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

（清华大学历史系）
1996年湖南长沙市出土的三国孙吴初年的简牍中包含了大量的户籍类的竹简，这类简不仅记录了百姓的姓名、性别、年龄，而且还记录了百姓的各种疾病或残疾情况，如形手、形足、腹心病、盲、聋等。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公布的10545枚简中约1/3为户籍类简，其中有240枚简包含了疾病或残疾情况。[1]除了“刑手”与“刑足”外，最常见的就是“肿病”“肿足”或“踵足”[2]，占残疾人总数的1/3以上。[3]关于“肿病”“肿足”的含义，一说是可能是现代医学中所称的血丝虫病[4]，另有学者未确定具体病名，认为估计可能与水田劳作有关。[5]亦有学者将“肿两足”与“踵左足”及“踵右足”视为两种病症，认为前者与在该地肆虐已久的血吸虫病有密切关係，后者则与麻风病有密切关係。[6]这三种解释都有难通之处，实际更可能的病因应是严重的“冻疮”。
首先来分析一下旧说的问题。现代医学所说的“血丝虫病”或“丝虫病”（filariasis）确实会使患者在患病的后期出现四肢，主要是下肢的肿胀，即“象皮肿”。流行于中国的只有班氏丝虫病与马来丝虫病，其中马来丝虫病所引起的下肢“象皮肿”很少超过膝部[7]，的确与吴简中所说的“肿足”类似。不过，根据1949年以后进行的流行病学的调查与研究，湖南省的长沙市及其周围地区并不是丝虫病及其虫种的分布与流行区。[8]两种丝虫主要的传播媒介是一些种类的蚊子，影响两种丝虫病地理分布的因素，是主要媒介蚊种的孳生条件是否普遍存在以及密度如何。[9]目前长沙地区没有丝虫病，与该地区存在的传播丝虫的媒介蚊种的密度有关。丝虫的主要媒介蚊种显然不是人力可以消灭的，除非生态环境出现急剧变化。长沙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过去的一二千年中应该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不存在丝虫的虫种与媒介蚊种，三国时期存在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将“肿足”解释为“丝虫病”难以成立。
至于认为与水田劳作有关，亦有滞碍之处。如果“肿足”是由于水田生产所致，患者应为成年人，不当有年幼者，而吴简中所见的113例 “肿足”或“踵足”患者[10]中至少有6例患者的年龄在11岁以下，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这6 例情况如下：
简3 马姪子男高年七岁踵两足 高女 ╱
简2905 □男弟吴年十岁踵右足
简4979 彊外姪子男斗年八岁肿两足
简9189 □男弟把年七岁踵左足 杷男弟胡年五岁
简9374 厥男弟世年十一踵两足
简9513 □男弟易年五岁肿两足
当时长沙地区的男子从5岁就开始下水田干活，似乎是不大可能。这种解释难以成立。
关于将“肿两足”与“踵左（右）足”分别解释为血吸虫病与麻风病，也有扞格难通之处。根据作者的介绍，血吸虫病的晚期会出现包括肢肿（后文所说最近的医学研究则称为“全身浮肿”）的併发症，该病的晚期距初次传染3、5年至十数年不等，目前发现的病例未见年龄在十岁以下的。[11]据此，则难以解释上面所举简4979与9513的情况，而且现代医学研究指出该病晚期的症状是全身浮肿，并非只是脚部肿大。此外，将“踵足”视为麻风病亦无法服人。如作者所说，早在秦代，人们就已认识到麻风病是接触性传染，在秦简《法律答问》中就已有将患有该病（“疠”）的人送到隔离区（疠迁所）的做法。[12]若此，如果三国时期临湘侯国“踵足”者确是麻风病患者的话，不会任其与家人同居，传染此病。通检吴简，并无将此类人隔离的记录，他们依然与家人同居。视之为麻风病患者，证据并不充分。
如果上述三说均无法服人，吴简中的“肿足”究竟指的是什么？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因冬季赤脚而造成的严重冻疮。
《后汉书·循吏·卫飒列传》注引《东观记》：
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
元和为汉章帝年号（西元84-86年），此事就发生在当时的长沙郡。按照荆州刺史的观察与御佐的解释，当地人一年四季不穿鞋，冬天脚因寒冷而“剖裂血出”，人们用火烤，结果到了春天有的就出现化脓溃烂的情况。从御佐的描述看，他所说的是典型的“冻疮”。
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冻疮（Perniosis）是由于寒冷引起的局限性炎症损害。寒冷和潮湿长时间作用于皮肤，使局部血管痉挛，久之血管麻痹而扩张，静脉淤血致使局部血液迴圈不良，引起局部组织冻结性损伤。此病好发于寒冷季节，病变好发于四肢远端，以手足、面颊、耳廓等处为多。损害为局限性淤血性紫红色隆起性水肿性红斑或结节，严重时表面可发生水疮或大疱，破裂可形成糜烂或溃疡。冻疮冬季发病，气候转暖后可自愈，转年易复发。受冻部位不宜立即烘烤及热水浸泡，否则会加剧冻疮。[13]而特别严重的冻疮，局部可发生组织坏死，脱落，甚至因此致残。[14]汉代长沙郡百姓恰恰是用这种错误的办法来对付冻疮，只能是扬汤救火，加剧病情，无补于事。
《东观记》所记载的是东汉前期的情况。据御佐的介绍，似乎从东汉初年茨充作桂阳太守教当地百姓养蚕织屦后，江南人就开始穿鞋了，实际并非如此。应该说到三国乃至更晚的时代南方各地的百姓依然没有穿鞋的习惯。《南齐书·蛮传》指出分布在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的蛮“俗衣布徒跣”，这种风俗应不只限于蛮族。《晋书·隐逸·陶潜传》：东晋末年王弘为江州刺史，宴请陶潜，“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陶潜先祖陶侃本鄱阳人，吴平后迁到庐江之寻阳，或有溪人背景。此种溪人乃是过去生活在武陵、长沙、庐江等郡的五溪蛮，为盘瓠之后[15]，不过到陶潜时已历数代，从文化讲已是汉人。陶潜本人亦曾经做过县令，而且是读书人，尚且无履而跣足，广大百姓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隋书·地理志》对此则有更为明确的记述。其文云“长沙郡……其男子但着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屩”，“通无鞋屩”之说表明到了隋乃至唐初长沙地区的百姓依然普遍是“跣足”。实际这种情况在湖南地区晚至明代并无变化。明末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记载湖广永州，说“永近粤，乡村间稍杂以夷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妇女裙裤反至膝止，露骭跣足，不避秽汙，着草履者其上也。”指出该地居民多数赤脚，只有上层人士才穿草鞋。永州在今湖南南部，接近广东，此地的服饰风俗未见得是受到夷獠之俗的影响，据上引《东观记》与《隋书》的记载，自东汉以来这一带的居民就有“跣足”的习惯。
冬天跣足，出现冻疮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治疗不得法，春天气候转暖时便无法自行痊癒，反而会更加严重，从而形成“肿足”。病情再严重甚至需要截肢，吴简记载有些人“雀足”的情况，如简4843：□男弟□年廿一筭一雀两足 ╱，或与此有关。[16]此外，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冻疮多见于儿童、青年女性或久坐不动者[17]，亦可解释为何吴简中会有5至11岁的儿童患“肿足”病以及31例女性患者。
