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坡漢簡《日書》年代下限的考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孔家坡漢簡《日書》年代下限的考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孔家坡漢簡《日書》年代下限的考訂

（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年代為何，我們從與孔家坡漢簡《日書》同出的《曆日》、《告地書》中可以確認孔家坡八號漢墓的年代。“告地書”是古代虛擬死者生前名籍所在的地方官向陰間官員移送的名籍。而往往在出土的《告地書》上，皆會記載當時墓主下葬的年月干支，這也為我們判斷墓葬的絕對年代提供了條件，現在我們就來看孔家坡《告地書》的內容：[1]
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燕佐戎敢言之：庫嗇夫辟與奴宜馬、取、宜之、益眾，婢益夫、末眾，車一乘，馬三匹。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受數正毋報。
定手背
簡牘上的“庫嗇夫辟”當為墓主人，庫嗇夫是秦漢時期縣級屬下管理物資及製造的小官，後文的桃侯國可能是庫嗇夫辟的原籍，[2]簡文中“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即為墓主的下葬年代。關於這一條年月干支，李學勤認為其紀年當為淮南厲王二年，亦即漢高祖十二年（195B.C），他的理由如下：
〈概述〉告訴我們：M8《告地策》（按：即《告地書》）木牘記有：“二年正月壬子朔”，這應是該墓的下葬年代。我認為這個“二年”不是漢帝的紀年，而是高祖之子淮南厲王長的紀年。《漢書·諸侯王表》：“淮南厲王長，高帝子，十一年十月庚午立”又《淮南王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則立子長為淮南王。”王先謙《補注》：“《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現在的隨州，《漢書·地理志》在南陽郡，但其南的安陸即屬江夏郡。《補注》云：“楚漢之間，分九江，置衡山郡。”江夏舊屬衡山，以吳芮都邾知之也，時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以屬淮南國。”至於南陽郡南端的隨縣，是否一時曾屬淮南，難於詳考。即使隨縣不歸淮南，當地人仕於淮南國，返葬時用淮南紀年，也是可能的。淮南厲王二年，即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查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該年正月壬子朔，與牘文密合。[3]
另外，整理小組則提出不同的意見，其實整理小組所採用的說法即是武家璧的見解。武家璧認為簡文“正月壬子朔甲辰”當是“正月甲辰朔壬子”之誤，簡牘上的紀年當為漢景帝後元二年（142B.C），他的理由如下：
孔家坡八號墓出土鼎、盒、鈁仿銅陶禮器組合，在湖北雲夢、江陵等地出土同類組合漢墓的年代都在文景時期。孔M8木牘《告地書》云：“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燕佐戎敢言之……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此條具備年序、月名、朔干支等三要素，本是利用曆朔斷代的理想材料，但不幸的是本條朔干支有誤。這是很容易證明的：命起甲子算外（干支序數以甲子為0，乙丑為1，丙寅為2…），得甲辰為40，壬子為48；如果“正月壬子朔”（正月初一為壬子）則月內必無甲辰，因自壬子至甲辰跨52日，大大超過一個月的長度；反之若月內有甲辰，則必非“壬子朔”，因甲辰在壬子前8日。如果“壬子朔”是正確的，則甲辰必在上月的22、23日或者下月的23、24日。因此簡文“正月壬子朔甲辰”是自相矛盾的，不是朔干支有誤，就是朔後的日干支有誤，二者必居其一。據牘文云“正月壬子”桃侯國丞移書地下丞，可知正月內有壬子，按已往出土的告地策文書，地上丞一般不在朔日移書地下丞，可知正月非朔壬子。我提出一種可能：即《告地書》的抄寫者可能將朔干支與日干支的順序顛倒了，正確的寫法應該是“二年正月甲辰朔壬子”，與《曆日》中的“正月大”朔日格在甲辰簡相合，壬子為正月初九日。於是整個曆譜當為“二年《曆日》”。查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漢景帝后元二年（西元前142年）正月甲辰朔，故《告地書》“二年”當為漢景帝後元二年。[4]
以上兩位學者的說法，整整差了五十三年，因此我們必須仔細檢視這兩種說法以別是非。我們認為武家璧的說法是合理的，首先，以目前出土的告地策簡牘來看，絕大部分皆是採用皇帝紀年，以下我們舉四個例子來說明：
（一）
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鄉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與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謁告安都，受【名】數，書到，為報，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龍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背）產手。[5]
