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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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鄂君啓节》，是楚国怀王时期製作的一份免税文件，涉及到战国文字、楚国制度和地理方面十分重要的问题。《鄂君啓节》分车节、舟节两种。按弧度推算，原先每种大概有5件，形成一个竹筒状[1]。1957年4月，寿县农民在县城东郊丘家花园发现舟节1件，车节3件。1960年又发现一枚舟节。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对于我个人而言，《鄂君啓节》不仅仅是一件有价值的出土文献，更是关係到我本人的学术取径，幷且与我自己30年的研读生涯相伴随，具有特别的意义。这裏我希望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体验。
第一篇论文
关于节铭最先发表的论文，是郭沫若先生《关于鄂君啓节的研究》和殷涤非、罗长铭先生合写的《寿县出土的“鄂君啓金节”》。这两篇论文都刊载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其中郭氏的论文因爲作者学术地位高，论述比较系统，对后续研究者的影响最大。与我们今天讨论有关的观点，可以举出三点：
1、鄂即今之武昌。“自鄂往（裘先生订正爲“市”[2]）”是説从武昌出发。
2、把“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释爲“沽”，读爲“湖”，以爲“殆指东湖”[3]。
3、把“逾”训爲渡过。认爲“逾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指“过湖”，逾汉、逾江，是从此岸渡至彼岸[4]。
随后20多年，谭其骧、于省吾、商承祚、黄盛璋、姚汉源等古文字或历史地理学家，都有专文讨论。郭沫若先生的这些説法，受到一些修正，却没有遭到根本上的质疑。
关于“鄂”，谭其骧先生指出：“鄂是现今的鄂城县，不是今之武昌。”[5]今天的武昌与鄂城都在长江南岸，距离相近，地名又有过交集，郭沫若先生因而致误。谭先生是在继承郭氏“鄂”地定位大局的基础上，对具体所在作出修正。其他研究者多沿用此説。
关于“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所有学者都沿用郭氏的释读。对应“鄂”的修正，谭其骧先生提出：“湖指现今鄂城、武昌之间吴塘、梁子、牛山、汤孙等湖，与东湖不相干。”[6]
关于“逾”，谭其骧先生第一篇论文与郭沫若相同[7]。于省吾、黄盛璋先生则认爲指转换水路[8]。谭其骧先生第二篇论文也认爲“逾字果然以解作更换水路爲妥”[9]。只有刘和惠先生提出：“舟节节文中，‘逾’字一共用了四次：‘逾湖’、‘逾汉’、‘逾夏’、‘逾江’。揆其义有二：一是越过的意思，如‘逾湖’，节文‘自鄂市，逾湖’，幷无更换一条水路之事；一是表示顺流而下，如‘逾汉’、‘逾夏’、‘逾江’。”[10]
在早期研究者中，只有日本学者船越昭生教授别树一帜，提出鄂指汉西鄂县，在今河南南阳地区[11]。船越先生还提出，舟节的“逾”全部指顺水而下[12]。不过，由于船越先生对“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沿用旧説，对“逾”训“下”未能举出有力的论证，其他学者虽有注意，但幷不赞同[13]。
我在1978年10月考入大学。课余喜欢看古文字和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对关于鄂君啓节的讨论有兴趣。当时隐约感到，已有的研究，幷没有能够对鄂君啓节作出基本合理的解释。看车节，“自鄂市”出发，首先经行的阳丘、方城，学者都同意在南阳盆地迤东[14]。从这个比较可靠的认识出发，鄂最有可能就在南阳一带。但是，如果要把舟节的鄂确定在这个地区，首先必须对“逾”和“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作出新的解释。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盂鼎
墻盘
石鼓
中山王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壶
鄂君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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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
盂鼎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簋
胄簋
中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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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啓节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1982年上学期，我在湖北宜城参加毕业实习，发掘楚皇城附近的战国墓葬。当时带了一本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想通读一遍。“𠫓”部“育”字条《説文》云：“养子使作善也。从𠫓，肉声。《虞书》曰：教育子。”段注説:“《尧典》文。今《尚书》作‘胄子’。考郑注《王制》作‘胄’，注《周官·大司乐》作‘育’，王肃注《尚书》作‘胄’。葢今文作‘育’，古文作‘胄’也。”读到这裏，我眼前一亮，因爲我知道自己可能找到了解读鄂君啓节的关键綫索。根据当时了解的古文字知识，我知道“古”字和“胄”字所从的“由”字形相近。舟节中的“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或许可以释爲“油”，读爲“淯”，而淯水就是今天白河的古称，正好纵贯南阳盆地注入汉水。明白了这一点，我感到舟节的“逾”字应该都是指顺流而下。依照舟节行文的次序，在下淯入汉之后，航綫分爲两段，即以汇流处爲基点，先上汉而后下汉；下汉入江之后，航綫复分爲两段，即以汇流处爲基点，先下江而后上江。整个一段文字紧凑，语序井然。这未必就是鄂君商船航行的具体程序，却显然是对其通行範围给定的最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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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也就是本科毕业之前，我写了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鄂君啓节〉之“鄂”地探讨》，发表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3年之后，朱德熙、李家浩先生合写的论文《鄂君啓节考释（八篇）》指出：1972年日本学者船越昭生指出节文之“鄂”即西鄂，“郧”即《水经注·汉水注》的“郧关”，1986年陈伟又释出“油”字，幷认爲应读爲“淯”（今白河）。这些意见都十分正确[15]。其后，汤余惠先生在《战国铭文选》中，对“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释文和鄂地所在，也都采信我的意见[16]。
