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從包山楚簡論楚之始封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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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從包山楚簡論楚之始封立國


关于楚之始封立国,文献中有周文王封鬻熊与成王封熊绎两种不同的说法。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两种说法时有争论,一直未能统一。我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商末周初的形势,以及湖北荆门新出包山楚简的有关资料,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以求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有助于推动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展。
一、楚始封立国于熊绎而非鬻熊
商代末年,由于商纣王荒淫无道,屠戮忠良,征伐无度,以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1,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位居“西土”的周人却趁机发展势力、积蓄力量。据《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以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文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按鬻子即鬻熊,是楚国创业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亦于商代末年的政治危机中投附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最初的政治联系。《史记·楚世家》(卷40)亦载:“周文王之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说明鬻熊与周文王确有一段密切的同盟关系,和《周本纪》所载相印证。
有关楚之始封立国,《史记·楚世家》(卷40)说: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同时又载楚熊通因不满周室,而妄自称王时曰: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史记·三代世表》(卷13)所载大致相同 2。从这几段记载可见,因鬻熊于商末曾服事周文王,但“蚤(早)终”,故周成王时以“勤劳后嗣”的名义爵封其曾孙熊绎立国于楚蛮之地,是为楚国之始创。
然西汉末年刘向所著《别录》却曰:“鬻子名熊,封于楚”3,以楚始封之君为鬻熊,在周文王时即已受封,与《史记》所载相异。
东汉时班固修《汉书》,其于《地理志》(卷28下)“楚地”载: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
而又于《艺文志》(卷30)道家著述类曰: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今按:《汉书·地理志》有关楚地的记载,实采自于刘向所作的《地(域)分》;而《艺文志》又是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校汉中书秘阁群书后所著《七略》删改而成 4,班固两说可能都来源于刘向,说明在西汉末年刘向之时,关于楚之始封立国,已有鬻熊和熊绎两说并存。
西晋杜预所著《春秋释例·氏族谱》云:
楚,芈姓,颛顼之后也。其后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5
所言与《史记》所载一致。而东晋人张湛的《列子注》则曰:
(鬻熊)周文王师,封于楚,著子书二十二篇。6
与刘向《别录》说法相同。其后两说一直并存 7,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论 8。
结合商末周初的形势和有关资料分析,我们认为,楚之始封立国,应以《史记》所载为是。
其一,《史记》成书年代较早,且司马迁学风严谨,其说应可凭信。刘向著书杂采众说,治学态度不如太史公,其两说并存,当有一误。就两说的论据来看,特别是与《左传》、《史记》诸信史相对照,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的材料更为合理,商末周文王封鬻熊之说则证据不足。
其二,据《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鬻熊附周“子事文王”,当在帝纣囚文王于羑里之前。文王被囚后,在“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以及武王伐商,“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等一系列重大行动中 9,均不见有鬻熊参加,说明其附周不久即“早卒”。当时,周文王虽四处网罗人材,加强周势力的自身发展,为灭商作准备,但仍为纣之“三公”,称“西伯”,遵奉商王为天下共主,所以不管是从其身份、地位,还是当时的形势来说,都不大可能分封鬻熊为诸侯。文献中有关周初武、成、康诸王裂土分封的史实多有,然未见有文王时分封的记载,亦可为证。
