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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水汉中 汉家雄风——陕西汉代文化概览（上）

谭前学 王世平
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是中国的汉族；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是汉语、汉字；而汉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所以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汉学、学者叫汉学家。这里的“汉”都可追溯到一个叫做“西汉”的王朝，更可以探源到陕西南部的大汉龙兴之地——汉水、汉中。
雄极一时的秦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便在陈胜、吴广点燃的反秦烈火中灰飞烟灭了。正像秦王嬴政以关中为根据地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一样，被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也以陕西南部的汉中和关中平原为根据地，消灭了项羽，建立了新的西汉王朝并以长安作为都城。伴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陕西又重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西汉王朝不但完成了秦始皇的未竟事业，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真正的大一统国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中国也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从这里走向了世界。同时，因为有了汉王朝，汉语中才出现了汉人、汉族、汉语、汉子、汉学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文化含义的语汇。
一、汉水、汉中、关中与汉帝国
秦灭亡之后，一个更伟大的时代降临在陕西，而拉开这新时代序幕的，乃是一场起伏跌宕、暗斗机锋的宴会——鸿门宴。
刘邦是今江苏沛县人，是秦末风起云涌反暴政的一支起义力量的首领。经过激烈的战斗，他首先进入关中。按照各路义军原来的协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但项羽自恃强大功高，不但撕毁了协定，还想杀掉刘邦。为此，项羽和刘邦二人在鸿门（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举行了一次会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宴会开始时，项羽的谋士范增力主杀掉刘邦，刘邦则努力为自己辩解。在项羽部下项伯的庇护下，刘邦大难不死全身而退，而犹豫不决的项羽，终于错过了除掉刘邦的最好时机。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一段历史上的风云际会被描述得栩栩如生。以后，“鸿门宴”和在宴会中发生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成为暗藏杀机、不怀好意的名词。
鸿门宴后，项羽把刘邦分封到陕西南部偏僻的汉水之滨的汉中为汉王，意图将刘邦困在陕南与巴蜀的崇山峻岭中；他又封秦的三位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王，分别镇守关中和陕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刘邦可能的出山。由于陕西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这三秦王瓜分，因之后来陕西大地也被称为三秦。至于项羽本人，则衣锦还乡，回他的故乡当“西楚霸王”去了。
凭借手下一帮得力的文臣武将，刘邦以汉中这个富庶而又易守难攻的偏僻地区为根据地，开始与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当时，丞相萧何极力推荐曾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是难得的将才，但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的刘邦，一时却没有看出这位青年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并没有委以重任。韩信失望之余选择了逃亡，而萧何则是不顾一切连夜涉淌冰冷的河水追赶，演出了中国人才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月下追韩信”一幕。终于，醒悟过来的刘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汉中登上高坛隆重地拜韩信为大将，这使得“一军皆惊”的拜将，便成为开启汉王朝辉煌历史的精彩首页。韩信受命后，先派樊哙、周勃率兵一万佯修已被刘邦进汉中时烧毁的栈道，摆出一副要从褒斜道出兵的架势，章邯闻讯立即加强斜谷防御。而韩信自己却率大军西暗中绕道陈仓小道冲出秦岭腹地，在陈仓古渡口渡过渭河，攻入关中。章邯急忙率军赶到陈仓城，与韩信激战。但这些当年秦国的悍将们在韩信面前却不堪一击，汉军很快占领整个关中，取得了自己的立脚之地。由于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形容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并达到了目的活动，就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而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的成功军事实践，至今还被世界军事史奉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经典战例。
