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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奖得主谈科学：回到古希腊?（埃尔温·薛定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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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温·薛定谔-诺贝尔奖得主谈科学：回到古希腊?（埃尔温·薛定谔）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有两种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那些关注思想史的人为何会有追溯过往的强烈倾向：第一点与当今人类普遍进入的理智和情感时期有关；第二点则是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都处于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与它们正在蓬勃发展的子孙如工程学、实用化学（包括核化学）、医学技术和外科技术相反，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令人难堪。让我对这两点做简要说明，先从第一点谈起。
正如伯特兰·罗素最近明确指出的，宗教与科学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并非源于偶然情况，一般说来也并非源于某一方的敌意。这种互不信任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宗教运动的一个目的（如果不是主要任务的话）始终是要令人满意地理解人类所身处的令人不满和令人困惑的境况；是要封闭仅从经验获得的看法的令人不安的“开口”，从而增强人类的生活信心以及与生俱来的对其同伴的慈爱和同情——我相信，人的这些天性很容易被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所压倒。于是，为了满足未受教育的普通人的需要，必须使片段的、缺乏条理的世界图景变得圆融，能对物质世界的所有那些特性做出解释，这些特性要么在当时没有被真正理解，要么没有被未受教育的普通人所掌握。这种需要很少被忽视，原因很简单：进行解释的通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卓越的品质，乐于交往，对人类事务有更深入的洞察，对大众有劝诱能力，能够凭借富有启发的道德教诲而激起大众的热情。因此，除了那些非凡的品质，就其教养和学识而言，这些人往往非常普通。他们对物质宇宙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与听众的看法大体相同。无论如何，他们会认为，传播关于宇宙的最新消息与他们的目的毫不相关，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消息。
起初，这种情况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7世纪科学复兴之后，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一方面，宗教的教诲被编成法典并且日趋僵化，另一方面，科学大大改变（甚至损毁）了日常生活，侵扰了普通人的心灵，因此，宗教与科学的互不信任必定会加剧。这种不信任并非源于表面上导致它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无关细节，比如地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人是否是动物王国最新的后裔等等。这些争端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里的疑虑要根深蒂固得多。

如果我们宣称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这几乎无法公平地对待怀有这种忧虑的人。对社会危险和道德危险的担忧可能会出现，而且的确已经出现。当然这种担忧并非出自博学的人，而是出自那些自以为知道很多而实际上不甚了了的人。
在真诚地追求知识时，你往往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无知。真正的科学宁愿忍受无知，也不愿通过猜测来填补空隙；这与其说是因为对撒谎有良心上的顾虑，不如说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无论这种空隙如何令人烦恼，通过以假充真来填补它将会消除寻求可靠答案的强烈愿望。注意力有可能发生极大转移，以至于答案即使近在眼前也会被错过。科学家心中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自然倾向，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勇敢面对不明确的事物，将它视为进一步探索的动力和路标。这本身很容易使他与旨在构建完整图景的宗教目标发生冲突，除非能够谨慎地运用这两种对抗性的态度（对于其各自的目的都是正当的）。
这些空隙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一些没有充分根据的弱点。有时，乐于看到这些空隙的人会把它们看成一种解毒剂，以消除科学可能带来的恐惧，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因为他们担心科学通过“解释一切”会剥夺世界的形而上学意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权提出新的假说。初看起来，这一假说似乎牢牢地基于一些明显的事实。人们只是好奇，为什么他们能够发现这些事实并且轻而易举地对其做出解释，而别人却做不到。但这本身并不构成反驳，因为在做出真正的发现时，我们往往必须面对同样的情形。然而经过更进一步的考察，科学事业就会（在我所想到的情形中）暴露出它的特点，因为事实上，当人们在相当广泛的研究范围内明确提出一种可被接受的解释，而它与科学中已被普遍确立的可靠原理不一致时，人们或是假装视而不见，或是满不在乎地削弱那些原理的一般性；于是我们被告知，相信后者仅仅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会妨碍我们正确地解释所研究的现象。但一条普遍原理的创造性活力恰恰依赖于它的普遍性。一旦得不到支持，它就失去了全部力量，不再能够充当可靠的向导，因为每一次应用都有可能挑战它的有效性。为了达成如下怀疑，即这种废黜并非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其险恶目的，有人相当圆滑地宣称，应当请先前的科学退出这一领域，该领域乃是某种无法实际有效利用它的宗教思想体系的活动场所，因为它的真正范围远远超出了科学解释所能涵盖的任何事物。
我正在试图给出科学与宗教之间天然敌意的内在原因。以前，由此产生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进一步评论，而且也并非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无论多么可悲，它们仍然显示出共同的兴趣。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的）都知道，他们努力理解的毕竟是同样的对象——人及其世界。对形形色色的观点加以清理仍然很有必要。这个目标尚未达到。