其三,从楚人自己的有关言谈中,也有明确反映熊绎受封的史实,如上引《楚世家》所载楚武王熊通不满周室而妄自称王时语,称鬻熊为“吾先”,事于文王,而称熊绎为“先公”,始封于楚。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议政时数称“昔我先王熊绎”,杜预注:“楚始封君”,与楚武王称之为“先公”相一致。然在所有文献记载中,从未见楚国君臣对鬻熊有此称号,说明在楚人心目中,其始封之君为熊绎而非鬻熊。
其四,湖北荆门新出包山楚简资料,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第237简记载:
與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两羊古。
又简246载曰:
與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10
这两条材料是战国中期楚人祭祷其先祖先王的实录,简文将鬻熊与楚之远祖名人老僮、祝融并重,称之为“楚先”,而将熊绎与武王(熊通)等列,称之为“荆王”,按“楚先”当即楚族之祖先,“荆王”即楚王,亦即楚国之先王,这与上引《左传》、《史记》所载楚人自称鬻熊为“吾先”,称熊绎为“先公”、“先王”的语意相同,反映了楚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明确态度,将鬻熊与熊绎在楚国创立中的地位和关系辨之甚明。唐人孔颖达曰:“鬻熊事文王,曾孙熊绎,成王封于楚,是祝融、鬻熊皆为楚之远祖也。”11 颇有见地。
分析可见,楚当受封立国于西周初年的周成王之时,而非商代末年的周文王时期,始封者乃熊绎而非鬻熊,早期文献《左传》、《史记》所载以及晋人杜预、唐人孔颖达的有关论述是正确的。刘向在引证成王封熊绎的同时,又提出文王封鬻熊为楚祖,以致两说并立,互相混淆;班固著《汉书》,在采纳刘向之说的同时,可能据《左传》和《史记》作了适当的调整;而晋人张湛、宋人郑樵等并采鬻熊封楚而不言熊绎立国之事,实未明刘向两说的区别而作曲解,不足为信。
上引《楚世家》(卷40)说“(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而《世本》亦载:“楚鬻熊居丹阳”12,结合《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回忆周初南方的疆土所至时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的有关记载来看,至迟在商代末年的鬻熊之时,楚民族共同体己逐渐成熟,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机构和地域范围,活动在丹水中上游地区,以“丹阳”为中心13,并加入了周人的灭商联盟。其后成王封楚,只是对鬻熊以来日趋完善的楚族共同体和权力机构予以正式的爵封,承认其合法地位而立于周之诸侯之林。《汉书·艺文志》(卷30)说“周封(鬻熊)为楚祖”,与刘向《别录》“鬻子名熊,封于楚”具有明显的区别,所言“周封”,当是指后来成王封楚时对鬻熊的追封、褒封,封鬻熊为“楚祖”,即楚族形成之祖,楚人立国之祖,与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即帝位之后“尊太上皇,……此汉之始祖”14 的情形一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14)司马贞《索隐》曰:“楚,芈姓,鬻熊之后,因氏熊。”鬻熊之后,历代楚君皆以“熊”为氏,当尊鬻熊为“楚祖”的原因。楚之所以能于熊绎之时受封立国,实因鬻熊“子事文王”、“为文王师”所奠下的历史基础。由此而言,班固所说成王封熊绎立国为君,与封鬻熊为“楚祖”并不矛盾,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前因后果、互相统一的,问题出在后人的理解有误,以至引起文王封楚与成王封楚的矛盾说法。
至于《左传》载楚灵王所称“先王熊绎”,以及包山楚简称熊绎为“荆王”之类,当是出于后世楚人的追封或泛称,与周文王受命称王之后“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15 的历史背景类似,并不是说楚人于熊绎立国之时即已称“王”了。
二、鬻熊答三王问质疑
论及楚熊绎始封立国,有一疑虑需要辨明,即有关《鬻子》一书所载史实和鬻熊的活动时间问题。
《汉书·艺文志》(卷30)道家类载有“《鬻子》二十二篇”,而今本《鬻子》仅十四篇,与《汉志》所载不同。唐人逄行硅所作《鬻子序》曰: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麇,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
宋人刘恕的《通鉴外纪》亦有类似记载16,当从逄《序》而来。逄《序》言鬻熊年九十而见周文王,颇具传奇色彩,或从《史记·周本纪》“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之语演化、附会而作。今本《鬻子》为唐以来之定本,《列子》之《天瑞》、《力命》、《杨朱》诸篇所载鬻子语不见于今本;尤其是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卷9)所载鬻子与周文王、武王、成王的数段对话(即学术界所称的鬻熊“答三王问”)亦不见于今本《鬻子》,自清代编撰《四库书目提要》以来,每有学者疑其为后人所杜撰,近人蒋伯潜先生在总结前人疑虑和认真辨别之后说:“作伪者读书不多,或竟未及收罗,亦未可知也。……今存《鬻子》,盖出六朝以后人所伪造,非《汉志》所录之原书。”17
今本《鬻子》乃后人伪作,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汉书·艺文志》所录二十二篇的《鬻子》又怎样呢?现虽难知其原貌,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所载七段鬻子与周王之对话来看,不仅涉及鬻熊与周文王的问答,而且更多的却是鬻熊与周武王和成王之间的坐策论政。贾谊为汉初文帝时人,《新书》所载当是引自早期的《鬻子》二十二篇而来;班固《汉书·艺文志》“(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的注文显然也是源于《鬻子》答三王问的记载。清人严可均说:
