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贪富贵”:汉代社会意识的明智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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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不贪富贵”:汉代社会意识的明智闪光


王子今
秦汉之际,陈胜“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以及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史记·项羽本纪》)的名言,体现了不同人等对“富贵”的共同向往。“富贵”追求,在当时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意愿。瓦当文字、玺印文字、镜铭文字多见“富贵”字样,汉墓随葬的钱树和汉代装饰形式中常见的钱纹图案,也都反映出“富贵”追求成为社会的共同理想。对“大富贵”、“长富贵”、“常富贵”以及“富贵毋央”、“富贵万岁”的期盼,成为秦汉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
然而,在世俗鼓噪“富贵”追求的声浪之外,我们又可以听到指出“富贵”之负面作用的清音。不少人通过明智的社会历史考察,从辉煌的金光背后清醒地发现“富贵”阴暗的文化表现和社会作用,注意到“富贵”可能导致的人生病患和家族危害,指出面对“富贵”应有的人生态度。其中有些认识,今天依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暴得富贵不祥
陈胜举义之后,反秦武装蜂起。陈婴被推举为王。他的母亲提醒他:“暴得大名,不祥。”陈婴于是“不敢为王”(《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不祥”,《汉书·叙传上》作“卒富贵不祥”,也就是“猝富贵不祥”。《后汉书·耿纯传》李贤注引《汉书》写作“暴得富贵者不祥也”。而《耿纯传》的对应文字是:“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宠禄暴兴”就是“暴得富贵”。没有付出辛苦努力,没有合理基础,没有适当积累而实现的暴富暴贵,“智者”视为“不祥”而深为“所忌”。《淮南子·人间》:“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论衡·问孔》写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强调富贵皆“人之所欲”,但是应当“以其道得之”,否则便不应当占有和享受。
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
《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认为没有道德而取得“富贵”,其实是件不幸的事。《潜夫论·贵忠》中的一段话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一认识的解说:“夫窃位之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无德者“一旦富贵”,往往走向人生的毁灭。
富贵极,物极则衰
《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在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之时,曾经感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司马贞《索隐》说:“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李斯后来果然走向悲剧结局。也许正是以“富贵极”、“物极则衰”的认识为基点,出现了《后汉书·阴兴传》中“富贵有极,人当知足”这种有意义的人生格言。
富贵无常
“富贵无常”据说是孔子的话,在秦汉时期已为世人熟以习用。《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汉书·盖宽饶传》所记其劝诫之辞尤为真切生动:“(盖宽饶)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对于“富贵无常”,《论衡·命禄》富有宿命论色彩的说法是“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
一日之富贵,凶人且自悔
《汉书·叙传上》提到短暂的“富贵”:“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羇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虖!”所谓“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李斯“自悔”的故事,有“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的著名情节(《史记·李斯列传》)。宋人诗句“试问李斯长叹后,谁牵黄犬出东门”(秦观:《次韵太守向公登楼眺望二首》之二,《宋诗钞》卷三六)“君看上蔡牵黄犬,悔杀人间万户侯”(苏泂:《绿阴》,《泠然斋诗集》卷八),就是对这一历史故事的感叹。
久乘富贵,祸积为祟
秦汉智者通过观察和思考发现,“富贵”其实往往与祸祟相联系。《史记·田叔列传》写道:“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后汉书·乐恢传》也指出:“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后汉书·樊宏传》记录了“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的樊宏常戒其子的话:“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埶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所谓“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是经过历史证明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王符《潜夫论·贵忠》又说“富贵盛而致骄疾”:“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巿,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王符以“婴儿有常病”比喻“贵臣有常祸”,说明所谓“富贵盛而致骄疾”,这应当说是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作出的清醒判断。
富贵骄傲,富贵生不仁
《后汉书·崔骃传》:“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富贵不骄,是“君子”的道德表现,同时也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富贵骄傲”,是说“富贵”容易导致修养的缺失和识见的浅薄。仲长统《昌言·理乱》写道:“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这也是富贵骄傲的表现,于是,“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所谓“富贵生不仁”,可以说是“洞悉政体”至于“明切”,“辨别是非”至于“醇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的仲长统的一项历史发现。
乐亡乎富贵
《淮南子·原道》说:“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得和。”“富贵”的竞得和享有,可能会妨害人生之“乐”。“居岩穴”者可能享受亲近自然之“乐”,在精神生活方面反而优越于“富贵”至极的“势为万乘”者。《后汉书·逸民列传》称颂隐逸之士的品格和趣味,说道:“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他们的“乐”,自有高尚清新的境界。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虽然前引郦炎有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司马迁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少卿书》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也就是说,“富贵”未必等同于人生真正的成功。“富贵”往往不能够留下历史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却多垂名青史。其实,如果评论历史文化贡献,也正是前者无足道而后者多堪称不朽。对于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又说,“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是以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为社会文化背景的。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追怀“五帝三王之治天下”时代“民修德而美好”、“不慕富贵”的境界,但显然历史已经不可回复。对于世俗社会追逐“富贵”的狂热,或许《论衡》中《非韩》、《刺孟》、《自纪》诸篇四次说到的“不贪富贵”,对于引导世风更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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