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秦隋现象简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赵高-秦隋现象简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隋现象简论

张文立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现象：长期战乱后的第一个王朝，都是短命的，典型者便是秦朝与隋朝。老一辈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后来的学者也曾对之作过一些论述，是将秦隋作比较。秦隋表象上的可比性并不多，应该从历史发展的深层及规律中去找，庶几近之。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史学家武伯纶先生谈起秦的短祚时，武先生说：秦和隋时间都很短，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将这个问题同秦俑博物馆研究室的同志谈了。当时，我觉得秦隋表象上的可比性不强，应另有原因，一时也想不清楚，便放下了。后来，读到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在《序言》中见到王先生的一段论述：“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盛，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更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①
两位前辈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都没有专门写文章论述。当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可能还大有人在。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近20年，但不敢贸然下笔。我觉得如果作简单比较，便只能是表面现象，失之皮相，而且，秦隋的可比性虽然有不少，但却大多都是相反的。究竟怎么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王先生说的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是很深刻的。但这“规律性”是什么呢？久思未得其解。近读陈公博一文，其引邓择生的“清道史”的观点，给我很大启发。我想这大约是秦隋现象的重要成因吧。
二
我上面说了，表面的比较失之皮相，但是，要认识这一问题，这是要作些比较，这个比较并不会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但可以引导我们去寻找“规律性”。
1、背景比较。历史是循序渐近的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上一个阶段的历史的必然承传。下一阶段历史中自然有上一阶段历史的因子。秦前是战国延续200多年。战国（前475—221年）除了七国争霸的战事外，各国内部都在起着变化：由宗法制所形成的贵族政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变法维新，寻找新的统治方式，郡县制的出现，显示了君主专制制度在生长；百家争鸣，学者也在为新制度鼓吹，制造舆论，其中心是寻找权威——树立王权，不过各家对王权的放纵与限制表述不同；学者与民众都希望天下定于一②，不要战争，让人民休养生息；各国都想统一，尤其是几个有资格的大国：齐、楚、秦。隋前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此时期，经过三国（220—265年）的短暂分裂，西晋（265—316年）的短暂统一，东晋十六国（317—420年）的北方战乱到南北朝（420—589年）的南北对峙，也经历了200余年的混战；民族大融合，胡人汉化③；混乱中各自建国，这是继秦汉以后的君主专政转型的新时期，中央机关已有变化，门阀兴起，行九品中正之制；中央政府组织有所变化，用人制度也由察举而进入考试；道教、佛教兴起，与儒学相拮抗但亦相融会，从兹来看，秦隋背景，形同而实异。
2、夺权比较。秦之建立王朝，源自非子守西垂，起于襄公，成于始皇帝，是由一个封国经过长期发展与最后以武力的方式，逐步灭掉六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统一大帝国。隋则是杨坚以北周周宣帝皇后之父的身份，于大象二年（580年）立宣帝子宇文阐为静帝（时年8岁）；第二年（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大完元年），以和平的方式使静帝禅位的方式取得政权，然后派兵灭了南朝陈。此又与秦不同。
3、始皇帝与隋文帝比较。首先看出身，始皇帝是秦之裔胄，传世王孙，继秦之位而后统一。隋文帝杨坚，自称弘农华阴人（今陕西华阴县），五世祖杨元寿为北朝北魏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西南鸟兰不浪土城梁）司马，祖父杨祯为建远将军，父杨忠为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初杨忠为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成为关陇集团主要人物。杨忠死后，杨坚袭位隋国公。杨坚之妻为独孤信第七女，独孤信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第四女为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昊之妻，即唐李渊的母亲。杨坚之女为北周宣帝之妻（皇后）。周、隋、唐三朝互为姻亲。杨坚则成为关陇集团中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但是，杨坚家世早期并不太隆，五世祖后逐步以战功而兴。其次看性格，始皇帝好大喜功，骄奢淫佚，多疑而不信人。杨坚则节俭爱民④，多结党羽。此又不同。
