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学大夫奉圣里附城满昌”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莽-“学大夫奉圣里附城满昌”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学大夫奉圣里附城满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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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夫奉聖里附城滿昌”見於《額濟納漢簡》2000ES9SF3：5號，該簡的釋文是：
學大夫奉聖里附城滿昌[1]等皆曰
明詔深閔百姓強弱相□[2]欲均富之方略萬端臣昌等竊見元年十一月丁酉均[3]詔書曰其行[4]
李均明先生將簡文點讀為：
學大夫奉聖里附城滿、昌等皆曰：
明詔深閔百姓，強弱相□，欲均富之，方略萬端。
臣昌等竊見元年十一月丁酉均詔書曰：其行
並指出簡文所記日期為王莽始建國元年（9年）十一月丁酉，內容似涉及新莽的經濟政策，“或為請詔文之類”。 [5]莊小霞則認為“此簡中的‘滿昌’應為一人之名，即被封為奉聖里附城的滿昌”，並論證說“《額簡》所謂‘奉聖里附城’，‘奉聖里’是封號，作為封號的‘奉聖里’是唯一的，爵級是‘附城’，‘奉聖里附城’則是學大夫滿昌的封號和爵級連稱”。 [6]
以上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滿昌”是兩個人，一種認為“滿昌”是一個人，到底哪種符合實際呢？我們經過仔細考慮後覺得，應以後一種意見為是。簡文的“學大夫”是官名，“奉聖里附城”是封號和爵級。如莊小霞所說，“奉聖里”作為封號是唯一的，其受封者“滿昌”顯然只能是一個人。如將“滿昌”理解為兩人，則會出現“滿”和“昌”同時被封為“奉聖里附城”的情況，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滿昌”是一個人，那麼，他是姓“滿”名“昌”，還是以“滿昌”兩字為名呢？前引李均明先生文指出簡文“或為請詔文之類”，似可信從。[7]而在我們所見到的類似“請詔文”的文書中，一般是不會提及姓氏的。所以，很容易想到將簡文的“滿昌”看作雙字人名。但是，這有兩點無法解釋。其一，簡文後面有“臣昌等竊見元年十一月丁酉均詔書曰”一句，說明此人是以“昌”為單名。其二，該簡顯然是王莽時期物，而從史籍看，王莽時期是不用雙字名的。《漢書·匈奴傳》：“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漢書·王莽傳》：“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漢書·王莽傳》：“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為功崇繆伯，以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綜合這兩點考慮，簡文的“滿昌”還是應該看作姓“滿”名“昌”。
令人感興趣的是，王莽時期的確有一個姓“滿”名“昌”的人。這個“滿昌”是潁川人，字君都，是匡衡的弟子，西漢成帝、哀帝時做過詹事（參看《漢書·儒林傳》、《漢書·韋賢傳》），王莽時做過講《詩》祭酒。《漢書·王莽傳》：“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此事《漢書·王莽傳》繫於始建國三年。而簡文所記“元年十一月丁酉”，經李均明先生考證，是始建國元年十一月丁酉。[8]那麼，這兩種材料中的“滿昌”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呢？
簡文的“學大夫”一職史書未見記載，疑為“講學大夫”的省稱。據史書記載，王莽時設有“講學大夫”。從《漢書·儒林傳》看，衡咸、歐陽政、陳俠、蕭秉等都做過王莽的講學大夫。而“講學大夫”，很可能是“祭酒”的屬官。《後漢書·徐防傳》：“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李賢注：“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
簡文的“滿昌”任講學大夫大概是始建國元年前後的事，史書中的“滿昌”任講《詩》祭酒是始建國三年的事，而講學大夫又可能是講《詩》祭酒的屬官。由此，我們似可假設“滿昌”在始建國三年之前任講學大大夫，封奉聖里附城，到始建國三年升任為講《詩》祭酒。也就是說，簡文和史籍記載的“滿昌”很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编者按：[1] 原釋文在“滿”、“昌”之間留有一個字的空白。按，這是竹簡繫編繩處，做釋文時不必留空。
[2] 此字整理者釋作“扶”，但在照片上無法看清。
[3] 或以為簡文的“均”是“朔”的訛寫（沈剛：《讀額濟納漢簡叢劄》，“簡帛”網2005年12月28日）。按：該簡顯然是王莽時期物，但經查對王莽時期曆日，並無“元年十一月丁酉朔”的情形（居攝元年十一月是乙酉朔，始建國元年十一月是己巳朔，天鳳元年十一月是庚子朔，地皇元年十一月是乙丑朔。王莽於居攝三年十一月曾將居攝三年改稱為“初始元年”，這一年的十一月是甲辰朔）。事實上，新莽時期沒有任何一年的十一月是丁酉朔。因此，說簡文的“均”是“朔”的訛寫，恐不可從。
[4]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第21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5] 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額濟納漢簡》第5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 莊小霞：《釋新莽‘附城’爵稱》，《歷史研究》2006年2期。
[7] 簡文也可能就是某一詔書的一部分。
[8] 新莽諸年號中，唯居攝元年和始建國元年的十一月有丁酉日，分別為十一月第十三日和十一月第二十九日（上引李文稱只有始建國元年的十一月有丁酉日，不確）。據《漢書·王莽傳》，王莽奏請設爵五等，更名“關內侯”為附城，是居攝三年的事。從簡文使用“附城”可知，該簡的“元年”不可能是居攝元年。因此，李均明先生將其考定為始建國元年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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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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