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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人·秦人·汉人——陕西文明的起源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以它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隋唐时代发展成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华夏文明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几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姑且不论，至迟在6000多年前，这里便有我国最早的原始农耕的村落——代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半坡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和锄耕农业闻名于世，不仅在我国同时期文化中居领先地位，而且烧陶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已发现的1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有400多处密布于关中。尤其在距半坡很近的淬水沿岸，仅40公里地段内，就发现了 13处遗址。可见在母系氏族时代，关中确曾兴盛发达。周族是关中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与半坡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古文献上看，传说周族始祖后稷，名弃，弃在部（陕西武功、扶风境内）安家立业。即位于径渭二水下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弃擅长种植，“播前百谷”，古称为“后稷”，曾被夏任为“农师” 后稷之后，周人因受“夏后氏政衰”影响，大约在太康失国以后，从部迁到孤（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古公直父时，周人迁歧，来到歧山之下的周原。
考古发掘证明，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和黄堆乡、歧山县的京当乡，便是当时的周原，至今仍称周原，是关中有名的富庶地区。《诗经·大雅·绵》有“周原航肮，莫茶如治”，歌颂周原肥沃而富饶。从此周族长久定居周原。在古公在父的领导下，周人“筑室于兹”，营建城邑，设官司，疆理田地，发展农耕。周原很快兴旺起来，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古公直父从“公”被追尊为“太王”。周人歌颂大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歧之阳，实始锡商。”
以后由于周人东向为商和黄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形成，使我国形成了一个以今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周文化系统。然而真正使陕西关中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并对各地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秦人，及其以后的汉唐时代。
功利主义的关中文化
秦人的祖先原是流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游牧部落。西周王朝建立后不久，他们参加了殷遗民的反叛活动。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西周统治者将他们强迫迁往西方的黄土高原。周宣王时，因秦庄公击退西戎，稳定西北的功绩，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人护送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丰、峻（今陕西峡山）一带赐予秦人，秦人从此有了立国的根据。此后500余年，秦人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创造出自成一格的区域性文化——秦文化。
秦人统一全国以前，其活动区域在以今陕西关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中国西部地区。
春秋时代，中原各族鄙视秦为“夷”。其实，秦人的物质文化并不比中原落后多少。秦立国的歧地，原是周人故居，是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周余民”中，许多人富有农事耕作经验。秦人学习他们的经验，利用渭河流域优良的自然条件，迅速地变落后的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公元前648年，晋向秦借粮，穆公慨然允诺，“以船洁车转，自雍相望至终”，被称为“泛舟之役”。秦人畜牧有悠久传统，尤其擅长养马。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穆公之臣”，比伯乐更高明的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秦人。
秦建筑业非常发达。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既有供皇帝和各级官吏之用的宫殿，又有供市民活动的区域，以及广场、街市、作坊和美化环境、丰富生活的苑、圃、园、池。整个城市布置于渭水两岸，号称“渭水贯都，以法牵牛”。
在精神文化方面，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徐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俏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各国那样严格”。
在科学文化方面，秦人继承周人使用的文字，又有所创新。秦人接受周人的篆文（大篆），将其改造为更加整齐、定形化的秦篆（小篆），笔划简单，删除异体字，更易于推行。在记载文字的方式上，秦人不同于商、周刻于甲骨、铸于铜器，而更热衷于将文字刻在坚固的石体上传之久远。流传至今的石鼓文属于古潘文，内容多叙渔猎之事，它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刻石文字。
概括而言，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举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励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其内容包括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几方面。而其天治与变法的源地：还是最后形成的统治中心，都在陕西关中。
秦中自古帝王都
关中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它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迄隋唐时代，发展成中国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关中地区黄河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被称为“陆海之枢纽”、“天府之富饶”。