当初刘邦刚一入关中，立即宣布废除秦的严刑峻法而“约法三章”，取得关中人民的好感。韩信再次攻入关中后，关中就成了刘邦进军中原最可靠的根据地、桥头堡。尽管开始时刘邦屡战屡败，但刘邦在前线一败就退回关中，凭借关中易守难攻的条件，多次抵挡住了项羽声势汹汹的反攻。在战局呈现胶着状态、双方不得不以“鸿沟为界”（鸿沟在今河南中牟境，现在中国象棋上“楚河汉界”的界标就是来源于楚汉两军以“鸿沟为界”东西相持）的关键时刻，萧何调度关中的人力、物力源源不绝送往前线以补充消耗，关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巨大战略优势，又一次拯救了刘邦，又一次改变了历史。经过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双方力量的消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在公元前202年秋天，韩信指挥的各路大军势不可挡地向垓下合围。处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中的项羽，在深深的绝望中只能痛别爱姬宝马，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就这样，一个新的强大的汉王朝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而这距离秦统一中国时隔还不到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关中两次成为一统天下的根据地，两次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之地。楚汉战争战争结束后，刘邦论功行赏，并没有把头名功臣奖给曾“身被七十剑，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大将曹参，反而给了“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的萧何，因为萧何是后勤保障方面的总负责人，而关中正是这场战争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刘邦对萧何的最高奖赏，同时也就是对关中的最高褒扬。
因为东有函谷关、东南有武关、西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这样一些雄关险隘，所以位在四关之中、由渭水冲积而成的这一块平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叫做关中。历史上，关中能多次成为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以及10余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是与关中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以及固若金汤的地理环境即司马迁所说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密不可分的。
黄河流域一向被称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祥地，在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更有着特别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约离现在七、八千年，这些地方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原始农业。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是最有条件发展成优良农业区的地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曾评定九州也就是当时全国的土质，陕西属于雍州，雍州的黄壤土列为上上，即第一等；汉代时也曾有类似的评比，陕西关中的土质仍被评为上上。关中平原的土壤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比较疏松，非常易于开垦，这对只有简单的木、石、骨工具的先民来说，无疑也是天赐良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最理想环境。此外，由渭水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特别是在今天的西安附近，密集的河流一般都有比较充沛的水量，这就是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八水中除渭水外，汇入渭水的泾水也是比较大的河流，因为二水含泥沙量不同，所以在它们的交汇处水的颜色有明显的深浅不同，这就是成语“泾渭分明”的由来；灞水在长安以东，既是长安的一道安全屏障，也是长安的水源之一，直到唐朝时它的水量还相当大：大诗人王维住在灞水上游的蓝田辋川，早上乘小船沿灞水顺流而下，中午即可到相距百里之遥的长安。
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从周人以来形成的重农传统，使陕西关中的农业长期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秦穆公十二年（前648年），晋国因灾荒向秦借粮，秦穆公慷慨允诺，将大批粮食向晋输送，“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于道”，其规模之大，被称为“泛舟之役”。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这种大规模输粮场面是不会出现的。到战国时期，秦国的农业因郑国渠等著名水利工程的修建而更加发达。郑国渠西起泾阳县的泾水河谷，向东跨沟越原最终流入洛河，全长达150公里。由拦河堰坝、引水渠、退水渠、灌溉干支渠、截断小河的横绝工程等各个部分组成，互相配套成龙，是一个完整的大型灌溉工程系统。这条渠在工程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它非常巧妙地运用地形特点，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当时，全凭简单的测量工具来进行选线和设计，最后在上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找到最合理的流经线路，使整条渠能够实现全线自流灌溉，体现了极高的科技水平！