这些学界前辈的肯定，给了我莫大的激励。我本科学考古，硕士研究生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学历史地理。后来却走上出土文献研究这条路，跟这篇文章关係匪浅。
验证和修订
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文章，其实很粗糙。幸运的是，当时的基本思路是对的，后来又陆续得到更多资料的验证和修订。
关于“由”字，郭店竹书《缁衣》19号简“我弗由圣”，29号简“播型之迪”，上博竹书《缁衣》的相应之字（分别见11、15号简），上博竹书《周易》22号简读爲“逐”的“由”字，都爲鄂君啓节“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释爲“油”，一再提供了支持。
关于“逾”字，当初是将“逾”读爲“遥”，认爲《楚辞·大招》“无远遥只”注：“遥，犹漂遥，放流貌也。”正是指顺水行舟这类现象。这一论证显然缺少应有的説服力。后来，我在写博士学位论文时，读到《国语·吴语》关于越灭吴之役的记载説：
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爲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爲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
韦昭注：“踰，度也。”不确。这裏，“逾”与“溯”相对而言，幷且左右军是在后来（夜中）才“涉江”到“中水”（韦昭注：“中水，水中央也。”），可见“逾”指沿“江”而下，与“溯”指溯“江”而上对应[17]。在传世文献中，找到这条强证，感到很高兴。不过，后来李家浩先生告诉我，清末学者于鬯早有指出[18]。这让我懂得要读的书太多。
在出土文献方面，“逾”字的这一用法也不断发现。汤余惠先生在《战国铭文选》中讨论《鄂君啓节》“逾”字时就指出：今本《老子》第三十二章“以降甘露”，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降”幷作“俞”。1998年郭店竹书刊布，其中《老子》甲组19号简中这一处写作“逾”，正好与帛书本呼应[19]。在楚祷祠简中，“荆王、文王以逾至文君”（葛陵甲三5）、“五世王父以逾至亲父”（曹家岗M1：2）一类表述[20]，在上博楚竹书《庄王既成》中，“载之专车以上”与“四舿以逾”对举，也都一再证明“逾”的这一用法。
在近年发现的资料中，有助于解读《鄂君啓节》的还有多个字词，比如“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就”字。对这些，我个人没有什麽研究，就不多説了。
“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的推测
鄂君啓节舟节中的“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历来有不同意见。近年因爲郭店竹书和上博竹书几次出现相关的字，引起更多讨论。
在鄂君啓节中，罗长铭先生最先把它释爲“舿”[21]。在此基础上，形成两种意见。于省吾先生认爲：字从舟“夸”声，即舸之古文。《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夸”从“于”声，“舸”从“可”声，古从“于”与从“可”声之字多含有大义，説详王念孙《释大》[22]。姚汉源先生作有更详细的论证[23]。而罗长铭先生、商承祚先生和李零先生等则认爲是船的集合[24]。
吴振武先生提出另一种意见，把此字分析爲从舟冢声，看作“䑸”的古字。吴先生之所以回避“舿”字，是因爲《鄂君啓节·舟节》説“屯三舟爲一～”，而《车节》説“如马、如牛、如德，屯十以当一车；如檐徒，屯二十檐以当一车”，使用“屯……以当……”的句式表示折合关係[25]。
随着上博竹书的发布，又陆续出现几种新的説法：①董珊先生对《庄王既成》中“四”、“以逾”之间的字，从整理者释爲“舿”，读爲“航”。鄂君啓节中的字亦然，指方舟[26]。②刘洪涛先生同意董珊先生对鄂君啓节这个字的释读，但认爲《庄王既成》中的那个字应释爲从舟尨声之字，也读爲“航”[27]。③李守奎先生认爲：“夸”在早期金文、战国秦文字和小篆中都从“于”声，而我们所讨论的字右旁决不会是“从大于声”的“夸”。从字形上看，字的下部释“丂”、释“主”皆有可能，但释“于”的可能性最小。他主张释“主”，对《鄂君啓节》和《庄王既成》从舟之字，从吴振武先生读爲“䑸”[28]。④陈剑先生则将楚简原先释作从“夸”的字全部改释爲从“亢”，对《鄂君啓节》和《庄王既成》的从舟之字，从董珊先生读爲“航”[29]。
从字形和文例推敲，我们认爲在这个字右旁的几种意见中，仍然以释“夸”的可能性最大。如同李守奎先生指出的，这个字右旁的上从“大”，下部释“丂”、释“主”皆有可能。我们把从“丂”得声的字与它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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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啓节
语丛四27
三德10
三德14
用曰3
吴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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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乙“巧”
周易18“考”
内礼9“孝”
内礼7“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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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王既成3
庄王既成4

彭祖8