4、政权比较。秦前，从殷周以来的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贵族政治制度已经衰败，新制度已经产生，秦朝建立后，因势而罢封建，行郡县，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车轨、文字等；北防匈奴，南戍五岭；实行文化专制，焚书坑儒；广建宫室，多蓄美女，大修陵墓，劳民伤财，在位12年。隋前，君主政治已经从秦而汉行之既久，晋南北朝时，各帝均有改革，也是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隋文帝称帝后统一了南北，实行了北朝时出现的新的政治制度，中央行三省制，地方并省郡县，裁汰冗员，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吏，较过去的察举相对要公平一些，平民入仕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帝位24年。
5、胡亥与杨广的比较。胡亥与杨广都是阴谋夺权，继位时年龄相捋，都是20多岁。胡亥跟赵高学过法律；继位后受赵高控制，终日在宫中过着荒淫的生活，后被赵高杀掉，死前极为猥屑，在事业上，毫无建树，在帝位3年。杨广则“读书好学”，并能写得一些较好的诗词⑤；他以武功而得高位，开皇八年（588年）率军南下灭陈，继位后开运河，便利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建进士科，确立了科举制度，征讨吐谷浑、突厥和高丽；派遣使臣四出活动，重开丝绸之路；无论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大的建树；他在江都（江苏扬州）死在叛军宇文化及之手。炀帝旧史以荒淫称，也是事实，这也是帝王之通病，不仅炀帝也，在帝位13年。
6、子婴与杨侑比较。子婴为二世兄子，赵高杀二世后，立子婴为秦王（不称帝）；子婴以计杀赵高，在位46天而降于汉。杨侑是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唐公李渊入大兴城所立，号曰恭帝，亦一傀儡；是年改号义宁元年，尊炀帝为太上皇；义宁二年（618年）逊位于唐，被封为国公；武德二年（619年）死，年15岁。宇文化及缢死炀帝后，立秦王杨浩为帝，改元皇泰。窦建德立炀帝孙杨政道为勋国公。
7、农民起义的口号比较。陈涉起义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⑥，隋末（大业七年，611年）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⑦，陈涉以“大楚兴，陈胜王”为号召，王薄则自称“知世郎”，意为时事可知。山东农民起义者杜优威也提出“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⑧。陈涉提出了口号，举起了大旗，但是总要打着别人的招牌，如楚，如扶苏，来号召天下。王薄则以对当时时事的洞察，而提出口号；杜优威则希望举义的各部能联合起来，聚成合力。800年后，见解高大自是不同。
8、起义后的比较。陈涉起义后，原来被秦所灭的六国贵族纷纷举起反秦大旗。他们的目的在于复国，其直接结果便是项羽的分封。隋朝农民起义后，引发的是原来隋的贵戚、军人的举兵反隋，其结果是镇压了农民军，开始时是立炀帝之后代以继隋统，以后则是自己当了新的皇帝，即改朝换代。这便是李唐君主政权的建立。
9、汉唐制度比较。秦统一后的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废封建，行郡县。秦亡后，项羽当权，恢复了封建，在全国封王，诸侯林立。汉楚战后，汉继秦统，注意到秦政之失，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将封建制作为郡县制的补充，先是封异姓王，其后又大封刘氏之后为王；在文化上，仍然要统一思想，但是并不采取秦的焚坑办法，而是设五经博士，以之取仕，用温和的办法引导仕人去就读经之范。南北朝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世家大旗，于是产生了九品中正，在军事制度上西魏大统年间（公元535—551年）宇文泰建府兵制，隋、唐亦继之。在取士方面，隋代采取了科举制，造成更多的有才能的人入仕作官，消除九品制下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旗”的弊端，唐则对科举加以完善，行之于以后各朝。
10、赵高与杨素比较。赵高因其通于狱法，兼善文字，被始皇帝重用。胡亥是始皇帝的一位小儿子，未立为太子。他能成为二世皇帝，是赵高在始皇帝最后一次东巡返程时沙丘病逝，以阴谋手段，联合李斯而拥立的。后来，赵高又杀了胡亥而立始皇帝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因赵高与项羽密谋降楚而王关中，计杀赵高，灭其三族。杨素文武兼备，多立战功，而逐步得到高位。杨广欲谋得太子之位，结交杨素。在杨素帮助下，使隋文帝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文帝死后，杨广顺理继承大宝，成为隋之二世皇帝即隋炀帝。杨素忠于隋，得以善终。但他死后，家族却被炀帝处死。赵高与杨素在出身、文化素养、忠于本朝、谋取高位及终结固不同，而在助胡亥、杨广谋位及身后事上有某些相似之处。
11、历世比较。秦始皇帝在帝位12年（前221—210年），以病终。二世在帝位3年（前209—207年），诛于赵高。子婴称秦王46天，属赵高所立。秦历共15年。隋文帝在位24年（公元581—604年），以病终。隋炀帝在位14年（605—618年），被宁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立炀帝弟的儿子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与农民起义军作战。此期间，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由太原向长安进军，十一月入长安，立炀帝孙杨侑为帝（隋恭帝），改元义宁元年。义宁二年（618年）炀帝死于江都，五月李渊废杨侑，自己称帝。隋共历年38年。相同的是均历三帝（王），不同的是，子婴称秦王，带有战国痕迹，恭帝等仍称帝，虽为傀儡，不废君主名号。
从以上比较可见，秦隋均短祚。其相同者均呈表象，而相异者实有内因。除了统治者搞得民不聊生，如在水火之外，还应有其历史的深部原因在，这是应该作进一步深究的。
三
