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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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评介


张小锋 张 越
已故青年学者沈颂金博士的《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8月版,以下简称《研究》),是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屡事增删,并收录了作者自始治简帛至生命终结期间在简帛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所有研究心得而成,堪称作者倾十年心血凝聚而成的一部力作。
自从20世纪初发现了一批汉晋木简后,屡被发现的简帛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的学界盛事。尤其是近30年来,被发现的简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价值巨大,几乎每一次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带给了学术界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简帛的发现,对简帛的整理与释读,简帛研究对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史料学、古文字学、文书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影响,都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内容,简帛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对于重新改写学术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第1页)。相应的,将简帛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加以建设的时机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在全面总结目前简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简帛学作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阐述,也是亟待进行的工作。《研究》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建立起中国简帛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对百年来中国简帛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全面清理、总结和评价,以期更好的推动简帛学的发展。
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学者专家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现的简帛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简帛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研究》一书的特点在于,首次将迄今发现的简帛及对简帛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著者在书中力图做到,“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简帛所蕴涵的丰富内容,把握其在20世纪学术发展中的作用”(第866页),这一追求目标应该是建立健全简帛学的前提条件。为此,著者对简帛在20世纪学术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全面的回顾与阐述,对20世纪简帛学演进的阶段和特点、简帛的发现与价值、简帛学的理论和方法、简帛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
全书包括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凡55万言。上编名为《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旨在探讨作为一门学科,简帛学所涉及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内容包括简帛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意义、百年简帛研究取得的成就与学术发展、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和展望等。下编名为《简帛学研究综述》,主要是以专题的形式,全面评价和报道简帛学的研究成就和最新进展。内容包括:《中国简帛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帛书研究五十年》、《20世纪简牍法律文书研究述评》、《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讨论综述》、《玉门关址问题争论综述》、《汉代医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汉代乡亭里研究综述》、《20世纪中日两国学者简牍书法研究综述》、《近十年西北简牍研究述评》、《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综述》、《尹湾汉墓竹简研究述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述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研究概述》、《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研究概述》、《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秦简〈日书〉述评》、《海外和港台地区简牍研究述评》、《国外学术界郭店楚墓竹简研究述评》、《韩国的简牍研究》。附录部分包括:《简帛学大事记》、《简帛学论著目录(1998——2003)》、《简帛文选》、《汉画像石(砖)研究概述》、《评〈居延汉简通论〉》、《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百年简帛话短长——谢桂华先生访谈录》。
“简帛学与二十世纪学术发展”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也是著者用力甚深的部分。如何准确全面地反映简帛学与20世纪学术发展的关系,著者显然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反映在本书中,是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考察的,即先是以王国维、劳榦、陈梦家三人为中心,分别重点论述了他们对简帛研究所作出的杰出的阶段性贡献,然后转换角度,抓住因简帛的发现而明显受到影响并在研究上得以推进的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作专题式的深入阐述,这些学术领域包括:从秦简看秦代的历史地位、简帛的发现与楚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汉代边塞吏卒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从出土文物看看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等,这些专题虽内容各异,但都因简帛的发现而将其联系到了一起。前一个方面,经过著者的研究,凸现出了王国维、劳榦、陈梦家等人对简帛学的研究成就,其中不乏著者的一些独到见解。譬如王国维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加以完善的,此后又将这一科学的考史方法应用到殷墟甲骨、齐鲁封泥、钟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物的研究之中,更是‘二重证据法’的发展与深化”(第2页)。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的方法研究汉简,“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第2页)。如果说这方面的内容是通过理清前辈学者对简帛研究的贡献从而勾勒出简帛学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的话,那么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则是通过具体阐述简帛在不同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作用而突出了简帛自身的重要学术价值及意义。如此从研究人物的“点”到研究内容的“面”,从纵向角度阐述简帛研究的发展过程到横向角度论述简帛研究的专题成就,立体式的展示了简帛学与20世纪学术发展密切关系,构成了本书最具学术价值的内容之一。