“夸”、“丂”二字，上古音爲溪纽双声，韵部是鱼、幽旁转，音近可通。因而楚文字中这种从大丂声的字，也许就是“夸”的通行写法。至于《庄王既成》中的字，乃是这种写法的变体，而不是另外的字[30]。
遵循这个思路，对于《鄂君啓节》和《庄王既成》从舟之字，应该可以坚持于省吾先生的意见读爲“舸”。根据《方言》，这是南楚江湘地区对大船的称谓。至于吴振武先生的疑虑，也许可以理解爲：舟、舸是同类，所以折算时用“爲”字；马、牛、德、檐徒等与车，性质各异，所以折算时要説“以当”。
对于其他右旁从此作的字，从这个角度，也大多可以读通。比如：
①郭店竹书《语丛四》26、27号简説：“三雄一雌，三夸（从缶）一𦳚，一王母保三嫛婗。”张崇礼先生指出：《淮南子·泰族》：“蓼菜成行，甂瓯有𦳚，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马宗霍和于省吾先生在《泰族》篇注中都认爲“𦳚”是“堤”的假借字，指瓶类的底座。三夸（从缶）一𦳚”説的是多个“夸（从缶）”共用一个底座[31]。夸（从缶），整理者疑读作“壶”。如然，简文是説三个壶放在一个器座上。曾侯乙墓出土一对“联禁大壶”（C132壶、C133壶，C135禁）[32]，或即类似器物。
②上博竹书《三德》10号简説：“毋作大事，毋残常。毋壅川，毋断陓。毋灭宗，毋虚牀。”陓，读爲“阿”。《诗·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毛传：“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33]
③上博竹书《三德》10号简説：“方萦勿伐，将兴勿杀，将齐勿桍，是逢凶孽。”“齐”疑读爲“穧”。《尔雅·释诂下》：“穧，获也。”郭璞注：“获禾爲穧。”《说文·禾部》：“穧，获刈也。”[34]。桍，整理者“疑读爲‘刳’，亦除、灭之义。”《庄子·山木》“吾愿君刳形去皮”，释文云：“刳，屠也。”与“伐”、“杀”义近，整理者意见可从。
④上博竹书《用曰》3号简説：“章其有成德[35]，闭言自关。夸其有中墨，良人鼎焉。”夸，夸示，夸耀，与“章”（彰显）相对。墨，疑读爲“谋”，“中谋”与“成德”相对[36]。鼎，疑当读爲“殄”，灭绝意。这两句简文应该是描述刚愎自用的君主。所以后面説“远君远戾”。
⑤上博竹书《吴命》2号简説：“孤居緥绔之中，亦唯君是望。”緥，整理者看作“保系”二字，复旦读书会以爲一字[37]，是。“绔”整理者以爲同“裤”。复旦读书会根据陈剑先生的研究释爲从“亢”之字，读爲“繈”，认爲“褓繈”犹“繈褓”。我们怀疑“褓绔”可读爲“保阿”，指抚养教育贵族子女的妇女[38]。古书中尚有“阿保”一词，除了与“保阿”一样指傅母之外，还有保傅即抚养教育贵族子女的男女官员的含义[39]。简文“保阿”，也可能同于“阿保”，与“保傅”相当。
简短的结语
在出土文献研读中，我有一个体会，可以概括爲“体例爲重，通读优先”。就是説，研读任何一种资料，都应该尽可能探求其中的体例，从整体进行把握，寻求正确的释读方向。而在具体考释中，应该把通读句意、文意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説，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细密、有时可能是琐碎的考订。而是提示我们自己少走弯路，更有效率地工作。
《鄂君啓节》相关文献
郭沫若：《关于鄂君啓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啓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谭其骧：《鄂君啓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
于省吾：《“鄂君啓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
商承祚：《鄂君啓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收入《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黄盛璋：《关于鄂君啓节交通路綫的复原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谭其骧：《再论鄂君啓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
商承祚：《谈鄂君啓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65年；收入《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殷涤非：《鄂君啓节两个地名简説》，《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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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熊传新、何光岳：《鄂君啓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湖南师範学报》1982年第3期。
刘和惠：《鄂君啓节新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
黄盛璋：《鄂君啓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李裕民：《古文字考释四种》（二），《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
李裕民：《古字新考》，《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
姚汉源：《鄂君启节释文》，《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
孙剑鸣：《鄂君啓节续探》，《安徽省考古学会刊》第六辑，1982年。
陈蔚松《鄂君啓节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华东师院学报》1982年增刊：收入杨昶‧陈蔚松等着《出土文献探颐》，崇文书局2005年。
杨向奎：《释屯》，《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刘宗汉：《金文札记三则》，《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
刘先枚：《释能（从“羽”）》，《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郑　刚：《战国文字中的“陵”和“李”》，《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1988年8月；收入《楚简道家文献辨証》，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