鬻熊,姓芈名熊,祝融之后,陆终第六子季连之裔,年九十见文王,文王以为师,至武王、成王皆师事之。成王大封异姓,会先卒。子熊丽、孙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孙熊绎于楚,子孙皆以熊为氏。18
严氏一方面综合了鬻熊答三王问、《汉志》班固自注和唐人逄行珪的《鬻子序》诸说,同时为了调和矛盾,又提出“成王大封异姓,会先卒,……因封其曾孙熊绎于楚”的解释。
今按:贾谊《新书》所引《鬻子》答三王问的记载与鬻熊受封立国之说有着内在的联系,实为刘向、班固之所本,而与《史记》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颇值得怀疑。
首先,鬻熊历经周文、武、成王三朝而坐策论政之事,不仅不见于《左传》、《史记》,且与《史记》所载鬻熊“蚤卒”、“蚤终”的史实正好相反,两说必有一误。而《史记》为世所公认的“信史”,所载“蚤终”又出自鬻熊之后人楚武王熊通之语,当更可靠。若鬻熊果真历仕文、武、成三王而长命百岁,熊通岂敢隐瞒其祖先的盖世之功并大逆不道地说鬻熊“蚤终”呢?
其次,以《鬻子》所载,鬻熊于周文、武、成三朝坐策论政,其地位、功业概不在姜太公之下,楚之受封立国当亦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和宠爱。然《史记·楚世家》(卷40)记载,楚立国于楚蛮之地,仅“封以子男之田”;同书《孔子世家》(卷47)亦载楚昭王令尹子西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不仅地方狭小,且爵等低下。另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同时还载楚灵王在回顾其祖上受封时的情景说,周康王在分赐象征诸侯权力和地位的“珍宝之器”时,其它国家“皆有份”,而楚“独无有”,为此耿耿于怀。凡此皆说明楚国在受封立国之时地位低下,经营惨淡,不但没有受到周王室的特别礼遇,反而受到轻视和冷漠。若鬻熊果真为文、武、成三朝元老,为周室出谋划策功在不舍,楚人的受封立国决不会如此寒酸。
其三,逄行硅《鬻子序》、刘恕《通鉴外纪》等言鬻熊年九十事周文王,据《史记·周本纪》(卷4)及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诸书,鬻熊事周在文王受命称王之前,而文王受命之后九年崩,武王在位十年,传之成王,成王幼年继位,由周公当国执政,七年后反政于成王。若鬻熊九十岁事文王,再历二十多年而答成王问,年岁至少在一百一十岁以上,其时仍能辅国议政,于情于理皆不合。
其四,就答三王问所论之“攻”、“守”、“严”、“和”,“使民富且寿”,以及“道之要”等内容和语句来看,既不似《尚书》诸篇古朴简炼,亦较《左传》、《国语》逊色得多,清人崔述认为:“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后人之所伪托。”19 近人蒋伯潜先生亦曰:“《汉志》道家又有《鬻子》二十二篇,……则其书当亦战国时好事者所掇拾增附而成。”20
由上四证表明,班固所言的《鬻子》二十二篇,亦非周代作品,当出于战国末年或汉初之人的伪托,多属向壁虚造。班固在《艺文志》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十九篇后注云“后世所加”,分辨明确;而对道家类的《鬻子》二十二篇则信以为真,当属考论不精之故。太史公撰《史记》不以《鬻子》为本,显然是经过一番鉴别和考虑的,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21 具有类似的背景,或者异怪,或者虚妄。仅此而论,即见司马迁治史之严谨,刘向之辈的学风则就相形见拙了。
三、有关周原卜辞的年代和史实
1977年,陕西周原凤雏宫室建筑基址窖穴(即H11)内出土了一批甲骨卜辞,其中H11:4曰:
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
又H11:83载
曰今秋,楚子来告,□后□。22
这两条材料与早期楚国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为楚君前往岐周朝见周天子和参与有关祭把活动的实录。卜辞之“楚子”,学术界有鬻熊和熊绎两说23;而“微、楚厥燎”,更有周文王、武王、成王时期三说24,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分析,我们认为,这两条卜辞所载均应为周初成王时事。
“楚子来告”之“楚子”,指楚国之君无疑,“楚”是国名,“子”应为爵称,与《楚世家》(卷40)“封以子男田”的记载相合。“来告”,即前来告成、报政之意,《广韵》去声第三十七说“告,报也”,即为其证。“楚子来告”当是楚在受封立国之后,其君前往岐周朝见、报政,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卷33)所载伯禽和姜太公就封东土鲁、齐之后,先后报政于周公的史实一致,当是周代分封建国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礼仪。卜辞之“楚子”应是熊绎,与《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父、齐太公子吕彶俱事成王”的记载相印证。
以卜辞之“楚子”为鬻熊的主要依据,是刘向《别录》和班固《汉书》鬻熊始封为楚祖的有关记载,若依《史记》和本文所考,楚始封于熊绎而非鬻熊,则鬻熊受封并称“楚子”的基石也就不复存在,李学勤、王宇信先生认为:“楚是在周成王时受封,成王时期才有‘楚子’。”25 是可信的。鬻熊事周并“早卒”,均在文王受命称王以前,时楚未受封立国,又何能称“楚子”呢?包山楚简将其与祝融、老僮并列为“楚先”,是楚之先祖而非立国之君即为明证。
