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從包山楚簡論楚之始封立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周文王-從包山楚簡論楚之始封立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從包山楚簡論楚之始封立國

关于楚之始封立国，文献中有周文王封鬻熊与成王封熊绎两种不同的说法。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两种说法时有争论，一直未能统一。我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商末周初的形势，以及湖北荆门新出包山楚简的有关资料，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以求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有助于推动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展。
一、楚始封立国于熊绎而非鬻熊
商代末年，由于商纣王荒淫无道，屠戮忠良，征伐无度，以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1，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位居“西土”的周人却趁机发展势力、积蓄力量。据《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以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文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按鬻子即鬻熊，是楚国创业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亦于商代末年的政治危机中投附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最初的政治联系。《史记·楚世家》（卷40）亦载：“周文王之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说明鬻熊与周文王确有一段密切的同盟关系，和《周本纪》所载相印证。
有关楚之始封立国，《史记·楚世家》（卷40）说：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同时又载楚熊通因不满周室，而妄自称王时曰：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史记·三代世表》（卷13）所载大致相同 2。从这几段记载可见，因鬻熊于商末曾服事周文王，但“蚤（早）终”，故周成王时以“勤劳后嗣”的名义爵封其曾孙熊绎立国于楚蛮之地，是为楚国之始创。
然西汉末年刘向所著《别录》却曰：“鬻子名熊，封于楚”3，以楚始封之君为鬻熊，在周文王时即已受封，与《史记》所载相异。
东汉时班固修《汉书》，其于《地理志》（卷28下）“楚地”载：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
而又于《艺文志》（卷30）道家著述类曰：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今按：《汉书·地理志》有关楚地的记载，实采自于刘向所作的《地（域）分》；而《艺文志》又是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校汉中书秘阁群书后所著《七略》删改而成 4，班固两说可能都来源于刘向，说明在西汉末年刘向之时，关于楚之始封立国，已有鬻熊和熊绎两说并存。
西晋杜预所著《春秋释例·氏族谱》云：
楚，芈姓，颛顼之后也。其后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5
所言与《史记》所载一致。而东晋人张湛的《列子注》则曰：
（鬻熊）周文王师，封于楚，著子书二十二篇。6
与刘向《别录》说法相同。其后两说一直并存 7，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论 8。
结合商末周初的形势和有关资料分析，我们认为，楚之始封立国，应以《史记》所载为是。
其一，《史记》成书年代较早，且司马迁学风严谨，其说应可凭信。刘向著书杂采众说，治学态度不如太史公，其两说并存，当有一误。就两说的论据来看，特别是与《左传》、《史记》诸信史相对照，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的材料更为合理，商末周文王封鬻熊之说则证据不足。
其二，据《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鬻熊附周“子事文王”，当在帝纣囚文王于羑里之前。文王被囚后，在“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以及武王伐商，“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等一系列重大行动中 9，均不见有鬻熊参加，说明其附周不久即“早卒”。当时，周文王虽四处网罗人材，加强周势力的自身发展，为灭商作准备，但仍为纣之“三公”，称“西伯”，遵奉商王为天下共主，所以不管是从其身份、地位，还是当时的形势来说，都不大可能分封鬻熊为诸侯。文献中有关周初武、成、康诸王裂土分封的史实多有，然未见有文王时分封的记载，亦可为证。