曹锦炎：《东陲鼎盖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
陈伟：《〈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陈怀荃：《东陵考释（三）》，《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
姚汉源：《战国时期长江中游的水运─鄂君启节试释》，《中国水运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朱德熙：《鄂君啓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
陈　伟：《〈鄂君啓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
谢元震：《鄂君啓节铭文补释》，《中国历史文物》1991年。
汤余惠：《鄂君啓节》，《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吴振武：《〈鄂君啓节〉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解》，《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3年。
罗长铭：《鄂君启节新探》，《罗长铭集》黄山书社1994年。
徐少华：《“包山楚简”地名数则考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1997年第4期。
陈　伟：《郭店楚简别释》，《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周凤五、林素清：《鄂君啓节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画成果报告】NSC87-2411-H-002-045，页1-24，1998年10月30日。
李家浩：《鄂君启节铭文中的高丘》，《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
何琳仪：《鄂君启舟节释地三则》，《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
杨小英：《〈鄂君启节〉所见楚史三题研究》，《江汉论坛》2004年第4期。
张后铨：《鄂君啓节价值与东鄂地望考略》，《鄂州大学学报》第12卷第2期，2005年。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E Jun Qi Metal: Inscribed Texts and Ritual Contexts,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附记：本文曾在“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9”上宣读。
（编者按：[1]罗长铭先生指出：据弧长八厘米，弦长七点三厘米计算，得八十四度强，五枚合计得四百二十度强，多了六十多度。
[2]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3]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啓金节”》对“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的释读相同，但没有作地望上的说明。
[4]《关于鄂君啓节的研究》，4页。黄盛璋《关于鄂君啓节交通路綫的复原问题》（145页）以爲“郭文据‘逾汉’以爲係沿汉而下，用此亦可解释‘逾江’，但与‘逾湖’之例不合”。恐有误解。
[5]谭先生具体指出：“古鄂城汉置鄂县，至孙权改曰武昌，一九一三年改名寿昌，次年又改鄂城。今之武昌係元代武昌路，明清武昌府的附郭县江夏，一九一二年废府，次年改县名爲武昌。”
[6]《鄂君啓节铭文释地》，172页，《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7]《鄂君啓节铭文释地》，172页，《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8]于省吾先生云：“凡称逾者，指越过此水而达于彼处言之”（《“鄂君啓节”考释》，445页，《考古》1963年第8期）。黄盛璋先生云：“‘逾’皆与水路有关，乃表示更换一条水路，如‘逾湖’显然是由江路换入湖路，既非沿流而下，亦非逾越水道。”（《关于鄂君啓节交通路綫的复原问题》，145页，《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
[9]《再论鄂君啓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176页，《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
[10]《鄂君啓节新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1]《鄂君启节につぃて》，《东方学报》第43册，73～74页，1972年。《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船越先生误以爲汉西鄂县、唐邓州向城县在今河南南阳东南的邓县，其实在今南阳市北。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22～23；第五册，图52～53。
[12]船越先生称：“郭沫若氏以爲“逾”指沿河川而下。此说对“逾湖”不好解释。但若鄂指西鄂，湖水向相关水系流动，原有的龃龉便不复存在。”但查看郭氏原文，幷没有这类表述。船越先生此说与前引黄盛璋先生之说相同，疑是沿仍了黄氏的误解。
[13]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16页，《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