以“微、楚厥燎,师氏受燎”为文王或武王时事亦缺乏有力的证据。前往岐周守燎的“微、楚”之人必为二国之君,“微”,或认为即助周伐商的“牧师八侯”之一的微 26;或认为指弃商投周的微子启27,虽于武王克商前后见于记载,但均难以作为断代的确证。卜辞称“楚”,则时楚当已立国,不应在成王封楚之前的文、武时期,而只能在成王之时或稍后。
据《国语·晋语八》记载: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没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则成王举行“岐阳之蒐”时,楚子熊绎亦在会,并行其祖先祝融以来所擅长的“司火”之职,与鲜牟之君一起守燎。“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与《国语》所载相辅相成,当时守燎者除了楚和鲜牟之君外,微族首领亦在其列,并由周官师氏将火种传授给他们,然后再点燃岐阳祭礼的熊熊火堆,凡此,又皆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载《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 参阅《史记·殷本纪》(卷3)。
2 《史记·三代世表》(卷13)以鬻熊“事文王”,周成王“初封”熊绎,与《楚世家》所载一致,然言鬻熊为“熊绎父”,则误,或“父”前脱一“高”字。
3 参阅《史记·周本纪》(卷4)集解引《别录》。
4 参阅《汉书·地理志》(卷28下)“地分”前叙和《艺文志》(卷30)前叙。
5 参阅《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谱》云,按《谱》即杜预之《氏族谱》。
6 参阅《列子·天瑞》(卷1)张湛注,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7 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卷10,“屋”韵“鬻”条;《通志·氏族略四》以名为氏“鬻氏”条。
8 见孙重恩《楚始受封者——鬻熊》,《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徐俊《“鬻熊始受周封”刍议》,《江汉沦坛》1982年第4期。
9 参阅《史记》之《殷本纪》和《周本纪》。
10 参阅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1 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孔《疏》。
12 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世本》。
13 参阅宋翔风《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载《过庭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9;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另参拙作《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下编第一章“楚国早期形势和丹阳地望”。
14 参阅《汉书·平当传》(卷71)。
15 参阅《史记·周本纪》(卷4)。
16 参阅《通鉴外纪》(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资治通鉴》后)卷2下《夏商纪》。
17 参阅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十章(二)“《鬻子》考”。
18 参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上古三代文》卷9“鬻熊”条。
19 参阅《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之《丰镐考信录》卷l“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20 参阅蒋伯潜《诸子通考》第十章(二)“《鬻子》考”。
21 参阅《史记·大宛列传》(卷123)。
22 参阅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23 主鬻熊说参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1982年5月版)。熊绎说参见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
24 文王说见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武王说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241之“岐山凤雏甲骨文时代表”;成王说见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25 参阅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26 参阅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27 参阅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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