（二）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木牘
　　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奮移主（藏）郎中，移主（藏）一編，書到先選（撰）具奏主（藏）君。[6]
（三）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木牘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陽五大夫?少言與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軺車二乘、牛車一兩（輛）、駟馬四匹、?馬二匹、騎馬四匹，可令吏以從事，敢告主。[7]
（四）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木牘
四年後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倀（張）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蔡）具器物□各令會以律令從事。[8]
第一例中的“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整理小組將年代定為西漢文帝前元七年（173B.C）十月二十五日，第二例的“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為西漢文帝前元十二年（168B.C）二月廿四日，第三例的“十三年五月庚辰”為漢文帝前元十三年（169B.C）五月初八，第四例的“四年後九月辛亥”為西漢景帝前元四年（154B.C）後九月初八，可見這些年月干支皆是採用皇帝年號。不過，我們也可以找到例外的年月干支，如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出土的木牘，其文載：
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廣陵宮司空長前丞□敢告土主，廣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炏（獄）事，事已，復故郡鄉里，遣自致移栺（詣）穴（？）。四十八年炏（獄）計承書，從事，如律令。[9]
王奉世木牘中的四十七年則為廣陵王劉胥的紀年，黃盛璋說：
廣陵宮為漢廣陵王宮，兩漢諸帝無四十七、八年號，唯西漢時地方王國可自己記年，廣陸王劉胥為武帝之子，以元狩六年（前118）封，在位六十四年，四十七年為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十二月正為丙子朔，辛卯為十九日，上推四十七年前元年為正為元狩六年，故可斷為廣陵王劉胥紀年。[10]
此例當中，由於兩漢諸帝年號未有超過四十七年，因此學者將它斷定為諸侯王紀年。可見一般《告地書》開頭的干支紀年，絕大部分都是採用皇帝年號，而當年數超過兩漢帝王的紀年時，這時候才考慮是否為諸侯王紀年。此外，李學勤說：
但近年山東沂南出土的銅斧，銘“廿四年”系城陽王的紀年，不記國名，牘文“二年”當乃同例。[11]
根據裘錫圭的說法，該銅斧的年代不當為秦代而為西漢初年。[12]然而在西漢諸帝中沒有超過廿四年的紀年，所以銅斧上的紀年可視為西漢前期城陽王的紀年。此例也是因為銅斧上的紀年超過西漢諸帝年號，因此才斷定為諸候王的紀年。根據這樣的規律，我們認為“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應當是採用皇帝紀年，而非是諸侯國紀年。
其次，李學勤認為簡牘上的紀年可能採用淮南國的紀年。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告地書》上記載此人的原籍為桃侯國，若要使用諸侯國的紀年，也當是採用桃侯的紀年，不應採用淮南國的紀年。
至於簡牘上的“桃侯國”所指為何？根據史書的記載，漢代前期被封為“桃侯”的共有三位，現表列於下：

封侯時間
封侯者
封地位置
備註
高祖十二年（195B.C）
桃侯劉襄
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
傳四世至武帝元鼎五年（112 B.C）“坐酎金免”。
武帝元鼎六年（111B.C）
隨桃侯趙光
隨州
四月旋薨，其子趙昌樂嗣封；宣帝本始元年（73B.C）趙昌樂薨，其子有罪，不得代立；至平帝元始五年(5A.D)，趙光玄孫趙放紹封桃侯，食千戶。
元帝初元元年（48B.C）
桃煬侯劉良[13]
鉅鹿

其中桃侯劉襄所封的位置在河北衡水之冀縣、深州間，與隨州的地理位置不符，因此桃侯劉襄當與牘文上的“桃侯”無關。桃煬侯劉良的封地位置也與隨州不符，所以也可以排除。至於隨桃侯趙光的封地與簡牘上的“桃國”接近，然而第一代桃侯趙光封後不久即薨，由其子趙昌樂嗣封，趙昌樂卒於宣帝本始元年（73B.C），死後其子有罪，無法嗣封。趙光死於元鼎六年（111B.C），以常理推之，不可能到了二年才下葬。其子趙昌樂則死於宣帝本始元年（73B.C），明年（即本始二年，72B.C）正月朔日為丁亥，[14]也與簡牘上的紀年不符，由此可知，這個隨桃侯也當與簡牘上的“桃侯”無關。既然史料上的桃侯皆無法與簡牘上的“桃侯國”相對應，那麼這裡的“桃侯國”當如何解釋？武家璧推測說：