西汉初，娄敬在劝告刘邦定都关中时，曾对关中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当时新兴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张良也发表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酉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确实，从秦汉之际的国内形势来看，关中、关东同为中国人口最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地位上看，关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首先，它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附近巴蜀地区农业和西北畜牧业的支持，经济发达；其次，它四周为秦岭、北山山系及黄河所环绕，有四塞为固；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东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等，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从地势上看，关中又位于天下（全国）上游，对关东用兵，顺黄河河运而下，有如高屋建领，势如破竹。同时，在微观地貌上，关中也具备许多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如渭北径渭之交的原区，特别是丰镐故都之东、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 小平原，东西长达百里，不仅原照相间，而且有浮、渭、烃、涝、 产、溺、橘、搞八水环绕。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有助于秦灭了东方六国， 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而且也更适应以布衣起家的汉高祖刘邦的立国目的。因此，当刘邦他们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 权时，新兴的汉王朝便决定建都关中，建长安城，以之作为全国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从此为西汉几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此后，除了东汉迁都洛阳外，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王朝 统一全国，关中长安仍先后作为东汉献帝、西晋憨帝、前赵、前 秦、后秦、西魏、北周几个割据王朝的国都，而不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隋唐时代，不仅充分认识到关中地区曾长期作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建都长安对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定都长安，不仅表现了隋唐王朝对内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意志，也表现了对外排除北方突厥等族南下侵扰外患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在西汉末年因国家分裂等原因一度失去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后，再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而发展成为黄河文化的中心。
作为国都之地，汉唐都十分注重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先后在关中兴修了郑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农业灌溉工程，加上实行其他优惠政策，使关中很快就成为全国最繁华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民间“众庶街巷有马，肝陌之间成群，乘特此者摈而不得会聚，守癌阎者食粱肉。”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太学，借助它创建了中国独有的“士一官僚”政权体系；也是在这里的长乐宫，汉儒学者叔孙通制礼作乐，演习“朝仪”，不仅建立了君主与民众、君主与上层官僚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深刻影响着 此后中国社会各种等级尊卑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古代官方哲 学儒学传统的确立，也是在这里由董仲舒的倡导和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开始发展的。作为国家首都，这里集 中了全国最多图书和学者，涌现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成果， 如刘向和他儿子刘欧校书天禄阁，著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 —《七略》；司马迁发愤撰著《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代丰碑；《周牌算经》、《九章算术》、《记胜之书》等著作， 则代表了这一时代科技的新水平。
作为汉代文化集中代表的汉长安城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它的雄伟气魄。汉班固在《西都赋》中曾这样叙述汉长安的情况：说它“连金城其万雉，近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街洞达，阎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阐城溢郭，旁流百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城内宫殿更是七比鳞次，金壁辉煌。如《三辅黄图》载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大，高三十五丈……以木兰为禁核，文杏为梁柱；金辅玉户，华摄（屋椽绘有花纹）壁挡，雕描玉调（柱础石），重轩楼槛，青琐丹挥，左械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现也。”而建章宫更是宫阁台谢相合而成，号称‘“千门万户”。
隋唐时代，尤其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作为首都长安，这里不仅集中了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贸易、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卓越的科技成就，还有从四面八方聚集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及外国商贾使者，长安不仅仅是唐代黄河文化的中心，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城市。
占地84平方公里的隋唐都城，规模宏大，建筑精填。不仅有 “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严整布局，也有“左翔驾右栖凤，翘两阈而为翼，环阿阁以周挥，象龙行之曲直”的统丽豪华宫殿建筑。这里不仅出现了李世民、魏征、贾耽、李吉甫、孙思邂等政治家、科学家，也涌现了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阎立德、阎立本、吴道子、张旭、怀素等文学家、艺术家。同时，精湛的手工艺产品和繁荣的商业活动，更使唐长安生机勃勃。
首都地位的失去
西周建都丰镐，同时在今洛阳附近营建洛邑，并说明洛邑的优点是“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因此称丰镐为宗周，称洛邑为成周。西汉、隋、唐则明确地把洛阳、长安定为东、西两京，虽然政治中心多在长安，但隋唐两代的皇帝如隋场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女皇帝武则天也都多次前往洛阳，特别是武则天更长期居住在洛阳。这些事实表明，长安虽然在地理上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封建王朝为了照顾全国各个方面，以加强其统治，因而在中原一带这个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也不能不设立一个重点城市，作为长安的辅助。
随着汉以后，北方战乱和南方经济的发展，汉唐代长安城中百万居民所需要的食粮，需要依靠江南大量供应。清运江南粮食来长安，在当时是劳民伤财的一大难事。唐代中叶以后，扬州（今江苏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全国经济中心已南移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