其三，从楚人自己的有关言谈中，也有明确反映熊绎受封的史实，如上引《楚世家》所载楚武王熊通不满周室而妄自称王时语，称鬻熊为“吾先”，事于文王，而称熊绎为“先公”，始封于楚。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议政时数称“昔我先王熊绎”，杜预注：“楚始封君”，与楚武王称之为“先公”相一致。然在所有文献记载中，从未见楚国君臣对鬻熊有此称号，说明在楚人心目中，其始封之君为熊绎而非鬻熊。
其四，湖北荆门新出包山楚简资料，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第237简记载：
與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两羊古。
又简246载曰：
與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10
这两条材料是战国中期楚人祭祷其先祖先王的实录，简文将鬻熊与楚之远祖名人老僮、祝融并重，称之为“楚先”，而将熊绎与武王（熊通）等列，称之为“荆王”，按“楚先”当即楚族之祖先，“荆王”即楚王，亦即楚国之先王，这与上引《左传》、《史记》所载楚人自称鬻熊为“吾先”，称熊绎为“先公”、“先王”的语意相同，反映了楚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明确态度，将鬻熊与熊绎在楚国创立中的地位和关系辨之甚明。唐人孔颖达曰：“鬻熊事文王，曾孙熊绎，成王封于楚，是祝融、鬻熊皆为楚之远祖也。”11 颇有见地。
分析可见，楚当受封立国于西周初年的周成王之时，而非商代末年的周文王时期，始封者乃熊绎而非鬻熊，早期文献《左传》、《史记》所载以及晋人杜预、唐人孔颖达的有关论述是正确的。刘向在引证成王封熊绎的同时，又提出文王封鬻熊为楚祖，以致两说并立，互相混淆；班固著《汉书》，在采纳刘向之说的同时，可能据《左传》和《史记》作了适当的调整；而晋人张湛、宋人郑樵等并采鬻熊封楚而不言熊绎立国之事，实未明刘向两说的区别而作曲解，不足为信。
上引《楚世家》（卷40）说“（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而《世本》亦载：“楚鬻熊居丹阳”12，结合《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回忆周初南方的疆土所至时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的有关记载来看，至迟在商代末年的鬻熊之时，楚民族共同体己逐渐成熟，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机构和地域范围，活动在丹水中上游地区，以“丹阳”为中心13，并加入了周人的灭商联盟。其后成王封楚，只是对鬻熊以来日趋完善的楚族共同体和权力机构予以正式的爵封，承认其合法地位而立于周之诸侯之林。《汉书·艺文志》（卷30）说“周封（鬻熊）为楚祖”，与刘向《别录》“鬻子名熊，封于楚”具有明显的区别，所言“周封”，当是指后来成王封楚时对鬻熊的追封、褒封，封鬻熊为“楚祖”，即楚族形成之祖，楚人立国之祖，与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即帝位之后“尊太上皇，……此汉之始祖”14 的情形一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14）司马贞《索隐》曰：“楚，芈姓，鬻熊之后，因氏熊。”鬻熊之后，历代楚君皆以“熊”为氏，当尊鬻熊为“楚祖”的原因。楚之所以能于熊绎之时受封立国，实因鬻熊“子事文王”、“为文王师”所奠下的历史基础。由此而言，班固所说成王封熊绎立国为君，与封鬻熊为“楚祖”并不矛盾，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前因后果、互相统一的，问题出在后人的理解有误，以至引起文王封楚与成王封楚的矛盾说法。
至于《左传》载楚灵王所称“先王熊绎”，以及包山楚简称熊绎为“荆王”之类，当是出于后世楚人的追封或泛称，与周文王受命称王之后“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15 的历史背景类似，并不是说楚人于熊绎立国之时即已称“王”了。
二、鬻熊答三王问质疑
论及楚熊绎始封立国，有一疑虑需要辨明，即有关《鬻子》一书所载史实和鬻熊的活动时间问题。
《汉书·艺文志》（卷30）道家类载有“《鬻子》二十二篇”，而今本《鬻子》仅十四篇，与《汉志》所载不同。唐人逄行硅所作《鬻子序》曰：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麇，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
宋人刘恕的《通鉴外纪》亦有类似记载16，当从逄《序》而来。逄《序》言鬻熊年九十而见周文王，颇具传奇色彩，或从《史记·周本纪》“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之语演化、附会而作。今本《鬻子》为唐以来之定本，《列子》之《天瑞》、《力命》、《杨朱》诸篇所载鬻子语不见于今本；尤其是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卷9）所载鬻子与周文王、武王、成王的数段对话（即学术界所称的鬻熊“答三王问”）亦不见于今本《鬻子》，自清代编撰《四库书目提要》以来，每有学者疑其为后人所杜撰，近人蒋伯潜先生在总结前人疑虑和认真辨别之后说：“作伪者读书不多，或竟未及收罗，亦未可知也。……今存《鬻子》，盖出六朝以后人所伪造，非《汉志》所录之原书。”17
今本《鬻子》乃后人伪作，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汉书·艺文志》所录二十二篇的《鬻子》又怎样呢?现虽难知其原貌，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所载七段鬻子与周王之对话来看，不仅涉及鬻熊与周文王的问答，而且更多的却是鬻熊与周武王和成王之间的坐策论政。贾谊为汉初文帝时人，《新书》所载当是引自早期的《鬻子》二十二篇而来；班固《汉书·艺文志》“（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的注文显然也是源于《鬻子》答三王问的记载。清人严可均说：