今據孔家坡漢牘《告地書》文，至少有一“桃侯國”被《史》《漢》漏載，很可能就是景帝時的匈奴降侯，此桃侯傳國不久因故被除，武帝改封南越降者趙光，稱“隨桃侯”。這樣改封降侯的例子如《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匈奴歸義王次公降，封膫侯；五年“次公坐酎金，國除”；六年改封南越降將畢取爲膫侯。有趣的是在漢景帝時，當朝宰相是冀州桃侯（劉舍居相四年），同時在南方却存在一個隨州桃侯，也許是爲了與前者相區別，後者在文獻中被稱爲“隨桃侯”。……孔家坡牘文中的“桃侯國”應是趙氏隨桃侯國的前身，可能是景帝所立的匈奴降侯，至武帝時以酎金失國，前後存在約30年左右。隨桃侯國與隨縣同屬西漢南陽郡，就是桃侯國在隨縣的一個有力證明。[15]
筆者認為武家璧的推測是有道理的。根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記載，終景帝之世，功臣封侯共有十八人，其中匈奴王降侯者占了八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封於漢景帝中元三年（147B.C），只有匈奴東胡王降臣亞谷簡侯盧它之封於漢景帝中元五年（145B.C）。《告地書》上的桃侯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封侯，後因有罪國除，到了漢武帝元鼎六年（111B.C），才又改封給南越降將趙光。
據此，《日書》的絕對年代當不會晚於漢景帝後元二年（142B.C）。能否進一步地確定《日書》的確切成書年代呢？首先，《日書》中不避漢惠帝諱是可以確定的，其中“盈”字的使用即其證。如〈建除〉篇中有“盈日”，〈星官〉：“生子，不盈三年死”（簡56）；〈司歲〉：“民盈街谷”（簡430壹），凡此皆是其例證。建除中的“盈日”，《淮南子·天文》作“滿日”，《漢書·孝帝紀》顏師古注引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由此可知簡文中確實沒有避漢惠帝（194-188B.C）之諱，因此我們可以說至少其抄本寫成的年代下限當為漢高祖十二年（195B.C）。
關於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形成年代，由於《日書》的內容相當複雜，並不是一個人的著作，它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各種擇日方法的匯編，[16]其中有些內容可能很早就在民間中流行了，甚至有些內容來自更早的文獻，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因此關於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形成年代，目前還很難遽斷，現階段我們只能推論孔家坡漢簡《日書》抄本寫成的年代下限當為漢高祖十二年（195B.C）。
（編者按：[1]釋文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197。
[2]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197。
[3]李學勤，〈隨州孔家坡8號墓的年代學問題〉，《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326。據說李學勤已放棄此說，引自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頁381。
[4]武家璧，〈隨州孔家坡漢簡《曆日》及其年代〉，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6年10月9日首發。程鵬萬亦認為木牘上的紀年當有誤，但沒有進一步考證。程鵬萬的說法見氏著，《簡牘帛書格式研究．附錄二．隨州孔家坡墓地M8竹書曆譜復原》（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6），頁194。
[5]釋文見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高臺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22。
[6]釋文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43。
[7]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77。
[8]釋文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古文字論集》，頁541。
[9]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頁17。
[10]黃盛璋，〈邗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謎再揭〉，《文博》1996年第5期，頁54。
[11]李學勤，〈隨州孔家坡8號墓的年代學問題〉，頁326。
[12]裘錫圭，〈沂南陽都故城銅斧應為西漢遺物〉，《文物》1999年第5期，頁54。
[13]武家璧稱劉良為桃侯，此桃侯當指桃煬侯。
[14]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2版），頁83。
[15]武家璧，〈“隨桃侯”考〉，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7年9月25日首發。
[16]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408。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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