历史上末代帝王失去国祚原因各不相同，但大都有共同的脉络：帝王骄悍，刚愎自用；用人不当，奸宄秉政；官员腐败，暴敛横征；刑徭无度，民不堪命；总之，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搞得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了，于是便有人站出来，以安民保国的口号，来推翻当时的王朝。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新的王朝，接受前朝教训，对人民作出让步，省刑薄赋，体恤民瘼；政治清明，发展生产；兼收并蓄，文化繁荣。这种情势下，一般在前几代王朝中都能显示出一些盛世来，维持数十年而不变。秦隋仅二世便退出历史舞台，其中除了胡亥无能，杨广淫虐外，似乎还有隐现在历史发展中的更深的原因在拨弄着这两朝的命运。否则，有些现象是不好用一般的表象的原因能讲的通的。比如说，始皇帝残暴而滥刑，劳役无度，民劳财伤，而继位之胡亥愚暗而荒淫，国削族灭，尚可强为之说。但隋文帝躬政亲民，素性节俭，重视文化，其死后，朝廷库存粮钱充盈，足可用五六十年。杨广文武兼备，“美姿仪，少敏慧”，“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兄弟之中，独著声绩”⑨；减刑罚，制《大业律》；工诗文，投进士科，广征天下才士，兴文化事业⑩；修运河以通南北，经济与文化，均可称道。其后期约在大业八年（612年）后征高丽，颇伤民力，但亦不致忽焉而卒灭。即如杨广不善，岂无善于广者赓其续？汉统中衰，乃有昭宣之中兴；即至赤眉绿林后之社稷倾覆，仍有刘秀东汉之继起。唐在安史乱后有“元和中兴”，及至到最后还有被称为“小贞观”的“大中之治”。秦隋何以如斯之速哉？
我们要探寻秦隋之速亡，除列举其表面原因之外，应注意历史的隐秘之手对秦隋王朝之拨弄。我们应该看到的一点是，秦隋俱处于历史上的转型时期这个特点，来探查其转型期的结构性障碍，导致其速亡之因。秦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时期的首当其冲者，是第一个王朝，所谓创始者难为功也。这是因为它们对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社会的因素，与旧社会的因素，认识不足，权衡不当，处置失措，便无从使社会中的政治、文化保持平衡，而使王朝之舟倾覆。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也曾有过。法国资产阶级在社会转型中，历经多次失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还是保留了象征性的王权，日本明治维新后下了天皇，俄国经历了1905的革命失败，到1917的胜利，等等，便说明了历史发展，是不能逾越的，企图超前，就会被历史隐秘之手所拨弄。
秦前是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制度已经到了末期，新的君主政治制度已经在战国各国中萌生。秦朝建立后，一刀切地废封建，行中央集权，而旧的封建思想在人们思想中仍占着重要地位。这从秦初议政时王绾提出的行封与李斯的行郡县的论争中便显示了高层的政见分歧。其后汉代的政论家也频频指出秦罢封建之弊11。以后项羽迎合旧势力，尽情封王，则全袭封建之制，亦遭败亡。刘邦建国，先封异姓王以为缓冲，又封同姓王以为枝辅。异姓王存在了二三十年，同姓王则逐步被削被废，以后至于只吃饭没事干的虚位。这一传统，一直传至清代。应该说，汉代在总结历史的时候，注意到或者说较好地解决了转型期的结构性障碍这一历史隐秘，才维持了汉代的长治久安。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其他措施，应该说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与转型时期的结构性调整有关。
隋代所继承的是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的二三百年的战乱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史家们对这一时期有许多精辟分析。1976年，姚大中在《南方的奋起，四百年转型过渡期文化》一书中，论证了从三～六世纪的史学、科学以及考古材料、社会学各方面与汉代的区别，直称这一时期为“转型过程期”12。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我是将西周和春秋时代称为是中国的‘封建时代’，这和西方中世纪所谓的封建制（Feudalism）不相同的”13。“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词纠缠之病”。14因此，他将魏晋南北朝称作“变相的封建势力”，意谓其与西周封建有相类处。他指出：“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已在战国、秦、汉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弟，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是变相的封建了”。在政权建设上，“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15在文化上，“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16
从以上来看，秦前的战国，隋前的魏晋南北朝，从表象上看，有极相似处，一是战乱，二是多元思想的激荡，三是都在酝酿着新的政治制度。战国的战乱，是贵族政治没落时期的互斗，多元思想是百家的争鸣，酝酿的新的政治方式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魏晋的战乱是君主制下的豪门世族及北方各民族的争权斗争，斗争的最后目的仍是建立一个集权的君主制度；多元思想则较战国更为复杂，既有儒道的张扬，又有释教的介入，还有士大夫及一些知识阶层的清淡高论，及民族思想；酝酿的新政治制度便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制度的新提升：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制及科举制。而战国及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都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然经济的规模及商品经济的程度，都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17。这些都说明，从经济基础来说，秦汉隋唐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有变化的是发达的程度，即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提高的程度有差别。