它与秦国的另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一样，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光辉典范，是2000多年前中国水利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志。据史学家估计，郑国渠灌溉的115万亩良田，足以供应秦国60万大军的军粮。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予郑国渠工程极高的评价，直言郑国渠建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郑国渠的建成，不但使关中成为天下最大的粮仓和最早的“天府之国”，同时也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除秦汉两朝外，后来还有10余个朝代也选择建都关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中地区发达的农业。直到今天，基本沿用原郑国渠线路的一项水利工程——泾惠渠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关中地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郑国其人及其伟大贡献的。
除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外，主要由大地形构成的安全屏障还使关中有着固若金汤的安全条件。北边，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起伏；在靠近关中中心的地方，又有几道山脉联合组成的北山，好像城墙一样阻挡着敌人；关中平原的南部则是高峻的秦岭山脉，逶迤千里、横贯天际；东边，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从高原、戈壁滚滚而下，在潼关脚下突然转向东流，直奔大海；西边则是直插云霄的陇山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环绕富饶的关中平原，不仅是天下难得的兵家必争之地，而且给居住在关中的人们极大的安全感与心理慰藉。有了合适的天然地势，然后在天然地势的缝隙上布设关隘、筑城修寨，作为对天然地势某些还不够严密地方的一种补偿，这是历朝历代惯常的做法。通过这样的艰苦努力，天险与人工完满结合，于是就构成了这一块战略要地的大纵深安全防御体系。古人高度评价了关中的天险地位，西汉时有一位叫田肯的人认为只要有两万兵力在关中，就可以抵挡住诸侯的百万大军；同时古人还认为关中是居高临下、控扼四方的关键和锁钥，还是这位田垦说：“（秦地）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这也就是“高屋建瓴”一语的由来。
应该说，古人对关中地理环境及安全条件又一个从直觉与感性到科学而理性的漫长过程。周人先以关中西部的周原为都，位置在陕西，后迁到关中中部的沣水一带，建立起丰、镐二京，主要是为了向东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直觉。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长期政治与军事的实践中，政治家、战略家们对天下大势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中国人胸怀全局、放眼天下的宏观意识，在这时开始体现出巨大的优势。战国时许多策士曾游说各国，对每一国的地理形势都了如指掌，都能说出精辟的见解，如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策士，他不是秦国人，但他对秦国却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指代郡、马邑，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一带），此天府也”，这样的见解是很深刻的；秦亡之后，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建立汉王朝，奠都洛阳。这时，一位老兵名叫娄敬的去见刘邦，说出了一番自己的见解，大意是说：秦地（指关中一带）有山河之固，万一国有急事，百万之众可随时召集，这地方是天府之国，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既可以安身立命，也可以据险而守。如天下大乱，这里就是一个保全之地；占有秦地，就等于同天下诸侯决斗时，掐住了对手的喉咙而顶住对手的背，所以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听了这番话，由于刘邦手下的众大臣多为山东人，他们不愿意远离家乡，所以七嘴八舌都主张都洛阳，这使得刘邦犹豫不决。恰好这时刘邦的主要谋士张良来了，刘邦又问张良的意向如何。张良在这一关键时刻发表了一通见解，大意说：关中东边有函谷之险，西边是陇（今甘肃）、蜀（今四川），沃野千里，南边是富饶的巴蜀，北边有优良的牧场；关中北、西、南三面都可以凭险阻守，只留下东边用以制服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就依靠黄河与渭水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到关中；如果诸侯有变，那就顺流而下，足以平息叛乱取得胜利；关中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番话说得比娄敬的更深刻、更全面，刘邦听后豁然醒悟，于是当天就下令车驾西行，移都关中。以后，建于关中的汉都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会，能与欧洲的罗马相提并论，并且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伟大影响，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娄敬、张良与刘邦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有趣的是，刘邦是今江苏人，娄敬是今山东人，而张良则是今河南人，他们都不是陕西人，然而凭着对天下大势与关中各方面条件的深刻理解，凭着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与政治家的果断决策，他们最终决定奠都关中，这是抛弃了狭隘的家乡观念与小集团利益，而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作出的决策，为的是保证全局利益的最大化与长远化。