对比，因爲北宋铜则的“则”的用法偏晚，与秦代度量衡制度衔接不上。单先生本人的理解是：《始皇廿六年诏书》“灋、度、量、则”的“灋”和“则”，可以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即同于上揭各例的“法”，泛指秦帝国的所有的法律（“法”）、令则（“则”）；狭义的理解可能仅指关于度量衡制度及与此制度相关的商品储存、买卖等方面的法律（“法”）、令则（“则”）。
上揭张文质先生以二世诏书对读，指出“则”字不能与“灋度量”平行看待。这个判断的根据其实非常简单、浅显。但正因爲如此，却又是极其确凿可靠。以此衡量，骈宇骞先生的权器之説固然不能成立，陈平先生“卅步爲则”以及单育辰先生“令则”之説也同样难于凭信。孙常叙先生提出、王辉先生赞同的标準器一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解决得并不好。除了单育辰先生已指出表述上的问题之外，尤须注意的是，倘若如孙常叙、王辉先生所云，“则”是被“灋度量”修饰的中心词，那麽在二世诏书中，其作爲“尽始皇帝爲之”的唯一对象，“皆有刻辞”的具体载体，更不容省略。
张文质先生指出：“‘则’字作爲假设连词，在文物和典籍中都不乏其例，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地葆》：‘直者爲纲，术者爲纪，纲纪则得，阵乃不惑。’是説纲纪若得，阵乃不惑也。《礼记·檀弓下》云：‘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是説天若不雨，用曝巫求雨是错误的。《左》僖七年传：‘心则不竞，何惮于病’，《风俗通》引作‘心苟不敬’，《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谓曹咎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高祖本纪》作‘若汉挑战’，《汉书·项籍传》作‘即汉欲挑战’，则、苟、即、若，皆假若之意，诏版的‘则’字，其义亦与之相同，‘灋度量则不壹歉疑者’，意爲度量衡若不壹或嫌疑的。‘则’字都是假设连词。”古书中“则”字的假设用法还有不少，可参看《古书虚词通解》所录[13]。
孙常叙先生的论述，有的似乎是针对张文质先生见解所发[14]。他説：有人认爲“则”是虚词。主要理由是：二世元年诏“灋度量尽始皇帝爲之”这句话“灋度量”三词连用，而其下并无“则”字。……“则”在一定的依存关係中，是可以作爲虚词的。但是，在语言上，必须有和它互相制约的条件。如果“则”字句前没有足以见其先后事情或事态的相应关係，使它上无所承，下无所接，或旁无所比，它就失掉了它的连接作用，不能用爲虚词。前揭王辉先生“诏书前半句无动词”一段论説，也是从前后文意需要呼应的角度反对张文质先生关于“则”理解。
前文已提到，张文质先生以爲“灋”指长度，“灋”字是度和量的定语，析言之即灋度和灋量。在这种情形下，将“则”理解爲假设连词，确实存在孙、王二氏所指出的语气不合的问题。我们已经説明，“灋”用作动词，是“正”、“齐一”一类意思。然则，诏令先要求齐一度量，随即指出若有“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正好彼此扣合，构成一道严密的诏令。
三、歉疑
张文质先生曾説：“‘歉’读爲‘嫌’，各家所同。”新近单育辰先生始有不同意见説：其实从诏文绝大多数铸、刻爲“歉”来看，“歉”应用爲本字，其义爲缺少、不足；“疑”指可疑。主张将诏书歉、疑二字用顿号断读。
从不当谋利的角度説，歉即今言缺斤少两之类，是有问题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歉的反面，即超出法定度量衡的标準，同样有问题。因而诏书中单独出现对“歉”的限制，可能性应该不大。
其实对诏书“歉疑”的读法，早先已有学者作过很好的论述。
孙延钊先生撰《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年谱》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有一段记事説：“鲜庵先生自鄂归里，湘抚长白端公方以陶斋所藏秦代百二十斤石权精拓本并跋，介先生寄贻先君。此权上刻始皇二世诏文，鲜庵先生及义州李文石观察等各有诠释。”鲜庵爲黄绍箕先生之字。《年谱》记鲜庵先生题云：“‘歉疑’即嫌疑，音近通借。《汉书·赵充国传》：‘媮得避慊之便。’师古注：‘慊亦嫌字’，是其例。……‘不壹’谓歧异，‘嫌疑’谓近似者。《东观刻石》云：‘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歉疑。’惟皆明壹之，故事无嫌疑。此‘歉疑’即嫌疑之明证也。”[15]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一二○“《惜往日》：‘明法度之嫌疑’”条云：“法度是所以明是非、决嫌疑的，历来如此。……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琊刻石云：‘除疑定法，咸知重辟’，之罘刻石云：‘事无嫌疑，黔首改化。’又《恪斋集古录》二十四册载秦诏版云：‘灋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这都可作屈子‘明法度之嫌疑’的注脚看。”[16]
以孙延钊、汤炳正先生引述的之罘刻石以及汤先生引述的《楚辞·惜往日》文句对勘，始皇廿六年诏书“歉疑”读爲“嫌疑”，应可无疑。
（编者按：[1]参看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45、58～72、112～125页；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50～754页。
[2]《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第58页。
[3]参看张文质：《秦诏版训读异议》，《河北师範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0～111页；单育辰：《始皇廿六年诏书“灋度量则不壹歉疑者”补论》，《中国文字》新三十五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10年。
[4]史树青、许青松：《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及其大字诏版》，《文物》1973年第12期。
[5]孙常叙：《则、灋度量则、则誓三事试解》，《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后收入《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并加入《陶斋秦石权拓本及诸家题跋》全幅及局部放大图版各一，中华书局1998年，第297～313页，图版见306、307页。
[6]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7]刘翔、陈抗、陈初生、董琨:《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174～175页。
[8]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56页。
[9]《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第66页。
[10]王念孙：《读书杂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
[11]王筠：《说文释例》卷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83页；端方、王仁俊说见上揭孙常叙先生文所引。
[12]骈宇骞：《始皇廿六年诏书“则”字解》，《文史》第五辑，中华书局1978年。
[13]解惠全、崔永琳、郑天一：《古书虚词通解》，中华书局2008年，第1099～1100页。
[14]孙氏之文刊载于1982年6月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七辑，张氏之文刊载于《河北师範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不知二氏之前是否交换过意见或文稿。
[15]《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314页。原书点校者将“惟皆明壹之，故事无嫌疑”也当作《东观刻石》文句，今未从。
[16]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345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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