在一部讨论物理学或生物学的论著中，即使是通俗性的，转向该主题的形而上学方面也会被认为不切题。一个科学家如果胆敢这样做，就很容易受到指责，不由得让人猜测它到底是为了冒犯科学，还是为了冒犯批评者所研究的形而上学分支。
以下情形着实令人遗憾：一方面，只有科学信息得到了认真对待；而另一方面，科学贯穿于人类的世俗活动中，科学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这些发现与以不同方式（通过纯粹思想或启示）获得的更高的洞见相左，那么当然必须放弃这些发现。我们遗憾地看到，人类是戴着眼罩，沿着带有分隔墙的、艰难曲折的两条不同小路朝着同一目标迈进的，而且并未竭尽全力去完整理解自然和人类处境，至少是没有令人宽慰地认识到我们研究工作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局面非常不幸和可悲，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毫无偏见地尽情运用全部的思维能力，那么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范围显然会更大。然而，如果我这里使用的隐喻确实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两群人在沿着两条道路前进，那么这种损失或许还能忍受。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并不能确定要走哪条路，他们遗憾而绝望地发现自己不得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换来换去。通常情况当然并不是这样：

常见的情况是，科学足以危及大众的宗教信仰，但并没有用其他任何东西取而代之。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荒唐的现象：受过科学训练的、极有能力的人却有一种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成熟的、萎缩的——哲学观点。
如果你生活得较为舒适和安全，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模式，而且你相信，由于必然的进步，它将传播开来成为普遍的模式，那么你似乎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也能活得很好；即使不是无限期，至少在你变得年老力衰、开始直面死亡之前，情况仍然如此。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早期迅速发展的物质进步似乎开创了一个和平、安全和进步的时代，但如今情况已经令人悲哀地改变了。许多人，事实上是整个人类，已经变得不再舒适和安全，遭受着过度的丧亲之痛，认为他们自己及其幸存下来的孩子的未来前景十分黯淡。人类能够幸存下来，更不用说人类的持续进步，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的痛苦、希望的破灭、即将来临的灾难，以及对世间统治者谨慎和诚实的不信任，很容易让人对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希望（无论是否能被严格证实）也会产生渴求，那就是把经验的“世界”或“生活”置于一种更重要的背景之中，即使这种背景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抛开这种隐喻不谈，我的观点是，古希腊人的哲学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们，因为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像他们那样高度发达的、清晰明确的知识体系和思辨体系，而且没有导致那种致命的分离，数个世纪以来，这种分离一直阻碍着我们，今天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当然，古希腊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期一样，他们也激烈地彼此争论，偶尔也会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未经许可便借用或诋毁他人的著作。不过，一个有学识的人会允许另一个有学识的人就任何主题发表任何观点。人们还同意，真正的主题本质上是一个，就它的任何一部分得出的重要结论通常会对几乎任何其他部分产生影响。那种将同一主题分成若干密不透风的小隔间的想法尚未产生。相反，一个人如果对这种相互联系视而不见，便很容易遭到谴责——比如早期原子论者缄口不言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普遍必然性所导致的伦理后果，他们无法解释原子的运动以及天界的运动最初是怎样产生的。
我可以作一种形象的描绘：可以设想，来自雅典学校的一位年轻学者假期访问阿布德拉(Abdera)时（要小心不被他的师傅知道），受到了睿智的、远道而来的、世界闻名的老先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接待。他向德谟克利特请教关于原子、地球形状、道德行为、神和灵魂不朽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老先生都没有回绝。你能想象今天的师生会有这样一种内容庞杂的交谈吗？不过很有可能，许多年轻人的头脑中会有各种类似的．——应当说是稀奇古怪的——疑问，他们愿意与信任的人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并非白手起家。虽然他们很少借鉴前几个世纪的知识，但他们的确复兴和延续了古代的科学和哲学。这一源泉历史悠久，恢宏壮观，令人敬畏，近代科学的奠基者可能先从中承袭下来那些预先形成的观念和无根据的假设，继而凭借自己的权威使之永存。如果古代流行的极为灵活和开明的精神得到延续，那么这些观点会继续被争论和修正。一种偏见，倘若表现为最初产生时的那种朴素的原始形式，则比后来容易沦为的那种复杂而僵化的教条更易察觉。科学的确是被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困住了，一些习惯似乎非常难以发现，而另一些则已经被发现。相对论废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或者说废除了绝对静止和绝对同时的概念，而且至少废黜了“力与物质”这一对由来已久的、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在几乎无限地拓展原子论时，量子理论陷入了危机，这场危机要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更为严重。总体而言，现代基础科学的当前危机表明，有必要对其最早的基础进行修正。

对一种间接的应用或利用进行回顾甚至是更重要的。这种应用或利用必须被认为极为重要。我们几乎全部的智性教育都来源于希腊人。要想从他们势不可挡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彻底认识这些来源。在这里，忽视过去不仅不可取，而且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你不必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大师的学说和著作，甚至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但你仍然处在他们权威的魔咒之下。他们的影响，不只是被古往今来继承他们观点的人所传递；我们的整个思考，思考所运用的逻辑范畴和语言模式（因此会受它们的控制）——所有这些绝非人工产物，而是基本上出自于古代的大思想家。事实上，我们必须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一流变过程，以免将成长和发展的结果误认为是原始的，将实为人工的东西误认为是自然的。

（以上摘自《自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标题系微信君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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