他们在重要关头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历史，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对后世选择首都，都具有经典性的指导意义。不过，除他们之外，也不难发现，以后与娄敬、张良发出类似议论的还大有人在。如西汉武帝时著名的睿智之士东方朔、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等，他们对陕西地理形势的理解与认识，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且将既有的经验与直觉升华为科学与理论，为以后的都址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中国古史的后半期，整个国家的大势有了重大变化，陕西在全国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那么尽管还有许多人对陕西继续很感兴趣，但却不得不选择其他地方为都，这也同样是不以某个人、某个集团的怀旧情结与恋恋不舍为转移的。
因为刘邦曾被项羽分封为汉中王，汉中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为了纪念其发迹之地汉中，刘邦也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汉朝”。“汉”的繁体字“漢”是一个形声字，表示水很大的意思，有壮阔、浩大之义。在上古专指汉水，也指天上的银河，即天汉。“汉中”这一地名则因位于汉水中游而得名。汉水，古时曾叫沔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之一，发源于陕南宁强县北的米仓山。最初的汉中郡治，不在现在的汉中。战国时，楚国的汉中西起旬阳，东到丹江口附近，正是汉水中游的位置，故取名汉中。秦惠文王后元13年（前321年），秦“攻楚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郡治迁至南郑（今汉中市南郑县），但名称沿袭楚汉中郡。刘邦将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汉朝，一方面有纪念汉中之义，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取“汉”字壮阔、浩大之义。当然，后来人们称汉朝为“大汉王朝”更多的是因为汉朝国势强大。
正是在这个时期，与汉朝人作战的匈奴人，开始称汉军士兵“汉子”，这种称呼后来为契丹人、蒙古人以及边疆地区其他一些民族所沿用，往往称中原民族为“汉人”，这就是现代“汉族”称谓的由来。有趣的是，“汉子”这个称谓从原来专指汉军士兵，逐渐演变为对一些有豪勇之气的男子的称呼，这或许是因为汉朝军队的英勇善战吧。于是，“汉”这个字就被附加了“男性”的引伸义，而“汉子”中的优秀者则被称为“好汉”，这在中国民间一直是对于男性的高度评价。 “汉文化”、“汉学”、“汉语”这些名称，也都是因有了汉朝才出现的。也可以说，凡是与“汉”有关的事物，都来源于汉水、汉中、汉王朝。
作为汉王朝的发祥地，在以后的二千多年里，在陕西各地保存有不少有关汉王朝建立的遗址、遗迹和祠、庙等，说明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一段辉煌的历史。在陕南汉中的拜将台依然耸立着，尽管这早已不是原物，但人们走到这里，还是不由得要在庄严肃穆中浮想联翩，感慨昔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怀激烈；而位于留坝县的张良庙，在紫柏山浓绿的苍松翠柏掩映中，除了纪念汉朝的开国谋士张良外，也同时祭祀着“汉三杰”中的另外二位：杰出的政治家萧何和战无不胜的军事家韩信。他们化作的不是土偶泥神，而是人们心目中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忠勇之士、智慧之士。
二、中国第一个国际大都会——长安
在秦末汉初，长安只是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因是秦始皇嬴政的兄弟成峤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意为“长治久安”。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后，在今山东定陶即皇帝位，在短暂定都洛阳后，旋即决定西迁关中，并在原秦长乐宫的基础上开始兴建长安城，长安的历史由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作为都城，长安城的修建从公元前202年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才完全建成，前后历时近百年。它的周长达25公里，面积36平方公里，有160个巷，9个商业区。城内共有8条大街，街宽都在45米以上，最长的安门大街有5500米长，是名副其实的十里长街。长安城四周围绕着高大的城墙，而残墙至今仍高出地面4至6米，最高达8米之多，如一条巨龙般延伸在今西安的西北方。长安城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都会，而且是当时世界上的绝对第———它的面积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城三倍还有多！人口在50万左右，鼎盛时期可能还大大超出这个数字。它除了是汉王朝200余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后来还做过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以及唐的首都，总计有近800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和使用年限最久的都城。