通览全书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研究》一书堪称构建简帛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第一次有益尝试。相对而言,这项研究可能更为艰难,因为这既是对简帛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自从1901年汉晋木简的出土,到2002年湖北里耶秦简的发现,中国的简帛学研究已历百年之久。百年之中,为了推动简帛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几代学者,前仆后继,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通观起来,这些研究成果绝大数仍属于基础探索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之作。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出土简帛资料数量在不断扩大,迫切要求一大批资深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新出简帛资料的释读、编联和保护等基础工作;二是,简帛研究工作是一项极为艰苦和清贫的工作,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广博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背景知识,而且需要研究者有长期与简帛资料接触的直接经验,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具有甘于寂寞、安于清贫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正是如此,简帛研究才变成了众多学者眼中带刺的玫瑰,他们艳羡之余,又望而却步。所以直到今天,把简帛学作为一门学科,全面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探索方面,仍然是一个空白。诚如作者所云:“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和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路程,但作为一门学科,对其建立、发展、演变的经过,从总体上加以总结,把握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向,却远远不足。从文献角度作考辨和使用的多,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的少,简帛学在20世纪堪称和甲骨学、敦煌学三足鼎立的学科,但甲骨学的总结性著作已有多部问世,敦煌学的理论性的书籍也有不少,这种理论阐述反过来又促进了甲骨、敦煌二门学科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相比之下,简帛学的研究却大大落后。过去的简帛学研究,大都着眼于其文献价值的利用,而对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理论性作综合考察则相对薄弱,这对于简帛学科的发展,对于更好的利用简帛学文献成果,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十分不利。”(第21页)而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又会严重影响到简帛学的学科发展。因此,《研究》一书的重要的意义还表现在,它第一次弥补了简帛学学科理论建设严重不足的缺憾。
第二,《研究》是迄今为止全面介绍简帛学百年发展里程的第一本著作。其一,将简牍与帛书看作为一门学科,并作以全面研究的,《研究》一书是第一次。据统计,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发表的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多达数千种之多。但是以往的学者大多将简牍与帛书区分开来。如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一文、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郑有国的《中国简牍学研究综论》、李均明、刘军的《简牍文书学》等书,台湾的专门性刊物《简牍学报》等都是称之为简牍学;而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李学勤《长沙楚帛书通论》、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则是称之为“帛书学”或“帛书研究”。直到近多年,人们才逐渐趋向将“简牍”与“帛书”合称为“简帛学”。就笔者所知,能全面的论述简帛学发展历程的论著,尚未出版。其二,以往对简帛学作综合性研究的论著,在内容上皆不完整。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4年,郑有国的《中国简牍学研究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于1985年,一些新出的简帛学资料难以涵盖其中,且某些观点大有商榷之必要。即使2003年4月出版的李均明先生的新作《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也未收及里耶秦简、沅陵汉简等内容。《研究》一书为了全面反映百年简帛学的发展历程,几乎吸收了截止2003年上半年的所有研究成果,这就使得它比同类的通论性论著在内容上更为完整。至于其他的简帛学论著,大多是针对某一批或某一区域的简牍或帛书内容,所作的专门性著作。如针对睡虎地云梦秦简、居延汉简、尹湾汉简、张家山汉简等所作的研究,虽精深有余,但亦难以反映简帛学发展的全貌。
第三,《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创新性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准。所谓的创新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或者是在前人及今人研究同一问题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补充、发挥,或者是有新的问题提出,或者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从这几个方面去考察,《研究》一书创获颇多。《研究》第一次将简帛学的理论研究凸现在学者面前,使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看似简单实却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简帛学?简帛学研究方法是什么?简帛学与金石学、考古学的学科关系如何?目前简帛学存在的弊端是什么?等等。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大大开拓了简帛学研究的新领域,它将使一部分学者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简帛的文字内容的考释、简帛形制变化的考究上,而可能更多的投向对简帛学整个学科体系构建和理论问题的探索上来。此外,该书提出的未来简帛学发展所应努力的九大方向,极富指导性;对从秦简看秦的历史地位、从出土文物看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等问题,观点新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中有《简帛学论著目录(1998——2003)》,对学者们也大有裨益。众所周知,目录不仅是读书学习的指南,而且是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目录之学,至为重要。鉴于目前的简帛学研究目录仅编至1997年,作者摘录出自己编录的1998——2003之间的论著附录于书后,想必这一做法将使更多的学者从中受益。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的定稿是作者在生命垂危之时于病榻之上完成的,由于天不假其年,对于一些细小问题作者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索和完善。所以书中难免也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其一,《研究》一书重在探究简帛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但对一些切实的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作者论述相对薄弱。比如说,作者在第一章《简帛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意义》一节中,一面认为“简帛学的研究对象是简牍和帛书”(第3页),另一方面又称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战国至魏晋这一历史时期,出土于地下的各种质材不一,形制各异,名称不同,文字有别,记载有文字的考古遗物,诸如竹木简牍、帛书、盟书、骨楬、石经、金节、玉版、铜符、纸籍之类。”(第8页)这两种表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第二章《20世纪简帛的发现及其价值》一节中将山西晋城出土的《侯马盟书》、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包括其中,可以看出,作者是采用后一种说法的。但通观全书,发现作者并未涉及到“骨楬、石经、金节、玉版、铜符、纸籍之类”的任何内容,从这里看,作者又似乎采用前一种表述。由此看来,作者对“简帛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的并不是十分明晰。简帛学是否存在着广狭之分?作者未做进一步阐述,我们不得而知。其二,该书名为“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是以简牍和帛书为研究对象,所以在全书的内容和结构编排处理上,简牍和帛书的内容大致相当。但事实上,《研究》一书《上编》凡五章17节,仅有一节专门讨论帛书,《下编》收录20篇文章,也仅有一篇专门综述帛书。出现了轻帛书而重简牍的“倚轻倚重”现象。其三,作者几乎没有涉及简牍形制学的内容。事实上,在简牍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出土简牍所载的文字内容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以出土简牍的实物本身为对象,研究它们的分类、编联、格式、刻齿、符号等内容,被学者称为“简牍形制学”。后者的研究也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但《研究》一书没有涉及。其四,作者还忽视了一些应该关注的人物。比如说,日本学者森鹿三,他是日本简牍研究的开创者,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简牍研究学者,而且创立了简牍文书集成研究法。可以说他对日本乃至中外简帛学的影响,实不啻劳干、陈梦家等人。《研究》对劳干、陈梦家的研究成就作了总结,但对像森鹿三等人却未能深入总结。若天假其年,相信以上问题均可获得圆满解决。
总之,《研究》是作者“用他的生命”写成的一本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专著”。 它是简帛学研究领域第一本系统进行理论探讨和全面阐述发展历程的著作。全书文辞流畅平实,既是专门研究者的参研书目,也是一般学者和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的理想读物。相信它的出版,必将推动简帛学的新发展。
(作者张小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越: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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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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