鬻熊，姓芈名熊，祝融之后，陆终第六子季连之裔，年九十见文王，文王以为师，至武王、成王皆师事之。成王大封异姓，会先卒。子熊丽、孙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孙熊绎于楚，子孙皆以熊为氏。18
严氏一方面综合了鬻熊答三王问、《汉志》班固自注和唐人逄行珪的《鬻子序》诸说，同时为了调和矛盾，又提出“成王大封异姓，会先卒，……因封其曾孙熊绎于楚”的解释。
今按：贾谊《新书》所引《鬻子》答三王问的记载与鬻熊受封立国之说有着内在的联系，实为刘向、班固之所本，而与《史记》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颇值得怀疑。
首先，鬻熊历经周文、武、成王三朝而坐策论政之事，不仅不见于《左传》、《史记》，且与《史记》所载鬻熊“蚤卒”、“蚤终”的史实正好相反，两说必有一误。而《史记》为世所公认的“信史”，所载“蚤终”又出自鬻熊之后人楚武王熊通之语，当更可靠。若鬻熊果真历仕文、武、成三王而长命百岁，熊通岂敢隐瞒其祖先的盖世之功并大逆不道地说鬻熊“蚤终”呢?
其次，以《鬻子》所载，鬻熊于周文、武、成三朝坐策论政，其地位、功业概不在姜太公之下，楚之受封立国当亦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和宠爱。然《史记·楚世家》（卷40）记载，楚立国于楚蛮之地，仅“封以子男之田”；同书《孔子世家》（卷47）亦载楚昭王令尹子西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不仅地方狭小，且爵等低下。另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同时还载楚灵王在回顾其祖上受封时的情景说，周康王在分赐象征诸侯权力和地位的“珍宝之器”时，其它国家“皆有份”，而楚“独无有”，为此耿耿于怀。凡此皆说明楚国在受封立国之时地位低下，经营惨淡，不但没有受到周王室的特别礼遇，反而受到轻视和冷漠。若鬻熊果真为文、武、成三朝元老，为周室出谋划策功在不舍，楚人的受封立国决不会如此寒酸。
其三，逄行硅《鬻子序》、刘恕《通鉴外纪》等言鬻熊年九十事周文王，据《史记·周本纪》（卷4）及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诸书，鬻熊事周在文王受命称王之前，而文王受命之后九年崩，武王在位十年，传之成王，成王幼年继位，由周公当国执政，七年后反政于成王。若鬻熊九十岁事文王，再历二十多年而答成王问，年岁至少在一百一十岁以上，其时仍能辅国议政，于情于理皆不合。
其四，就答三王问所论之“攻”、“守”、“严”、“和”，“使民富且寿”，以及“道之要”等内容和语句来看，既不似《尚书》诸篇古朴简炼，亦较《左传》、《国语》逊色得多，清人崔述认为：“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后人之所伪托。”19 近人蒋伯潜先生亦曰：“《汉志》道家又有《鬻子》二十二篇，……则其书当亦战国时好事者所掇拾增附而成。”20
由上四证表明，班固所言的《鬻子》二十二篇，亦非周代作品，当出于战国末年或汉初之人的伪托，多属向壁虚造。班固在《艺文志》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十九篇后注云“后世所加”，分辨明确；而对道家类的《鬻子》二十二篇则信以为真，当属考论不精之故。太史公撰《史记》不以《鬻子》为本，显然是经过一番鉴别和考虑的，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21 具有类似的背景，或者异怪，或者虚妄。仅此而论，即见司马迁治史之严谨，刘向之辈的学风则就相形见拙了。
三、有关周原卜辞的年代和史实
1977年，陕西周原凤雏宫室建筑基址窖穴（即H11）内出土了一批甲骨卜辞，其中H11：4曰：
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
又H11：83载
曰今秋，楚子来告，□后□。22
这两条材料与早期楚国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为楚君前往岐周朝见周天子和参与有关祭把活动的实录。卜辞之“楚子”，学术界有鬻熊和熊绎两说23；而“微、楚厥燎”，更有周文王、武王、成王时期三说24，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分析，我们认为，这两条卜辞所载均应为周初成王时事。
“楚子来告”之“楚子”，指楚国之君无疑，“楚”是国名，“子”应为爵称，与《楚世家》（卷40）“封以子男田”的记载相合。“来告”，即前来告成、报政之意，《广韵》去声第三十七说“告，报也”，即为其证。“楚子来告”当是楚在受封立国之后，其君前往岐周朝见、报政，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卷33）所载伯禽和姜太公就封东土鲁、齐之后，先后报政于周公的史实一致，当是周代分封建国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礼仪。卜辞之“楚子”应是熊绎，与《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父、齐太公子吕彶俱事成王”的记载相印证。
以卜辞之“楚子”为鬻熊的主要依据，是刘向《别录》和班固《汉书》鬻熊始封为楚祖的有关记载，若依《史记》和本文所考，楚始封于熊绎而非鬻熊，则鬻熊受封并称“楚子”的基石也就不复存在，李学勤、王宇信先生认为：“楚是在周成王时受封，成王时期才有‘楚子’。”25 是可信的。鬻熊事周并“早卒”，均在文王受命称王以前，时楚未受封立国，又何能称“楚子”呢?包山楚简将其与祝融、老僮并列为“楚先”，是楚之先祖而非立国之君即为明证。
