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拓展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博物馆-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拓展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拓展

王真真
200年的机构成长史，博物馆已逐渐超越专门机构的狭隘局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机能的成熟个体，跻身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并在与其他社会构成元素相互协作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特性，推动社会的发展。
社会是一个结构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在此，笔者谨选取文化作为衡量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试论述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拓展（本文特指博物馆通过文化研究、教育与传播而显现的公共性），在促进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两点突出表现。
跨学科、跨行业研究与合作
在尚未完成知识分科，以及深入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时代，破碎凌乱的收藏品往往最初仅能指涉单一领域在其所属文化中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发展水平。
参照博协自1946年以来，对博物馆定义进行的阶段性修缮，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科学文化史从最初的一级分科到二级分科，再回溯到高级阶段学科综合的发展脉络。所幸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高级阶段的学科综合时期。正如1989年修订的博物馆定义，其收藏品涉猎范畴已从学科知识的层面上升扩展到了“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前所未有的宏大范畴，意味着博物馆几乎要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负有责任。
令人振奋的是，通过对收藏品的展示与诠释，博物馆已显示出明确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视野，以及积极的社会推进姿态。当我们从艺术展示史的角度观察博物馆对艺术品进行的展示历程，不难发现，以卢浮宫为代表，其藏品中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主要作为艺术史的实物例证，以艺术史为线索进行收藏，并以其为依据来规划展示设计。
但随着艺术批评哲学在20世纪中后期受到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当下出现了展示现当代艺术的新趋势。这一现象使得博物馆、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在展示和诠释现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更多地从广义社会学的层面上，将与艺术家和作品相关的历史、政治环境、社会背景，甚至艺术家生活履历等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借助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有时还可能包括文学、音乐、宗教、自然科学等在内的相关学科知识，对艺术家和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随之，艺术表达空间、美学研究途径也将在这一综合研究的平台得到新的拓展。
数字技术是时代赋予我们实现这一跨学科、跨行业研究与合作的重要技术手段。以现有数字技术在博物馆的应用情况看，其在信息采集、存储和传播方面的优势不仅为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拓展提供了划时代的技术支持，甚至激发人们对博物馆内涵和社会角色的新思考。
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型博物馆究竟该是什么样子？是坚持传统呢，还是会融合学院、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购物中心、游乐园、剧院、冥想空间等等特性而重组出一个庞大的综合体呢？但可以确定，未来博物馆的核心，及其作为社会组织构成部分的重要价值，将在于信息和它对于信息的生成、利用与传播等多方面的影响力。新型博物馆的收藏、教育和研究工作将在高度社会化合作的层面上与整个社会连通，成为超级综合性的信息生成、编辑、管理、传播中心。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宗旨下，博物馆收藏与展示将被整合在一个协同体系，通过数字科技扩展实物藏品与虚拟数据的可及度，并放宽使用权限；教育则将突破知识普及和公民教育，致力于贯穿人终生的身心丰富与完善；研究将继续挖掘本馆藏品资源，但并不囿于此，而是加强与其他各类研究机构的合作与协同研究，力图以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传播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凝聚、整合各学科专业的研究力量，形成跨学科专业、跨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中心。数字科技深刻地改变博物馆与公众和社会整体结构的衔接方式、作用方式。
跨文化沟通与理解
西方各国文化政策和博物馆管理制度与本国社会发展策略，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关系密切。近20多年的政策与制度改革充分说明了博物馆作为社会组织构成部分的角色和重要作用。首先是欧洲各国国立博物馆的社会化转型。法国国立博物馆由国家集中管理的传统方式，正在向着多样化管理模式转型。卢浮宫成为了独立行政法人的公立机构，另一些博物馆也组成了自己的“责任中心”，并拥有独立的资金，比如奥塞博物馆、枫丹白露和毕加索博物馆等。在建立资金的筹措管理机制时，广泛深入的社会性合作，为博物馆提供了未来发展的内在支持。丹麦、德国、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在深入改革博物馆管理制度。其中，“受合同约束的公共机构管理制度”较好地调和了博物馆任务使命与国家削减拨款之间的矛盾，并在过渡时期为博物馆完成社会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持。