秦汉与隋唐在政治制度上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都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在集权的形式上却有极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制度上的革新和改革。这种革新和改革，在魏晋时便已出现。王仲荦指出，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到了隋唐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为隋唐王朝强盛的支柱。但这两种制度并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新生事物，而是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村社残余形态，所以到唐代中期这两种制度都先后消亡了18。这也是一种缓冲和妥协。
秦隋都是面对着新制度的产生时代。在新制度产生的新王朝，往往只能是一个为后一王朝打扫道路的力量，正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邓择生给陈公博说的，“是一个清道夫”，扫除道路让下一个王朝去走19。乱世之后的统一江山多不永。乱世意味着巨大的变化。统一王朝只能是变化后的试验品，不能适应变化后的新制度，所以短命，而继之者，总结其经验教训，加以补罅，始得稍延其祚，命寿长一些。秦隋之短祚，其历史社会根源在此。秦彻底废封建，立郡县，其弱点汉人早已言之，故其亡也，根源在始皇帝。一个王朝的灭亡，其粮源甚深，所谓“春日酿成秋日雨”20，顾颉刚在评清之洪杨发难时说：“有了清高宗，于是洪、杨发难。有了慈禧太后，于是孙中山成功革命。清的失国完全由于这一男一女”21。清高宗即乾隆，是被称为盛世之时矣，却种下了其后七八十年的乱源。秦始皇帝统一后，超前地实行郡县，废除封建，用暴力统一思想，种下了二世而亡的种子。隋虽继承了北朝的均田制、府兵制，并创设了科举制，文帝时可称盛世，有五六十年的府库积蓄，但是从东汉末形成的门阀士族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22他们拥权拥军，成为中央政府的离心势力。隋文帝、炀帝推行的科举制，给寒门俊杰一条进身之阶，也损害了世族的利益。隋文帝取得江山社稷，得力于关陇军事贵族，所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诏：“前代品爵，悉可依旧”23。隋炀帝被缢于江都，正是“一批不满隋炀帝重用南方籍人和南朝旧官，又被滞留南方不归的北人，拥载关陇军事贵胄宇文化及为主，以北归为号召，煽动家在关中的从驾骁果反叛”24，隘杀炀帝于江都宫西阁。
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胡亥之死，死在赵国旧贵族的后代赵高之手25；炀帝之死，死在武川系的关陇集团末世宇文化及之手，都是旧势力的代表人物26。前后相距千年时间，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这便是历史的手在起作用。
社会转型期在制度建设中充满着新与旧、保守与进步的矛盾和冲突。如何正确与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缓解这些冲突，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君主们便担负着这一任务。这时，便是显示君主的能力的时候。解决得好，新制度便饱含着新的生机，蓬勃地向前运行，政权便相对稳定；解决不好，旧制度的代表人物便会乘机而起，或取而代之，或造成新的短时期的混乱，产生另一位有能力的君主。这便是秦隋短命的历史原因。关键便是如何解决好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障碍。
当然，这也并不能排除秦的胡亥及隋之杨广个人的性格弱点和行为的失范。他们的性格弱点和行为的失范，影响了他们在转型期去正确地冷静地妥当地观察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并且有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有时甚至要作适当的妥协。这一点，胡亥做不到，因为他的愚暗和无知，使他只能在赵高的手掌上跳舞，然后换来一点满足个人的淫乐。这一点，杨广没有做到。原因在于他的骄横和过分的自信与刚愎。他得意于在统一中的巨大功劳，在统一后又穷兵征讨，特别是三次征高丽的劳民伤财，使他根本不想或想不到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秦、隋之旁都站着一个冷眼旁观并作着准备收拾残局的第三者，这便是刘邦、李渊。他们有思考矛盾和冲突的时间，也有一批高级参谋。他们在收拾了残局后，采取了缓和矛盾和冲突的办法，作一些暂时的妥协，于是其政权有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稳定。

①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序言》第5页。
②这时期，谈定于一的言论很多，《荀子·王制篇》“四海之内若一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谈到“天下恶手定”时说：“定于一。熟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吕氏春秋·谨听篇》明确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振乱篇》：“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③《魏书·官氏志》记，帝室七族：纥骨氏改为胡氏，普氏改为周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伊娄氏改为伊氏，丘敦氏改为丘氏等，皇室以外的，在太和二十年（496年）以前陆续改姓的计达100余姓，为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步鹿根氏改为步氏，库狄氏改为狄氏，等。