还需注意的是东汉末年以来，中国气温处在一个较低的时期。[18]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南方冬天的气温会更低，出现冻疮的机会也就更多。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西元225年），曹丕率水师南伐，“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但“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参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吴录》与《通鑒》的记述，可以确认该年在相当于今天扬州地区出现结冰现象。[19]这比该地常年冬季低温低不少，南方其他地区的气温也会相应下降。冻疮的发病会更为严重。
附记：本文载于《吴简研究》（第二辑），页214-220，崇文书局2006年9月。
（编者按：[1]于振波统计为242枚，见所着《走马楼吴简初探》，（台湾）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9页。不过，其中有个别无肿病或肿足记录，如简5456与7141，作者推测可能属于肿足而收入其中。
[2]吴简中或做“肿两足”（简2910）,或做“踵两足”（简3），两字所指应同，说见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74-175页。
[3]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第34页指出，“竹简户口名簿籍颇多肿足的记载，似乎肿病为当时两湖地区常见病”。具体统计见于振波上引书，第140页。不过，作者没有计入那些无法判断性别的残简，如简2580、3043、3053、3776、5392、7963、9656、10240等。实际竹简中出现的“肿”病要比于振波统计的多。福原启郎《长沙吴简に见える“刑” に関する初步的考察》，《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2 集，日本·东京·长沙吴简研究会，2004年7月，第72-73、75页的统计则包含了残简，为肿59简，踵54简，共113简。福原亦指出“肿”与“踵”最多，第75页。
[4]汪小烜前引文，第175页。日本学者福原启郎也赞同此说，见上引文，第75页。
[5]于振波上引书，第140页。
[6]高凯：《从走马楼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係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80页。该文又见《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7]《中国丝虫病防治》编委会：《中国丝虫病防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6、24页。
[8]湖南省的106个县、市中仅55个县、市流行丝虫病，湘西、湘南和湘中的山地和/丘陵共39县、市存在班氏丝虫病，马来丝虫病则分布在洞庭湖平原、湘南丘陵和湘西南山地共10个县，两种丝虫病混合流行区6 个县、市，多分布于班氏丝虫病流行区和马来丝虫病流行区的接壤地带。见前引《中国丝虫病防治》，第55、61页，特别是第62页“湖南省淋巴丝虫虫种分布图”。 [9]前引《中国丝虫病防治》，第8、27页。
[10]资料根据的是福原启郎前引文第72-73、75页的统计。
[11]高凯前引文，第378页。
[12]同上，第380-381页。
[13]边天羽主编：《临床皮肤病性病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0页。
[14]李洪等：《常见皮肤病》，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5]《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第2829-2834页，及第2830页注引干宝《晋纪》。分析见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95页。不过，余嘉锡则持相反的意见，不认为陶侃出自溪人，说见所着《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下册，“容止·石头故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616页。若如此，更可证明南方汉人亦有“赤脚”之俗。
[16]胡平生认为“雀”读为“截”，应释为“断”，指截去四肢某些部分，见所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释文校证》，《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
[17]边天羽前引书，第319页。
[18]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主流认为东汉末以后气候渐冷，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 期，第21页）认为“那时（指三国初）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西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 期，第14页）亦认为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冷。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94页）同样认为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地理学家最新的研究亦表明，西元210年—560年为中国东部（指东经105度以东，北纬25-40度之间地区）一冷期，距平平均值为－0.47℃，其中最暖的30年为西元240-260年与西元360-380年，温度距平为0.0℃，最冷的30年为西元480-500年，温度距平为－1.0℃，见郑景云、王绍武：《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的评估》，《地理学报》第60卷第1期，2005年1月，第22、24页。以上诸说在东汉末期以后气候趋冷上是一致的，至于其间何时是最冷的时段，则有不同的判断，竺可桢的说法与郑景云等的看法并不一致。儘管如此，在三国初年（240年以前，含吴简所涉及的黄武至嘉禾年间）气候较冷上诸说并无矛盾。
不同的看法见满志敏的分析，收入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章。
[19]此问题可参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第63-68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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