令人高兴的是，博物馆也成功显示出服务社会、推动进步的深厚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制造型产业逐渐从西方老工业国家撤转到发展中国家，欧洲部分国家开始面临经济转型和城市复兴的需要。文化产业政策就是那个时代的强心剂，使欧洲各国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成功转型，博物馆行业也随之迎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英国从那时起，开始发展文化产业，赋予国立博物馆更多自治管理权，并通过取消免费参观制度使它们面临更多来自同行，以及相似行业的竞争。虽然参观率一度下降，但创造性地运用自治管理权，不仅使博物馆很快赢得观众，也开启了社会化自治运营的新阶段。与歌剧院、音乐厅、画廊，甚至百货公司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关系，使博物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至今，文化、艺术以及知识创新力，仍显示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无穷动力。新经济的优势与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地区多元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目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多边外交、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为博物馆等文化交流机构提供了富于挑战性，但同时也蕴藏着无限生机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有效的国际交流必须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因此，以彰显国家实力、标榜优势文化为目的，向国立博物馆提供扶植政策和巨额资金的策略，如今不得不顺应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流原则趋于和缓。这就意味着，欧美各国给予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直接财政支持，将继续倾向于保守。但这并不等于消极对待。相反，鉴于文化产业在欧美已取得的成就，西方国家会更加重视文化、知识创新能力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将更多资金和国家力量注入科技创新、能源开发等旨在拓展未来生存、发展空间的领域，从而形成包括文化、艺术和科技创新在内的综合并且全面的文化产业结构。博物馆以及其他各类文化机构，将协调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全面参与跨文化沟通与合作。
2008年10月9日~12日，由亚欧基金会、丹麦文化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中方合作机构共同在北京举办的“亚欧对话：艺术、文化和气候变化”项目，即旨在欧洲与亚洲之间，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开展富于创造性的跨文化、跨专业对话。该项目希望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以及亚欧大陆本土文化、艺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提高文化、艺术对于改善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影响力，促进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互相促进和未来的广泛合作。作为与同时举行的第七次亚欧峰会共同筹划的5个系列活动中的一项，该项目邀请了来自亚洲和欧洲的43位包括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文化活动家、环境保护专家和科学家在内的参与者。他们共同在798艺术区，就项目主题进行了为期3天的工作室计划。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将于2009年12月与气候变化国际峰会同时在哥本哈根举行。
如果上述例子表明文化机构能够通过广泛多层次的社会协作，推动异质观念的沟通。那么，博物馆则对文化交流与融合起到更潜在无形的影响。深厚广博的研究实力，以及独立的批评话语权使博物馆具有更高的前瞻性和学术说服力。这是侧重公共关系的对话型文化机构所不具备的。博物馆作为具有前瞻性视野的研究主体能够为人们揭示更加深刻的普适性话题。这即是博物馆触碰公众，激发公众的独特优势。近些年，诸如环境变化、生存危机、信息安全，甚至人的行为本身等全人类共有的问题在博物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呈现，尤其随着数字科技、3D技术，以及生化高科技更多介入生活和艺术创作，这些新生事物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艺术家与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艺术则在观念表达的过程中更为内在。
2009年2月，巴黎东京宫“加可纳”（Gakona）展为公众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生存安全的问题。起因是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加可纳的秘密电磁研究军事基地。该基地专门研究太阳周期对于大气层吸收、反射电磁波能力的影响。由于其军事基地的身份，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天线森林，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基地的猜测越来越扑朔迷离。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展览提出了人们对于生存空间的担忧，以及信息控制的恐惧。而展示现场严格的安全提示和千伏电压的声音也着实让观众体验到什么是技术的威胁，以及科技创造奇幻世界的无限可能。
另一个使人思考良多却富有禅意的展览出现在德国。柏林临时美术馆于2010年2月展出了英国艺术家西蒙•斯塔林（SimonStarling，2005年英国特纳奖得主）的3件作品：《仙人掌之屋》、《植物之屋》和《菩提树下大道》。这3件创作于不同时间的作品被组织在一起，却形成了奇妙的精神统一性，并在形式上由《菩提树下大道》将整个主题推向高潮。作品试图表现“变化”发生在自然和文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层面上的过程。3个装置都用到了机械设备，但完全是反常规使用。福特汽车被用来升温，并维持仙人掌原属地的沙漠环境；高科技空调系统被融合进《植物之屋》，为珍贵的植物摄影作品提供严苛的展示条件。而家常使用的电锯在锯下一节菩提树枝后被改装成一个轻型滑车，用于传送菩提树枝上下起落。装置的所有改装和精巧苛刻的组合方式使人们看到，这个小心翼翼维持下的室内空间不仅对于植物生存至关重要，也完全决定着这些艺术作品的构成与呈现。看似静谧的平衡其实往往依赖多方面精密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围绕博物馆公共属性及其发展进行了若干分析和讨论后，让我们回到博物馆与公众目前仍存在的明显对立的矛盾关系上。正像西蒙•斯塔林在柏林临时美术馆展出的3件装置作品所表达的，移植的仙人掌得以存活、脆弱艺术品可以展示、艺术家能够完成观念创作，依靠的完全是一系列复杂改装、精心维系和高科技、高成本的投入。可见任何平衡都建立在时刻变化着的复杂又脆弱的相互作用之上。民主与精英的两面性深刻地存在于博物馆，使其在不断调试的过程中寻求二者的平衡，但始终不能确立任何一方的绝对性。而且，与许多真正古老的事物相比，博物馆200年的发展史，至今也仍处在相当年轻的阶段。因而，任何变革和调整都是可能甚至必须经历的。或许这也是20世纪中叶~80年代短短40多年里，博协就博物馆定义进行了5次放宽修正的原因吧。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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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7/524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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