④《隋书·食货志》隋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所食不过一肉而已”。《高祖纪》云，文帝之风，使“上下化之，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所以“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⑤[明]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人瑞堂刊本。徐朔方在《前言》中引作者崇祯辛未（1631）自序“构《艳史》一编，盖即隋代炀帝事而详谱之云。”并说该书“根据《大业杂记》、《隋遗录》、《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诸书，很少虚构。”该书《凡例》中亦云：“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增一语，以滋世人之惑。”
⑥《史记·陈涉世家》。
⑦曾忄造 《类说》卷四。
⑧《旧唐书·杜伏威传》。
⑨《隋书·炀帝纪》及史臣曰。
⑩炀帝为扬州总管时，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17000余卷；在扬州，聚书至37万卷。
11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王“废王道而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汉书·诸侯王表》：秦“自任私智，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藩翼之卫。”同样意思在《汉书·地理志》中亦有表述。
12姚大中《四百年转型过渡期文化》，见韩复智主编《中国史论集》（中册），[台]茂昌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八十六年（1997）年版第1327～1367页。
13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转自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四，国主编译馆2005年1月版第1959、1969页。
14钱穆《中国社会演变》，同上第1889页。
15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6、393页。
1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1～152页。
17王钟荦在《隋唐五代史》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隋唐时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然，隋唐比之魏晋有了一定的发展”。前揭书第3页。黄今言在《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中分析了“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互补与矛盾后指出：“魏晋以后的经济结构并未有本质的变化，农民地主以及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仍然存在，其社会经济形态，没有发生转型。”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4页。
18同①，第3页。
19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0柳如是《金明池·咏塞柳》，转引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4页。
21顾颉刚《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22门第之制在东汉后逐渐形成，有所谓的“累世公卿”，如杨震之家为四世三公，袁安之家为四世五公，造成士族传袭势力，积久形成门第。这种士族地位是当时的察举制度造成的，以后便有魏的“九品中正”之法。
23《隋书·高祖纪》上。
24胡戟《胡戟文存》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赵高之乱秦，明人赵时春在《史论》中说赵高本赵公子，“欲亡秦久矣”。参《秦始皇帝评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26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境内）为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以来，西魏、北周、隋都是关陇集团中人。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来自武川镇的中下层军将。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在北魏时曾任武川镇司马。杨坚在六镇起义后入关，成为独孤信的部属，随宇文泰在关中作战，北周时官至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东汉以后的门第至元魏时有郡姓、国姓。郡姓为汉族，如山东之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韦、裴、柳、薛、杨、杜为首。国姓即鲜卑，代北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宝为首。门第生豪族，至杨坚、宇文化已至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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