长安城是以宫殿为中心而营建的，体现帝王崇高地位和为帝王服务的大型宫殿群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与西方古代罗马城为炫耀其国力而建造各种大型公共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长乐宫、未央宫和明光宫等是长安城最著名的宫殿，它们之间由飞架在空中的飞阁复道相连，不仅便利交通，而且壮观无比。这些宫室的面积都有好几平方公里，宫内各有鳞次栉比的几十座建筑物，也都修得极其华丽壮美、气势恢弘。建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因城内已没有地方容纳，所以建在城西，这是一处面积比长乐宫和未央宫还大的宏伟宫室，其宫阙上还装有能随风转动的大型铜铸凤凰，名相风铜鸟，“下有转枢，向风若翔”。今天国内外的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计与风向标，除具有装饰作用外，还兼有气象研究的功用。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长乐宫、未央宫与秦的阿房宫一起，成了大宫殿的代名词。在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宫室中，曾演出了多少历史的风云变幻，曾经历了无数的悲欢离合：韩信被杀于长乐宫钟室；汉文帝会见贾谊的地方也在长乐宫；著名美女赵飞燕住在昭阳殿，后人索性将昭阳殿作为后妃住所的代名词。长安城中千门万户、林立的宫殿虽然早已变成了地下的建筑残迹，消散为历史记忆的烟云，但它们的巨大影响却早已溶进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中，令子孙后人难以忘怀。
未央宫的前殿是举行大朝会的地方，是长安各宫室中最主要而且最著名的建筑物。它本身早已灰飞烟灭，但它巨大的夯土台基，至今还巍然屹立在西安的西北方。这一台基高出地面20多米，左右宽200米，而前后竟长达350米。据文献记载，当初未央宫的前殿是三殿相连，雕梁画栋之外还盛饰锦绫绸缎、金珠宝玉，将殿内装饰得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站在前殿上，由于殿基位于地势最高的龙首原上，因之有着极好的视野。前眺云横秦岭，后望渭水碧波，俯瞰如画般关中大地，一时胜景尽收眼底。渭河以北，咸阳原横亘天际，原上巨大的汉家陵阙也都历历在目。今天，人们登上前殿遗址，可以酣畅淋漓地感受到大汉帝国的雄浑气象和王者风范。
长安城外有规模巨大的皇家苑囿，这就是上林苑。上林苑中共有15座池沼，而仅仅其中一个昆明池就有“方三百里”大，烟波浩渺、水天相连，起风时也照样会有大浪淘沙、惊涛拍岸之感。说来很多人会感到不可思议，汉武帝竟然在这深处内陆的地方办起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汉书》记载，当时“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上林苑中饲养着各种各样的奇花异卉、珍禽异兽，就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苜蓿也种在苑中，变成饲养西域良马的最好饲料。上林苑因为它的规模、它的绮丽、它的神奇与姹紫嫣红，不仅造就了中国园艺史上的奇观，同时成为皇家苑囿的最高典范。风气所及，后世也都用“上林苑”作为皇家园林的代名词，这种习气甚至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它们也是如此称呼自己的皇家苑囿的。建章宫中的太液池风景奇佳，波光鳞影与夹岸花草交相辉映，池边安放石鲸，“长三丈，以象北海”，现这石鲸的一段已经出土，置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景池中。当时长安城内还有人工开凿的运河——漕渠，通过漕渠及周边河流，可以从长安沿渭水到黄河，从而通向各地。
长安的居住区和市场主要在城外，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它的繁华。依靠巨大的吞吐能力，汉帝国的财富在长安集中、流转。在长安的九个大市场上，每天人头攒动，天下宝货云集，诚如班固在《西京赋》中所描述的：“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填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繁盛到了人挤得互相看不见、车挤得无法掉头的地步。司马迁说过，关中的面积与人口仅占天下的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了十分之六、七，而关中的财富又主要集中在长安及其周边的“三辅”地区。所谓“三辅”，即中京兆、左冯翊和右扶风，这是关中的核心地带，左冯翊和右扶风是两个特别行政区，而京兆指的就是长安及其郊区。汉代有“黄金世界”之誉，仅武帝时期用于对匈奴战争的黄金支出就超过70万斤。新莽时期国家库存黄金仍达70万斤，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黄金储量的巅峰，与当时罗马帝国黄金储量相当。1999年秋，在汉长安城东北的谭家堡，一次出土汉麟趾金219枚，总重量达54116克，即是一证。
随着汉王朝声势的日渐扩大，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会的地位日益明显，尤其是陕西城固人张骞通西域后，中亚地区各国纷纷派使节前来长安，汉王朝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地奔赴各国。此外，汉王朝还与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印度、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家建立了友好的交往关系。近年来在西安、咸阳等地出土了不少胡人形象的陶俑和外来物品，既充分说明了汉代对外交往的发达，也有力证明了当时长安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汉长安城的建设，继承了秦人因地制宜、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其城市布局对汉以后的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近年发现的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超长建筑基线——南起秦岭子午谷、北至三原天齐祠遗址——总长度达74公里，表明当时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并体现了“法天”——法自然的人文规划思想。在城市建设方面，长安城的下水系统也继承了秦代的城市建设方法，采用陶质地下管道和明渠相结合的方式。地下管道分主管道和支管道两种，主管道为五边形，支管道为圆形，如网络般埋于地下，会合在北城厨门附近，将污水导入渭河。这种下水管道网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非常先进的。