以“微、楚厥燎，师氏受燎”为文王或武王时事亦缺乏有力的证据。前往岐周守燎的“微、楚”之人必为二国之君，“微”，或认为即助周伐商的“牧师八侯”之一的微 26；或认为指弃商投周的微子启27，虽于武王克商前后见于记载，但均难以作为断代的确证。卜辞称“楚”，则时楚当已立国，不应在成王封楚之前的文、武时期，而只能在成王之时或稍后。
据《国语·晋语八》记载：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没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则成王举行“岐阳之蒐”时，楚子熊绎亦在会，并行其祖先祝融以来所擅长的“司火”之职，与鲜牟之君一起守燎。“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与《国语》所载相辅相成，当时守燎者除了楚和鲜牟之君外，微族首领亦在其列，并由周官师氏将火种传授给他们，然后再点燃岐阳祭礼的熊熊火堆，凡此，又皆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载《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 参阅《史记·殷本纪》（卷3）。
2 《史记·三代世表》（卷13）以鬻熊“事文王”，周成王“初封”熊绎，与《楚世家》所载一致，然言鬻熊为“熊绎父”，则误，或“父”前脱一“高”字。
3 参阅《史记·周本纪》（卷4）集解引《别录》。
4 参阅《汉书·地理志》（卷28下）“地分”前叙和《艺文志》（卷30）前叙。
5 参阅《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谱》云，按《谱》即杜预之《氏族谱》。
6 参阅《列子·天瑞》（卷1）张湛注，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7 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卷10，“屋”韵“鬻”条；《通志·氏族略四》以名为氏“鬻氏”条。
8 见孙重恩《楚始受封者——鬻熊》，《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徐俊《“鬻熊始受周封”刍议》，《江汉沦坛》1982年第4期。
9 参阅《史记》之《殷本纪》和《周本纪》。
10 参阅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1 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孔《疏》。
12 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世本》。
13 参阅宋翔风《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载《过庭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9；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另参拙作《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下编第一章“楚国早期形势和丹阳地望”。
14 参阅《汉书·平当传》（卷71）。
15 参阅《史记·周本纪》（卷4）。
16 参阅《通鉴外纪》（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资治通鉴》后）卷2下《夏商纪》。
17 参阅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十章（二）“《鬻子》考”。
18 参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上古三代文》卷9“鬻熊”条。
19 参阅《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之《丰镐考信录》卷l“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20 参阅蒋伯潜《诸子通考》第十章（二）“《鬻子》考”。
21 参阅《史记·大宛列传》（卷123）。
22 参阅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23 主鬻熊说参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1982年5月版）。熊绎说参见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
24 文王说见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武王说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241之“岐山凤雏甲骨文时代表”；成王说见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25 参阅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26 参阅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27 参阅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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