[14]阳丘在汉堵阳县，故治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六里。方城约在今方城县东北方城、叶县界上的保安镇。参看谭其骧：《鄂君啓节铭文释地》，182页，《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15]《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朱德熙文集》五，19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16]4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楚“东国”地理研究》，22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18]《香草校书·国语三》，932页，中华书局1984年。李家浩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亦有指出，见《包山卜筮简218-219研究》，《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
[19]参看拙文《读郭店竹书〈老子〉札记（四则）》，《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郭店竹书别释》，1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参看拙文《楚人祷祠中的人鬼系统以及相关问题》,376～379页，《古文字与古代史》第1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
[21]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啓金节”》，9页，《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22]《“鄂君啓节”考释》，448页，《考古》1963年第8期。
[23]姚汉源：《鄂君启节释文》，《古文字研究》第10辑，199～200页，中华书局1983年。
[24]罗长铭先生在《鄂君啓节新探》中，不同意于省吾先生之説，改读爲“舫”，《说文》“幷舟也”（《罗长铭集》92～93页，黄山书社1994年）。商承祚先生认爲：唐代刘晏以十船爲一组，编上字号运转货物谓之“纲运”。宋朝一团爲十二纲，每纲二十五艘，下至清代，纲数、船数各有增损，舿、纲名异实同。而纲的制度是从舿发展起来的（《商承祚文集》317页）。李零先生说：舿是个集合数量，不是船的名称（《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370页，中华书局1986年）。
[25]《〈鄂君啓节〉

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字解》，《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3年。
[26]《读〈上博六〉杂记》，简帛网2007年7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3）。
[27]《释上博竹书〈庄王既成〉的“航”字》，简帛网2007年7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41）。
[28]李守奎：《楚文字考释献疑》，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344～348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试说战国文字中写法特殊的“亢”和从“亢”诸字》（待刊）。
[30]《彭祖》8号简中的字，是不是同一个字，尚难确认。
[31]《郭店楚简〈语丛四〉解诂一则》，简帛网2007年4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44）。
[32]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219～222页、图版六三，文物出版社1989年。
[33]陈剑先生已指出：分析字形和文意，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断”后一字当是就山而言的。见《试说战国文字中写法特殊的“亢”和从“亢”诸字》（待刊）。
[34]陈剑先生指出：“萦”疑当读爲“荣”，指植物开花。按照这个思路，兴，疑读爲“绳”（参看单育辰：《佔毕随录之二》，简帛网2007年7月28日）。《周礼·秋官·薙氏》：“秋绳而芟之。”郑玄注：“含实曰绳。”“齐”读爲“穧”，指收穫，正好与荣、绳衔接。
[35]章，简文仅一竖笔。整理者释为“十”，属上读。曹峰先生疑与下文连读，且并非“十”字（《上博六〈用曰〉篇劄记》，简帛网7月12日）。此字与郭店竹书《缁衣》17号简中的一字略同。后者在传世本中写作“章”（出言有章）。此处恐亦是“章”字。
[36]参看拙文《〈用曰〉校读》（简帛网2007年7月1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23）。
[37]《〈上博七·吴命〉校读》，程少轩执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12月30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577）。
[38]《汉书·李寻传》：“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託，断而勿听。”《后汉书·皇后纪序》：“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李贤注引《列女传》：“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姬泣曰：‘妾闻妃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佩环；今立车无軿，非敢受命。’”
[39]《史记·范雎列传》：“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战国策·秦简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阿保”正作“保傅”。《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下》记张纲上书曰：“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过厚之恩，以刍荛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爲封豕长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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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考古-《鄂君啓节》——延绵30年的研读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