伴随着儒家的复兴和文化教育的大发展，长安还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太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它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化教育和学术的蓬勃发展。一些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通过选派弟子到长安学习，回去后再办学校从事教育，使当地文化迅速达到先进水平。例如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就用这种办法使得蜀郡从文化落后的地方很快变为文化发达的地区。王莽时期，仿照西周的制度修建了“明堂”和“辟雍”，作为太学的附属设施。如今，它们的遗址已在西安西郊发现，成为汉代文化教育事业辉煌的印证。长安还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随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大争鸣、大论战，在中国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公私著作，即“图书”。 当初刘邦一入咸阳，萧何不顾别的，奋力抢救与保护秦的档案图书，这些难以衡量其价值的宝贵财富，后来就收藏在石渠阁与天禄阁中。加上汉王朝百年间的不断收集，这两阁的收藏越来越丰富，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现在，离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前殿遗址不太远的地方，有两个长满荆棘的大土堆，据学者考证，它们就是石渠阁与天禄阁的遗址。公元前26年，政府下令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通过这次整理而诞生的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以及后来的《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共整理出596家、13269卷的图书，整理工作首先是将图书分成若干学科，每个学科都延聘专家具体负责校订，校完后由著名学者刘向总其成。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工作；刘歆的《七略》是辑录他父亲的《别录》而成，将图书分为6大类、38种小类，肇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这是对秦以来图书分类趋势的概括和总结，也反映了西汉时图书事业发展的规模与成就。
由于长安具有浓厚的学术空气，许多大文学家、科学家都长期在这里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如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就是在长安写成了他的不朽名作《史记》，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著名诗、赋也多实在这里创作出来的。在这里，还不断涌现出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发明。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西汉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科技发明的高潮，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也远远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在公元前1世纪，当不少国家或民族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已经写出了著名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在世界数学史上首先提出了正负数概念以及开平方、开立方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其中有关方程组解法的记载，比印度早400多年，比欧洲早1300多年。在天文学上，《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大量的天象观测记录为世所推崇。世界最早的新星、超新星、太阳黑子记录就记载于《汉书•天文志》，详尽的日月食记录也始自西汉。汉武帝时落下闳发明的浑天仪比西方发明此类仪器要早得多。特别是1955年在西安东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葬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它比过去说的蔡伦造纸要早了两个世纪还多（插图10：灞桥纸）。造纸技术的发明是古代中国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因之被归入“四大发明”之首。这里还要强调一点，蔡伦虽然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但他在陕西生活期间对造纸术改进的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蔡伦就因为这卓著功绩被封为龙亭侯，他的封地就在陕南洋县。此外，以《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和桑钦的《水经》为代表的地理学，赵过、范胜之发明的代田法和区田法等农业生产技术和三脚耧等农业机械，均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总之，长安被称为全国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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